文丨古原
準備寫個各國系列吧。先從中國周邊國家寫起。
馬尼拉的尼諾·阿基諾國際機場，或許是理解菲律賓當代困境最直觀、最令人心碎的縮影。
每天，這裡的離境大廳都上演著無數場生離死別。
年輕的母親淚眼婆娑地告別蹣跚學步的孩子，將他們託付給年邁的父母；健壯的父親緊緊擁抱著家人，轉身踏上前往中東油田或遠洋貨輪的征途。
他們是菲律賓的“現代英雄”，是海外菲律賓勞工大軍的一員。
他們用自己的青春、汗水和家庭的完整，換來一筆筆匯款，支撐著這個國家的經濟。
這些匯款，是菲律賓經濟的生命線，卻也像一劑強效的嗎啡，掩蓋了國內經濟肌體的沉痾。
菲律賓海外勞工人數約為233萬人，佔總人數的1.9%。外勞匯款創歷史新高突破370億美元，佔該國GDP的8.5%。這些外勞人員為菲律賓國內經濟做出了巨大貢獻。
但是，這是痛苦的。
這其中接近六成是女人，她們往往在異國他鄉孤獨地為一個家庭服務，遠離自己的親人。
因為本國，沒有收入高的工作機會。
機場本身，陳舊、擁擠、混亂，時常被評為“世界最差機場”之一，與周邊新加坡樟宜機場、香港赤鱲角機場的光鮮亮麗形成刺眼對比。
這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悖論：一個以輸出人力為核心產業的國家，其國門卻如此衰敗不堪。
時光倒流回六十年前。
彼時的馬尼拉，是另一番景象。
作為亞洲的“東方之珠”，它曾是僅次於東京的亞洲第二大繁榮都市。
寬闊的林蔭大道上行駛著最新款的美國轎車，現代化的寫字樓拔地而起，來自世界各地的商賈雲集於此。
菲律賓擁有亞洲最早的航空公司、電視臺和一流的大學。
其人均GDP遠超它的鄰居——一個剛剛在戰火中獨立的韓國，以及貧窮落後的臺灣。
當時的菲律賓人，帶著一種理所當然的驕傲，自信地認為自己是亞洲的民主燈塔和經濟領袖。
如果按這個路徑發展下去，應該是全亞洲的人跑去菲律賓當外勞才是對的。
從“亞洲明星”到“亞洲病夫”，這中間究竟發生了什麼？有人說是政治精英的腐，但遠沒有這麼簡單，儘管腐敗是這個故事中一個重要的角色。
這更是一個關於“觀念”如何塑造一個國家命運的悲劇。
它關乎統治精英們一套善意卻致命的建國理念，也關乎普通民眾一種根深蒂固、被歷史反覆強化的對經濟的誤讀。
一）菲律賓人優先
1946年7月4日，菲律賓在美國的“恩准”下正式獨立。
這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時刻。
作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菲律賓的精英階層繼承了一套美式的民主制度框架、一套完整的法律體系，以及對西方文明的熟悉感。
他們自視為亞洲的例外，是東西方文明的橋樑。
他們的目標，是建立一個真正獨立、富強、由菲律賓人自己當家作主的國家。
這個崇高的目標，很快就轉化為一套具體的經濟思想，即“進口替代工業化”和“菲律賓人優先”政策。
川普現在才搞這一套，這算什麼？人家菲律賓早就搞了。
在當時的總統卡洛斯·加西亞等領導人看來，這麼搞那是天經地義、無可辯駁的愛國主義。
讓我們嘗試站在加西亞總統的視角。
他看到的是一個怎樣的菲律賓？一個在經濟上仍然嚴重依附於前殖民宗主國美國的國家。
經濟命脈掌握在少數西班牙裔和華裔的大家族手中，以及強大的美國跨國公司手中。
菲律賓的出口，是蔗糖、椰幹、蕉麻等少數幾種農產品，價格受國際市場波動影響巨大。
而國家需要的工業製成品，從汽車到牙膏，幾乎全部依賴進口。
在加西亞和他的同僚們看來，這是一種“新殖民主義”的枷鎖。
一個國家如果不能生產自己所需要的東西，何談真正的獨立？
因此，他們的藥方是：透過設定高額關稅和嚴格的進口配額，來限制外國商品的湧入；同時，為本國企業家提供低息貸款、稅收優惠和外匯管制的特權，鼓勵他們建立自己的工廠，生產“菲律賓製造”的商品，以替代進口貨。
這個“菲律賓人優先”的口號，在民眾中引起了巨大的共鳴。
一位名叫埃內斯托的馬尼拉大學歷史系教授，他從小接受的教育，充滿了對西班牙三百年殖民和美國五十年統治的反思。
他看到“菲律賓人優先”政策時，內心湧起的是一股民族自豪感。
他認為，這終於是在糾正歷史的錯誤，是菲律賓人奪回自己經濟主權的偉大斗爭。
當他在商店裡看到一雙本地生產的“Ang Tibay”牌皮鞋時，即使它的質量不如美國的“Florsheim”，價格也不便宜，他仍會毫不猶豫地購買。
因為這對他來說，不僅僅是一次消費，更是一次愛國行動的投票。
在政策實施的最初幾年，效果似乎立竿見影。
馬尼拉周邊湧現出許多新的工廠，生產紡織品、食品、家電和藥品。
一個新興的“民族工業家”階層開始形成。
國家的GDP資料看起來相當不錯。
然而，在這片繁榮的表象之下，致命的毒素已經開始侵蝕經濟的肌體。
從經濟自由的視角看，“進口替代”是一條通往停滯的死路。
它創造了“溫室裡的花朵” 。
受到高牆保護的本國企業，沒有任何動力去提高效率、改進技術或降低成本，因為它們根本沒有來自國外的競爭對手。
它們生產出來的產品，往往質次價高，最終買單的是菲律賓的普通消費者。
埃內斯托教授的愛國情懷，實際上是以犧牲自己的生活品質為代價的。
為了保護少數工業家的利益，整個國家的農業部門遭到了懲罰。
農民們辛辛苦苦生產的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很有競爭力，但他們換回的外匯，卻被政府管制，優先分配給那些需要進口機器和原材料的“民族工業家” 。
同時，他們還要被迫購買國內生產的昂貴的農具和化肥。
最重要的是，“進口替代”為後來的“裙帶經濟”鋪平了道路。
誰能獲得寶貴的進口許可證？誰能拿到政府的低息貸款？誰能被認定為需要保護的“民族產業”？決定權掌握在政府官員的手中。
這不可避免地導致了權錢交易和腐敗。
那些與政客關係密切的商人，成為了最大的受益者。
他們不是在市場上透過競爭贏得財富，而是透過在馬拉坎南宮的走廊裡遊說獲得特權。
因此，在獨立後的第一個二十年裡，菲律賓建立的，並非一個充滿活力的自由市場經濟，而是一個由政治權力主導的、封閉的、低效的“特權經濟” 。
精英階層的觀念——將愛國主義等同於經濟保護主義——與民眾的觀念——支援國貨、警惕外資——完美契合，共同將國家引上了一條看似正確，實則充滿陷阱的道路。
這個基礎，為一位即將登上歷史舞臺的強人，準備好了完美的表演場地。
二）馬科斯的“新社會”
1965年，費迪南德·馬科斯當選為菲律賓總統。
他年輕、英俊、口才出眾，是一位在二戰中聲名顯赫的“英雄” 。
他向菲律賓人民承諾，要讓這個國家“再次偉大”。
熟悉不熟悉？這不就是MAGA嗎？
馬科斯的視角，是典型的“強人視角” 。
他看到的是一個充滿政治紛爭、寡頭橫行、效率低下的“舊社會” 。
他認為，美式民主在菲律賓水土不服，它只會導致無休止的內耗和癱瘓。
要實現國家的現代化，就必須有一個強大的中央權威，一個能夠超越黨派和家族利益的“發展型獨裁者”，就像他自己。
1972年，馬科斯宣佈戒嚴，建立了他所謂的“新社會”。
他關閉了國會，逮捕了反對派領袖，控制了媒體。
在他自己看來，這不是為了個人獨裁，而是為了掃除發展的障礙，進行一場徹底的社會革命。
他的口號是“紀律、秩序、發展” 。
在經濟上，馬科斯並沒有拋棄“進口替代”和“菲律賓人優先”的舊模式，而是將其推向了極致。
他不再滿足於讓政府“引導”經濟，而是要讓政府“擁有”經濟。
他將這種模式稱為“國家資本主義”或“裙帶資本主義”的頂峰。
他的做法是，挑選自己的親信、朋友和家人（即“裙帶”），讓他們以國家的名義，壟斷整個國家的關鍵經濟部門。
他的密友羅伯託·貝尼迪克託控制了製糖業，另一位密友愛德華多·“丹丁”·科壟斷了椰子產業。
建築、航運、媒體、銀行……幾乎所有能賺錢的行業，都被馬科斯家族和其裙帶們瓜分。
在馬科斯看來，這是一種高效的“國家隊”模式。
他或許會辯稱，與其讓成百上千個小企業無序競爭，不如集中資源，扶持幾個“國家冠軍”，由他親自指揮，去完成宏大的國家建設計劃。
他確實也大興土木，修建了大量的公路、橋樑、醫院和宏偉的文化中心。
這些專案，在初期為他贏得了不少民眾的支援。
在戒嚴初期，不少民眾會覺得生活變好了。
街頭的犯罪減少了，交通秩序井然，還有了新修的高速公路。
他們可能會覺得，馬科斯總統的“鐵腕”正是菲律賓所需要的。
然而，這種裙帶壟斷的真實後果是災難性的。
讓我們看看內格羅斯島的一位蔗農巴勃羅。
在馬科斯之前，他可以將甘蔗賣給多家糖廠，價格由市場競爭決定。
但在貝尼迪克託的壟斷下，他只有一個買家——國家糖業貿易公司。
這家公司以極低的價格強制收購他的甘蔗，然後在國際市場上高價賣出，鉅額的差價流入了貝尼迪克託和馬科斯家族的口袋。
巴勃羅和成千上萬的蔗農，一夜之間從自給自足的農民，變成了赤貧的農奴。
三）勞動法災難
正是在馬科斯時代，菲律賓的勞動法被系統化，併成為了一個影響至今的關鍵變數。
1974年，馬科斯頒佈了《菲律賓勞動法典》。
從他的統治者視角來看，這部法典是一項傑作，一舉多得。
這是一項強大的政治宣傳工具。
法典賦予了工人一系列在當時亞洲堪稱最慷慨的“權利”：嚴格的“僱傭保障”，使得解僱一名正式員工變得極其困難和昂貴；強制性的“第十三個月工資”；以及各種複雜的假期和福利規定。
馬科斯可以藉此向世人宣稱，他的“新社會”是“保護”勞工、實現社會正義的社會。
這為他的統治披上了一層溫情的外衣，也有效地安撫和收編了城市的工會組織。
然而，這部以“社會正義”為名的法典，從經濟自由的視角看，卻對菲律T賓的長期發展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
其核心問題，就在於“僱傭保障”條款。
一位名叫瑪麗亞的服裝廠女老闆，她的小工廠有50名工人，接到了一筆來自美國的加急訂單，需要額外僱傭30名工人，為期六個月。
然而，根據勞動法，一旦這些工人成為正式員工，除非他們犯有法典中列出的嚴重過錯，否則她幾乎無法在訂單完成後解僱他們。
即使企業虧損，裁員也需要支付高昂的遣散費，並面臨複雜的法律訴訟。
面對如此巨大的風險和成本，瑪麗亞會怎麼做？她不敢僱傭新的正式員工。
她可能會選擇讓現有工人瘋狂加班，或者，更可能的是，透過中介僱傭“合同工”。
這些合同工每五個月續簽一次合同（為了規避法律規定的六個月轉正的期限），他們享受不到任何正式員工的福利，工資更低，工作也極不穩定。
這部旨在保護工人的法律，最終催生了一個巨大的、缺乏保障的“非正式”勞動力市場。
它將勞動力市場割裂成兩個世界：一小部分在政府或大企業擁有穩定工作的“局內人”，他們受到法律的過度保護；以及絕大多數在小企業、服務業或作為合同工掙扎的“局外人”，他們承受了所有的市場風險。
更糟糕的是，這種僵化的勞動法，極大地抑制了投資，尤其是能創造大量就業的製造業投資。
當外國投資者考察設廠地點時，他們會比較越南、泰國和菲律賓 。
他們會發現，在菲律賓，勞動力成本不僅是工資，還包括了背後沉重的、不確定的法律風險。
於是，他們將工廠設在了別處。
瑪麗亞的工廠，也因為難以靈活調整勞動力規模，而失去了競爭力，最終可能倒閉。
民眾對此的理解，再次陷入了觀念的陷阱。
當他們看到“合同工”現象氾濫時，他們的第一反應不是去質疑那部製造了問題的勞動法本身，而是去譴責企業家的“貪婪”和“剝削” 。
工會和左翼團體年復一年地要求政府“終結合同工制度”，加強“僱傭保障” 。
你到網上看一下，罵中國派遣工模式的，也多如牛毛啊。
民眾們不知道，勞工管制越嚴格，地下黑工（或派遣工，非正式用工）就越多。
政客們為了選票，也樂於擺出“為民請命”的姿態。
於是，法律變得越來越僵化，問題也越來越嚴重，形成了一個惡性迴圈。
在馬科斯的二十年裡，裙帶壟斷掏空了國家的產業基礎，而僵化的勞動法，則鎖死了國家創造就業的能力。
當1983年反對派領袖尼諾·阿基諾在馬尼拉機場的停機坪上被暗殺，引爆了積蓄已久的民怨時，菲律賓的經濟已經是一個外強中乾的空殼。
1986年的“人民力量革命”，推翻了馬科斯，舉世歡騰。
人們以為，黎明終將到來。
四）繼續迷失
1986年的革命，是菲律賓人最引以為傲的時刻。
數百萬民眾走上街頭，以非暴力的方式，推翻了一個獨裁政權。
然而，革命的激情退去後，留下的卻是沉重的現實。
新上任的科拉松·阿基諾（被暗殺的尼諾·阿基諾的遺孀）政府，面臨著一個爛攤子。
從統治者的視角看，她的首要任務是政治重建，而非經濟革命。
她的政府致力於恢復民主制度，清算馬科斯的餘毒，並起草一部新的憲法。
1987年憲法，正是這個“後馬科斯時代”觀念的集中體現。
它被視為一部“人民的憲法”，旨在防止馬科斯這種人重現，，保護國家主權不受侵犯。
然而，這部充滿了良好意願的憲法，卻將許多在馬科斯時代之前就已經存在的、阻礙經濟發展的錯誤觀念，以國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永久地固定了下來。
讓我們看看這部法律的起草者們，他們大多是律師、學者和反馬科斯鬥士。
他們深受民族主義和對馬科斯時代“外國資本”與獨裁者勾結的創傷記憶影響。
因此，他們在憲法中寫入了嚴格限制外國投資的條款，最著名的就是“60/40”規則，即在許多關鍵行業（如公共事業、自然資源開發等），外資持股比例不得超過40% 。
在他們看來，這是在保護菲律賓的“民族資產”，防止國家經濟命脈再次落入外國人之手。
這是一種愛國的防禦姿態。
但從經濟自由的視角看，這是在向全世界的資本關上了大門。
一個缺乏資本和技術的國家，卻用法律來限制資本和技術的流入，這無異於自斷經脈。
想一想，為什麼菲律賓的電信服務和網際網路速度，長期以來在亞洲都排名墊底且價格高昂？因為這個行業被少數幾家本地寡頭壟斷，而憲法限制了更有實力的外國競爭者進入。
同樣，這部憲法也全盤繼承並強化了馬科斯時代勞動法中的“社會正義”條款。
廢除馬科斯的獨裁是革命的目標，但廢除他那部“保護勞工”的法典，在政治上是不可想象的。
任何試圖提出修改勞動法，使其更靈活、更有利於創造就業的政治家，都會立刻被貼上“反勞工”、“大資本家走狗”的標籤。
於是，在後馬科斯時代，菲律賓陷入了一個奇異的困境。
政治上，它擁有了亞洲最活躍的民主之一，媒體自由，選舉頻繁。
但經濟上，它卻被一部充滿保護主義和干預主義思想的憲法，以及一部僵化的勞動法死死捆住。
歷屆政府，從拉莫斯的有限開放，到埃斯特拉達的民粹主義，再到阿羅約的爭議纏身，都未能或不敢觸碰這些根本性的制度枷鎖。
民眾的觀念，也在這三十多年裡被固化了。
大量的普通人不得不成為臨時工，每五個月就要為下一份合同而焦慮。
這些人看到富人區的燈紅酒綠，看到政客們在電視上誇誇其談，感到的是憤怒和無力。
他們會將自己的困境歸咎於什麼？他會聽從工會領袖和民粹政客的宣傳：是“貪婪的資本家”在搞合同制，是“外國勢力”在剝削菲律賓，是政府“腐敗無能” 。
他會支援那些承諾給他更高工資、更多福利、更強僱傭保障的候選人。
他無法理解，正是這些看似美好的承諾，這些被寫入法律的“保護”，最終導致了勞動力市場的僵化，讓他連一份穩定的工作都找不到。
他看不到，如果瑪麗亞的服裝廠能夠更容易地根據訂單來僱傭和解僱工人，她可能會僱傭一百名正式員工，而不是五十名加班的工人和三十名合同工。
這種民眾觀念與統治精英（為保住選票而迎合民粹）的合謀，形成了一個無法打破的“低增長陷阱” 。
缺乏投資，導致高質量的就業崗位稀缺。
年輕人看不到希望，最優的選擇就是成為外勞，去國外尋找國內無法提供的機會。
而他們寄回的匯款，又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國內的社會矛盾，使得進行痛苦的結構性改革的緊迫性降低。
整個國家，就這樣依賴著“英雄”們的匯款，勉強維持著運轉，日復一日。
五）觀念決定一切
菲律賓的故事，是一部令人扼腕的“觀念悲劇史” 。
它幾乎在每一個歷史的十字路口，都做出了錯誤的選擇，而每一次選擇的背後，都有著看似崇高的理由。
從統治者的角度看：獨立初期的精英，出於“愛國主義”，選擇了封閉的“進口替代”模式，埋下了特權經濟的種子。
馬科斯，出於建立一個“偉大強國”的野心，將特權經濟發展為赤裸裸的裙帶壟斷，並用一部看似進步的勞動法來收買人心和實現社會控制。
後馬科斯時代的領袖們，出於對獨裁和外國控制的恐懼，用一部憲法將保護主義和僵化的勞工制度神聖化，鎖死了經濟的活力。
他們將“愛國”等同於排外，支援了保護主義，最終卻為此付出了高物價和低品質的生活。
他們將“社會正義”等同於絕對的僱傭保障，支援了僵化的勞動法，最終卻導致了就業機會的流失和“合同工”的泛濫。
他們將貧困的根源簡單地歸結為個人的“貪婪”和“腐敗”，而看不到背後制度性的、由錯誤觀念導致的結構性問題。
這使得他們極易被民粹主義的口號所吸引，一次又一次地投票支援那些延續舊有問題，而非解決問題的政策。
而這種缺失的根源，則在於整個國家，從上到下，被一套根深蒂固的、反市場的“觀念”所俘獲。
今天，當人們在馬尼拉擁堵的街道上抱怨，在陳舊的機場裡送別親人時，他們或許應該思考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他們所堅信不疑的那些關於國家、關於正義、關於經濟的“常識”，是否本身就是我們痛苦的根源？
改變一個國家的命運，最終要從改變觀念開始。
這需要有遠見和勇氣的輿論領袖，敢於向民眾解釋痛苦的真相，推動艱難的改革。
更需要民眾的覺醒，去重新審視那些被奉為圭臬的“愛國”口號和“正義”法條，理解自由市場和競爭才是創造繁榮與機會的真正引擎。
在馬尼拉的黃昏中，這個群島國家依然在觀念的十字路口徘徊。
它曾經擁有亞洲最光明的黎明，卻一次次迷失了方向。
它的未來，取決於它是否能從這漫長的黃昏中汲取教訓，勇敢地擁抱那些曾被自己長期遺棄的、關於自由的真正智慧。
否則，尼諾·阿基諾機場的離別悲劇，將永無止境地輪迴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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