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加爾文是上主所使用的器皿，其鉅著《基督教要義》奠定了整個加爾文宗的教義神學根基。他也是一位爭議人物，人對他也是眾說紛紜。有人說他乃是時代中的一位先知，有人說他乃是發明邪惡的雙重預定論的惡人，也有人說他是美國的精神之父，更有人說他是萬惡的惡魔，將人燒在火刑柱之上…許多看法，許多觀點，不一而足。但足以說明他是一個讀教會歷史繞不開的人物，甚至是讀世界歷史繞不開的人物。此篇是一篇短篇，因加爾文相關史料、傳記、神學、釋經作品留存甚多，短短一篇無法很完整的介紹加爾文，只記錄了大致的人生關鍵時刻點。
出生與成長
加爾文在1509年7月10日出生於法國的諾陽（Noyon）。此城位於巴黎東北60公里，是一座老城。在公元500年時，便有一位主教在此。768年，法蘭克國王查理曼大帝也在此加冕。
如此說來，此城還頗有一些名望。在當時天主教盛行時期，信仰已經淪為利益的工具。城內羅馬教會的各教階領袖都忙著斂財和注重自己的勢力範圍，絲毫不去顧念上主之羊群需要。實則乃是轄制羊群，而非做群羊之榜樣。
加爾文甚少提及童年經歷，但在他記憶中還存有一次與母親去朝聖之經歷：
母親帶他走了兩個小時到河谷裡的一個地方去瞻仰聖安娜的聖髑。母親讓他輕吻那裝骨頭的匣子，周圍一一片虔誠的面龐和眼神。注：
聖安娜，為教會傳統中記載的耶穌外婆。 聖髑，為羅馬和東方教會被教會封聖之人的遺骨。
小加爾文從小就生長在羅馬教會如此的環境下，教堂裡充滿了遺物，信徒處於迷信的狀態，很少有人明白聖言的教導，充滿恩惠的信仰變成了可悲的迷信之舉。而許多羊群的牧人根本連僱工都算不上，只可算為收刮民脂民膏的惡人。
加爾文的父親是諾陽的有名人物，曾是該地區主教的法律顧問兼秘書，又是諾陽的財務檢察官。他以自己特殊的身份為加爾文爭取到了天主教的俸祿。
加爾文從小就憧憬長大擔任羅馬教會的神父。
拉丁文的根基
加爾文到了巴黎後，先在馬爾什學院學習，雖然他在該學院待了3年時間，卻成為了上主訓練他的第一步，也是至關重要的一步：習得了拉丁文的良好基礎。（注：在加爾文的整個服侍生涯中，最為重要的工作就是寫就了《基督教要義》，而初版的要義就是以拉丁文寫成。）
在學院裡，他碰上了自己的伯樂，就是馬杜林柯迪雅，他不僅在拉丁文的根基上對加爾文有建造，更在生命敬虔方面對加爾文有所指引。（及至當日內瓦大學建立，加爾文還邀請自己的老師去學校任教。）
蒙太古學院
後加爾文從馬爾什學院轉到了蒙太古學院，此學院在巴黎很有名，有名是在於其古老、昏暗和骯髒。有一些學者也在蒙太古上過學，如編輯希臘文接納抄本第一版的伊拉斯謨。他曾說：
你不知道我在那兒吃過多少個臭雞蛋。
法國大文豪拉伯雷更稱：
男孩們的黑布袍上、宿舍的牆上成堆的蝨子為蒙太古的“小黑俠”。
為何會這樣？因為蒙太古學院是一個類似修院的學院，以修院的受苦準則來治學。
加爾文在這樣的學習環境中，還勤奮努力的學習拉丁經典作品、邏輯學、教父作品（特別是奧古斯丁和阿奎那）。
不僅是要學習課程，還需要閱讀中古時期的靈性經典作品，如《虔誠的秘訣》和《效法基督》。
在18歲（一說為19歲），加爾文便取得了碩士學位。那時他已經有胃病和頭痛的病，一副清瘦的學者形象。
而那時的法國，已經有許多的路德作品流入，蒙太古學院雖然古老，裡頭的學生仍然不可避免的接觸到了路德的作品。
這時的加爾文雖然對改革者報以某種同情，但很明顯的，從信仰角度，他還是偏向於站在羅馬這一邊。
他本有意繼續攻讀神學。但因為父親與家鄉的神職人員爭吵，不滿羅馬教會，在怒氣之中讓加爾文離開巴黎到奧爾良學習法律。
奧爾良大學
到了奧爾良大學，加爾文開始選修法律。父親做法的目的可能是想兒子以後做律師能夠有更豐厚的收入，而他如此的接受可能是為了孝敬父母。
當加爾文更多聽聞教廷腐敗之事，幾乎無可救藥。羅馬神學體系中的迷信色彩也是濃厚到了褻瀆上主的地步。他慢慢的也在遠離羅馬神學體系。
在奧爾良大學，老鄉奧利弗丹和加爾文有著良好的關係。在巴黎，奧利弗丹已經接受了更正教的信仰，也是他開始帶領加爾文成為更正派的信徒的。
老鄉在奧爾良大學學習的目的非常明確：攻讀希伯來文和希臘文，為了能夠將聖言翻譯為法文，從而打破武加大譯本對歐洲的壟斷。
奧利弗丹多年的心願並沒有落空，他所翻譯的法文聖經終於在1535年出版；加爾文親自用拉丁文為新版的法文聖經寫了前言。在前言裡，加爾文毫不隱瞞地見證說，是奧利弗丹把福音的基本真理介紹給他。加爾文在前言中完全站在被迫害的福音派這一邊。
奧利弗丹後來逃避羅馬的迫害，加入了路德宗。而進一步帶領加爾文認識基要所信之理的人，名叫梅爾喬·沃瑪。
沃瑪是一位希臘文教授，他接受了因信稱義的教訓，並開始大力的宣揚。後從巴黎逃至奧爾良，私下教導幾位學生學習希臘文，加爾文則也在他這裡補習希臘文。
1529年的春天，沃瑪和加爾文偶遇在伯哲大學，沃瑪抓住了向加爾文仔細傳講的機會。
這好像奧利弗丹撒了種子，沃瑪澆灌了種子，但只有上主自己才能叫種子生長髮芽。
加爾文具體轉信的時間點很難確認，但是在他的《詩篇註釋》前言中，可以看到這種轉變的記錄：
有一件事我知道，從前我是瞎眼的，如今能夠看見了。先前我非常固執，耽溺於天主教的種種迷信，根本不容易從那迷信的泥淖中掙脫出來。但是，在突然之間，
上主轉變了我，征服了我剛硬的心，使我成為他手中一塊可以被塑造的材料。
逃離巴黎
1531年6月，加爾文從老家諾陽到了巴黎。他原想在巴黎潛心修讀希臘文與希伯來文，為自己研讀聖言打好基礎。他也繼續的閱讀奧古斯丁的一些作品。（注：加爾文是一位明顯具有學者氣息的牧者，如果上主不對他有如此的呼召，他是那種願意在鄉野潛心修學之人。）
他有一位知交尼古拉斯·柯伯，正擔任巴黎大學的校長。
在1522年11月1日，柯伯在開學典禮上發言，整個發言的內容是強調更正教立場的信仰，反對攻擊羅馬的。
這刺激到了法國的羅馬教會，因為法國可是天主教的老巢。羅馬馬上採取行動，要求法國國會彈劾柯伯，並以異端罪的罪名逮捕柯伯。
並且羅馬推斷此講稿應該不是柯伯所寫，而是其好友加爾文所寫（柯伯原為醫生，可能無法寫出這類文字）。還好加爾文提早收到訊息迅速逃離巴黎。
至1534年，加爾文正式放棄了諾陽的天主教俸祿，與羅馬一刀兩斷。
加爾文生性害羞懦弱，他願意隨從改教運動，但肯定不願意做公開的領袖。但上主已然從學生階段就開始訓練他承擔這一重大功用。
《要義》出版
1534年10月8日，在巴黎的許多地方都張貼了反對羅馬彌撒的告示，張貼人是安東尼·馬考特。他抨擊的乃是羅馬完全弄反了聖餐的意義。
法國皇帝法蘭西斯一世開始大量的逮捕更正派信徒，更是在火刑柱上燒死了許多人。
加爾文的一位好友也活活被執行火刑。那時他已經逃到了瑞士的巴塞爾。在這樣的情形下，加爾文有意要儘快出版《基督教要義》。
他更是剛強的把此書獻給了法國國王弗蘭西斯一世，以書信式的前言將書呈給國王。
首至日內瓦
在《要義》發行之際，加爾文已經在朋友的陪同下到了義大利的弗拉拉，想庇護於一位更正派的貴族婦人。但因為其丈夫受到教皇的影響，決定驅逐一些投靠其妻子的更正教人士。加爾文被迫繞道日內瓦回法國。
就在這一日的繞道期間，法國的改教家法雷爾打聽到加爾文在日內瓦，就決心去加爾文住處拜會。
法雷爾想請加爾文留在日內瓦一起同工，起初加爾文是拒絕的，他還是想著要去退隱學習。後法雷爾甚至咒詛加爾文，因為加爾文想著自己過安生的研究日子，卻不看到日內瓦里上主之工作的需要。就如他在《詩篇註釋》前言中所記：
他看到他用請求的方法無法挽留我；看到我在這樣緊急的需要下，我仍立意他往；看到我拒絕在日內瓦提供幫助；他就發出咒詛，說他是為了神的喜悅，才咒詛我，說我不該偷安去法國潛心研究。他的話語令我震撼，令我畏懼，我於是把原定的行程擱置。
日內瓦的地位非常特別，他是一個獨立城市。在1537年，大約有1萬人居住。法雷爾已經在日內瓦做了初始的改革工作。
加爾文在日內瓦的生活開始並不習慣，因為他是一位學者，從事的是學術研究，沒有任何牧養教會的經驗，尤其是在這種信仰的亂世，更是無從下手。
不過，雖然有先天的不足，他在日內瓦的地位越來越顯明出來。
在1536年10月，羅馬教會與加爾文宗有一次神學的辯論，加爾文以豐富的聖經學識把羅馬教會的人士辯駁的啞口無言。也正是這次辯論，加爾文正式成為日內瓦教會的牧師。
也因為要維護聖餐的神聖性，加爾文他發展出了以長老為核心的教會建制，後稱呼為長老制。在日內瓦，起初還是出於政教聯合的狀態，政府直接指派教會的長老。
後來也是因為日內瓦人不接受法雷爾和加爾文所提為表白信仰的人不能領受聖餐，最後議會與加爾文、法雷爾等日內瓦同工完全分道揚鑣。
加爾文被逐出日內瓦。聽到驅逐令時，加爾文說：
如果我們在服事人，這實在是項惡劣的回報；但是我們所服事的，是宇宙間的主宰，祂一定會賞賜我們。
流亡生活
加爾文被逐出日內瓦後，有些恍惚於自己在日內瓦所作的，信心有些動搖。
不過在斯特拉斯堡的改革領袖馬丁·布舍，在加爾文還在日內瓦時，就去信加爾文說：
假若你一時找不到一個更合適你事奉的地方，我們在斯特拉斯堡正提供你這個機會，此時此刻，我們做出決定，你必須到我們這裡來。
布舍甚至用約拿的例子來對加爾文說話，加爾文每次聽聞這類的話語就會驚恐。他決定前往斯特拉斯堡。
1538年9月，加爾文開始定居在斯特拉斯堡。
在此期間，他開始冷靜的審視德國的改革工作，那裡國家仍然控制著教會，這不是他想要的國家與教會的關係。而在被逐出日內瓦的事上，議會對教會的控制力仍然在那裡，日內瓦的模式也不是加爾文想要的。
他在構思自己認為對的國家與教會的相處模式。布舍的教會建制的模式也深深的影響了加爾文。
他在斯特拉斯堡，從布捨身上學習到許多的功課。
當然，加爾文的整個思想也受到了布舍許多影響，特別是對預定論的堅持。這在加爾文的初版《要義》中是顯而易見的。
加爾文也開始在斯特拉斯堡進行聖言的解釋工作，從羅馬書開始，基本註釋了整本的聖言（除《啟示錄》），這也是加爾文留下的財富之一。
（筆者雖不是加爾文主義者，對雙重預定論更是堅決反對，也反對鬱金香五要點的加爾文式解讀。但加爾文的這些文字工作成果還是值得一讀。當然筆者建議讀者自己先行閱讀聖言，正如唯獨聖言的信仰原則所指示的。）
再回日內瓦
在法雷爾和加爾文被逐出日內瓦後，此城動盪不安。在一系列的爭鬥之後，權力出現了真空。日內瓦人要邀請法雷爾和加爾文回到日內瓦。
加爾文此時在斯特拉斯堡服侍，根本無心回到日內瓦。而法雷爾則不放過加爾文，又以曾經對加爾文使用的方法來使加爾文來到日內瓦。
加爾文最為害怕的就是上主的責罰和咒詛，他最終還是再一次來到了日內瓦。
1541年9月，日內瓦以非常隆重的歡迎儀式迎回了加爾文。
這次在日內瓦，加爾文開始實踐其在斯特拉斯堡構建的政教相處模式。
加爾文已經不再是那位缺少經驗、莽撞、衝動的少年，而是一位成熟的管理人員。他制定和採用了《聖會律例》，將布舍在斯特拉斯堡的整個教會建制推行在日內瓦。
當時日內瓦的最高權力結構是議會中選出的24名成員組成的小議會，誰控制了這個小議會，誰就有控制日內瓦的權利。
加爾文此時並無實權，但靈性的權柄與影響力在日內瓦是與日俱增。
日內瓦有一些人仍然希望過犯罪生活，但又希望可以領受聖餐，這就挑戰了加爾文的權柄。其中一位叫做白錫裡。
白氏將恢復聖餐的上訴書提交了小議會，而不是宗教法庭，小議會判決白氏具有領受聖餐的權利。
這事是一個關鍵事件，若加爾文屈服於小議會的屈枉，他肯定無法在日內瓦繼續改革。最後在1553年9月3日，這個主日上，加爾文明確表達：
我寧可被殺害，也不會將神的聖物遞給被譴責為蔑視主的人。
那一次白氏不敢在教堂露面。
但是議會仍然決定是否禁止聖餐的權利應該在小議會。加爾文面臨一次重大的挫敗，他想離開日內瓦。
後來乃是因為議會的人員結構發生變化，多數人是支援加爾文的，才使得改革能夠繼續。
加爾文後來的改革也會遭遇一些的阻力，但這些阻力已經不成氣候。加爾文當之無愧的成為日內瓦的核心權柄人物。
（注：加爾文在日內瓦的改革是相當具有時代性的，因為那時的歐洲幾乎都是基督教國家，國家和教會之間的關係非常複雜。所以日內瓦的改革也必須面對這個問題。加爾文是否要建立一個神權共和國？以前筆者是有如此認為的，但是現在想來還是具有一定的時代性。因為他改革的是一個城市，而不能像重洗派那樣不懼特別地理區域內的複雜度。當然實際上，聖經所講的政權與教權分離才是解決此問題的正確途徑。）
（本篇也略過了塞爾維特火刑事件，筆者對日內瓦教牧團對此人的處理，還是理解為有時代性特徵，並且實際上就史料顯示，彼時日內瓦小議會更具實權處理。不可看加爾文為“暴君”。當然，加爾文是需要對此付自己的那份責任。）
晚年與離世
加爾文在上學期間就有了胃病和頭痛的病，在一系列的勞苦服侍後，他的身體狀況可謂是百病叢生。
在生病期間，他還要趁別人睡覺之時，偷偷起來撰寫他的作品。
1564年4月28日，他把一起工作的夥伴們叫到床邊，說：
我有許多失敗軟弱，是你們多年來曾忍受的。具體地說，我所作的，實際上毫無價值。我重複地說，我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人。但有一件我必須強調的，我雖然不滿意我天性的軟弱，我的內心卻是一直敬畏上主的，我的動機也是善意的。在我離開你們之後，我祈求你們，忘記我的缺點，若有什麼優點你們可以學習的，請你們以這些為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