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潮流面前,任何人(無論多麼偉大)都是無足輕重的

1815年3月,拿破崙擺脫厄爾巴島的牢籠,在法國南部登陸,幾乎赤手空拳地奪回了法國的統治權。與此同時,第七次反法同盟也組成了,歐洲各國的君主莊嚴宣佈將與拿破崙對抗到底,決不與其媾和。拿破崙手裡只有25萬法軍,卻要對付從四面八方而來的85萬聯軍,形勢十分險惡。

因此,拿破崙決定主動出擊,趁著聯軍尚未集結,打幾個殲滅戰,爭取讓反法同盟回到談判桌前。但是在此前,有一件事情必須辦好——巴黎的防務。皇帝任命自己最信賴、水平最高的達武元帥負責巴黎城防,在他出徵時主持後方大局。可是達武並不支援這個任命,說出瞭如下著名的話:
“陛下,如果您在前線打了勝仗,那麼巴黎自然是您的;如果您在前線不幸戰敗,那麼無論留下誰,巴黎都很難守住。我是無足輕重的。”
達武的意思是希望拿破崙把他帶到戰場上,讓他發揮更大的作用。這個希望落空了,皇帝帶著內伊元帥(以及飽受罵名的格魯希元帥)去了滑鐵盧,在那裡慘敗於威靈頓,然後灰頭土臉地獨自回到了巴黎。他希望巴黎人民能支援他頑抗到底,但是事與願違:從元老院到普通民眾,對他的支援率都一落千丈。還沒等聯軍打到巴黎邊上,皇帝就第二次宣佈退位。他再次失去了巴黎。
歷史不容假設,不過我們總歸可以暢想:要是皇帝真的把達武帶到了比利時,或許四臂村戰役就能贏得更漂亮一點,滑鐵盧戰役能夠打得更堅決一點(甚至打贏)。只要控制了滑鐵盧戰場,布魯塞爾就暴露在法軍兵鋒之前,拿破崙對聯軍各個擊破的戰略就成功了第一步。話說回來,面對絕對優勢、意志堅定的聯軍,法軍的勝算還是很有限,只能打到哪裡算哪裡。在這個問題上,達武展現出了高於皇帝的政治眼光:一切都取決於前線戰況,巴黎只是一個添頭罷了。
達武說得對:在第八次反法同盟這個集結了英國、俄國、奧地利、普魯士、荷蘭的龐然大物面前,他個人的力量是無足輕重的。然而,他還忘記說下一句了:不但是他本人,就連拿破崙皇帝的力量也是無足輕重的。一個人的力量再大,能夠與歷史潮流為敵嗎?在1812年的莫斯科、1813年的萊比錫,拿破崙已經證明了自己不能凌駕於規律之上。1815年的滑鐵盧不過再次證明了這一點罷了。
諷刺的是,當拿破崙戰敗迴歸之時,恰恰是達武拋棄了他,拒絕了繼續實施動員、將巴黎堡壘化的命令,反而親自勸說他退位。難怪後來皇帝要在聖赫勒拿島哀嘆:“達武也背叛了我,他是為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其實,無論有沒有妻子和孩子,達武都應該非常理解,百日王朝已經輸掉了戰爭。
有誰能想到,僅僅兩年又九個月以前(1812年9月),拿破崙還到過莫斯科,住在克里姆林宮裡,還留下了刻有自己名字的石碑。此後一年半之內,他從莫斯科一路被打回巴黎,喪失了十五年戎馬生涯所獲得的一切。萬事飄蓬,猶如轉燭。

其實,一直到1813年8月,如果有人告訴你,反法聯軍就要打到巴黎了,你肯定也不會相信——拿破崙在萊比錫會戰中的表現很好,讓聯軍頗為忌憚。聯軍開出的條件無非是讓法國回到1798年的邊境線而已,而拿破崙甚至不肯接受這麼寬大的條件。


哪怕到了1814年3月,你也不會相信。因為拿破崙在保衛法蘭西的一系列戰役中打出了高光表現,很可能是他一生中僅次於奧斯特里茨的表現。然後巴黎就丟了。
  • 如果拿破崙早一個月離開莫斯科,他的大軍是可以保住的。


  • 如果拿破崙在萊比錫得到了充足的炮彈供應,他是可以打贏第六次反法同盟的。
  • 如果巴黎沒有輕易向聯軍投降,拿破崙是不會第一次宣佈退位的。


  • 如果被派去追擊布呂歇爾的人不是格魯希,滑鐵盧戰役是不會輸掉的。
  • 如果拿破崙早一個小時派出老近衛軍佔領聖讓山,威靈頓就會被生擒。


上述“如果”都沒有發生。事實是:“老近衛軍崩潰了!”


在歷次反法同盟戰爭當中堅不可摧的老近衛軍,在奧斯特里茨追擊兩位皇帝的老近衛軍,在博羅金諾令俄國人聞風喪膽的老近衛軍,哪怕巴黎已經淪陷了卻還是簇擁著拿破崙的老近衛軍,崩潰了。


這是一次光天化日之下的崩潰,沒有人能說清它的全貌。請允許我援引《滑鐵盧:四天、三支大軍和三場戰役的歷史》第十二章的文字:
“戰無不勝的法國近衛軍遭到不可戰勝的英軍的殘殺。他們不僅僅是後撤,而是潰散。他們被英軍的騎射打垮了,拼命逃離那恐怖的滑膛槍火力。他們逃跑的時候,其他近衛軍也紛紛逃竄。他們潰散了,法蘭西的希望也瓦解了。”
“皇帝曾說:‘命運是個女人。’現在命運狠狠啐了他一臉。法軍士氣瓦解,恐慌蔓延,士兵們看到戰無不勝的帝國近衛軍敗退逃竄,於是也抱頭鼠竄。”
退一萬步講,哪怕前文提到的那些“如果”都發生了:拿破崙沒有在莫斯科失去大軍,在萊比錫得到了足夠的補給,巴黎也沒有背叛他,那麼他(及其子孫後代)就能成為歐洲的主人嗎?贊成這種觀點的人,無疑是最不可救藥的“主觀主義者”,寧可相信個人的渺小力量,也不相信歷史規律的宏偉力量。

對於拿破崙的興起與失敗,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19世紀歐洲歷史學家的論斷:

“他的軍隊曾經戰無不勝,將旗幟插遍歐洲各國的首都。他曾經讓無數君主和王子跪伏在地,瑟瑟發抖。然而,僅僅一次失敗就讓整個歐洲團結起來,把他的一切功業打倒在地、踏為灰燼。他的失敗證明:在我們的時代,專制是沒有前途的。

戰無不勝的法蘭西第一帝國陸軍花了十一年為自己贏得一切榮譽,也將法蘭西民族置於歐洲乃至全世界一切民族之上。現在,在短短半小時之內,他們的榮譽化為灰燼。自從1795年以來持續長達二十年、幾乎從未間斷的戰爭,戛然而止。


在聖讓山的山頂、山坡和山腳下,再也看不到任何一面法蘭西帝國的鷹旗——那是曾經在歐洲所有首都的上空高高飄揚的鷹旗。從比利時到法國邊境的各條大小道路,擠滿了纏著繃帶、垂頭喪氣的法軍士兵。僅僅一個月以前,他們還憧憬著下一次奧斯特里茨或耶拿的榮譽何時到來。彼時彼刻,他們是法國大革命的象徵,把民族主義和自由解放的理念帶到了每個鄰國;此時此刻,他們則已墮落為一支代表民族壓迫和皇帝專制的力量,與其敵人相比沒有任何先進性可言。這就是他們失敗的根本原因。

站在事後諸葛亮的角度,對於1815年夏天的拿破崙而言,還有一個更合理的選擇:打防禦戰,打一場法蘭西民族的衛國戰爭。他可以利用內線作戰的優勢,集中兵力透過運動戰擊破聯軍,就像他在1814年春天做過的那樣;還可以動員法國人民打游擊戰,畢竟他們在骨子裡還是支援拿破崙的。與一年前相比,巴黎的城防已經大幅加固,在俄羅斯被俘的老兵已經被放回國,法國的戰爭潛力是增加了的。在這種情況下,達武留在巴黎或許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皇帝甚至可以以巴黎為誘餌,實現漂亮的“圍點打援”殲滅戰。


很可惜,拿破崙統治的本質決定了他不可能做出這樣的選擇。假如他還是法蘭西共和國的第一執政,選擇了華盛頓當年的道路,身為公民的一員而非凌駕於公民之上——那麼他就有足夠的理由發動法蘭西民族保衛大革命的成果。問題在於,一個從來不曾登基的拿破崙,大機率也不會把六十萬大軍帶到莫斯科去,也不會在萊比錫遭到歐洲各個民族的圍攻。歷史就是這樣一環扣一環,你不可能只改變其中某一個環節而不影響此後發生的一切事情!
自從選擇登上皇位,擺在拿破崙眼前的就只剩下一條可行的道路:徹底地、毫無爭議地打敗歐洲的一切敵人,包括奧地利、普魯士、西班牙、俄國、英國。只有毫無爭議地擊敗它們,才能賦予波拿巴王朝足夠的威望,才能震懾內部敵人,才能讓拿破崙本人壽終正寢於皇位之上、讓他的兒子有機會接手一個馴服的帝國。這條道路從一開始就註定失敗,因為英國是不可能屈服的。英國堅定地與拿破崙為敵,決不允許法國保留任何意義上的大陸霸權;英國在全球的勢力範圍比法國強大太多,哪怕法國聚集整個歐洲的資源也無法與其匹敵。一個坐在皇位上的拿破崙,註定是與英國為敵的拿破崙,也就是要失敗的拿破崙。
陽光之下並無新事,歷史是最好的編劇,已經無數次向我們交出了最不可思議的劇本。這個編劇之所以偉大,是因為它貫徹了一個原則:無論是誰都不能與歷史潮流為敵。當一個凡人順應潮流、騎在潮流之上時,他就是大英雄,乃至接近於神;可是當他逆潮流而動、企圖對抗潮流時,他最多隻是個悲劇英雄,更有可能是個小丑。
附帶說一句,在輸掉滑鐵盧會戰之後,拿破崙心灰意冷地從前線回到巴黎。巴黎綜合理工學院的學生派出代表去找他,自願組織起一支民兵保衛他。拿破崙予以斷然拒絕,以一句著名的話作結:“我不能為了取金蛋而殺掉我的金雞。”
這句話被銘刻在巴黎綜合理工學院禮堂的穹頂上,至今還被人仰視。拿破崙在最後時刻迴歸了英雄本色:他確認自己已經失敗了,不能再荼毒法蘭西民族下一代的火種。政治生涯結束之際的拿破崙不再是那個高高在上的皇帝,人們在他身上再次看到了“大革命之子”的影子;他用自己的精神,把自己年輕時為之奮鬥過的東西傳承了下去。這就是法蘭西民族(乃至世界各地的普通人)迄今還在讚美他、緬懷他的根本原因。
法國是幸運的,其他國家未必有這麼幸運。但是無論幸運抑或不幸,歷史潮流只會像海浪一樣席捲而去,不知道是前進還是倒退。順應潮流的人才能活下去。“人定勝天”,是我聽過最大的笑話;儘管很多人覺得它不是笑話,還想身體力行地實踐一下。這就不好笑了,一點也不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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