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生誤國?

九月是開學季。
近年來隨著就業形勢的變化,學科歧視又沉渣泛起,文科生成了百無一用的群嘲物件。以致於講唐詩宋詞出名的文科教授戴建業,七十多歲了站出來回應網紅張雪峰的“文科無用論”。
張雪峰甚至羞辱性地表示文科都是服務業,就是“舔”。可是,為人民服務難道不是服務業?大家為什麼都爭著考公考編,爭當人民的服務員呢?
不過這也不能都賴張雪峰,因為文科的頹勢、對人文主義的打壓,早在張雪峰出生前就開始了。抹殺所有人文觀念,培養對社會沒有獨立思考的工業“螺絲釘”,一度曾是教育目標。
抽取了對人的關懷,這種文科是一種沒有靈魂的“偽文科”。
通識教育、公民教育、批判性思維——應當成為每個學生必修課。孔子曰,君子不器,無用之用,方為大用。爭論理科生還是文科生重要,不如說是人文與科學精神。答案是兩者同樣重要,在我國都處於極度稀缺狀態。中央提出科教興國不是科技興國,有技無教,與禽獸何異?
對文科的五個錯誤認知
先知書店
據說簡中網際網路有三大割席斷交的爭論——轉基因、中醫和女權。因牽涉太多事實、邏輯、價值以及偏好判斷,三大爭論從未停歇。
事實上,還有一個爭論,其激烈程度絲毫不遜於這三個,甚至有過之無不及——那就是,文科和理科誰更重要?
從“文科無用論”到“文科誤國論”,再到最近“文科就是舔”等極端言論,有關文科的討論已經歷時數十年,如今更是愈演愈烈,甚至為此起訴至法院。
這種撕裂有其時代原因:中國仍然處在工業化轉型期,理工科必然強勢。然而更深刻的原因在於,長期的文理分科教育,使國人對“文科”有著嚴重的誤解。
誤解一:文理有本質區別
造成文理對立的首要原因,是認為世界上存在著兩類本質區別的知識——文科和理科。
事實上,文理分科的歷史,不過二百年,是工業革命後的學術工業產物。無論中西,人類知識的歷史,長期都是不分科的。
例如牛頓最準確的身份其實是自然哲學家,發表力學三大定律著作,直譯過來應該是《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中國的數學家祖沖之,更重要的身份其實是政府官員和文學家,是地道的文科生;而像亞里士多德、達芬奇這樣的百科全書式人物,任何一個學科標籤,都是對他們的矮化。
這種過分強調“文理無關”的分科思維,窄化了我們的認知,患上了查理芒格所謂的“鐵錘人綜合徵”——手握錘子,看誰都是釘子——這是現代人認知撕裂的根本原因。
所以我們反覆強調:越是學科壁壘高築的時代,越需要跨學科的通才;通識閱讀是現代精英的必備素養,也是打破壁壘的制勝法寶。
誤解二:人文與社科沒區別
如果說,過分強調文理不同,是一種二元對立的極端思維;那麼看不到學科與學科的區別,大而化之、混為一談,則走向了另一種過度普遍化的極端思維。腦子裡一團亂麻。
比如,很多人意識不到數學、化學、物理、生物、醫學乃至計算機、工程學雖然都歸在理科中,但關注的問題、研究方法,大為不同,甚至很多理論都是相互矛盾的。比如生物學和化學對生命的認知,就有著天壤之別。
而將語文、英語、經濟、法律,甚至文學、電影、建築都視為文科,則問題更大。
事實上,文學、藝術、音樂、美術、戲劇等這偏人類情感的學科,一般被稱為“humanities”(人文學科);而關注政治、經濟、社會、法律這些社會問題的則是“socail science”(社會科學)。
人文學科感性、主觀、結論無所謂對與錯,強調個性表達,是一種創造活動,在意的是“善”和“美”;而社會科學理性、客觀、看重是非,強調普遍規律,是一種發現活動,在意的是“真”。
我們可以說魯迅是一個偉大的文學家、藝術家,決不能說他是一個偉大的社會學家、經濟學家、政治學家。
哪怕同是人文學科,音樂、美術、雕塑,可以說是完全不同的藝術門類,技法、要求、標準也都有著巨大差別。
誤解文科只靠死記硬背
文科中有很多知識性、事實性、記憶性的東西,記住這些基本知識,是文科研究的大前提。但這並不意味著“背誦”就是文科的全部。
事實上,理科也同樣有著大量的公式、方程乃至方法論的記憶要求;更重要的是,文科同樣需要強大的理性、理解能力。
比如,韋伯能看到現代資本主義興起和新教倫理之間的某種內在關係;涂爾幹看到自殺現象可以分為不同的型別;米塞斯、哈耶克從捍衛個體自由論證出市場經濟、限政、法治的重要性。這些偉大文科的理論發現,對事實、理解、創造性的要求,比理科還要強大。
社會學家米爾斯在《社會學的想象力》一書中甚至還認為,具備一種特定的心智品質——社會學的想象力,能夠在日常生生活中,聯想到人與社會、人生與歷史、自我與世界之間有著無窮的相互作用,是一個成熟現代人的必備。
誤解文科不是科學
另一種對文科常見的批評,是認為文科是隨心所欲、自由發揮的學科,在論述理論和問題時,依靠的是主觀判斷,不是科學。事實上,科學並不是哪個學科的專有,而是一套尊重事實、重視資料、邏輯的理性思維方式。自然科學需要,文科同樣需要。
正如北大教授喬曉春在《中國社會科學離科學還有多遠》中所說:社會科學有一套自己的正規化,並不隨意,也要遵守三個原則——以事實為依據;以方法為手段;以解釋為目的。
經濟學中的定量研究,政治學的模型分析,甚至文學中的關鍵詞統計等等,都昭示了文科同樣需要科學。
社會學家韋伯反覆強調“價值中立”、涂爾幹大量的資料統計,無不強調社會科學要求控制情緒,直面現實,區分應然與實然,用“現實思維”代替“願望思維”的基本素養。
誤解文科沒有存在的價值
而對文科最大的錯誤理解,恐怕非文科沒有用莫屬了。這其實既源自國人對文科問題的忽視,又源自對“價值”的理解狹隘——大部分都逃不脫“名”和“利”的功利指向。
理科面向自然,解決了很多改變自然、提高生產力的問題,但一涉及到社會性事實和問題,幾乎都不能回答。
比如,如何解決經濟增長問題;如何實現國家間的和平;乃至如何提高中國男足的競技水平;這些問題只能依靠經濟學、政治學這樣的文科知識回答。
更為重要的是,人生最重要的“價值問題”,比如人為什麼活著,死後將去哪裡的生命問題;何為良好生活,幸福是什麼的生活問題;怎麼做才是對的、良善的倫理問題;只能透過宗教學、倫理學這樣的文科回答。理科不僅回答不了,甚至都不試圖去回答。
以至於《西方人文主義的傳統》一書認為,只有文科才是讓人成為一個完整、獨立、自由人的前提。西方悠久的人文傳統,更是西方引領現代文明的重要前提。
可以說澄清這五個錯誤認知,重新重視文科的價值,不僅關乎每一個的思維認知,更關乎幸福與生活,乃至國家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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