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電視版到電影版：一場關於視角的博弈
“電視版更像傳統自然類紀錄片，聚焦生態專家和核心物種。”蔡瑞琦回憶道。作為鳳凰衛視《香港自然故事》電視版“溼地篇”的導演，她曾追蹤拍攝黑臉琵鷺和香港獨有的盧氏小樹蛙。“當時我們跟著專家團隊，記錄他們如何研究這些珍稀物種，所以電視版更側重科普性。”
但當專案升級為電影版時，這位有著多年紀錄片拍攝經驗的導演堅持要走一條生態視角與人文敘事並重的路。“在拍攝電視版時，我們做了大量的研究和調查——其實我們每部片子都會進行這樣的準備工作。但就我個人而言，此前創作的紀錄片作品更偏向人文類，我更擅長講述人的故事。因此，在決定製作電影版時，我們一致同意從‘人’的視角出發，探討人與自然的關係。”
“香港很特別，這麼小的城市住著700多萬人，我們總是抱怨空間狹小，但山海其實離我們都很近。”蔡瑞琦說，“這彷彿是上天賜予香港的禮物，有些人經常親近自然，但有些人不太能意識到這一點。我們希望通過幾個普通人的生活，展現他們與自然的連結，這也許是大家都能夠得到共鳴的故事：如何在日常生活，甚至困境中，從自然中汲取養分，找到療愈，再進一步，獲得自然的饋贈。”
四位主人公：矛盾與共生的香港縮影
在確定以“香港人與自然的關係”為主題後，製作團隊廣泛調研，接觸了20多位相關人士，包括環保專家、動物救助組織負責人等。蔡瑞琦說，“最終選擇的四位主人公，都在交流中深深觸動了我，另一方面，他們的背景足夠多元化。此外，四人兩男兩女的組合也兼顧了性別平衡性。我希望觀眾能從中看到自己的影子。當然，他們也都很‘接地氣’。”
影片中的四位主人公不僅社會背景多元，所處的生態環境也各具代表性，涵蓋了香港多樣的自然景觀，因此在敘事的交織中構成了一幅生動的香港生態拼圖：
地產經紀蔡逸俊每天西裝革履地推銷樓盤，私下卻是個狂熱的觀鳥愛好者。“他的矛盾性很強，”導演分析道，“要做地產開發的推銷，又要保護鳥類，他需要很自洽。這種狀態也特別香港——有一個夢想，但還是要努力工作。”
作家葉曉文放棄城市生活，紮根荔枝窩村耕作。“光是做農民這件事就非常難，”蔡瑞琦回憶拍攝經歷，“我們在那裡住了幾天，環境對城市人來說已經不容易。而她一年四季都要耕田，要曬穀，還要面對與村民的價值觀念衝突。作為一位有態度的創作者，她的堅持和衝突都很吸引人。”
藝人暨潛水員餘曉彤也是不願被標籤定義的單親媽媽，面對生活的坎坷，她展現出驚人的韌性。而蔡瑞琦在與餘曉彤的相處中，也備受感染地去學習了潛水，“潛水拍攝時，我親身體驗了海底世界的艱難——每一件在陸地上簡單的事，在水下都變得困難。”香港被海洋包圍，蔡瑞琦認為關於海洋的敘事在這部影片中不可或缺，餘曉彤的故事可以讓觀眾感受一個平時無法觸及的世界。
生態攝影師馮漢城則用鏡頭記錄著香港的生物多樣性。蔡瑞琦說，“他非常chill，慢悠悠的，這樣一個希望被大自然接納的人，面對拍攝動物死亡時的那種衝擊感，非常強烈。”
剪輯臺上的自然法則：拒絕製造的“偶遇”
生態紀錄片常常面臨一個創作困境：很多觀眾存在刻板印象，認為這類影片容易陷入說教式的口號宣傳。但《早鳥》在保持環保理念傳達的同時，敘事性非常突出。蔡瑞琦說，“這是我們創作初期就確立的核心原則。在與監製葉揚、創作顧問張經緯的多次討論中，我們達成明確共識：要突破傳統環保紀錄片的宣教模式。在具體處理上，我們首先尊重四位主人公的獨立性。如果是劇情片，當然可以設計戲劇性橋段讓他們產生交集，但作為紀錄片，我們必須忠實於現實。”
面對四位軌跡各異的主人公，剪輯成為一大挑戰。“整個剪輯過程持續了將近8個月，素材量非常大，第一版粗剪有接近3個小時。在拍攝方式上，我們既有事先規劃好的拍攝，也有大量紀實性跟拍。在深入瞭解主人公後，我會制定初步拍攝計劃，但實際拍攝時會保持開放態度，捕捉意外收穫。”
實際上，這四位都是香港環保領域的代表性人物，在業內有一定影響力，這也是創作團隊最初選擇他們的原因之一。“他們在環保圈內確實存在某些自然交集，但我們堅持不人為製造互動情節，而是透過剪輯手法，在保持各自故事獨立性的同時，尋找內在聯絡來構建整體敘事，也就是利用他們觀點上的共鳴來建立聯絡。”
測試放映時，有人提出影片前段節奏偏慢，因此擔心觀眾會失去耐心。但《早鳥》團隊最終沒有做過多調整，導演解釋道，“因為我認為觀眾需要時間認識這四位主人公，瞭解他們所處的生態環境，感受自然的魅力，這是一個必要的過程。後半段節奏加快後，那些精彩事件的出現就顯得更加自然。”
拍攝歷險記：暴雨、蜂群與壞掉的手推車
談起拍攝過程中的艱難時刻，蔡瑞琦記憶猶新，“我們深入了許多鮮為人知但極具代表性的地點：橋咀洲、大埔新娘潭、飛蛾山、荔枝窩······每個地點都需長途跋涉，器材運輸尤其困難。在荔枝窩，我們幾個人要搬運數箱器材上下渡輪。在梅子林，手推車中途損壞，團隊只能徒手搬運。出海拍攝更是屢遇狂風暴雨，有次浪濤直接灌進船艙，攝影師不得不用塑膠袋保護裝置堅持拍攝。
最意外的收穫是馮漢城遭遇蜂群的鏡頭。“我們完全沒想到會遇到蜂窩，因為它很安靜。”蔡瑞琦描述當時的場景，"攝影師也被蟄了，但被蜇的下一秒他就開始拍了，因為知道這是最真實的瞬間。”
這些艱難時刻恰恰成為影片的珍貴註腳。“如果每次都是風和日麗，那就不叫真實的大自然了”，導演笑著說。
雖然《早鳥》背靠機構，“出品方給予很多支援，但真正拍攝大多都是很小的一個團隊去完成的，甚至一些拍攝只有一兩個人。就是要及時地反應，風雨無阻，就是要拍。”蔡瑞琦對她這支敬業的團隊表達了感謝。
專案裡的作者性：溫柔地簽下一個名
在談及作為一部機構專案紀錄片，《早鳥》入圍香港國際電影節的特殊性時，蔡瑞琦說，“這部作品確實源於特定專案委託，但在創作過程中，我一直在探索個人表達的可能性。特別感謝監製葉揚給予的創作自由，允許我深入挖掘與生態保護並非直接相關的人物故事。但這些看似與環保主題無關的細節，恰恰是構建人物立體形象的關鍵。”
蔡瑞琦也深受日本電影美學影響，她尤其欣賞是枝裕和作品中透過日常細節展現人物的手法。因此在處理人物對話場景時——比如餘曉彤與姑媽們喝茶的長鏡頭——即使被質疑節奏偏慢，她仍堅持保留，“因為這種生活化的真實呈現正是我希望建立的風格特徵。作為新導演，我可能尚未形成完全成熟的個人風格，但透過捕捉人物細微的生活狀態和言談方式，我已經在探索屬於自己的敘事語言。
在人物訪談方面，蔡瑞琦特別著重於建立平等、輕鬆的對話關係：“回看素材時，團隊發現受訪者在鏡頭前異常放鬆，就像與朋友聊天一樣自然。這種不經意流露的真實，往往能產生使觀眾共鳴的鏡頭。”
這種創作理念也體現在音樂處理上。與音樂總監陳少琪的合作經歷令導演印象深刻：“第一版音樂鋪得太滿，我希望能更多使用環境聲。最後我們找到平衡——只在情緒高潮點用音樂，而且音樂要幾乎不著痕跡地融入自然律動。最終我們由交響樂團錄製的配樂，實現了這種隱形的存在感。”
“潤物細無聲”的表達方式，是蔡瑞琦對於紀實敘事溫柔的堅持，也是《早鳥》中她的作者簽名所在。
生態啟示錄：從銀幕到現實的行動召喚
影片中最震撼的鏡頭之一，是密密麻麻的香港高樓與蓬勃的自然生態形成如超現實般的對比。“香港有500多種鳥類，可能我們窗外的木棉樹上就有。”導演說，“問題不在於距離，而在於我們是否願意傾聽。”
這種觀察也得益於導演的跨文化背景。蔡瑞琦於香港出生，在武漢大學廣告學完成本科學業，後又於香港城市大學攻讀研究生（香港城市大學的何丹教授也在本片中提供了裝置和技術支援）。
“在武漢這個中國中心位置的城市，我接觸到五湖四海的文化。後來在世界各地拍攝的經歷，也讓我學會用更開放的眼光看待人與自然的關係。但歸根結底，作為香港本土導演，我對這座城市的文化特質和人與自然的關係有著深刻的理解與熱愛。”
當被問及創作倫理，蔡瑞琦的做法也格外審慎。“所有拍攝物件都簽了拍攝同意書，成片後又專門請四位主角確認和簽署了播出同意書，還根據主角的意見做了一些內容的調整。”她特地重返荔枝窩村，向片中發火的群英姐解釋鏡頭用意，她始終認為，“紀錄片人的底線是，別人的生活比我的影片更重要。"
《早鳥》即將由安樂影片發行，年內登陸香港院線。蔡瑞琦目前正專注於該片的電影節推廣工作，同時已開始籌備新的紀錄片專案，她將繼續深耕生態人文領域。
蔡瑞琦特別強調生態紀錄片的社會價值：“普通大眾往往意識不到日常生活與自然環境的深刻聯絡。我的創作目標就是透過講述這些生態故事，喚起觀眾的共鳴，促使更多人參與到環境保護中來。”這種將專業知識轉化為大眾語言的敘事能力，是蔡瑞琦作品的獨特價值所在。她說，“只要有一個觀眾產生共鳴，因此行動，就是成功。”
採訪尾聲，我們談起了大陸城市化程序中的空心村現象，蔡瑞琦分享了希望：“葉曉文住的荔枝窩70年代也曾是空村，現在有了藝術家駐村計劃。變化總是可能的——就像我們英文片名說的，Never Too Late。”
在這個被山海環抱的都市裡，《早鳥》如同一封寫給自然的情書，提醒著每個行色匆匆的都市人，“即使在如此高度城市化的香港，你還是可以去選擇一種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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