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開源大模型的技術主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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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開源中國 OSCHINA、Gitee 與 Gitee AI 聯合釋出了《2024 中國開源開發者報告》。

報告聚焦 AI 大模型領域，對過去一年的技術演進動態、技術趨勢、以及開源開發者生態資料進行多方位的總結和梳理。

在第二章《TOP 101-2024 大模型觀點》中，中國科學技術資訊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王政認為，開源大模型的問題其實不是開源，甚至不是大模型，問題是政府正在深度介入這個技術領域。自習課上老師坐在前面和班長坐在前面是兩種感覺，國家權力機構在場和不在場也是兩種感覺。

全文如下：

談開源大模型的技術主權問題

文 / 王政

開源大模型的問題其實不是開源，甚至不是大模型，問題是政府正在深度介入這個技術領域。自習課上老師坐在前面和班長坐在前面是兩種感覺，國家權力機構在場和不在場也是兩種感覺。這篇文章想講一講權力機構的視角，即“技術主權”視角。

作為一種科學和技術的門類，開源大模型有（但不僅有）以下兩種討論方式：一種是康德和黑格爾式的，開源大模型受到“世界公民觀點下的普遍歷史觀念”影響，造成共有的財產、公共的財產關係和永久和平的國際關係；另一種是馬克思恩格斯式的，認為科技是人的力量的物件化，有時候可能站在人的對立面。

於是，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變的時候，那種虛構的“美好時代”（La Belle Époque）就被戳破了，開源大模型實際上被設定在一種衝突的結構中：無論如何界定衝突的主體，其中主要的兩方陣營必然不能坐視先進科技加強對方。

所以現在要談幾個問題：第一，在一個有大模型的世界，衝突的陣營如何界定？第二，在大模型開源的世界，衝突將遵循怎樣的客觀規律？第三，30 年以後是什麼情況？

技術主權劃定陣營

霍布斯在《利維坦》中說：“一個國家的主權在國境內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但是顯然，在中美兩國之外，歐盟國家在大模型上沒有什麼權威：他們缺少有影響力的企業，唯一一個自主大模型似乎是德國人工智慧協會的 LEAM；他們不得不關心立法問題，以響應先進技術對歐洲社會福祉、科技成果轉化和國家行為能力的挑戰。這就落入了技術主權的窠臼，從社會學的作用方式來說，我們可以從一系列冠以“技術主權”的故事中尋找衝突發生的規律。

例如，2011 年德國時任內政部長 Thomas de Maizière 和時任德國電信執行長 René Obermann 發起了 SICT（Security in critical ICT applications and ICT architectures，關鍵 ICT 應用及基礎設施安全）工作組，在五個不同的應用領域對德國的技術主權進行了審查。這和 2013 年歐盟宣佈將撥款 5000 萬歐元，加快 5G 移動技術的發展是先後進行的。

這足以說明歐盟在技術落後的情況下的策略。可以想象：如果歐盟確定自己在大模型方面存在危害國家主權的依賴，他們會透過撥付資金、付諸法律、外交等渠道直接獲得優勢。而由於客觀的國際社會的團塊性質，歐盟顯然會對中美採取有區別的策略。比如歐盟對華新能源汽車徵收高額關稅，想要用大模型增強新能源汽車產品力輸出歐盟，顯然就此存在了人為設定的困難。

開源的歷史規律

早前，開源討論中有一種強烈的“去主權”傾向，觀點最早可追溯到 1996 年美國學者發表的《網路空間獨立宣言》。當時普遍認為，網際網路是一個全球性和無邊界性很強的獨立空間，不應將傳統的主權概念強加於網路空間上，應該靠技術、標準以及服務協議等自律形式代替主權監管的他律形式。

短暫（20 年）的歷史經驗標明，Facebook、Google、Twitter，“去主權”論調實際上就是技術先進國家對落後國家的主權的明晃晃重塑。

開源大模型正在發展。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喜劇出現。

馬克思對黑格爾的揚棄在於發現“喜劇”蘊含的在歷史的週期性中的變革性因素，開源大模型不可能也不打算“去主權”：大模型不僅僅要透過顯示卡和機房去訓練，它還要佔領各種高標準基礎設施去做服務，而建設這些基礎設施就是政府行為能力的延伸。那些更加智慧、更加聰明的大模型就是這樣使用開源這個煙幕彈的。

也就是說，在技術主權劃分的陣營對立和一幫牆頭草的衝突格局下，開源大模型的歷史規律就是陣營內的主權按照技術領先國家的意願重塑，在陣營之間存在對抗關係。甚至不需要大模型動手，Linux 這樣的網際網路基礎設施級別軟體已經在進行這種對抗（Linux 移除俄羅斯開發者），而俄羅斯也已經宣佈重組自己的陣營。

一種可能的未來

我們現在開始構思開源大模型的技術主權圖景：它已經誕生了；它透過每個人的電腦、手機、機房，執行技術先進國家對別國的主權的重塑；它給自己所處的競爭性的國際環境和對抗結構增加了新的變數。

這個變數就是，陣營之間的科技交流管控和陣營內國際科技交流是同步強化的，北約和華約，馬歇爾計劃和莫洛托夫計劃：它們一開始純是出於增強己方實力維持對抗強度的要求，後來也伴隨國家差別觀念的消退和市民社會財產觀念的滋長。

於是我們似乎可以判斷，如果在這一波即將到來的對抗的高潮之後大模型還存在的話，康德和黑格爾關於國際關係的構想似乎就要在 30 年的實踐裡逐漸成型。“世界公民觀點下的普遍歷史觀念”讓開源大模型重新具有過去被認為的 “合則兩利” 的性質，並形成新的共有的財產和公共的財產關係。

於是現在要問，這 30 年我們這代人怎麼辦？作者認為有以下幾個因素決定了我們的策略：

第一，要做大模型就要做成技術主權劃定的本陣營內領先，要能夠佔據一切基礎設施；

第二，不做大模型就要把大模型熬死，讓它成為過時的觀念，不過問題是你未必上位；

第三，列寧指出科技具有二重力量，即它是資本主義滅亡的力量和社會主義發展的力量，畢其功於一役。

總結

在開源大模型問題上不能用一個純粹的科技的觀點來描述發展現狀和未來，而應當用一個綜合的社會觀點去描述：認識的來源和影響實踐的機制。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過去的國際科技交流是一個經濟、文化和科技多機制協同的工作方法，它們連綴成了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科技依賴鏈條，產生了複雜的社會實踐。但是現在鏈條上的自由主義放任正在消退，在主要國家關於世界秩序設想的矛盾基礎上，各個國家按照自身力量和利益的假設正在儘速地把這張網撕成小塊，並且希望搶到其他部分。

這就限制了開源大模型所附著的複雜的社會實踐。在一個瑣碎、細分、以鄰為壑的可能的局面中，智慧財產權的塹壕兩面因為競爭緊緊依靠，似乎“堅定守住就有辦法”。

而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表明，將防線對面描述為牛鬼蛇神的結果是“舊的國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國才略一齊崩潰，以致王冠成打地滾在街上而無人拾取”。

第二次世界大戰則表明，一個更高的政治觀點引領下的進攻是維持防線的全部手段。“回形針”行動（英語：Operation Paperclip）、“奧薩瓦根”行動（俄語：Операция «Осоавиахим»，德語：Aktion Ossawakim）、中程彈道導彈條約、巴黎統籌委員會 —— 那種加固防線和穿越防線的社會機制從來沒有被消滅過。

當這個機制還正在進行的時候，開源大模型的未來就必然受到它的拉扯。決策要同時具有判斷力和執行力，要團結就傾其所有的團結，要對抗就看準了方向全壓上去。“見小利而忘義，臨大事而惜身”，單純經濟觀點和單純科技觀點，那隻能證明開源大模型的有用性是一個偽命題。

附錄：自我辯護

知乎上有一個故事：中世紀歐洲簽訂契約有一種奇妙的方法，因為大家普遍不識字，所以就到路邊隨機抓一個小男孩過來暴打一頓；二十年後問小男孩那天發生了什麼，記憶猶新。

我是那個小男孩，如果你們不同意我的觀點，現在可以開始打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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