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於：看理想
作者：方可成
《早間新聞》
社會新聞事件中總有反反覆覆的“反轉”，我們已經對輿論的快速轉向熟悉到厭倦。多數人的意見並不一定總能指向真理，反而可能形成臃腫的石壁。
問題到底出在哪裡？是因為大部分普通民眾沒有理解複雜世界的能力嗎？還是我們根本缺乏一個良性的資訊環境，無法讓普通人也能獲得健康、正常、全面的資訊？
在傳播學界，政治專欄作家沃爾特·李普曼與哲學家約翰·杜威曾就輿論問題進行過交鋒，前者希望由精英來主導意見和決策，後者認為應該積極讓民眾介入，創造聯結。
對於早已生活在資訊廢墟的我們來說，瞭解著名的“李杜辯論”有著緊迫的意義。沒有永遠明智的民眾，同樣也不會有一直正確的精英，建立互相信任與互補的傳播環境任重道遠。
講述 | 方可成，傳播學學者
來源 | 看理想App節目《讀懂新聞》
“輿論”的重要地位
李普曼為何不信任普通民眾？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922年，李普曼的著作《輿論》問世了。在書中，李普曼詳細敘述了他對民意感到懷疑的理由。
首先，現代社會過於複雜，而受時間精力所限，民眾對世界的瞭解並不是透過自己直接的一手觀察而來，而是要依靠閱讀大眾媒體的介紹。
李普曼把這種媒體描繪出來的世界稱為“擬態環境”，或者可以翻譯成“模擬環境”、“偽環境”。李普曼非常富有洞見地指出了，我們以為自己看到的、思考的是真實世界，其實只不過是媒體建構的偽世界。
這有點類似於柏拉圖提出的洞穴理論。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描述了一群生活在洞穴裡的囚犯，他們一輩子都不能離開洞穴，腿和身體被鏈子固定住，所以他們只能看到洞穴的牆壁，看不到洞穴的出口。
在牆壁上，有一些閃動的影子，那是因為洞穴上方有一堆燃燒的篝火，火光照在不同的物品上，把影子投射到了牆壁。所以對囚犯來說，他們一輩子看到的就是這些影子，他們以為影子就是這個世界的全部。
《鏡子森林》
如果這時候給囚犯鬆綁，讓他們到洞穴外看看火光和真實的事物，他們反而會認為，那都是虛假的。他們可能會希望重新回到自己熟悉的位置，認為只有在牆壁上看到的影子才是世界的真相。
在李普曼的理論中，生活在現代社會的民眾好似這些囚犯，一輩子都只能透過媒體的資訊來間接看到世界。而媒體的報道又往往是不全面的、過分簡化的，甚至是有誤導性的。所以，也許民意一開始就沒有一個很堅實的基礎。
李普曼懷疑民意的第二個原因是：就算民眾得到的資訊是全面的、準確的，他們又真的有能力基於這些資訊做出理性的分析嗎？
這裡涉及到一個耳熟能詳的概念：刻板印象。刻板印象不是指對某一個具體的個體的印象，而是對一個群體形成的固定印象，比如覺得女人就是感性的，黑人就是會打籃球，上海人就是精緻，不論這種印象是讚揚的還是貶低的，它們都是不恰當的以偏概全，因為它們忽略了個體的差異和多元性。
李普曼認為，人們在看待具體的事物的時候，總是容易把它們套到大的類別中去，而人們對這些大的類別的看法又是充滿刻板印象的。人們會先入為主地利用腦中的偏見和成見來看世界，用李普曼的話說，“我們不是先看到事物，然後給它們下定義，而是先下定義然後再去看它們。”
基於上述兩個原因，李普曼認為，源於啟蒙時期的民主理論完全不適用了，因為那個時候的假設是，人對周圍世界有直接的經驗和理解。可是在複雜的現代社會里，民眾在理解世界方面尚且有困難，做出明智的決策更是難上加難了。
在出版《輿論》的三年之後，李普曼又於1925年出版了《幻影公眾》（The Phantom Public），“phantom”是幽靈的意思。這本書繼續闡述了他對傳統民主理念的不滿，甚至可以說是幻滅。
從書名中也能看出，他不認為公眾是一個能夠思考和決定的有機體，而是一團幻影，我們無法指望一團幻影做出明智的決策。
那麼，如果依賴民眾的傳統民主理論行不通了，我們又該怎麼辦呢？李普曼給出的答案基本上可以被理解為：專家治國、精英治國。
《黑水》
他認為，應該有一批受過特殊訓練、能夠接觸準確的資訊、頭腦中不存在刻板印象等偏見、教條的人，他們專門來了解資訊，並且獨立判斷，達成意見。然後把這些意見交給立法機構和行政部門，以便它們制定和執行科學的決策。
李普曼把普通人稱為“局外人”，局外人可以向專家詢問有關事實是否得到了充分的考慮，但他自己不能決定什麼事實是有關的，甚至不能決定什麼應該被充分加以考慮。用李普曼的話說：“在很大程度上，公共利益與輿論完全格格不入。並且，公共利益只能由一個特殊階級來管理。”
在李普曼看來，新聞業的作用就應該如此，編輯記者應該擔任公眾的領導者，為大家分析解讀各類事務。而為了避免媒體誤導、欺騙民眾，編輯記者要接受專業教育，要以一套專業的操作守則來行事，保證自己不會去有意誤導公眾。
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美國新聞業開始追求客觀性的規範，追求專業化，而李普曼就是其中一個主要的提倡者，他也因此被視為是整個20世紀美國新聞業理念的奠基人。
《聚焦》
杜威如何挑戰李普曼的理論
用“李杜辯論”來理解網路輿論
在傳統媒體時代，媒體的基本執行模式還是“李普曼式”的，即由一小群媒體精英來採訪和寫作，然後單向地傳播給受眾。但是Web 2.0使得所有人都可以在網際網路釋出內容，發聲和參與的門檻基本不存在了，這似乎為“杜威式”的理想提供了一種可能。
民眾透過網際網路的討論，的確能逐步形成一些共識，不僅是彼此之間不斷學習進步，這些輿論壓力也能推動一些更好的政策的出臺。比如說近幾年來，關於“反家暴”“防治性騷擾“方面的政策，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網際網路上的輿論推動。
早期BBS年代，在天涯、凱迪、西祠衚衕之類的論壇上，有非常多智慧的閃光以及有質量的交流，杜威的理論迸發出了它的生命力。
但如今再談起網路輿論，可能很多人首先想到的便是一系列負面的詞彙：情緒化、非理性、容易煽動、容易被“帶節奏”，李普曼的“幽靈”似乎又重新出現在了網路空間。
其實，“李杜辯論”給我們最大的啟發，就是從來沒有所謂的救世主，我們既不能指望民眾永遠明智，也不能期待精英一直正確。
在一個健康的生態系統當中，最重要的是，每種角色都能各司其職，雖然大家都有弱點和侷限，但也都有能發揮作用的地方。
更具體一點說：我們同時需要“李普曼式”的精英和“杜威式”的民眾。“李普曼式”的精英會相對見多識廣，有著高於常人的理解能力和判斷能力。但更重要的是，他們能夠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他們做出的判斷完全是出於自己的判斷，而不是受到任何機構或者個人的壓力。
在李普曼的設想中，精英們絕對不是和政府或者大企業打成一片、沆瀣一氣的。恰恰相反，精英需要在手握權勢的人做出錯誤的決策時，及時站起來表達不同意見。如果將自己的專業判斷置於權勢的影響之下，那麼精英就會失去意義，這也絕不是李普曼理想中的樣子。
所以，我們需要那些有見識的精英“大V”，尤其需要他們保持真正的獨立性，為自己在網路上發表的意見負責，而不是成為某些利益的代言人。
《鏡子森林》
而“杜威式”的民眾，是指作為個體，他們會犯錯誤。但當大家可以更好地對話、溝通，就會產生許多智慧。所以我們要設計更好的參與機制，讓更多高質量的對話可以發生，而不是讓垃圾內容充斥網路，讓人們沒有興趣參與對話。
即便是在網路輿論如此糟糕的當下，我們依然能從微博的帖子和評論區，能從一些播客節目和影片節目當中，看到來自民眾的智慧，看到令人激動的對話和聯結，它們的質量和意義遠勝過一兩個媒體精英的說教。
如今的網路輿論存在一些缺陷，精英不獨立、不負責，而民眾則缺乏聯結，缺乏發生有意義對話的場合和機制。
個體或許可以從身邊的小環境開始，嘗試進行杜威式的溝通交流，不管大環境如何吵鬧，自己先主動進行“明亮的對話”。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選擇關注那些真正獨立和負責任的、李普曼式的精英。另外，我們也需要更好的社會環境來讓兩者更好地發揮優勢、揚長避短。
在如今的環境中，重提李普曼和杜威的辯論，是非常有意義的。我們在輿論生態系統中其實都是一邊消費內容，一邊轉發和擴散內容，很多人還會同時生產內容。
當我們對網路輿論感到失望的時候，我們自己又都是網路輿論的一部分，它不是一件我們能完全作壁上觀的事情，也不是一件我們能完全脫清干係的事情。
在改變的道路上，個人的力量雖然微小，但是就像杜威提醒我們的：人從來都是社會性的動物，當一些微小的力量形成聯結和共振，也就有了改變的可能。
本文摘選自看理想節目《讀懂新聞：無限人生書單第4季》第6講，作者：方可成。內容有調整，標題已作修改，原標題為“沒有永遠明智的民眾，也沒有一直正確的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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