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特朗普與哈佛等美國高校的交鋒愈演愈烈，白宮祭出了凍結聯邦經費（已針對多所大學）、取消大學免稅資格（目前僅針對哈佛）等招數。
5月6日，MIT前校長L. Rafael Reif在《外交事務》雜誌發表了題為“即將到來的人才外流：特朗普對大學的戰爭可能會扼殺美國創新”的文章，直批白宮政策。
接下來先介紹Reif的文章，進而聊一個有趣的話題——大學的錢從何而來。
1950年出生的Reif是委內瑞拉裔美國電氣工程師，歷任MIT電氣工程與計算機科學系主任、教務長、校長（2012至2022）。
俗話說得好，你的對手最關心你的一舉一動，這一點放到中美關係裡再確切不過了。
Reif在文章一開始先引用了2024年6月全國科技大會上的講話，稱高新技術領域已成為“國際競爭的前線和主戰場，深刻重塑了全球秩序和發展格局”。
簡單來說，科技競爭不僅僅是科技競爭，還牽扯到大國之間爭奪經濟、軍事和外交主導地位。
接下來他列舉了一系列例項，如：
2024年第四季度比亞迪純電動車銷量超過特斯拉，且比亞迪推出了側向停車、超級快充等多項創造性技術應用。
中國商飛開始與美國企業在航空航天製造領域發起競爭，2025年3月，商飛釋出了一項進行中的研究，計劃推出一款速度1.6馬赫的超音速客機，並期望解決上世紀“協和”客機的噪音問題。
同樣在今年3月，中國使用一顆小型廉價衛星向南非傳送了量子加密影像，被認為是量子通訊技術的巨大進步。
生物醫藥領域，中國的生物技術公司正在與美國同行競爭創造新藥。
可控核聚變領域，中國不斷投入資源，擁有最多的新聚變專案、聚變專利和相關學科人才。
……
Reif認為，過去幾年里美國應對科技競賽的思路偏保護主義，試圖透過限制性關稅、限制資本投資以及先進半導體裝置出口管制來阻礙中國的進步。
然而DeepSeek等產品的出世表明，僅僅透過消極手段阻礙對方進步是不現實的，中國遲早會想辦法繞過華盛頓設定的任何障礙。
如果美國想要贏得這場科技競賽，必須將主要精力聚焦於自身創新。
MIT標誌性的穹頂建築。
MIT校園中的Stata Center大樓，主要由計算機系使用。
Reif寫這篇文章的初衷是讓特朗普政府不要限制聯邦撥款，他是站在一個美國大學管理者的角度，所以在介紹完中國如何如何後，話鋒一轉：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定期創造突破性技術並將其商業化，這種成功不應被視為理所當然。
當中國決定必須在某項技術上處於領先地位時，資源從來不是問題，短期盈利能力也不是問題，而華盛頓傳統上尊重市場力量，反對政府主導的產業政策。
特朗普政府最近採取了削減聯邦大學研究資金的舉措，有可能耗盡美國工業和軍隊新思想的重要來源，是破壞而不是培養美國的力量。
為避免科學和技術停滯，必須大幅增加對大學研究的公共投資，制定合理的移民政策，允許世界上最優秀的學生到美國學習和工作……”
後面Reif列舉了過去幾十年裡誕生自美國大學校園裡的一系列重要發明，諸如：網際網路、支援生成式人工智慧的人工神經網路、量子計算、核酸測序、DNA擴增、C基因組編輯、mRNA疫苗和療法、3D列印等等。
Reif認為，與來自政府的資助相比，企業資本是缺乏耐心和短視的，對於一些基礎技術包容性不夠、投資興趣不高。
根據文章提供的資料，39%的美國風險投資流向了軟體初創公司，只有2%流向了新能源類初創公司。
實際上，由於能源、醫學等領域的新技術孵化所需時間偏長，經常沒有發展到商業化階段就提前夭折，最終上市賺到大錢的都是像ChatGPT那樣的公司。
Reif在文章中舉了一個例子。
2001年，麻省理工學院華裔教授蔣逸明團隊分拆出來一家名為A123 Systems的小公司，在電動汽車鋰電池領域擁有超前的技術儲備。
但由於美國電動汽車市場不夠發達，公司無法盈利，A123於2012年宣佈破產，並被一家中國汽車零部件公司（杭州萬向集團）收購，而如今中國在鋰離子電池製造領域佔據著主導地位。
Reif在文章結尾警告稱，聯邦資金對於基礎類學科的發展尤其重要，如果美國不努力保持其在該領域的領先地位，其他國家將取而代之。
2025年4月28日，哈佛大學前化學系主任、國際知名奈米科學與化學領域學者Charles M. Lieber全職加入清華大學深圳國際研究生院並受聘講席教授。
文章後半段，聊聊大學的錢從何而來。
很久以前，我們的大學校長在一次講座中談到一個小故事，有一回許多中外知名高校的校長們在某個論壇上交流，他與身旁幾位歐美的同行閒聊。
校長同志問他們，你們平時的主要工作都是什麼呢，學校發展規劃？政策制定？上級溝通？還是學術研究？
出乎意料，歐美著名學府的校長們回答得驚人一致——絕大多數精力用來給學校籌款。
有的還訴苦道，自己就像個化緣的，找校友要錢、找政府要錢、找這個那個企業要錢……
教育部直屬高校預算彙總（單位：億元）
工信部直屬高校預算彙總（單位：億元）
對於中國的大學來說，收入來源主要分為三項：一般公共預算撥款，事業收入和其他收入。
一般公共預算撥款收入即我們理解的財政撥款，通常情況下，越是綜合實力強勁的大學財政撥款佔比反而越低，因為大學自己創收能力強。
事業收入主要包括兩塊：一個是學費及培訓收入，一個是科研收入。
前者包括各種正常全日制本科生、研究生的學費和住宿費，也包括利潤豐厚的各類非學歷教育的社會培訓，後者則是各種橫向縱向課題/委託專案收入。
對於一些創收能力強的工科院校來說，事業收入往往佔到全校預算收入的大頭。
其他收入包括校友和社會捐贈收入、利息收入、科研成果轉化收入等。
早些年其實還有一大塊“其他收入”來自校辦企業，但由於在幾次巡視工作中暴露出大量問題，最近兩年已批次化完成改制——讓學校迴歸教育本位，企業迴歸市場主體，二者各司其職。
上海交通大學2024年預算（單位：億元）
復旦大學2024年預算（單位：億元）。兩校的財政直接撥款差不多（30.8億/29.1億），差距主要在事業收入上，工科院校能夠拿到更多的基金專案與企業委託合作。
科研是非常燒錢的一件事，只有最強大的經濟體才能支撐最尖端的科研人才。
為什麼那麼多高科技人才願意去美國發展呢，因為過去幾十年里美國的科研經費投入始終遙遙領先。
以美國和歐盟為例，歐盟在科研投資方面一直落後於美國。
根據歐盟統計局的資料，2023年企業、政府和高校的研發總支出為3810億歐元（4110億美元），而同年美國的研究與開發總額估計為9400億美元，中國則為3.34萬億人民幣（約4500億美元）。
如果考慮購買力平價因素，中國的真實科研投入大概略低於美國，明顯高於歐盟。
從這個意義上講，科技進步必須有強大的財力做支撐，所謂“現代化”，本質上是一個物質積累與科技發展互相促進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