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6人到全球20萬校友：MIT校友協會150年的燃情與擔當｜MIT焦點要聞

作者：Simson Garfinkel

編輯：吳海波

無論你身在何處，MIT 永遠是那個點燃你求知慾、激發你夢想的地方。但你是否知道，在她百年輝煌之前，也曾面臨辦學困境與嚴峻挑戰？正是無數校友不離不棄、力挽狂瀾，讓 MIT 挺過風雨，走向世界。從一場小型聚會開始，MIT 校友協會已走過 150 年，串聯起全球校友的智慧、情感與信念。這段歷程，既是 MIT 的傳奇，也是屬於你我的光榮。

1915年，MIT技術俱樂部成員參訪亨氏公司總部｜圖片來源：MIT博物館

1874年1月，寒風中的波士頓帕克豪斯飯店（Parker House）迎來了一群意氣風發的青年——MIT第六屆畢業生、1873級校友。這是MIT歷史上第一次班級年會，參與者雖不多，卻意義非凡：這群剛走出校園的理工男孩，正試圖塑造他們和母校之間新的紐帶。

那一年，MIT剛走過第十個年頭，總校友人數才110人，但土木工程畢業生喬治·W·布勞杰特（George W. Blodgett）敏銳地意識到：這個數字，將迅速擴大。於是，他當場提出一個大膽的建議——建立一個屬於全體MIT人的校友總會。

或許是在熱騰騰的帕克豪斯小麵包陪伴下，提議迅速獲得透過。與會者隨即選出喬治·W·布勞杰特（George W. Blodgett）、威廉·A·金博爾（William A. Kimball）和韋伯斯特·威爾斯（Webster Wells）三人，組成籌備委員會。

幾個月後，金博爾展開了實際行動。他給所有有地址可查的畢業生寄出一封問卷式信函，真誠地詢問：“是否覺得有必要成立一個校友協會？”結果超出預期，大家紛紛回信支援。

終於，1875年1月29日下午，在MIT的羅傑斯大樓裡，27位校友親自到場，見證了MIT校友協會的誕生。那一刻，MIT不僅是一個校園，而是一種精神的延續；一種超越時間與空間的聯絡，就此建立。

喬治·W·布勞杰特（George W. Blodgett）

MIT 第六屆畢業生，土木工程專業出身。他是首位提出“建立全體校友組織”的倡議人。在 1874 年的聚會上，他提出創辦校友協會的建議，並主動投身組織工作，成為MIT校友社群的早期架構者之一。

威廉·A·金博爾（William A. Kimball）

MIT 早期畢業生，後成為首任校友協會秘書。他不僅是協會組織的實際推動者，還在1874年寄出調查信，廣泛徵詢校友意見，並在首屆大會上明確提出“幫助畢業生就業”作為協會的首要使命。他的組織能力和遠見為協會早期發展奠定基礎。

韋伯斯特·威爾斯（Webster Wells）

MIT 數學教授，畢業後留校任教，長期致力於教學改革。他是MIT早期教師中最活躍的校友組織者之一，同時也以撰寫數學教科書著稱，對後期 MIT 的數學課程體系建設產生深遠影響。

在創會大會上，威廉·A·金博爾（William A. Kimball） 明確指出，MIT 與傳統文理學院的教育路徑截然不同。哈佛、耶魯的畢業生或許還會繼續攻讀法律或醫學，而 MIT 的年輕人——他們一畢業，就要踏上工程師的職業道路。

正因如此，MIT 校友協會成立的第一使命，便是幫助這些新鮮出爐的工程師們找到第一份工作。這不僅是對校友的扶持，也是對 MIT 的正向反饋，更是對當時正在崛起的現代工程行業的一種有力支援。

作為協會首任秘書，金博爾提出了具體而務實的機制：

“年長的校友可以盡己所能，為畢業生提供工作機會；凡是知道哪裡有職位空缺的，也請將資訊透過協會秘書傳遞出去，讓我們幫助他們在全國範圍內找到起點。”

這一使命，成為 MIT 校友文化中最早也最核心的傳統之一：你走出校門，但不會走出MIT的網路。

1875年，MIT校友協會正式成立，首任會長由1868級畢業生、礦業工程教授羅伯特·H·理查茲（Robert H. Richards） 擔任。他不僅是MIT最早的14位畢業生之一，也是深受學生敬仰的導師。不久後，他迎娶了 埃倫·斯沃洛·理查茲（Ellen Swallow Richards）——MIT歷史上第一位女性畢業生與第一位女性教師，兩人共同書寫了MIT早期的學術與性別平等傳奇。

協會的組織章程則由理查茲、前述的金博爾（William A. Kimball），以及 查爾斯·R·克羅斯（Charles R. Cross）——1870級校友、當時的物理助理教授——共同起草。整整257個字，開宗明義：“本協會旨在透過增強會員對學校和彼此的興趣，促進學院與畢業生的共同福祉。”年費定為1美元。

羅伯特·H·理查茲（Robert H. Richards）

MIT 1868 級，首任校友協會會長。MIT首屆畢業生之一，礦業工程教授。不僅是校友組織的奠基人，也是推動MIT實踐教育的先行者。他娶了MIT第一位女畢業生埃倫·斯沃洛，兩人堪稱MIT的“理工伉儷”。

埃倫·斯沃洛·理查茲（Ellen Swallow Richards）

MIT 1873 級，首位女畢業生、首位女教師。MIT歷史上第一位女性畢業生，也是第一位女性教師。她是環境科學和家政學的奠基者，用一生實踐“知識服務社會”的MIT精神。

查爾斯·R·克羅斯（Charles R. Cross）

MIT 1870 級，物理助教，章程起草人之一。MIT早期物理教育的關鍵人物，協助撰寫校友協會憲章。他既是學者也是組織者，為MIT早期制度建設立下基礎。

然而，更令人動容的是發起者的身份：他們並非“畢業即遠行”的普通校友，而是一批將MIT當作終身事業的“Lifers”——既是校友，也是教職工，更是學校最忠誠的佈道者。

正如MIT歷史學家菲利普·N·亞歷山大（Philip N. Alexander） 在其著作《A Widening Sphere》中所說：

“這個協會，是推動MIT未來、培育同窗情誼、建設校精神的一個務實而非對抗性的舞臺。”

1877年，MIT校友協會設立了一個全新機構——“學校委員會”，旨在密切關注課程設定、管理方式和辦學方針。那年6月，在年會上，1869級校友、未來波士頓地鐵系統設計者霍華德·A·卡森（Howard A. Carson）提交了一份報告。他高度評價了MIT在工程教學方面的前瞻性，同時直言不諱地指出：化學教學依舊停留在“讀書聽講”的舊模式，缺乏實驗操作，這是一個嚴重的弊病。

然而，真正的危機遠不止於教學方法。實驗教學裝置昂貴、空間受限，而學生繳納的學費根本不足以支撐開銷。MIT 的財政狀況急轉直下：

1876屆畢業生還有43人
1877年驟降至32人
到1878年，只剩下19名學生完成學業

這場辦學危機使得學校不得不裁撤三位正教授，全體教師被迫減薪，甚至高層一度認真討論是否要“關閉學校”。

當時的第二任校長約翰·丹尼爾·隆克爾（John Daniel Runkle）面對困局束手無策，最終黯然辭職。關鍵時刻，創校元老、首任校長威廉·巴頓·羅傑斯（William Barton Rogers）“火線迴歸”。

但問題仍在：MIT全體畢業生僅有233人，許多人尚未立足社會，無力金援母校。面對幾乎無解的困境，羅傑斯沒有放棄。他動用了自己在政商學界積累多年的人脈資源，四處奔走，最終籌集到一筆“可觀的捐贈基金”，為MIT續上一口生機之氣。

到了1881年，羅傑斯邀請著名經濟學家、教育家弗朗西斯·阿馬薩·沃克（Francis Amasa Walker）出任第三任校長。這位“職業改革者”將MIT帶出了陰霾——教學體系煥然一新，招生人數穩步回升，到1888年，畢業生回升至77人，MIT的校友總數也增加到了579名。

隨著校友們在各自行業站穩腳跟，MIT 校友協會不僅資助設立了“羅傑斯獎學金”，也將年會搬進了波士頓最奢華的楊氏飯店（Young’s Hotel）。1894年，《波士頓環球報》報道該年會迎來了8位女性校友，其中包括1894級的瑪麗安·L·馬霍尼（Marion L. Mahoney），她也是世界上第一位註冊女建築師之一。

而真正讓校友活動煥發文化生命力的，是一種叫做“煙談會（Smoke Talks）”的獨特形式——集社交、思想、科技於一體的小型沙龍。

1894年11月，在MIT建築樓的客廳裡，校長沃克講述美國關稅制度的變遷，大家邊聽講邊參觀機械實驗室，談笑風生。
1895年的煙談會以“航空”為主題，1870級校友薩繆爾·卡伯特（Samuel Cabot）預言飛行器將徹底改變城市格局。與會的哈佛天文學教授、1879級校友W.H.皮克林也信心滿滿地預測：“實用飛行器，近在眼前。”僅八年後，萊特兄弟實現了人類首次飛行。
1896年4月，1893級的查爾斯·L·諾頓展示MIT研製的X光管為校長沃克拍攝的手部照片，意外發現其骨中殘留一枚南北戰爭時期的金屬碎片，全場譁然。

1896年一次校友協會的“煙談會”上，1893級校友查爾斯·L·諾頓展示了一張校長沃克手部的X光片，意外發現其中嵌有一塊金屬殘片——那是南北戰爭時期炮彈襲擊留下的傷痕｜圖片來源：MIT博物館

這些煙談會，不只是學術講座，更像是一場場 MIT 式的“科技家宴”——既充滿好奇心，也飽含人情味。

煙談會的熱度催生了一個更持久的空間——MIT技術俱樂部（Technology Club）於1896年成立，並租下紐伯裡街71號四層樓，作為校友會所。這棟建築可謂功能齊全：

地下室設有洗衣房
一樓為廚房與餐廳
二樓為客廳與吸菸室
頂樓則設有圖書室、檯球室和宿舍

開業時會員已達300人，兩年後激增至581名常駐成員，年費12美元（外地和在校生只需6美元）。1896年12月，《波士頓晚報》稱其“正迅速成為MIT社交生活的中心”。

1916年，紐約技術俱樂部成員參加MIT校友日遊行｜圖片來源：MIT博物館

進入20世紀，MIT 校友社群不再侷限於波士頓。1899年1月，《Technology Review》創刊，開始記錄全國各地校友會的動態。

同年2月3日，西北校友會在芝加哥舉行年會，透過電話線路即時連線密爾沃基、紐約、費城、華盛頓、匹茲堡、聖路易斯以及波士頓技術俱樂部——當時這在技術上堪稱突破性創舉。

芝加哥會場的130位校友人手一部聽筒，遠在新澤西的托馬斯·愛迪生透過電話致辭：

“今晚能隔空與千里之外的各位對話，很大程度歸功於MIT校友在電話領域的努力。電學研究的許多進展，離不開MIT輸送的人才。”

雖然波士頓當晚受暴風雪影響，訊號不穩，150位校友聽得不甚清楚，但他們三次高呼校呼——“MIT, rah, rah, rah! Technology!” 終於引來芝加哥校友的會心回應。

20世紀初，MIT再度陷入財政困境。一時間，關於與哈佛合併的訊息甚囂塵上。時任校長亨利·S·普里切特（Henry S. Pritchett）被曝正就合併事宜進行磋商。這一訊息迅速點燃了校友群體的警覺與行動力——班級秘書火速發起“反合併請願”，校友協會同步展開民意調查，結果一致反對。

校友們深知：MIT不是哈佛的“技術分校”，它代表的是另一種教育理念——以科學、工程和應用為核心，以實踐和創造為根本。這份獨立性，不容妥協。

最終，在各方努力下，馬薩諸塞州最高法院駁回了MIT土地出售案，合併計劃正式終止。那一刻，MIT不僅保住了校園，更守住了靈魂。

1904 年，MIT 的班級秘書們發起了一項反對與哈佛合併的請願行動，校友協會也隨即對是否合併進行了全體校友投票｜圖片來源：MIT博物館

危機過後，MIT迎來轉折。1909年起，學校開始籌劃整體搬遷至劍橋。新校長理查德·麥克勞林（Richard Maclaurin）成功籌措建設資金，翻開發展新篇。1916年6月14日，MIT在波士頓交響樂大廳舉行喬遷慶典，1,500名校友親臨現場，並透過電話連線同步連線全美34座城市的校友分會。

本次遠端慶典由1895級校友、AT&T“長線”網路負責人阿爾伯特·W·德雷克全程技術保障，執行順暢無誤。活動當晚共籌得超過300萬美元善款，為MIT新校園的騰飛奠定堅實基礎。

從拒絕合併，到集體遷校，校友們用實際行動捍衛了MIT的獨立精神，也親手推動了她邁向世界一流科技殿堂的關鍵一步。

此後，校友協會和班級秘書持續維護 MIT 大家庭的聯絡網路；校友亦成為學校發展的堅強後盾。如今，全球 200 餘個校友分會將 MIT 人凝聚在一起，每年數千名校友回到校園，與老友重聚，共同慶祝他們身為 MIT 社群一員的獨特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