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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清晨，幾臺機械車駛入愛爾蘭西部小鎮圖阿姆。工人們在一片不起眼的草地上搭起圍欄、架設監控，準備動工。
這片土地曾是“仁愛修女會母嬰之家”的所在地，而在一口廢棄的化糞池中，可能埋著近800具孩子的遺骸……
這些嬰孩，有的剛出生，有的連名字都來不及被記錄，他們沒有墓碑，沒有葬禮，只是被丟到這裡無聲腐爛。
幾十年來，這段歷史被封存、被迴避，被沉默。
——直到，一個歷史學家透過十幾年的執著和堅守，揭開了這一切罪惡的內幕……
她叫凱瑟琳·克萊斯。
在圖阿姆鎮人的記憶中，“仁愛之家”是一個安靜、封閉的地方。由天主教“仁愛修女會”運營，從1925年一直運作到1961年。
門口寫著“仁愛與庇護”，修女們每天祈禱，看起來神聖又慈悲。它面向的，是未婚懷孕的年輕女性。官方說法是——為“迷途少女”提供收容和幫助，讓她們悔過自新。
凱瑟琳·克萊斯小時候也這麼以為。
就像鎮上的其他人，她從沒多問。這個機構就像一個沉默的警告標誌：所有人都知道它在那裡，但沒人真正談論它。
她小時候和“仁愛之家”的孩子同班。那些孩子總是瘦得皮包骨，肚子卻腫脹，一直低著頭坐在角落。沒人主動和他們說話，也沒人邀請他們一起玩。
“我們被告知，如果不聽話，就會被安排坐在他們旁邊。”
有一次，一個學姐把糖果紙包在石頭上送給那些孩子，當孩子打開發現被騙時沒有說話。後來，凱瑟琳也模仿著做了一次。
“我當時覺得很好笑……多年後，我常常問自己，我到底對那個從未見過糖果的可憐小女孩做了什麼？
這件事情一直縈繞在她的心頭——多年後，她成為母親，有了自己的孩子，也早已搬離圖阿姆。
但那個糖紙石頭的記憶卻總會在安靜的時候浮上來：那個以為自己得到了款待，卻只是惡作劇捉弄的小女孩，她後來去哪裡了？
“我從內心深處，想要彌補他們。”
四十多歲那年，她決定尋找答案。
最開始，她只是想寫一篇地方誌，記錄“仁愛之家”的歷史：那些孩子後來過得怎樣？有沒有建立家庭？有沒有人記得他們？
但很快，她意識到事情遠比她想的嚴重。
登記記錄裡，一頁頁寫滿了孩子的死亡資訊——從1925年到1961年，796名嬰兒和幼童死於這所機構。而在鎮上的墓地裡，她只找到了兩座對應的墓碑。
她查閱了官方的死亡記錄，死因多為呼吸道感染、胃腸炎，也有一些早產、抽搐、百日咳和腦膜炎等疾病——但沒有一例解釋他們“消失”的理由。
這些孩子死了，但他們的屍體在哪兒？
她走遍了附近的公墓，查不到這些名字。她寫信問教會，對方只說“歷史很複雜”，既不承認，也不否認。
於是，她提出了一個令人不寒而慄的假設：這些嬰兒，是不是被埋在仁愛之家舊址地下那個廢棄的汙水結構中？
她整理出這些年的研究成果，投稿給地方報紙。
但等來的不是感謝，而是嘲諷、排斥，還有憤怒。不僅教會抵制她，鎮上的人也有人怒罵她“抹黑圖阿姆”；有人看到她就繞道走；有人往她家信箱塞恐嚇信：“你丟了圖阿姆人的臉。”
官方最初也不願響應，稱她只是一個“業餘歷史愛好者”，不具備專業資格。
然而，2014年5月，愛爾蘭一家主流報紙刊登了她的調查，全國輿論開始關注。
媒體爭相採訪她，國際組織開始呼籲調查，政府終於不得不正視這件事。
愛爾蘭總理表示將“展開全面的事實核查”，國家歷史檔案部門開始調閱當年的相關檔案。
隨著凱瑟琳和官方的深入調查，仁愛之家的真面目終於被揭開。
——在20世紀的愛爾蘭，未婚先孕的女性被貼上“墮落”、“失德”的標籤，被家庭、社群乃至整個社會所放逐。這些女性的父母親人會在教會和社會壓力下，把她們“送進去”。
“未婚懷孕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這是女性所能犯下的最嚴重的罪行，儘管很多時候是因為被強J。”
她們在這裡分娩，卻並不是病人或產婦，而是“悔過者”。分娩之後，她們必須在機構裡再留下至少一年，從事各種勞動：洗衣、打掃、照顧他人，一分錢報酬都沒有。
而她們的孩子，經歷的命運更加殘酷。
許多母親在分娩幾小時內就被迫與孩子分離。孩子交由修女照看，不久就被“送養”——很多被“出口”到美國、英國、澳洲，而一切幾乎從不徵詢親生母親的同意。
但不是所有嬰兒都有機會被收養。
根據愛爾蘭政府成立的“母嬰之家調查委員會”報告，仁愛之家的死亡率高得驚人：1943年高達34%，1946年為27%。有些年份，每出生三個嬰兒，就有一個在這裡死去。
死因包括：肺炎、麻疹、營養不良、腸道感染、寒冷和照料不足。
這些孩子的死，沒有哀悼，也沒有葬禮。他們就這樣“消失”了。
而最令人震驚的是：埋葬這些孩子的地方，是仁愛之家舊址下一處“廢棄化糞池”，這是一個沒有標記的地下掩埋空間，扔著數百具屍體。
2017年，愛爾蘭政府授權進行的試掘工作證實：那裡確實埋有大量嬰兒和小孩的遺骸，年齡從35周胎齡到三歲不等。證據無可否認。
但即便真相浮出泥土，正義的腳步仍然遲緩。
2017年，第一次試掘確認了地下確實埋有大量嬰兒和小孩的遺骸，圖阿姆的名字震動了整個國家。但此後多年，政府卻遲遲未採取實質行動。
為什麼？
一方面，是法律的真空——這片土地後來被劃入私人住宅開發區，政府無權直接發掘，必須立法授權。
另一方面，是技術的難題——遺骸年代久遠、混雜堆放，DNA辨識工作幾乎無法保證成功。
更復雜的是社會壓力。有人希望為這些孩子找回名字，有人則堅持“讓死者安息”。教會與部分居民反對“翻舊賬”，而政府，也幾度在預算與立法中反覆推延。
直到2022年，相關法案才終於透過，賦予政府發掘與重新安葬的合法許可權。再到2023年，預算與調查單位就緒。時間拖到了2025年，才終於啟動了真正意義上的全面發掘。
距離凱瑟琳最初發現死亡記錄，已經過去了整整十五年。
2025年6月16日，清晨。
圖阿姆“仁愛之家”舊址外，圍欄高高豎起，法醫團隊開始進駐。現場裝上了全天監控，發掘工作預計持續兩年，目標是：找出遺骸，盡力鑑定身份，再用有名字、有儀式的方式重新安葬。
凱瑟琳·科勒斯站在圍欄外，看著挖掘裝置緩緩啟動。機器的轟鳴聲不算大，但在她聽來，那聲音像是敲進記憶深處的鐘。
“這些可愛的嬰兒，是我繼續下去的動力，”她說。“我腦子裡總浮現他們的樣子——他們不能永遠留在汙水裡。他們必須被挖出來。”
還有很多地方有著類似的機構、角落、系統。它們在權力的庇護下、在社會的沉默中、在記錄的缺失裡運轉了數十年。
歷史不會自己說話。
但有人會站出來——去查檔案、去問問題、去翻舊賬，去看到不對勁的地方，然後決定不裝作沒看到。
也許，很多孩子永遠無法被確切叫出名字，無法確認屬於誰。但至少，他們不再是無名的數字，從“歷史的腳註”變回“曾經活過的人”。
有人問她，你希望這項工作能挖出什麼？
她回答：
“我不在乎他們還能不能被DNA確認。我只希望，他們能以一個人的身份，被重新看見一次。哪怕只是一個碎骨，一小段指甲……都該有人說一句：‘你來過。’”
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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