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澍:建築已死?

建築已經死亡了,因為根本就不是建築,是一大堆裝修。
“建造是一種批判。”
王澍穿著一件黑色外套走上講臺,目光炯炯,神采奕奕。
他的步伐不快,卻堅定,站定後環顧了一圈會場,像是在用目光丈量這個空間的氣息。而當他終於開口,語調由緩而揚,迅速點燃了現場的注意力。
他沒有拿出任何幻燈片或影像資料,只是站在那裡,用一場沒有作品展示的演講,講述他對“建造”的理解。
©Zhu Chenzhou
這場演講發生在2025年6月14日,西岸美術館與同濟大學聯合主辦的“建造上海:1949年以來的建築、城市與文化”學術論壇現場。作為同期特展的重點學術活動之一,論壇聚集了中國建築界的重量級人物。
包括中國工程院院士何鏡堂、中國科學院院士常青、同濟大學副校長李翔寧在內的十餘位知名專家學者到場,圍繞“建造”這一關鍵詞,從歷史研究、建築評論、城市規劃等多個維度展開深入對話。
當普利茲克建築獎得主王澍出場,他的發言幾乎在一開始就打破了原有的討論框架。他沒有總結自己的成就,而是將“建造”重新定義為一種“批判”。
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今天上海在建造上固然“越做越精緻,越做越摩登”,但我們是否該追問:在速度與形式的繁榮背後,建築本身還在不在?我們是不是已經進入了一個“建築已死”的時代?
以下為王澍演講:
建造是一種批判
而不是裝飾
建築已經死亡了,因為根本就不是建築,是一大堆裝修。
我今天不準備放任何的作品,我就準備講三個觀點。
我的題目叫做“建造作為一種批判”,這次的展覽是“建造上海”,既然提到了建造,我就稍微談一點和建造有關的問題。
實際上上海這些年,如果我們把“建造”當做建造質量的話,那很明顯,上海的建築越做越精緻,越做越摩登,和國外的建築毫無差別。

可以看到上海的無論是外國建築師做的,還是中國建築師做的,都達到了很高的水平,都和美國西方、日本沒有差別,甚至因為我們龐大的建造量,能夠產生一種震撼的效果,就是我們已經超過他們了。
但是我覺得,在感嘆這樣一種建設成就之餘,我們建築界還是應該有一點自己的專業思考,我覺得我們要自己問自己:“我們有沒有什麼問題?我們到底發展到一個什麼樣的程度?” 
大家經常把建造當做一個技術問題,你可以控制好施工,控制好材料、質量,建造的過程等等。當然這些問題都很重要,但是有一個核心的問題,很少有人討論。

就是以現在的大型建築的建造方式,基本上都是快速施工,出來這個結構是不能看的,因為速度太快了。然後透過室外裝飾材料做外包裝,室內裝飾材料做內包裝,這樣的話,任何造型、任何跨度、任何空間幾乎都可以做。
但是如果我們講建造,一定是要做從結構到構造,做真實表達。
如果這是一個標準的話,以現在上海所有的新建築看,絕大多數都可以讓我們得出一個答案,就是我們曾經所熟知的建築學已經死亡了。
王澍作品 富陽文村 ©李樾祺
建築已經死亡了,因為根本就不是建築,是一大堆裝修。
所以我們到一個根本不是建築的時代,還討論建築有什麼想法,有什麼構思,有什麼哲學,就稍微有一點點可笑了。
如果要講建造上海,從學術角度討論的話,這是一個基礎的點,需要思考。
上海是一位“超級模仿者”
比所有人都聰明,比所有人都快,比所有人質量更高的超級模仿者,上海可以說基本是這樣的一個角色。
上海在中國是很特殊的一個城市。
從上世紀初以來,西洋的風吹入中國,上海一直引領著中國城市的潮流,所以上海就是這樣一個很特殊的城市。
特殊到什麼程度呢?一直到2010年左右上海人才不再有這樣的感覺——認為全中國只有一個城市,就是上海,其他的都是農村。
洛克·外灘源,資料來源:戴衛·奇普菲爾德建築事務所
仔細討論,也沒有大錯,因為這個城市是一個完全西方化的城市。如果定義這個城市,前面一定要加一個“西方化”。
2000年我在同濟大學讀五年博士,博士畢業的時候,同濟大學破例想讓我留校,我當場拒絕,當時跟我談的建築學院的書記目瞪口呆,那時候上同濟的只有留洋的博士可以留校,自己學校的不可能留校,我們已經破例了,你為什麼不願意留下來?
我說我要回國,我要回杭州;我要做“中國建築”,我就不希望留在上海。
我寫過一篇文章講同濟——我們上海60% 多的建築都和同濟有關,我批評同濟和批評上海差不多是一個意思——上海在改革開放最前沿,最沿海,而且一直是“西風東漸”,西方風潮進入中國的入口,所有最新的思潮,都先到上海。
當然現在可能稍有不同,因為有了網際網路,情況有點不同,但很長一段時間來都是這樣的。
上海的特點是,所有最新的東西他接觸到,然後會有所表現,會感覺比所有中國內地都要更洋氣,更摩登,更現代。

但是這個地方真正沉澱下來的一點思考,不多,所以就變成了一個超級模仿者——這個模仿者是比所有人都聰明,比所有人都快,比所有人質量更高的超級模仿者。
上海可以說基本是這樣的一個角色。
真正自己原創性的文化,建築的文化,在哪裡?我覺得幾乎沒有人問這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建造上海”展覽最後一部分很好,把上海最近這些年的年輕建築師做的很多作品,哪怕是不大的作品,給了很重的份量來展示。上海的年輕建築師是特別有活力的,像西岸這個區域也是這樣,可以看到很多。
城市更新
輪到年輕建築師了
國內過去三年發生了大的轉折,把城市更新作為大拆大建之後一個新的城市建設政策,我覺得這個對年輕一代的建築師是一個特別好的機會。
國內建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變化實在太快了,這麼快的變化,說老實話,很難能夠做長期、深入的思考。
我自己很有感觸,我九十年代設計的建築基本都被拆除了,九十年代以後的建築有兩個被拆除,都發生在上海。一個是2000年做的南京西路的頂層畫廊,一個是我09年世博會做的一個館,都被拆除了。
王澍設計的寧波滕頭館
拆除的原因,我覺得其實就是這個城市發展得實在太快了,快速的變化有時候對創造性,不一定是好事兒。
當然你說上海有沒有發生過原創性的中國當代建築的想法,其實上海是有的。
80年代馮紀忠先生在松江,一個小小的茶室,那是整個中國近現代建築史上,我認為第一個真正中國當代建築,在那裡誕生,包括對材料的考慮,對自然的考慮,對意境的考慮,對建造方式的考慮。

何陋軒
我當時寫過一篇小文章《小題大作》,作品很小,作品的意義絕對不小。
後來不知道什麼原因,馮先生做出這個作品以後,後來就沒有作品。不管怎麼樣,一個建築師一輩子留下那樣一個建築,而且今天的展覽裡面,把他的建築做成模型放在這裡,我特別高興。
我09年做建築的時候,就像用我的方式對馮先生做一個回應,中國真正自己的地域的當代建築,應該是一個什麼樣的討論。
王澍作品 中國美術學院象山校區
我做的館後來被拆了,馮先生很幸運,他的作品應該不會被拆,會保留。但是真的非常感慨,他真的是一個孤獨的先行者,上海當代中國建築,40多年前就“發生”,發生之後,再無回應者,這件事情讓我完全不能理解。
現在進入一個新時代,尤其是進入城市更新的時代,國內過去三年發生了大的轉折,把城市更新作為大拆大建之後一個新的城市建設政策,我覺得這個對年輕一代的建築師是一個特別好的機會。
民生碼頭8萬噸筒倉改造,資料來源:蘇聖亮
因為城市更新決定了它一定是在保護的前提下城市發展。保護為前提,就意味著所有新的建設一定不可能再是大規模的大拆大建,應該是一種在保護為前提下零敲碎打的城市發展狀態。
這種零敲碎打的狀態,大的設計院不適應,幹不了。而小事務所,年輕的建築師恰恰最合適。
世博溫室花園 @華東建築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
就像我們當時在九十年代等到一個好機會,我覺得對於上海的青年一代建築師來說,這恐怕就是一個機會。
未來至少十年,甚至更長,我很期待,上海的青年建築師,應該有一個十年的黃金髮展和發揮的時間。
結語
澍演講結束之後,李翔寧教授緊隨其後進行了回應,直言不能直接批評上海,但可以反思上海。
與王澍所揭示的“超級模仿者”角色不同,李翔寧強調了上海的務實精神:
“透過濟的發展帶來社會發展的理念,不僅創造了紐約這樣的大都市,上海也同樣有這樣的理性、務實的一面,在外部框架的約束下能夠盡最大可能進行創造的實踐,或者說一種努力。”
“不像北京或者深圳那麼多建築實踐的更有革命性的現代的顛覆,上海的建築更實際,創造出相對穩重的城市天際線。”
他提到一批“微更新”的小建築——橋下驛站、口袋公園、15分鐘生活圈內的公共廁所——並不高大上,卻溫暖人心,真正紮根於城市的縫隙與生活的日常之中。
永嘉路的309口袋公園 資料來源:上海阿科米星建築設計事務所
這些建築未必定義了上海的國際形象,卻可能正代表了上海建築未來發展的方向。
從王澍的“建造已死”,到李翔寧的“再思考上海”,從對高速度高密度的警惕,到對微尺度、人本主義設計的迴歸,上海這座城市的“建造故事”仍在發生。
而這些討論,也許正是中國建築走向獨立文化體系、自我價值重建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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