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競爭的思想，有底蘊的政治
整理｜陳看、劉嘉薈
UCCA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於2025年3月22日至6月15日呈現展覽“安妮卡·易：另一種進化”，營造了一個跨越生物學、技術、哲學與藝術等不同領域的多感官世界，藝術家安妮卡·易的創作實踐為我們重新思考人類進化、創造力和共存形式的本質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平行系列對話“共棲與綿延”由UCCA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與北京大學博古睿研究中心聯合發起，旨在發現不同科學領域的研究者、哲學領域的思考者與當代藝術創作者之間的合作與共振，就“利他機制”“自我意識”等話題從不同角度切入交流，以及如何在真實且連續的時間體驗中形成歷時性的互文機制。該系列的三場對話邀請了生物學、醫學人類學以及科幻寫作等領域的學者，與具有跨媒介創作經驗的藝術家們展開對談。
系列對話的第二場活動中，人類學家賴立裡與藝術家郭城圍繞“自然程式碼、身體語法與技術寓言”展開跨學科對談。賴立裡教授從人類學與科學技術研究（STS）的視角出發，探討技術與身體的纏繞如何重塑與定義感知——從後人類身體的流動性到物的倫理張力，揭示日常實踐中技術實踐與生命經驗的複雜交織。藝術家郭城則以雕塑與裝置為載體，透過剖析基礎設施、數字身份與演算法權力對自然與人類社會的雙向編碼，將其中抽象的糾纏關係轉化為可感知的感官體驗。從“自然程式碼”的系統性到“身體語法”的規則性，再到“技術寓言”的敘事性，兩位嘉賓共同追問：技術是否可能成為重構自然秩序與身體認知的“語法”，人類與非人類的關係是否可能超越工具性邏輯，轉向更具開放性的共生敘事？對話以去中心化的視角，引領觀眾展開一場關於技術民主、生態感知與未來主體性的思辨探索。本場活動由UCCA公共實踐策劃人王佑佑主持。
主題演講回顧
田野中的衛生實踐
演講開篇，賴立裡針對本次講座題目“自然程式碼、身體語法與技術寓言”提出了問題：自然為什麼要有程式碼，自然是什麼，有內在規律嗎？如果身體需要規則以具備系統性，如何理解開放的、不成系統的身體？技術一定是關於未來的敘事嗎，技術是否已經是我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從以上三個角度的問題出發，賴立裡以自身研究經歷展開了本次討論。
賴立裡首先介紹的是她於20年前在河南農村進行的調研。她向觀眾展示了某村莊的茅房的照片，並向觀眾解釋：“如果初來乍到，一定會覺得這樣的廁所很‘髒’，但這裡每件東西的擺放都遵循著‘衛生’的考量。”首先雖然不是水泥地面，但是沒有亂扔的垃圾，後面靠牆的廢棄腳踏車筐被再利用為廢紙簍，乾淨的衛生紙則用塑膠袋懸掛在右前的牆上，這個旱廁甚至還仿照陶瓷馬桶的形狀做了一個防止外濺的擋面。隨著日常生活的深入，村民的日常衛生習慣也逐一顯現出來。她提到自己初到村莊時的尷尬經歷：“房東問我為什麼要住她家，說農村比城裡‘髒’，結果住久了才發現，只會去（週末才開門的）澡堂洗澡的我比她們更‘髒’——她們知道如何保持身體衛生，能夠站在院子裡穿著厚重的衣服將熱水瓶的熱水倒在臉盆裡洗頭，我則很難適應這樣的既沒有暖氣也沒有自來水的日常衛生方式。”
這種身體經驗的衝突，讓她反思城市生活中被大家想當然的衛生標準：“城市中人們的基本衛生，包括身體衛生和環境衛生，其實深度依賴自來水、下水道和垃圾處理服務等措施，這些基礎設施的背後是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的投入，同時也因為其‘基礎’而不為日常所見。”村民們也在努力過上城市的“現代”生活。村醫家也裝上了沖水馬桶——房頂的儲水罐透過自然水壓實現了馬桶的沖水。但是排水卻只能流入屋側的土坑，下雨時再順著集體時期修建的老水渠衝走。賴立裡2021年在雲南大理北部做田野調查時也注意了當地農村的廁所狀況，旱廁依然是主流。國家大力推廣“美麗鄉村行動”，2025年的中央一號檔案依然在強調“廁所革命”，努力實現廁所糞汙和生活汙水的協同治理。不難想象，要在廣大農村覆蓋和城市一樣的基礎設施建設是不可能的。衛生不能是單方向的所謂“進步”（或現代化），而是身體、技術與自然的三方協同。
採藥人的技術哲學
苗族醫生試著將海拔2000米以上才可能找到的珍稀“強盜草”種到自家後院的背陰坡上，看能不能種活。瑤族醫生四處奔波，最終騎在年輕人的摩托車後座上，進到大瑤山深處才找到“七葉一枝花”的根莖。帶回瑤醫醫院處理時，他必須戴著手套和防護鏡，用石頭將生藥搗碎——這樣才能保證藥性，戴手套眼鏡則是因為此藥有毒。賴立裡以民族醫生的採藥經歷為例，強調草藥與醫療技術（包括種植技術）的共同作用與相互纏繞。瑤族醫生盡心盡力去尋找、加工那本身“大毒”的根莖藥來治療晚期癌症患者膕窩處長出來的“毒瘡”，被問及“是否有效”時，他卻反問道：“你相信命運嗎？”
在羌族醫生的診所，電針儀器與傳統拔罐藥罐並置，採集的草藥被加工成藥酒或藥膏，裝在藥櫃頂上的瓶罐中。阿昌族的醫生給骨折病人細心調製多種草藥組方的外敷藥帖：這些草藥，它們成長的山川、土壤、氣候、陽光、雨露，被醫生從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時間採集到一起，再經過他自己的加工，彙集成這樣一個藥膏，用到病人的身上。這不是一個簡簡單單的“技術物”，更是“聚集物”(gathering)。這些醫生不關心“自然是什麼”，他們更關心藥是否起效，或者說，自然能做什麼。或許，有效性本身就是自然與技術的共同作品——陽光雨露塑造草藥生長，而醫生的經驗讓自然物質轉化為治療力量。
輔助生殖技術：身體的“運氣”與技術的邊界
透過一組輔助生殖技術田野研究的照片，賴立裡向大家展示技術權威與身體能動性的張力。接受輔助生殖技術的同時，與大量服用的藥品和注射的針劑並置的是供奉的觀音和供桌上堆滿的供品。儘管嚴格遵循生理週期服藥、打針，微信群中“接好孕（運）”的願望卻直白顯露出技術的脆弱性。作為一直在不斷發展中的前沿醫學科技，輔助生殖的成功依然有相當部分被歸為“好運”，因為即便符合所有醫學和技術指標，從是否受精成功併成長為可移植的受精卵，到移植後能否著床乃至最終成形、出生，其間依然充斥著不確定性。輔助生殖技術的關鍵詞在於“輔助”，仍然需要模擬自然生育的身體週期，成功的敘事仍是由自然/身體、技術，乃至充滿著偶然性的“好運”共同書寫。最後賴立裡希望透過對上述三個研究的介紹，能夠激發大家對本場講座的三個關鍵詞，自然、身體、技術，生出更為切實的感知與反思，甚而拓寬想象。
從計算機“bug”到地質時間
郭城的演講圍繞其在北京798魔金石空間的個展“蟲”展開。1947年，一隻飛蛾飛入美國Mark II計算機繼電器導致故障，被工程師格蕾絲·霍珀記錄為第一個計算機“bug”。展覽以“bug”為核心，包含了兩層含義，既是自然界中的昆蟲，也是技術故障的象徵。
以此為引，郭城指出位居深山、水下的資料中心“在自然中掏了一個真空”——即便處於自然之中，資料中心仍然儘可能隔絕周邊自然空間的物質往來，只留下能源、資訊與熱量的交換以維持運轉。然而，耗費大量資源維持的“真空”狀態並不能真正將技術與自然生態相區隔，反而彰顯了技術與生態之間複雜的纏繞關係。基於此，展廳空間被分隔為兩個相互連線、氛圍迥異的空間： 外部空間明亮、潔淨，模擬資料中心的質感；內部空間則相對昏暗、封閉。兩個空間透過一道“窗洞”相連。
在外部明亮空間的入口處，裝置《石蛹 No.2》懸吊於防靜電地板之上。郭城創作了兩根形似地質巖芯的柱狀結構，並用網線橋架和網線進行纏繞，形成一種獨特的質感。巖芯表面覆蓋的綠色薄膜透過機械裝置進行緩慢的升降和旋轉運動，呈現出鱗翅目昆蟲在蛹期內發育的狀態。技術所依賴的物質基礎源於漫長的地質時間，這件作品回應了人類為建造技術基礎設施而從自然中大規模攫取資源的行為。
在明亮空間的角落，作品《Y29B Bug》展示了一個定製的日曆裝置。該軟體驅動一個機械翻屏器，將日曆的年份不斷向過去翻頁，直至達到64位計算機系統的時間上限（約292億年前）。軟體下方壓著一個地球玩偶，放置於伺服器機箱底座上。“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作品的時間上限（292億年）遠超地球約40億年的歷史和宇宙約138億年的年齡，郭城指出這種由技術限制的時間體量“相對無效”。作品呈現了人類曆法在宇宙尺度前的荒誕性。並透過伺服器機箱、地球玩偶等媒材的使用揭示了一種人類中心主義對自然的投射、人類對地球資源的攫取，以及我們對環境資源的商品化使用。
月亮、導航失靈與昆蟲寓言
當觀眾穿過“窗洞”進入第二個昏暗空間時， 展覽主題轉向人類行為與技術基礎設施對生態系統的介入和影響。昏暗空間的中心位置，懸掛著裝置作品《月亮》。其創作靈感源於科學家的“燈誘”活動：夜晚，科學家們用強光燈吸引昆蟲以便進行觀察、研究和標本採集。《月亮》裝置探討了一個關於昆蟲導航的科學假說：許多夜間飛行的昆蟲利用天體光源（特別是月亮）與地面形成的恆定高角度作為導航參照。當遇到地面強光人造光源時，由於光源角度低且距離近，昆蟲的導航系統會失靈，導致它們不斷地圍繞燈光旋轉飛行，直至精疲力竭。《月亮》像“燈誘”一樣吸引著觀者，觀眾接近作品的過程如同昆蟲接近夜晚的發光體，在這一過程中觀眾的主體性發生著微妙轉換。
作為佔位者的技術基建
郭城的“佔位者”系列作品靈感源於其田野考察中的觀察。儘管被包裝為“綠色能源”，郭城注意到風力發電機（特別是葉片）會殺死鳥類、產生噪音、改變區域性溫度與氣流，其環境影響不容忽視。墨脫是中國最後一個通公路的縣城，經由318國道進入墨脫的過程讓郭城深刻感受到公路作為基礎設施對生態的切割作用——它將原本連續的生態環境分割成碎片化的區域，阻礙了物質交換和生物流動。在作品《佔位者No.2》中，郭城使用了垂直軸風力發電機葉片，將其與高壓電纜連線。電纜上安裝了一個小型LCD螢幕，透過兩根細小的探針從高壓電纜上巧妙取電。螢幕上迴圈播放著森林航拍影像。這件作品直觀地表達了技術基礎設施（如風電場）如同“佔位者”（Niche Squatter），侵入了生態系統，搶佔或改變了原本屬於其他生物的生態位（ecological niche）。另一件相關作品《佔位者No.1》則使用了皮質手動變速桿作為核心元素，象徵公路及其對自然環境的切割與干預力量，呼應了墨脫公路的觀察。
在昏暗空間的角落，一件名為《霧取》的冷凝裝置靜靜運作，其表面不斷凝結出水珠。郭城透過這件作品探討了技術物被廢棄後迴歸自然的另一種可能性：設想這樣一個能持續產生凝結水的裝置被遺留在缺水環境中，動物前來舔舐取水時與裝置表面的反覆摩擦，可能會使其特定區域變得越來越光滑，如同廟門口被香客長期撫摸而“包漿”的石獅。
觀眾在結束對第二個昏暗空間的參觀後，必須再次穿過同一個“窗洞”，返回到第一個明亮的展廳空間。這一設計是對1947年飛蛾事件的完整隱喻性回應。那隻飛蛾正是因為夜間計算機房窗戶未關、室內燈光通明而被吸引飛入，最終撞入繼電器導致故障並死亡。觀眾穿越空間的行為，在象徵層面完成了這個故事的迴圈——在這個由技術、自然和觀察者交織纏繞的敘事中，當觀眾從象徵“田野自然”的暗空間穿回象徵“技術環境”的亮空間時，究竟誰是觀察者，誰又是被觀察、被技術環境所困的“蟲”？
共生體與“無毛之蟲”
演講的結尾思考迴歸“蟲”的本質及其哲學意涵。郭城引用中國古代典籍《大戴禮記·易本命》中的生物分類法，指出人被歸為“裸蟲”，與“羽蟲”（鳥類）、“鱗蟲”（爬行類、魚類等）同屬於自然萬物構成的巨大網路。
他從現代科學的角度進一步闡釋了這種相互依存、共生演化的關係：人類並非全然獨立的個體，細胞內的能量工廠“線粒體”，被科學界廣泛認為源於遠古時期侵入細胞的細菌，經過漫長演化形成了如今不可或缺的共生關係。人體腸道記憶體在著數量龐大、種類繁多的微生物菌群，它們與人體健康息息相關，共同演化。
這些科學事實促使我們重新思考人類定義的邊界。琳·馬古利斯（Lynn Margulis）提出人類是“與周圍微環境有協同作用”的共生總體（holobiont）。我們應放棄絕對的人類中心主義視角，從更宏觀的生態視角來理解自身的位置。
圓桌討論
自然、身體與技術
圓桌討論伊始，主持人王佑佑首先進一步解釋了本次對話主題“自然程式碼、身體語法與技術寓言”：當今社會身體、自然和技術之間呈現一種纏繞關係，而非互相平行。在賴立裡和郭城兩位嘉賓的研究中，自然和基礎建設是兩大重要元素，那麼自然在現在意味著什麼？是否有一種新的自然？賴立裡指出，如果回到中國古代哲學，“自然”並非對應“nature”，其字面意思是“self-so”，即“自然而然”。古人強調“順其自然”是因為它一直處於變化之中。以農村集體時期興修水利、方便灌溉農田的基礎設施水渠為例，其至今都在適應環境改變而服務於當地人當下的生活。也正是這種持續變化的狀態，自然當然也會為人類生活帶來非正面的影響。自然沒有那麼“純粹”“無辜”。這種辯證思考得到了郭城的贊同，他指出自然是一個流動性的狀態，而且我們一直身處其中，因此很難窺見全貌。以NASA拍攝的“Blue Marble（藍色大理石）[1]”為例，我們身處宇宙之中，在討論生態平衡、生態變化、生態危機時，呈現的是一種區域性化狀態。但自然有其自然之道，處於不斷平衡的規則中，人的行為、基礎設施和人造物都包含其中。
人體、感知與試驗場：自由還是規訓？
王佑佑從郭城展覽中的身體元素切入，提問身體如果作為技術的試驗場，技術對於身體而言究竟是一種自由，還是一種規訓？郭城的展覽“蟲”（魔金石空間，北京，2025）在空間設計上，以一扇可跨越的窗戶與位於展廳正中間的作品《月亮》，引導觀眾穿梭在暗示室內與戶外的不同展廳空間，透過身體感知週期性的變化。賴立裡表示郭城作品似乎整體而言也在模擬幼蟲的形成，將過程凝固在裝置中並且重構了作品的時間性。王佑佑補充道，展廳空間對觀眾身體的引導，可以追溯到功能分割槽的現代房屋的出現。人們進入不同的空間環境當中，然後身體會自然而然發生不同反應。比如起居室用於會客，臥室用於休憩，廚房用於做菜。將一個大的空間按照功能分割出若干小空間，是對身體最早的規訓之一。
透過去工具化的想象，我們是否可以實現技術與人的共生共存？郭城提到他在荷蘭駐留的經歷，他和周圍環境的微生物菌群逐漸協調的過程。曾經由於蚊蟲叮咬、過敏和水土不服身上發出的“紅點”，隨著他逐漸融入當地環境漸漸消退。郭城指出，人與其他生物的共生關係也可被看作一種從排異、協調到接納到共生共榮的關係。賴立裡從馬塞爾·莫斯（Marcel Mauss）提出的“身體技術”以及郭城作品中身體與技術邊界出發，提出一個人們不斷對技術有所追問的問題，即我們如何認識身體、思考技術是否外在於人之所以為人的概念以及技術是否可脫離我們存在。郭城以電影《太空漫遊2001》和托馬斯·斯韋茨（Thomas Thwaites）的《烤麵包機專案》（The Toaster Project）作為論據來回應，他認為人的存在和發展，與技術存在不可分割性。
作為方法論的田野調查
賴立裡與郭城探討了作為人類學家與藝術家視角下田野調查的不同。作為人類學家，賴立裡指出田野調查要求研究者成為一個真正的參與觀察者：既保持一個暫時的既定狀態，又同時保持一個開放的態度。而作為藝術家，郭城的田野考察更關注於當下體驗，在體驗結束後濃縮實地經驗作為創作素材。賴立裡表示藝術家的田野給予她新的思考。藝術家敏銳的感覺，得益於他們對於感知的觸覺訓練。就像科學史家洛琳·達斯頓（Lorraine Daston）在《客觀性》（Objectivity）中提及，感官功能也是需要訓練的。它能捕捉到一些可能我們未重視、稍縱即逝的東西。人類學家與藝術家就像置於地脈兩邊，人類學更為強調長時段的田野研究，需要人類學家潛入地底；藝術家儘管在田野的停留相對更為短暫，在地表之上也依然可以敏銳捕捉到微妙的紋樣。
技術中的權力與博弈
賴立裡從輔助生殖技術應用現狀出發，強調當下醫療決策的核心在於建立醫患之間的合作關係。具備技術權威的醫院與醫生需要尊重患者自身的表達，患者也需要學會傾聽自己的身體，自主傳達身體的聲音。郭城則表示在其創作中技術本身就是他所討論的核心內容，技術、人、社會和環境之間的關係引人入勝。在此期間，技術中的博弈始終存在，它們互相糾纏、互相影響、協同演變。
人類學與藝術的跨學科合作
人類學與藝術的跨學科合作存在諸多可能性，賴立裡和郭城都表示這一次對話可以視為良好合作的契機，對於未來合作充滿期待。而以人類學作為研究方法介入藝術創作，也讓藝術創作中的具身體驗與普世經驗進行聯結，增強社會參與性並引起共鳴。
註釋：
[1] Blue Marble是一個術語，用來描述星球漂浮在浩瀚太空中的形象。早在1972年，阿波羅17號任務的工作人員就首次捕捉到了地球的標誌性衛星影像，並將其稱為“Blue Marble”。從那時起，NASA 對這張地球衛星影像進行了多次更新，這些影像可在公共領域獲得並可供重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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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朱凡。本期微信編輯：朱凡。本文為思想市場原創內容，點選“閱讀原文”進入澎湃新聞網站閱讀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