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古原
塞爾維亞廣播電視臺（RTS）的報道稱，塞爾維亞第一副總理兼財政部長西尼沙·馬利表示，早前因突發不適中斷訪美行程回國的塞總統武契奇已經出院。
馬利還說，雖然武契奇取消了未來幾天的所有行程安排，但他還沒有放棄5月9日到訪俄羅斯，參加“勝利日”紀念活動的計劃。
很有可能，生病只是一個藉口，武契奇還沒有想好，他在這盤大棋上，能否把東西平衡玩好。
中國人都知道武契奇，但對其知之不多。
我先要給這位政治人物下一個評價，那就是在東西方棋盤上走鋼絲的政治人物。
亞歷山大·武契奇（Aleksandar Vučić），這位身高近兩米、精力似乎無窮的塞爾維亞總統，正常的一天工作可能是這樣的：
他的辦公桌上，一邊是通往布魯塞爾的電話線，連線著加入歐盟的漫長談判；另一邊，則可能放著來自莫斯科或北京的合作檔案，象徵著“向東看”的戰略選擇。
“我每天工作，沒有周六，沒有周日，幾乎沒有假期，”
武契奇曾多次在公開場合這樣宣稱，語氣中帶著一絲疲憊，但更多的是一種近乎炫耀的投入。
“為了塞爾維亞，我別無選擇。”
這句口頭禪，既是他個人政治形象的核心，也折射出這個國家和他本人所處的複雜困境。
武契奇，這位從激進民族主義者“華麗轉身”為務實政治家的領導人，在過去十年間，幾乎以一人之力塑造了當代塞爾維亞的政治圖景。
他像一個經驗豐富的走鋼絲者，小心翼翼地在西方（歐盟、美國）的價值觀與經濟誘惑，和東方（俄羅斯、中國）的傳統友誼與現實利益之間，尋找著那個微妙的平衡點。
他是民眾眼中帶來穩定和發展的“強人”，是反對派口中破壞民主、扼殺媒體的“獨裁者”，也是國際舞臺上一個難以捉摸、卻又無法忽視的角色。
他的故事，就是當代塞爾維亞“冰與火之歌”的縮影——在歷史的冰封與現實的火焰中，艱難前行。
從“大塞爾維亞”到“歐洲之路”
要理解今天的武契奇，必須回溯他的起點。
上世紀90年代，南斯拉夫解體的戰火紛飛中，年輕的武契奇是塞爾維亞激進黨（SRS）的骨幹，是舍舍利這位極端民族主義領袖的得力干將。
那時，他的言論充滿了“大塞爾維亞”的夢想，對西方充滿敵意，甚至因煽動性言論而備受爭議。
他曾擔任米洛舍維奇時期的資訊部長，那段經歷至今仍是批評者攻擊他壓制新聞自由的“原罪”。
“是的，我犯過很多錯誤，”武契奇後來在反思那段歲月時，罕見地流露出一絲懺悔，儘管總會加上一句，“但誰沒有犯過錯呢？重要的是我從中學習，並且改變了。”
這場“改變”發生在2008年。他與時任激進黨二號人物的尼科利奇一同脫黨，組建了塞爾維亞前進黨（SNS）。
這個新政黨打出了截然不同的旗號：親歐洲、促改革、發展經濟。
這在當時被許多人視為機會主義的政治投機。
然而，前進黨迅速崛起，並在2012年贏得大選，將長期執政的民主黨拉下馬。
武契奇先是擔任副總理，實際掌控安全部門和反腐大權，隨後出任總理，最終在2017年當選總統，並於2022年成功連任。
他的轉型是徹底的嗎？
反對者認為，這只是策略的轉變，骨子裡的民族主義從未消失，只是用“歐洲之路”的話語進行了包裝。
支持者則辯稱，這是成熟政治家的務實選擇，是為了國家利益而進行的必要調整。
“他認識到，只有融入歐洲，塞爾維亞才有未來，”
一位匿名的前進黨官員私下表示，“但這不代表我們要忘記自己的歷史和朋友。”
這種“不忘記朋友”的態度，構成了武契奇外交政策的核心——“四大支柱”：歐盟、俄羅斯、中國、美國。
其中，加入歐盟被設定為“戰略目標”，但與其他支柱的關係，尤其是與俄、中的密切聯絡，常常讓布魯塞爾感到困惑甚至不滿。
鐵腕治國與“武契奇經濟學”
上臺後，武契奇展現出驚人的政治掌控力。
他利用反腐運動打擊政治對手，鞏固權力基礎；透過頻繁的提前選舉，不斷削弱反對派的力量，確保前進黨在議會中的絕對優勢。
媒體格局也發生了深刻變化，主流媒體，尤其是電視臺，幾乎一邊倒地支援政府，對武契奇的報道充滿了溢美之詞，而批評性聲音則被邊緣化到少數獨立媒體和網路平臺。
“開啟電視，你看到的幾乎都是總統，”貝爾格萊德的一位媒體分析師米蘭·安東尼耶維奇評論道，“新聞釋出會冗長，充斥著他的獨白。這不僅僅是資訊傳播，更是一種持續的政治宣傳。”
對此，武契奇的回應往往是：“我出現在媒體上，是因為我在工作，在解決問題。難道要我躲起來嗎？人民有權知道我在做什麼。”
他將自己塑造成一個不知疲倦、為國操勞的領導人形象，頻繁出現在各種基礎設施專案的開工或竣工儀式上，與外國投資者會面，親自處理各種危機。
經濟，是武契奇執政合法性的重要來源。
他推行財政緊縮政策，穩定了宏觀經濟，吸引了大量外國直接投資，尤其是來自歐盟和中國的投資。
失業率有所下降，人均GDP有所增長。
中國投資的高速公路、橋樑、鐵路（如匈塞鐵路）以及工廠，成為塞爾維亞經濟發展的顯著標志。
“一帶一路”倡議在這裡找到了積極的響應者。
“看看這些新的公路，新的工廠，”一位貝爾格萊德的計程車司機德拉甘說，他自稱是武契奇的支持者，“以前什麼樣？現在至少有變化，有希望。是他帶來了這些。”
塞爾維亞財政部統計資料顯示，2024上半年塞爾維亞GDP增長率為4.3%，在所有歐洲國家中排名第二，第三季度雖然下降為3.1%，但仍位列前五。
特別是到今年第三季度末，塞爾維亞綜合統計失業率已經下降到8%左右，創下該國失業率歷史最低水平。塞財政部長馬利表示，在2012年，塞爾維亞GDP還只有334億歐元，而今年GDP預計將達到760億歐元。這意味著塞爾維亞在12年的時間裡GDP實現了翻番。
然而，“武契奇經濟學”也並非沒有爭議。
批評者指出，經濟增長的代價是勞工權利的犧牲、環境標準的降低以及對中國貸款的過度依賴，可能導致“債務陷阱”。
腐敗問題依然嚴重，裙帶關係網被指滲透到各個領域。經濟成果的分配也並不均衡，許多普通民眾並未感受到生活質量的顯著提升，反而承受著通貨膨脹的壓力。
“增長的資料是好看，但那是誰的增長？”反對派領袖之一馬里尼卡·特皮奇曾尖銳地質問，“是那些與政府關係密切的寡頭的增長，還是普通教師、護士和工人的增長？”
你會發現，全球各種反對聲音，都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
科索沃——無解的難題？
如果說經濟是武契奇的“政績牌”，那麼科索沃問題就是他無法迴避的“痛點”，是纏繞塞爾維亞政治近三十年的“戈爾迪之結”。
科索沃在2008年單方面宣佈獨立，得到了美國和多數歐盟國家承認，但塞爾維亞、俄羅斯、中國等國始終不予承認。
武契奇深知，不解決科索沃問題，塞爾維亞的“歐洲之路”就無法走通。
他在歐盟的斡旋下，與科索沃領導人進行了多輪艱苦的“布魯塞爾對話”。
他一方面在國內展現強硬姿態，堅稱“科索沃是塞爾維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安撫民族主義情緒；
另一方面，他又在談判中展現出一定的靈活性，尋求某種“痛苦但必要的妥協”。
“我們必須找到一個妥協方案，”武契奇在一次面向全國的講話中，語氣沉重地說，“我知道這很困難，很痛苦。但我們不能把頭埋在沙子裡，假裝問題不存在。為了我們的子孫後代，為了塞爾維亞的未來，我們需要一個解決方案，而不是凍結衝突。”
然而，這個“妥協方案”究竟是什麼，至今仍模糊不清。
雙方在建立“塞爾維亞族市鎮聯盟”、車牌問題、能源供應等具體事務上齟齬不斷，關係時常緊張，甚至爆發小規模衝突。
武契奇常常指責科索沃方面缺乏誠意，受到西方國家的偏袒。而科索沃方面則指責貝爾格萊德試圖破壞其主權和穩定。
2020年，在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政府的撮合下，塞科雙方在華盛頓簽署了經濟關係正常化協議，被視為一個短暫的突破。
但隨著拜登政府上臺，重點重回歐盟主導的對話方塊架。俄烏衝突爆發後，地緣政治壓力陡增。西方國家加大了對塞爾維亞的施壓，要求其承認科索沃獨立或至少不再阻撓其加入國際組織，並與西方一同制裁俄羅斯。
這對武契奇來說，幾乎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承認科索沃，無異於政治自殺，會徹底激怒國內的民族主義者和保守派，動搖他的執政根基。
公開與俄羅斯決裂，則會失去一個重要的能源供應國、傳統盟友和在聯合國安理會否決科索沃入聯的關鍵力量。
“他們（西方）要求我們做一切事情，”武契奇在一次情緒激動的記者會上抱怨道，“承認科索沃，制裁俄羅斯，好像我們是他們的附庸。但塞爾維亞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有自己的利益。”
科索沃問題，就像懸在武契奇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讓他每一步都如履薄冰。這個死結，影響著塞爾維亞的內外政策和民意走向。
東西方的“平衡木”
武契奇最為人稱道的，或許也是最具爭議的，就是他在東西方之間的“平衡術”。
對歐盟：既渴望又警惕
加入歐盟是塞爾維亞的官方戰略目標。武契奇政府在法律法規對接、經濟改革等方面做出了一定努力，以滿足入盟要求。
歐盟是塞爾維亞最大的貿易伙伴和投資來源地，經濟上的依賴性顯而易見。
武契奇也深諳此道，常常在與歐盟官員會晤時強調塞爾維亞的“歐洲身份”和改革決心。
“我們的未來在歐洲，”他不止一次地對布魯塞爾的聽眾說，“我們正在努力進行艱難的改革，請對我們保持耐心和信心。”
然而，入盟談判進展緩慢，除了科索沃問題，歐盟對塞爾維亞在民主、法治、媒體自由等方面的倒退也日益擔憂。
歐盟的年度進展報告中，相關批評措辭愈發嚴厲。
俄烏衝突後，歐盟要求塞爾維亞在外交政策上與其“完全對齊”，尤其是對俄製裁問題，這讓雙方關係變得更加複雜。
武契奇對此感到沮喪和不滿。“我們已經等待了太久，”他抱怨道，“我們做了很多，但似乎總是不夠。他們不斷提出新的條件。
”同時，他也巧妙地利用民眾中存在的“疑歐”情緒和對西方壓力的反感，來鞏固自己的地位。
對俄羅斯：傳統友誼與現實利益
與俄羅斯的“特殊關係”是塞爾維亞外交的另一塊基石。
歷史、宗教（東正教）、文化上的聯絡深厚，俄羅斯在科索沃問題上提供的外交支援至關重要。
能源方面，塞爾維亞高度依賴俄羅斯的天然氣。俄烏衝突爆發後，塞爾維亞是少數幾個拒絕加入對俄製裁的歐洲國家之一。
“俄羅斯是我們的傳統朋友，”武契奇解釋道，“我們經歷過困難時期，他們支援過我們。我們不會忘記這一點。”
同時，他也強調，塞爾維亞尊重烏克蘭的領土完整，譴責戰爭。
這種“中立”立場，在國內贏得了不少支援，但也讓西方國家感到惱火。
武契奇承受著巨大的外交壓力，他如同在玩一場高風險的撲克遊戲，試圖在不得罪任何一方的情況下，最大化塞爾維亞的利益。
對中國：務實的經濟夥伴
中國在近十年成為塞爾維亞越來越重要的經濟夥伴。大量投資湧入基礎設施、礦業、製造業等領域。中國公司修建的橋樑、公路，運營的鋼廠、銅礦，成為塞爾維亞經濟版圖上的新亮點。兩國領導人互訪頻繁，稱頌“鐵桿友誼”。
“與中國的合作給我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武契奇在迎接中國投資者時總是笑容滿面，“他們尊重我們，不像某些國家那樣總是給我們上課。”
這種合作也並非沒有雜音。環保組織抗議中國工廠造成的汙染，工會抱怨勞工條件，一些分析人士則擔憂對華經濟依賴和潛在的債務風險。
歐盟也對中國在巴爾幹地區日益增長的影響力表示警惕。
武契奇的策略是：從歐盟獲取政治合法性（入盟前景）和最大的經濟蛋糕；從俄羅斯獲取能源安全和外交支援（尤其在科索沃問題上）；從中國獲取快速見效的基礎設施建設和投資，彌補西方投資的不足或遲緩。
這套組合拳，讓他在複雜的國際環境中，為塞爾維亞爭取到了一定的生存空間和發展機遇。但這根平衡木，正變得越來越細，越來越滑。
民意“溫度計”
儘管面臨諸多挑戰和批評，武契奇在國內的支援率長期保持在較高水平。這背後有多重原因。
首先，穩定壓倒一切。經歷了上世紀90年代的戰亂和動盪，以及2000年後民主轉型期的混亂和經濟凋敝，許多塞爾維亞人渴望穩定和秩序。
武契奇及其前進黨提供了一種強有力的、看似能夠掌控局面的領導。對他個人能力的信任，以及對反對派軟弱和分裂的不信任，使得許多選民傾向於“維持現狀”。
其次，經濟獲得感（部分）。雖然經濟問題依然存在，但相比於過去，一些民眾確實感受到了基礎設施改善、就業機會增加等變化。政府透過養老金、社會福利等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爭取了特定群體的支援。
第三，強大的宣傳機器。如前所述，親政府媒體的廣泛覆蓋和正面宣傳，有效地塑造了武契奇勤政愛民、維護國家利益的形象，同時也壓制了負面資訊和批評聲音。
第四，民族主義情緒的利用。在科索沃問題、與西方關係等議題上，武契奇善於利用民族主義情緒，將自己定位為國家利益的堅定捍衛者，以此凝聚支援。他對外部壓力的強硬回應，往往能激起民眾的“同仇敵愾”。
然而，高支援率的背後，是社會輿論的兩極分化。
支持者視他為“救世主”，反對者則視他為“獨裁者”。貝爾格萊德等大城市，以及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群體中，對他的不滿和批評聲音更為強烈。
近年來，塞爾維亞爆發了多次大規模的反政府抗議活動，如“五百萬人之一”（1 of 5 Million）運動，以及近期因兩起大規模槍擊案引發的、要求政府官員下臺和改善社會環境的“塞爾維亞反對暴力”抗議浪潮。
武契奇政府通常對抗議活動採取漠視或指責其背後有“外國勢力”操縱的策略。雖然抗議活動未能從根本上動搖他的權力，但持續的社會不滿，如同地下的岩漿，積蓄著能量，對他的長期統治構成了潛在威脅。
民意的“溫度計”顯示，雖然表面溫度尚可，但內部壓力正在升高。
“強人”的黃昏還是新起點？
站在2024年的門檻回望，武契奇領導下的塞爾維亞，既取得了可見的進展，也積累了深層的問題。
他以其強硬的手腕和靈活的身段，在國內外複雜的環境中為塞爾維亞“殺出一條血路”，維持了政局的相對穩定，推動了經濟的有限發展。
他成功地將自己打造成了塞爾維亞政治中“不可或缺”的核心。
然而，這條路的代價是什麼？在東西方之間走鋼絲所帶來的巨大風險和不確定性。
科索沃問題依然是懸而未決的“定時炸彈”。
俄烏衝突帶來的地緣政治變局，使得他賴以生存的“平衡戰略”空間日益狹窄。
“他就像一個技藝高超的雜耍演員，同時拋接著好幾個球，”一位西方外交官匿名評論道，“但球越來越多，越來越重，而且場地也越來越滑。能堅持多久，誰也不知道。”
武契奇本人，似乎也感受到了這種壓力。
他時而展現出堅不可摧的自信，時而又流露出疲憊和焦慮。他曾多次暗示可能不會尋求下一個總統任期，但又總是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繼續扮演那個“塞爾維亞離不開”的角色。
未來的塞爾維亞，是會繼續沿著武契奇設定的軌道前行，在“強人”的陰影下尋求穩定與發展？還是會迎來一場更徹底的西化？
抑或在東西方力量的拉扯下，迷失方向？
武契奇的故事，遠未到終章。
他仍然是那個站在多瑙河畔，眺望著布魯塞爾的燈火，同時又不忘回頭看看莫斯科和北京的複雜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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