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把生物學家尼達姆，變成深愛中國的史學家李約瑟？

2018年7月22日，英國劍橋大學生化系在社交媒體上紀念魯桂珍（1904年7月22日－1991年11月28日）的誕辰，稱她為一位有影響力的代謝研究者。

導讀：

今年是英國生物學家、史學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00 年 12 月 9 日 – 1995 年 3 月 24 日）去世30週年，許多文章介紹了李約瑟對於系統性地介紹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巨大貢獻。但是，一個英國人是如何對中國的科學技術史產生興趣的呢？

追蹤李約瑟的成長史與研究史，李約瑟進入中國科學技術史研究領域，中國姑娘魯桂珍扮演著重要角色。實際上，魯桂珍對於李約瑟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並不僅僅是引路人。

“假如沒有魯桂珍，就不會有李約瑟，只在生物化學的領域有一個 Joseph Needham（約瑟夫·尼達姆）。”李約瑟博士的合作者、英國劍橋大學李約瑟研究所前任所長何丙鬱（Ho Peng-Yoke，1926年4月4日－2014年10月18日）如是說。

王秋雯 | 撰文

陳曉雪 | 編輯

提起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除了四大發明，還能讓人想到什麼？是勾股定理，還是圓周率？是張衡造出了地動儀，還是黃道婆改進了紡織機？是李冰父子修建了都江堰，還是李春建造了趙州橋？是扁鵲的望聞問切，還是李時珍的《本草綱目》？是徐光啟的《農政全書》，還是宋應星的《天工開物》？

我們有《全唐詩》，我們有二十四史，我們有《永樂大典》，我們有《四庫全書》，我們甚至在北宋就有沈括寫出了《夢溪筆談》，但對於整個古代的科技成果，我們卻一直缺乏研究。直到1954年《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在英國橫空出世，讓中國人都不由地驚歎：原來我們古代的科技竟是如此輝煌昌明！它的編纂者，是來自劍橋大學的博士李約瑟（Joseph Needham）。一個地地道道的西方人從浩如煙海的典籍中，找到了中國古代的科技文明之光。

追蹤李約瑟的成長史與研究史，就會發現：在人生的上半場，他既不懂漢語，也不是科技史學家，而將他引入中國科學技術史研究領域的，是畢業於金陵女子大學的一個了不起的姑娘，她就是魯桂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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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陵女兒

魯桂珍（1904-1991）。圖源：Divinity Library, Yale University,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RG 11, Box 398，Record 1569）

魯桂珍，1904年生於南京。她的家位於太平南路，離夫子廟很近，距她後來就讀的金陵女子大學繡花巷校址也不算遠。

其父魯茂庭，字仕國，是來自湖北蘄春的藥商，那裡也是《本草綱目》作者李時珍的故鄉。魯茂庭的祖輩三代從醫，在家庭的安排下，他自幼學醫，後受新學影響，開始鑽研西方醫藥。為了謀生，魯茂庭隨鄉人到南京經營藥材生意，因為精通醫術，又頗具商業頭腦，家業漸豐。娶的妻子，出生於書香門第，是那個時代少有的能識字懂文化的女性。

魯桂珍是魯茂庭的長女，雖然後來有了兩個弟弟，但作為家裡唯一的女孩，一直是父親的掌上明珠。這從她的名字可發現端倪，“桂珍”兩字反過來，與“珍貴”同音。在男尊女卑的年代，魯桂珍作為女子從小能受到重視，尤為難得。

魯茂庭厲害之處，不僅在於給了女兒足夠的愛，更從小教她讀書認字，並將她送入新式的學校。在學習中西醫學的過程中，魯茂庭堅定地認為中國古代醫藥也有著偉大成就，不吝反覆告訴女兒：“不管近代歐洲人對中國古代在科學上的所作所為如何生疏，他們總該知道中國人過去所作的一切，而總有一天世界上會承認這一點。”這一信念，植入魯桂珍的血脈中，指引著她為此奮鬥終生。

1922年，魯桂珍升入金陵女子大學。彼時，這所後來蜚聲中外的女子大學只有四屆畢業生，還在繡花巷租借的宅院裡辦學。第二年秋季，隨著陶谷新校園的初步建成，魯桂珍與同學們一起遷入了美輪美奐的宮殿式建築，即今天南京師範大學的隨園校區。

金陵女子大學新校園。圖源：Divinity Library, Yale University,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RG 11, Box 400，Folder 5784，Record 1998）

金陵女子大學按照英美大學的標準辦學，創始人及首任校長為來自美國的德本康夫人(Mrs. Lawrence Thurston)。在建校之初，教師以英美籍人士為主。除去中文課，其他課程均為英語教學，學生被要求大量閱讀英文的原版著作，用英文書寫筆記、報告以及答卷等。學校不僅教授學生各科知識，每學期還會舉辦英文演講會、座談會，上演英語劇等，全面培養學生英文的聽說讀寫能力。

在校期間，魯桂珍的學業算不得特別出色，卻練就了一口流利的英語，並養成了用英語思考的習慣，這為她日後走向世界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魯桂珍在金陵女子大學的成績單圖源：Divinity Library, Yale University,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RG 11, Box 130，Folder 2653，Record 0049、0051）

1926年，魯桂珍順利從金陵女子大學畢業。自幼對醫藥感興趣的她，帶著從大學學到的生物、化學等知識，從南京出發了，目的地是協和醫學院。魯桂珍在這所中國最負盛名的醫學院進修病理學、藥理學方面的課程，並進行相關實驗，她的指導老師為英國人伊博恩（Bernard Emms Read）。擔任系主任與藥理學教授的伊博恩，正與中國同事對《本草綱目》做系統研究。這讓魯桂珍興奮不已，以至於在寫給父親的信中說：不出您所料，現在歐洲的科學家正在研究咱們李時珍的著作。伊博恩與同事的研究成果，也在日後成了李約瑟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時經常引用的資料。

幾年後，魯桂珍被上海聖約翰大學聘為講師，教生理學等課程，授課語言為英文。聖約翰大學與金陵女子大學同為教會大學，故也非常重視英語教學。

在上海，魯桂珍與伊博恩重逢。此時，伊博恩已離開協和醫學院，在上海雷士德醫學研究所（Henry Lester Institute of Medical Research）擔任研究員，該所用在滬的英國房地產鉅商雷士德（Henry Lester）的一筆遺產建立。魯桂珍被邀請到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比起教學，這似乎更符合魯桂珍的興趣。

進所以後，魯桂珍的合作物件為英國著名的維生素研究專家濮子明（Benjamin Platt）博士，主要課題為對維生素B1做生理學實驗研究，這使得魯桂珍進入了生物化學的研究領域。一直以來，江南人士很容易患上腳氣病，痛苦難忍不說，嚴重時甚至能致命，而得病的主要原因就是以稻米為主的飲食中缺乏維生素B1。對於生長在南京的魯桂珍而言，這個選題非常有現實意義。1935年，魯桂珍與濮子明合作在《中華醫學雜誌（上海）》發表了論文《論腳氣之症狀與新化學觀察所發現之要旨及其意義》。此後，兩人又相繼合作發表了多篇研究成果。

在研究的過程中，魯桂珍不可避免地需要查閱生物化學領域的權威霍普金斯爵士（Sir Frederick Gowland Hopkins）以及他的得意門生約瑟夫·尼達姆（Joseph Needham）的著作。霍普金斯爵士在英國劍橋大學建立了生物化學系和生物化學實驗室，並因為發現多種維生素，獲得了1929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在魯桂珍的想象中，約瑟夫一定也和他的老師霍普金斯爵士一樣，是滿頭銀髮的老者。直到第一次在英國相見，魯桂珍才知道自己是錯得離譜了。不過，此時離他們兩人決定性的相遇，還有一場戰爭的距離。

1937年，日軍開始進攻上海。雷士德研究所的外籍人士紛紛撤離，中方僱員也無法正常開展工作。魯桂珍患了病，又與南京的家人失去了聯絡，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任職空軍軍官的未婚夫在一場戰鬥中不幸為國捐軀。萬念俱灰的時候，魯桂珍意外獲得了赴英留學的機會。

去英國哪裡好呢？躊躇之際，魯桂珍突然想起，曾經在報刊上看到，劍橋大學生物化學實驗室的約瑟夫博士擔任著康福德-麥克洛林基金會（Cornford-Mclaurin Fund）的司庫，該基金會為援助西班牙“國際縱隊”陣亡將士的家屬在英國開展募捐。劍橋大學生物化學實驗室，或許就是理想去處。

不得不說，魯桂珍的判斷非常準確。她的留學申請，很快被劍橋大學接受。後來，魯桂珍才知道，這個實驗室有兩個重要特點正是她的申請得以順利透過的原因：一、國際性；二、對男女一視同仁。這在當時，難能可貴。

在日軍隆隆的炮火聲中，魯桂珍乘上了離岸的小船，炮彈紛沓而至，場面十分驚險。在英國驅逐艦的幫助下，才最終得以登上遠洋輪船。這一次，魯桂珍的目的地是英國劍橋大學，那裡將成為她一生事業的重要轉折點，更是一項偉業的成就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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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胸懷

1937年秋天，胸懷世界的魯桂珍抵達了英國劍橋，成了多蘿茜（Dorothy Mary Moyle）指導的學生。多蘿茜是約瑟夫的妻子，年長約瑟夫四歲。她的實驗室正與約瑟夫的實驗室對門，於是魯桂珍很快就見到了約瑟夫。與想象中完全不同，這是位滿頭黑髮、身材高大的年輕學者，身上穿著件被實驗用的酸液爛穿了許多孔洞的普通白色工作服。

在劍橋生物化學實驗室的約瑟夫。圖源：《李約瑟文集》

約瑟夫，1900年生於英國倫敦。父親是全科醫生，精於麻醉，母親則是位出色的音樂家，只生育了約瑟夫一個孩子。父親會乘馬車把約瑟夫送到學校，也經常鼓勵約瑟夫能學多少就學多少，他診室四面牆上排滿的書籍則任由約瑟夫取用。“今日事，今日畢”、“空手不上樓”、“一定的地方放一定的東西，一定的東西放一定的地方”……這些來自父親的教誨，讓約瑟夫受益終身。在子承父業的期許下，約瑟夫十幾歲時就成了父親的助手，見慣了形形色色的外科手術。18歲那年，約瑟夫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劍橋大學岡維爾-凱斯學院，這所古老的學院是以兩位建立者的名字命名的。原本打算只學習解剖學、生理學等生物學科，最終在老師的指導下，轉向了生物化學。1924年是約瑟夫的豐收之年，他不僅獲得了博士學位和劍橋教職，還迎娶了同事多蘿茜。

在從1920年開始的二十多年的時間裡，霍普金斯爵士領導的生物化學實驗室幾乎成了約瑟夫的家。從做學生到指導學生，約瑟夫一邊從事實驗室工作，一邊出版了一系列論文集。1931年，3卷本著作《化學胚胎學》問世，系統研究了胚胎在生長過程中的生物化學現象，創立了化學胚胎學的學科體系，從而一舉奠定了約瑟夫在生物化學研究領域的學術地位。魯桂珍遇到的，就是這樣一位工作勤奮、聲名在外的學者。此時的約瑟夫夫婦，同其他許多西方人一樣，對中國幾乎一無所知。

與魯桂珍同期抵達劍橋生化實驗室的中國學生還有兩位，一位是來自金陵大學的王應睞，一位是來自燕京大學的沈詩章，他們三人是實驗室接受的第一批中國留學生，其中沈詩章的指導老師就是約瑟夫。在與這三位學生的接觸中，約瑟夫敏銳地發現，東方人研究科學的能力完全不遜色於自己這個西方人。雖然熟悉西方科學史，約瑟夫卻完全不瞭解中國古代的科技成就，是魯桂珍用嫻熟的英語和淵博的學識，為約瑟夫推開了神秘古國的大門。

讓約瑟夫大為震驚的是：《本草綱目》開始撰寫的時候，近代科學之父伽利略尚未出生；直到19世紀末才被荷蘭人透過實驗發現的腳氣病，早在公元前3世紀已被中國人記載，並早於荷蘭人幾百年被中國醫生找到了有效療法。魯桂珍根據父親的教導，透過一次次交談，向約瑟夫傳遞了明確的資訊：位於地球另一端的中國，古代的許多科學發明、發現領先於西方文明。

魯桂珍與老師多蘿茜很快結下了親密的關係，她們常在下午一起走出實驗室，到對面約瑟夫的房間。約瑟夫看到她們到來，會立刻從寫字檯前一躍而起，撥一撥爐子裡的炭火，一邊煮著茶，一邊哼著歌。他們常常利用茶點時間，展開熱烈的討論。

這些關於中國的話題，激起了約瑟夫對中國古代文明的好奇心，使他開始迷戀中國。學習中文，是約瑟夫很快就做出的決定。而與之相比，給自己和夫人取中國名字，則容易得多。從此，約瑟夫以“李約瑟”之名行世，而多蘿茜則成了“李大斐”。有人說，因為約瑟夫崇拜老子，所以取了老子的“李”姓；也有人說，是魯桂珍根據約瑟夫的姓氏“尼達姆”中“尼”的發音，取了“李”姓。在南京的方言中，因為“n”和“l”不分，“尼”和“李”的發音的確是沒有多大區別。為了幫助李約瑟學習中文，魯桂珍拿出了教幼兒園小朋友所需要的耐心，一一指出他用中文寫的短箋中出現的錯誤，並認真回覆。

隨著對中國瞭解的加深，一個疑問浮現在李約瑟腦海：儘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許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卻沒有產生於近代的中國？這個疑問後來被稱作“李約瑟之問”或“李約瑟難題”。

1939年，魯桂珍創造了獲取劍橋大學博士學位用時最短的紀錄。因為劍橋大學規定，博士最少需要學習三年。魯桂珍能夠兩年畢業，一方面是由於她繼續從事上海就開始的維生素研究；另一方面是因為戰爭期間學校放寬了關於畢業年限的規定。同一年，魯桂珍與李約瑟聯名寫成了論文《中國人對食物療法的歷史貢獻》，這是魯桂珍博士論文的副產品，也成為他們此後四十年良好合作的開端。李約瑟在魯桂珍的引領下，從此進入了中國科技史的殿堂。

當年8月，魯桂珍受中央研究院的委託，與正在夏威夷大學任教的著名學者趙元任一起，作為中國代表，赴美國加州參加第六屆太平洋科學會議。臨行之前，她與李約瑟商定，合作完成一部中國科技史著作，以回答李約瑟之問。

在中國人普遍受到西方歧視、男女不平等的年代，魯桂珍這位外表柔弱、內心堅定的金陵女兒，將要完成的是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她要以一己之力，推動李約瑟改變世界對中國古代科技的看法。為此，往後餘生，魯桂珍將不計個人名利地填補在每一個關鍵的位置，俯身為橋，助李約瑟跨越東西方文明。

抵美后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英法對德宣戰，英國進入戰時狀態，魯桂珍無法返回，而中國也正陷入與日本的持久戰中。魯桂珍不得不先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落腳，但她對洋槐花過敏，又被迫離開，到了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醫學中心。在美國期間，魯桂珍認識了物理學家吳健雄，併成為好友。不久，她又到了南方亞拉巴馬州的伯明翰城，繼續在實驗室做研究。雖然遠隔重洋，魯桂珍與李約瑟的聯絡卻一直都未中斷。

1939年，魯桂珍（左二）與吳健雄（右二）、奧本海默（右三）與吳健雄的導師埃米利奧·塞格雷（右四），吳健雄的好友瑪桂特·露易絲。圖源：《走進健雄——紀念吳健雄誕辰一百週年》

1941年，李約瑟當選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第二年，因為懂漢語，李約瑟被選中執行援華任務，作為英國駐華使館科學參贊前往重慶。很快，李約瑟在英國對外文化委員會的支援下，建起了中英科學合作館（Sino-British 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向在困難條件下堅持工作的中國科學家、工程師、醫生等提供幫助。李約瑟還藉此機會，從東到西走訪了抗戰大後方的許多省份，廣交中國政界、學界的朋友，蒐購了大量珍貴的中文典籍，包括竺可楨為李約瑟提供了大量書籍，更堅定了他寫作中國科技史的決心。與李約瑟一起工作的，不僅有他的妻子李大斐，還有十幾位英國和中國的科學家，他也向遠在美國的魯桂珍發出了邀請，歡迎她到重慶擔任科學館的營養學顧問。

1945年，魯桂珍啟程回國。途經印度的時候，因為護照遺失，意外滯留了較長時間，直到年底才抵達重慶。中國已經贏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不久李約瑟結束了重慶中英科學館的工作，在魯桂珍的陪同下，到訪南京等地，見到了魯桂珍的父親魯茂庭。

1946年，李約瑟接受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邀請，赴巴黎籌建科學處。而魯桂珍這個遊子，則響應金陵女子文理學院（1930年由金陵女子大學改名而來）校長吳貽芳的召喚，留在南京成為家政系教授，為母校盡一份心力。分開之前，魯桂珍又一次與李約瑟討論了中國科技史課題的實施方案，約定將在劍橋展開工作。

雖然很想留在自幼熟悉的地方，但魯桂珍很快又到了出發遠行的時刻。1948年，魯桂珍來到法國巴黎，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秘書處工作。當年，李約瑟重返劍橋。

六年在外的經歷，特別是其中四年在中國工作時積攢的見識、人脈和文獻，讓李約瑟信心滿滿地坐到了書桌前，他還給自己找到了一箇中國助手王鈴（王靜寧）。王鈴與李約瑟相識於中國，透過李約瑟的推薦正在劍橋深造，擅長數學與化學，在李約瑟的邀請下開始和他一起工作，後來升格為合作者。

魯桂珍也在默默做著準備。從小接受英語教育的她，並不精通國學，而她深知要寫成《中國科學技術史》必須從中國古籍中搜尋大量的資料。於是，人至中年、走過了半個地球的魯桂珍，開始潛心學習古漢語。

魯桂珍與李約瑟，在兩個不同的地方，正朝著同一個目標狂奔，他們要與時間展開賽跑！

圖源：《李約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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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國靈魂

克服了重重困難，1954年《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第一卷《導論》（Introductory Orientations）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標誌著這一偉大工程已經完成了奠基儀式。李約瑟在獻詞中寫到：“茲特謙恭與深情地將此第一卷獻給南京城藥商魯仕國”，含蓄地向全世界宣告這本著作誕生背後的故事，這是給予魯桂珍多年努力的致謝。

雖然第二卷《科學思想史》（History of Scientific Thought）、第三卷《數學、天學與地學》(Mathematics and the Sciences of the Heavens and Earth)的寫作還算順利，但王鈴在劍橋博士畢業後卻一直無法獲得正式的身份。1957年，他在澳大利亞找到了一席教職，決定離開了。此時，《中國科學技術史》第四卷以下各冊正待上馬。

而魯桂珍已經在巴黎購置了房產，拿著不錯的薪水，又因為投資有道，過上了安穩舒適的生活。得到訊息後，53歲的魯桂珍立刻毫不猶豫地辭去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工作，奔赴劍橋。李約瑟急切地等待著魯桂珍的到來，特意在自己的住所旁邊，提前為她買好了房子。

為了《中國科學技術史》，他們再次在劍橋相聚。

李約瑟最初的構想，是用緊湊的篇幅寫出中國古代科技發展的通史，同時置於世界科技史的視域中進行比較研究。前三卷都各只有一冊，基本符合李約瑟的構想，但從第四卷《物理學及相關技術》（Physics and Physical Technology）開始，隨著細節的展開，一冊書已經無法容納下每個主題的全部內容。第四卷最後出了三個分冊，魯桂珍協助完成了第三分冊《土木工程與航海技術》。

等到第五卷《化學及相關技術》（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進入實施階段的時候，已步入老年的李約瑟與魯桂珍意識到，再以之前寫作的方式恐怕難以為繼，他們急需擴充合作的隊伍。

首先進入視野的，是在美國芝加哥大學擔任遠東圖書館館長的錢存訓。錢存訓，與金陵女子大學頗有淵源。他在金陵大學就讀期間，曾到金陵女子大學的圖書館兼職，並代理過館長。可以說，金陵女子大學圖書館，正是錢存訓一生從事圖書館工作的起點。1962年，錢存訓在芝加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博士論文《書於竹帛》幾經周折得以出版。全書探討了印刷術發明之前中國書籍制度和銘文的起源與發展，填補了西方學術界的一段空白。這本書得到了李約瑟的高度評價，他認為“全書行文清晰利落，是要言不煩的寫作典範”。

李約瑟邀請錢存訓撰寫《紙和印刷》，作為《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五卷的一部分內容。錢存訓愉快地接受了，回到芝加哥以後，先擬出寫作提綱交由李約瑟審定，在每章寫完以後再交給李約瑟修改。李約瑟未加改動，反而一直鼓勵錢存訓繼續，並且從來沒有催要過稿件。第三章寫完，錢存訓發現已經超過了與李約瑟約定的200頁左右的規模，而他此前擬定的計劃多達十章。李約瑟沒有讓錢存訓刪減，而是讓他按照自己的步調從容寫作。最後，錢存訓花費十餘年的時間，寫完了整本書，並按照已出版各冊的先例，署了李約瑟和錢存訓兩人的名字。等到這本書出版的時候，錢存訓才發現，李約瑟將自己的名字從作者欄中刪除了，只在全書總編撰中予以保留，“錢存訓”成了第五卷第一冊唯一的作者。

在芝加哥錢存訓寓所前的合影（1976年）。左起：錢存訓、魯桂珍、李約瑟、錢存訓夫人。圖源：《中國古代書籍紙墨及印刷術》

隨著錢存訓的加入，魯桂珍又陸陸續續迎來了其他參與者。魯桂珍一方面協作完成了第五卷《煉丹術的發現與發明》四冊、《火藥的史詩》一冊；另一方面，她要配合李約瑟指揮這支日漸龐大的國際戰隊，包括王鈴、錢存訓、何丙鬱、席文（Nathan Sivin）、羅賓遜（Kenneth Robinson）、庫恩（Dieter Kuhn）、白馥蘭（Francesca Bray）、黃興宗、葉山（Robin Yates）、迪安（Albert Dien）、卜魯（Gregory Blue）、卜正民（Timothy Brook）、羅榮邦等人，來自英、中、美、德、法、加等不同國家。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第五捲成了內容最豐富的一卷，規模超過了前四卷的總和，除去前面提到的紙和印刷、煉丹術、火藥之外，還涵蓋了軍事技術、紡織技術、陶瓷技術、有色金屬冶煉術等等。此外，還有第六卷《生物學及相關技術》(Biology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以及作為總結的第七卷，都在準備之中。

魯桂珍產生過動搖。因為常出現在李約瑟的身邊，雖然兩人以兄妹相稱，但魯桂珍與李約瑟的關係仍免不了遭到議論。在最苦悶的時候，魯桂珍給周恩來總理寫信，希望可以回國工作。周總理鼓勵她要超凡脫俗，因為她所從事的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必將成為經典。總理的話，讓魯桂珍堅持了下來。為了向總理表示感謝，《火藥的史詩》分冊的獻詞為：紀念已故的周恩來，1898-1976,1927年南昌起義的領導者，1949-197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本計劃矢志不渝的鼓舞者，本冊題獻給他。

周總理會見李約瑟（1964年）。圖源：https://ysg.ckcest.cn/html/details/1001348/index.html

作為戰隊的副帥，魯桂珍還默默地做了許多工作。

魯桂珍陪同李約瑟四處募集資金，以保證戰隊能夠順利執行；她又很善於理財，從事金融的買賣，投資股票和房地產，獲利頗豐，是堅強的經濟後盾；她還富有管理才能，積極承擔戰隊的行政事務，讓李約瑟有更多精力投身於寫作。

在李約瑟因為支援中國人民的正義事業和大力讚揚中國古代科技成就而遭受到攻擊、排擠的時候，魯桂珍安慰他，鼓勵他，為他出謀劃策，幫他渡過難關。為了保護李約瑟，通曉醫藥和營養學的魯桂珍，在他過了六十歲以後每次出國都陪伴在他身邊，對他悉心照顧；在劍橋工作期間，也會每天為他精心準備午餐，以保證營養的攝入。可以說，直到耄耋之年，李約瑟都能有健康的體魄和足夠的精力投入工作，魯桂珍功不可沒。

李約瑟與妻子李大斐沒能生育子女，70年代開始李大斐因為生病，漸至臥床不起。魯桂珍協助李約瑟精心看護著李大斐，不顧自己也曾經受了癌症的折磨。

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一冊冊的出版，李約瑟的工作獲得了世人的認可，榮譽也紛至沓來。1966年開始擔任劍橋大學岡維爾-凱斯學院的院長；1968年，在巴黎被授予科技史學界最高榮譽喬治·薩頓獎章；1971年，被評為英國學術院院士，這是英國人文科學方面最高的學術機構，而早在30年前李約瑟已經是英國皇家學會的會員，成為同時入選這兩個學術機構的極少數人之一；1978年，被美國國家科學院評為外籍院士；1983年，被香港中文大學授予榮譽理學博士學位；1990年，在日本被授予第一屆福岡亞洲文化獎特別獎；1992年，被英國女王授予榮譽勳爵；1994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首批外籍院士；1995年，又同時成為了美國藝術與科學院外籍院士、丹麥皇家科學院外籍院士、國際科學史研究院院士。列舉的這些，不過是李約瑟所獲榮譽的一小部分。此外，《中國科學技術史》在1982年被評為中國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1990年，中科院紫金山天文臺將我國天文工作者新發現的一顆小行星命名為“李約瑟星”。

魯桂珍卻保持一貫的低調，多次拒絕了別人為她寫傳記的請求，即便是李約瑟為她寫的小傳也是在她去世一年後才得以發表。她珍視祖國科學文化傳統，但也清醒地認識到其中的不足；她尊重西方文明的優秀成果，但也堅決地抵制其中的不良成分。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從姓名、衣著，到舉止和飲食習慣，魯桂珍都始終保持著中國人的特色，甚至講漢語都一直帶著點南京口音。無論身在何處，她那顆強烈而熱忱的愛國心，自始至終從未改變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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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餘聲

1987年，李大斐病逝。為了方便照顧李約瑟，繼續推進工作，在友人的多次勸說下，魯桂珍終於同意嫁給李約瑟。這一年是1989年，一直未婚的魯桂珍85歲。這個女子，為了一個遠大的目標，奉獻了大半生，早已超越了世間的小情小愛，也早已看淡了個人的榮辱得失。

魯桂珍與李約瑟在劍橋的婚禮。圖源：李約瑟科技與文明基金會（香港）

1991年11月28日，因病送醫僅幾天的魯桂珍，與世長辭。她的骨灰，一半葬在了李約瑟研究所（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前面的花壇內，旁邊不僅有李約瑟為自己預留的位置，還長眠著李大斐；另一半歸葬於南京的邁皋橋公墓，回到了親人身邊。

為了撰寫《中國科學技術史》，李約瑟和魯桂珍共蒐集了中、日文圖書5500多種，還有4000餘種西方文字的書籍，以及25000多篇論文、小冊子、影印本等等。李約瑟以此為基礎建立了東亞科學史圖書館（East Asian History of Science Library），後來又將其發展成了李約瑟研究所。

1995年，李約瑟走完了無比勤奮的一生，安息在了李大斐和魯桂珍的身邊。1996年，《中國科學技術史》第六卷第三分冊出版。到這一冊為止，共出版了6卷17冊，其中第一卷至第四卷的全部6冊、第五卷的5個分冊、第六卷的1個分冊是由李約瑟親自執筆的，其餘完成的分冊由李約瑟統稿，魯桂珍參與了修訂。李約瑟執筆的第五卷和第六卷共計6個分冊，魯桂珍都是合作者。在兩人的有生之年，還看到了中文全譯本開始出版。他們耗費半生，雖然未能完成第五卷和第六卷全部分冊以及第七卷的寫作，卻已將中國古代科技的輝煌成就展示給了全世界。

一半獻給世界，一半留給祖國，這就是金陵女兒魯桂珍的一生。無論走到地球的哪裡，她始終以炎黃子孫自居，盼望著祖國能屹立於世界強國之林，並且不惜為此拼盡了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