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丨漫天雪
孤立主義曾經是美國長期的外交方針。華盛頓的告別演說強調:“我們處理外國事務的行為準則是,在擴大我們與它們的商業關係時,儘可能少地建立政治聯絡”。
孤立主義這個詞特別容易引起人們的誤會,以為它與閉關鎖國相聯絡。但實際上恰恰相反,其最初的想法是美國有海洋屏障,孤立於歐洲之外,不要摻和列強之間的爭鬥,讓美國人民的福祉受損,悶聲發大財即可。一句話,就是在國際事務中的中立和不干預主義,與全世界友好往來和通商。這與當今美國的全球干預主義——對全世界進行干預,大西洋是自己的勢力範圍,太平洋是自己的內海,海外設立500多個軍事基地,對他國施加“刀劍下的自由”,形成鮮明的對比。
如果說當初美國的孤立主義有一定的策略和實用主義成分,那麼從其哲學根基來說,它是一項偉大的自由主義傳統。其根基是國家是一個壟斷暴力的組織,它必然要對領土疆域內的公民實施強制。一個自由主義的理論從不天真地指望國家會做什麼好事,務實的戰略是限制它做壞事的能力。那麼,將壟斷的暴力侵犯侷限於本國領土疆域之內,而不是透過戰爭將這種侵犯延伸到國外;更小的政治單元,無限脫離主義,更容易瓦解集權暴力,給民眾以用腳投票的權利,而不是追求一個“世界政府”,讓人們逃無可逃。這就是邊際上的改善。
一國的自由,最終都要靠民眾觀念的轉變,由他們對權力的行使施加嚴格的限制——減少國內管制,在國內奉行自由市場,減少對國外的干預;任何對外干預,並不會從根本上改變他國的狀況,反倒必然加劇對外國和本國公民的侵犯。
偉大的自由主義思想家、自由放任的曼徹斯特學派代表人物、英國“反穀物法聯盟”的領袖理查德·科布登一語中的:
b君的真正秘密——利用一個國家去扼殺另一個國家,這樣一來,兩個國家都沒有時間去改革各自國內政府的弊端。
沒錯,戰爭狀態下,即便是一個千孔百瘡、腐敗至極的國家如烏克蘭,也因此獲得了凝聚力,讓其苟延殘喘,加深對本國民眾的侵犯;而那些似乎站在正義一方的國家例如美國,發動戰爭也正是政客們夢寐以求的擴張自身權力的手段。也就是說,它導致了交戰雙方、全世界的權力擴張程序,自由事業的倒退。
戰爭必然導致戰時共產主義,不論它是發動戰爭的一方還是抵禦戰爭的一方,也不論它是正義的一方還是邪惡的一方,都是如此。在戰爭中,一切生產和資源配置都將服從於戰爭目標,一個全盤計劃的格局將立即形成。
官僚集團全盤控制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一個新的統治階級由此崛起並得以穩固,他們是戰時中央計劃當局。戰時共產主義從來就是政客們最喜歡的模式,它實現了權力的高度集中,並且相對於和平時期,這種權力變得不容置疑,誰要是質疑政客們的動機和作為,那就是不熱愛祖國,就是裡通外國的賣國賊。
企業將不再為消費者需求而生產,一切都將國有化。人的一切需求都必須為戰爭讓路,因為資源已經被呼叫到了戰爭目標之中,人們可以用來滿足目的的手段變少,這就是必定到來的匱乏與貧窮,人們必須仰賴官僚集團的配給制才能獲得生活物資,計劃當局在民眾生活中的地位空前提高。
戰時共產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只要這種政策繼續,共產主義就建成了。侵略國和被侵略國,都是這樣。
拉爾夫·雷科——優秀的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在他的《大戰與領袖》中,對左派知識分子崇拜有加的伍德羅·威爾遜、丘吉爾、羅斯福等人的“光輝形象”予以了祛魅,他們渴望戰爭,希望透過戰爭擴張自身權力,實現對經濟生活方方面面的全盤控制。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是納粹和法西斯主義的榜樣,納粹德國的希特勒和義大利法西斯主義的墨索里尼,在戰爭中採取的辦法都與他們如出一轍。
(一戰)到停戰之時,美國政府已經接管了遠洋航運、鐵路、電話和電報行業;徵用了數百家制造工廠;自行涉足造船、小麥貿易和建築等各種各樣的大型企業;承擔了鉅額債務,以便直接或間接地開展業務並監管私人證券發行;為運輸設施、食品、燃料和許多原材料的使用設定了官方優先次序;固定了數十種重要商品的價格;介入了數百起勞資糾紛;並徵召了數百萬人入伍服役。
也正是在一戰期間,美國形成了政商勾結的裙帶網路,大型軍事承包商和政府採購供應商與美國政府暗通款曲,企業不再透過服務納稅人而擴張,而是透過權力尋求壟斷地位瓜分稅金而賺取利益。這激勵了軍火商不斷地透過外交關係委員會影響美國對外政策,他們已經不再為了戰爭而生產武器,而是為了生產武器而鼓吹和發動戰爭。壟斷國家主義和軍工複合體由此形成並持續至今。
英美作為所謂的正義一方,勝利一方,結局卻是,國內實行了全盤計劃經濟,民眾的自由消失,福祉節節敗退,那麼到底什麼是正義、什麼是勝利,可能需要重新考量。一國要推廣自由、推廣自己的價值觀,應當先把自己國內的自由事業做好,那樣才會“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戰爭必定會增加國內民眾經濟負擔,這幾乎無需多言。籌措戰爭經費的主要手段,一是稅收,二是印鈔票。
在稅收上,1913年所得稅修正案的批准,為美國參戰後大幅增加稅收鋪平了道路。最低稅級的稅率從2%增至6%,翻了三倍,而最高稅級的稅率則從最高13%增至77%。1916年,提交的納稅申報單不到70萬份,而到1917年,這一數字幾乎翻了一番,達到140萬份,到1920年又翻了一番。這還不包括其他聯邦稅收的增加。聯邦稅收收入“再也不會低於戰前水平的五倍”。
稅收的增加會直接給納稅人帶來痛感,必然激發民眾強烈的反戰情緒,因此必須採取更加秘密的、陰險的方式來掠奪財富供應戰爭開支。於是,美聯儲在一戰、威爾遜任期內成立。聯儲成為導致戰爭持續擴大的罪魁禍首。美國政府創造了新的貨幣來為其驚人的赤字融資——
到1918年,赤字達到每月10億美元——比戰前聯邦年度預算總額還要多。債務從1915年的不到10億美元,在1919年升至250億美元。聯邦文職僱員人數從1916年的45萬人增加了一倍多,到1918年達到90萬人。之後,新工作崗位中有三分之二被取消,留下了“14.1萬名僱員的‘永久性淨增長’——這是一個30% 的‘棘輪效應’”。
這帶來的結果就是,民眾辛勤積攢一生的財富,被一場戰爭吞噬殆盡。對參戰的雙方來說都是如此。對奧匈帝國一戰期間的瘋狂通脹,米塞斯記述道:
帝國民眾一生積蓄的財富只能支付幾次有軌電車費用;一家鞋商在1914年擁有1萬雙鞋的庫存,戰爭發生後,他一年的銷售收入只能支付一條鞋帶。
正是一戰期間,各國為了籌集戰爭經費,拋棄了財政和貨幣紀律,瘋狂印鈔票,最終脫離了古典金本位,佈雷頓森林體系破產,來到了不兌現紙幣時代,為偷竊民眾財富大開方便之門。美元的購買力,已經從1盎司兌換35美元,到現在的1盎司換2900美元,購買力喪失了90%以上。
這告訴我們的道理是:以國家之名發動的戰爭——不分正義一方還是邪惡一方、侵略者還是被侵略者——必定給本國民眾施加更多強制。那些並不支援戰爭的人,也必須透過繳納顯性的稅收和隱性的稅收——通脹稅,而付出巨大代價。
俄羅斯民眾並不想納稅支援侵略烏克蘭——這樣的人必定有;烏克蘭有許多人也並不想納稅去抵抗俄羅斯——這樣的人也必定有;但結果卻是一樣的:他們的財產都成為了公有資產,隨時被自己的政府強制徵繳。
一個人對99個人施加強制,與99個人對1個人施加強制——也不管這種強制來自國內還是國外——並不更加正義,並不更加道德,其邪惡程度不分伯仲。
有的人說,我透過給烏克蘭政府捐款的方式支援烏克蘭抗擊侵略,我不是嘴炮,不是表演和站隊,而是用行動展示了自己的真實偏好。這也不對。如果你的偏好是支援烏克蘭人民,那麼捐款的物件,永遠應當是烏克蘭民眾,讓他們加強自身防禦能力,而不是烏克蘭政府。如果這些錢讓腐敗的烏克蘭官僚貪汙了,反倒是個好事,最怕的反倒是,烏克蘭官僚將這些錢用於支援戰爭,那將意味著將更多的烏克蘭青年送往戰場,使戰爭得以延續。
給政府捐款,從來不是通往自由的道路。需要永遠記住一個道理:要限制權力擴張,其辦法是:切斷、而不是增加其收入來源。
戰爭侵犯國內自由的另一個表現就是強制兵役。
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強制兵役制度更加赤裸裸的、粗暴野蠻地侵犯自由更甚的政策。民主時代最大的倒退就是將君主、貴族等少數人之間爭奪底盤和權力的戰爭,變成了全民戰爭,所有人都變成了可以被隨時抓走被強制奴役的奴隸。
那些不願意對遠在天邊的陌生人舉起屠刀的人,也不得不上戰場殺人或者被殺。如果這不是對自由的侵犯,就再也沒有侵犯自由這個概念了。批評奴隸制,而不批評強制兵役制度,那就是選擇性目盲。
侵略國實施強制兵役,是對自由的粗暴踐踏;被侵略國實施強制兵役,同樣如此。那些熱血沸騰的人想要上戰場抵抗侵略,那是他們的自由,但是對那些不願意這樣做的人實施強制,將他們和他們的父親、兒子、丈夫送上前線,就毫無正義可言。
以集體之名進行道德攻擊和綁架,最不道德。那些舍家棄子奔赴戰場的人,生命被毀滅,留下了鰥寡孤獨;相比於那些“苟且偷安”,在戰爭中照顧家人、在戰後扶老攜幼的人相比,到底誰更有道德?這世界上,誰又不是“苟且偷安”?面對強權,你也並沒有反抗而早已投降,俄烏戰爭伊始,300萬人離開自己的祖國,若是不關閉邊境將整個烏克蘭變成一座巨大的集體農莊,稍有門道的人都會離開。
保全自己的生命,是人之常情,也是今後求得變革的基礎;愛你的集體、愛你的鄰人,首先應當愛你的家人。
在戰爭期間,言論自由也必將被嚴重壓制。
這幾乎不用論述。
當今美國歐洲的一系列壓制言論自由的做法,就源自一戰二戰。必須不斷樹立假想敵,並不斷誇大其威脅,恐嚇國內公眾,才能為全球主義者設定議程提供藉口,才能讓他們攫取權力,將戰時政策不斷延續提供理由。必須全世界打妖怪,沒有妖怪就要製造一個妖怪。先是德國、然後是蘇聯,現在是俄羅斯,隨後是誰?同時,誇張地將想象中的威脅描述為“一場捍衛我們的生活方式、關乎自由世界生死存亡的戰鬥”。這種非常熟悉的強調,一直延續至今。凡是被確定為妖怪的,就先扣上威脅美國人民生活方式的大帽子,哪怕它是跟美國遠離半個地球、絲毫沒有攻擊美國能力的伊拉克、利比亞和阿富汗。
誰要是反對這種浮誇之詞和胡言亂語,誰要是反對戰爭和對外干預,不論出於什麼原因,哪怕是極為理性的學理探討,都將被打成賣國賊、國家公敵、納粹同謀、蘇聯間諜——稱呼在變,配方永遠不變。報紙媒體和輿論眾口一詞,成為戰爭動員和宣傳機器。異見人士和反對派將被物理消滅或者關進監獄。一戰二戰期間的德國、冷戰期間的前蘇,是這樣做的;代表正義的英美,從林肯到威爾遜,從丘吉爾到羅斯福,同樣是這樣做的,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惡行累累,罄竹難書。
我們需要重點強調的是:只要戰爭一天不停止,這種自由就一天也不可能得到恢復;即便戰爭已經停止,這種戰時全盤控制的強大吸引力,將使政策持續很長一段時間。權力的擴張,並不會隨著戰爭的結束自動退場,而是再也回不到戰前的水平。預算、赤字、機構、官員和管制法規的數量均成倍增長並且持續,民眾潛在的政治心態,也會永久性地向接受權力的方向傾斜。除非民眾的觀念改變,有些戰時政策就將永遠嵌入到他們今後的生活之中,往往幾代人都無法改變。
從一戰開始至今的個人所得稅、美聯儲,現在已經成為美國人生活的一部分,幾乎已經沒有人再想過消除它的問題了。不消除聯邦政府直接向個人徵收所得稅、壟斷貨幣發行的不兌現紙幣體系,美國的自由就無法恢復。
羅斯福任內的農業調整法、工業復興法、最低工資法、最長工時法、瓦格納法案,也永久地固定在了美國人民的生活中。根據這些法律設立的機構,也只有不斷地擴張預算和人員,而從來不見壓縮之勢。杜魯門任內的創造的國防部、國安會、CIA,還有北約,則作為超級強權機構在全世界橫行霸道。
只要美國人、以及左派知識分子還在把威爾遜、丘吉爾、羅斯福這種騙子、野心家、戰爭狂魔當作最偉大的總統崇拜,那麼說明美國人、乃至世界人民,至今沒有從一戰和二戰中走出。
必須認識到,哪怕是正義的反抗侵略的戰爭,只要是以集體之名在組織,都必然會導致一個結果:權力的擴張,國內自由的削弱。那些本來自由的國家,透過一場戰爭,變成了一個不再自由的干預主義體制;而那些被侵略的國家民眾,即便打退了外國侵略者,後來卻發現,頭上卻騎了一個本國的、相比於站前更加殘暴的集團。雙方民眾都迎來了一個超級利維坦。
戰爭是國家的興盛,從來不是人民的福音。
那些說透過戰爭,推動歷史和人類進步的人,只不過是拙劣的“破窗謬論”,根本就不值一駁。
那些奧威爾式的“自由主義者”,認為自由就是平等、就是福利主義,主張對外干預,實現各個民族自由的人,完全是邏輯瘋子和無視歷史的胡說。戰爭顯然讓人們更加不自由、更加不平等,一部分人在驅使別人,一部分人在被人驅使;一部分人透過軍火和軍事補給的生產而暴富,絕大多數人都變得更窮。因此貧富差距會擴大而不是縮小,整個社會都變得更加匱乏,這當然不是那些平等主義者追求的目標——他們奢望的是高水平的財富平等,而不是窮的一樣平等。這些平等主義者相對於綠黨,至少在目標上是追求富裕的,只是經濟學無知而手段錯誤。
一國民眾的自由,最終依靠的是他們自己擁抱自由的意理,支援自由放任、自由貿易的經濟政策,對一切侵犯產權的國內政策堅決說不,而不是指望外部干預。外部干預的結果,要麼是屍橫遍野生靈塗炭,要麼無非就是換了一個壓迫者。沒有觀念的改變,換誰都是無用的。
還有一部分人,說他們也不喜歡戰爭,但是有些戰爭是必須的,因為它是“終結戰爭的戰爭”,他們似乎認為,透過一場大戰,就會一勞永逸地帶來持久和平。
一戰二戰的時候,政客們也都是這樣說的。然而結果卻是,短暫的和平變成了積蓄能量的時期,導致了下一次更大規模的戰爭。
透過戰爭永遠不會終結戰爭,戰爭的結果必然受窮,將會提升社會的時間偏好,退回到搶奪劫掠的野蠻狀態之中,和平的根基就會被摧毀。那些無法自給自足的國家,要麼透過積蓄力量侵佔別國領土,要麼被納入一個跨國的經濟和軍事集團之中,失去自主性,成為與另一個集團對抗的馬前卒,這將導致更大規模的國家集團之間的戰爭。
終結戰爭、實現持久和平的辦法,不是槍炮,而是自由的觀念,手段是自由貿易——國內和國際上的自由貿易。因為在一個自由貿易的世界上,國界線在哪裡無關緊要,任何資源都可以在市場上競價取得,拓展生存空間、把外國領土變成本國或者自己的勢力範圍,變得不經濟且毫無意義,由此消除戰爭動機。全球廣泛的勞動分工,讓人人受益,並建立了利益紐帶,由此會增大戰爭的成本,讓反戰的輿論佔據主流,發動戰爭將不會有輿論觀念的支援。
二戰以來近百年的相對和平局面,其根源不在於簽署了多少宣言和條約,更不是道德說教,而就是因為全球化勞動分工和自由貿易,讓戰爭的動機減弱,各國利益攸關讓戰爭傷及自身,由此讓戰爭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這就是我們堅決反對川普的理由。因為加徵關稅、打貿易戰,並不會導致另一方降低關稅,反而會引來競相豎起貿易高牆。其長遠影響就是,各國走向以鄰為壑、自給自足、閉關鎖國,這將導致戰爭成本下降,戰爭機率提高,將世界推向戰爭的火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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