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帶著“向下流動，會被重用”“低成本小壓力”的預期登上想象的彼岸，卻經歷預期的粉碎。高等教育培植出的思維印記，與縣城的固有觀念相遇，更碰撞出現實的荒誕劇。
難以相溶
上班第一天，領導把李霏和同事叫來，出了一道“面試題”：如果領導辱罵你，侮辱了你的人格，你怎麼辦？
李霏愣了一下，而後隱隱地猜測，領導的目的或許是“測試”自己的性格。
為了給領導留下好印象，她硬著頭皮做出回答：“領導罵我應該是有原因的，可能是我哪裡沒做好，或者我們之間存在一些誤會。我會在私下和領導好好溝通的。”
作為碩士研究生，李霏讀書時一直生活在包容、尊重的環境中，從沒遇到過這種問題。2023年，25歲的李霏透過“人才引進”，前往山西某縣城事業單位工作。作為山西農村出生的長姐，李霏從山底下的窯洞裡一路向上攀爬，考上省內本科大學後，又在新一線城市的一本高校讀完了環境類專業的碩士。
近年來，許多市縣紛紛出臺“人才引進”政策，透過給予補貼、安家費、落戶等福利，吸引“高學歷人才”進入本地工作。一般人才引進的物件為碩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以常住人口不到20萬的浙江省麗水市遂昌縣為例，2022年該縣基層工作崗位引進的24名畢業生中，有博士4人、碩士19人，均來自上海交通大學、復旦大學、浙江大學等知名高校。
人才引進往往省略筆試、簡化招聘程式，相比公考和選調更為便捷，因而逐漸成為研究生及以上學歷人群“上岸”的熱門途徑。
然而，闖入縣城的高學歷人才，就像清湯上飄著的一抹油花。當一路考學生髮出的“進步的渴望”，高等教育培植出的理想主義印記，與縣城固有的觀念相遇，往往會碰撞出現實的荒誕劇。
面試通過後，崗位分配的過程再次重新整理了李霏的認知。領導說，現在有兩個崗位，一個是財務，一個是辦公室，你們要哪個？李霏回答，我數學不好，可能更適合文字方面的工作。
於是兩個人的崗位就這樣被敲定下來。同事去了財務科，李霏去了辦公室。李霏記得自己報考時，招聘公告上寫的是“專技崗位”。在此之前，她一直以為自己可以從事和環境專業相關的工作。
而作為被引進的“人才”，想象中的用武之地並不存在。後來李霏發現，辦公室的工作內容是“領導交代什麼就做什麼”，包括佈置會議、會議記錄謄寫和人事檔案審查，以及單位每一年的薪資調整等等。
技術性工作大多被外包給了第三方機構。即使是單位裡的其他老同事，也都在圍著行政打轉。李霏統計發現，自己所在單位只有不到30位正式員工，在她到來之前，單位裡擁有全日制本科學歷的只有三人，像個“草臺班子”。
這份與她的專業技能不對口的工作，無人指導、無人請教。她和同事遇到的第一個工作難題，就是“給自己發工資”。她們自己摸索著計算，加班到半夜十二點。辦理社保時，縣綜合辦公中心的工作人員問道，你們單位的財務和人事呢？讓他們來辦。李霏和同事尷尬地相視一笑：我們就是財務和人事。
第一個月的工資，是李霏親手為自己計算出來的：3007.3元。幾個月後，隨著公積金調整，這個數字下降為2979.97元。來到縣城後，從前霧裡看花般的憧憬一點點破碎，自嘲之餘，懷疑與逃離的渴望開始在她心中滋生。
逃離的決心醞釀了許久。起初，她仍在忍耐工作的無意義與領導的“服從測試”。一次她外出開會，到了六點，本可以下班回家，主任卻打電話強硬要求她回來改稿。無奈之下，她只能自己打車回單位，卻發現主任不過是要她多敲幾個字，把逗號改成句號。
離職的念頭最終爆發於一次酒席後。下車時，喝醉的領導一把摟住了她，說要帶她去KTV。
騷擾很快被旁人制止，但李霏感覺到一陣噁心。那天晚上，心有餘悸的她一直把自己藏在車後，壓低身子不讓別人看見。
來到縣城工作後，她有過抱怨、生氣甚至自嘲。但那天領導的肢體行為讓她徹底心死。她覺得自己不只是沒錢、沒時間、沒有用武之地，還“沒有尊嚴”。
身邊同一系統的前輩得知這事，卻勸她忍耐——“領導也沒對你做什麼，再說了，這種事，不就是一個‘忍’字嗎？”
這讓李霏陷入一種混沌的自我懷疑之中。是不是自己太“清高”了？
直到兩個月後的一次會議，領導誤以為她偷懶沒寫會議記錄，當眾辱罵她“能幹就幹，不能幹就滾蛋”。入職第一天的那道“面試題”此刻具像化地降臨在她身上。李霏再也無法做到像自己當初回答的那樣“完美”。她忍無可忍，提交了一份早已寫好的辭職報告。
辭職報告遞上去兩次，都被領導拒絕。小縣城的這家單位很少有人主動提離職。李霏能感受到，領導覺得自己的權威受到了冒犯。
被作為“高學歷人才”引進縣城的幼兒園教師胡雪迎，也經歷了類似的預期違背。2023年，於家鄉一所一本高校教育學碩士畢業後，胡雪迎將目光投向省內距家約200公里的某經濟百強縣教師“人才引進”。
入職前的培訓會上，單位出示的PPT顯示，算上五險一金和績效，胡雪迎作為碩士研究生每年的薪資是17萬元。實際入職後，她年到手的薪資卻是10萬左右。
胡雪迎發現，曾承諾的績效薪資經常推遲，很少按時發放。這一年，她工資卡上會不定時收到一筆錢，有時是500元，有時是200、300元。每次同事們都會疑惑，這次發的是什麼錢？是哪個月的績效？
胡雪迎的班主任績效被拖欠了一年多，總共3萬元的生活補貼也一直沒有拿到。“高學歷人才”的優勢落到實際數字，則是400元：作為引進研究生人才，她每月比本科生多拿400元底薪。
來到縣城後，失望感像不斷翻湧的海浪，持續衝擊著她。與預期不符的薪資外，工作內容與壓力也不斷重新整理著她的想象。
一次和男友視訊通話時，對方看見胡雪迎燈火通明的辦公室，脫口而出：“你們這是幼兒園還是大廠？怎麼還996？”
工作一年來，胡雪迎發現，儘管幼兒園規定的下班時間是下午四點半，但加班到晚上八九點是常態。遇上期末季，除了寫材料，還有層出不窮的彙報和家長會。那段時間，胡雪迎作為班主任，凌晨兩點才能睡，早晨七點前起床到崗，連續一週多，每天只能休息不到五個小時。
沒有人可以獨善其身。經常晚上十點，同事的孩子還在辦公室裡跑來跑去。
而忙碌的內容，更讓她覺得荒誕。一段時間裡，胡雪迎的工作忙著“表演”。遇到專家下縣城指導，她要把午休的孩子們提前從床上“挖”起來，讓他們“表演”玩遊戲。
她至今還記得一個孩子哭著對她說：“老師，我真的不想玩了，好無聊啊。”
圖丨胡雪迎拍下的校園一角
胡雪迎最看重的教學，在這所縣城學校似乎成了最不重要、也最無暇顧及的事情。
最忙碌的一段時間，胡雪迎一週內就要接待兩到三批上級的來訪。頻繁地“被參觀”讓她生出一種錯覺：這到底是學校還是動物園？為什麼每星期都要有人來參觀我？
辦公室裡的印表機一刻不停地發出轟鳴。參觀結束後，活動記錄、存檔的文字材料需要她來完成。公眾號的內容也由老師來負責。每月兩篇，完不成，月績效考核就不達標。這些繁雜、瑣碎的事務，將她備課的時間佔去大半。
被影響的不僅是老師，還有孩子。胡雪迎原定的教學進度被一堂堂應付參觀的公開課、展示課一拖再拖。拖到期末，教學計劃無法完成，就只能“造假”。一些原定針對兒童興趣開展的活動來不及做，就把孩子們叫過來擺拍幾張照片。
“不僅我是工具，孩子也是工具。”教師的責任感與身不由己的無奈糾纏在一起，逐漸讓她身心疲憊。工作不到一年時，胡雪迎發現自己出現了焦慮軀體化的症狀，經常會心跳加速、喘不上氣。
“我為什麼要這樣活著？我為什麼要在這樣的環境中生活？”一天起床時，這兩個問題在她腦中蹦出，而後反覆盤旋。
這樣混沌痛苦的日子，最終被身邊人的離開叫停。胡雪迎發現自己的一位學姐發了離職的朋友圈。同是“人才引進”，她們面臨著相同的壓力與無法自我實現的困境。她感覺自己心底深埋的念頭被點燃。
粉碎預期
高學歷人才來到縣城，在“向下流動”中上岸時，往往帶著一份類似的期待：這裡生活成本低、生存壓力小、工作穩定、收入可觀、能被重用。而當真正走入迷霧，想象中的彼岸才逐漸顯露出它的真實。
讀研前，胡雪迎曾在家附近二線城市的私立幼兒園工作過幾年。她每月到手工資4000多，但和同事簡單出去吃飯、逛街，一天的花銷就將近300元。更不用說動輒10萬一平米的房價。高昂的生活成本讓她望而卻步，“我不想過那種揹著幾百萬房貸的生活。”
縣城、公立幼兒園，承載了胡雪迎心中理想的生活藍圖。這裡不會有大城市的高房貸與生存壓力，卻有一份穩定的工作。
同時，她也希望自己在縣城，也能繼續在教學事業上發揮所長。過去在私立幼兒園工作時，胡雪迎就感受到自己對這份工作的認同。她將孩子視為自己的底線。
在她的設想裡，縣城即便教學環境和資源相比大城市差一些，但自己依然可以在崗位上做好一個老師的本職工作，陪伴、守護孩子的成長。而後的工作經歷，卻逐步粉碎了她的全部預期。
在縣城磋磨的時間裡，胡雪迎想起自己曾經身處一個重視教學、以學生為本的友好環境。在二線城市私立幼兒園工作的時候，除了教案和例行反思，老師不需要做任何多餘的材料工作，領導也從不干涉教師的想法。她可以自由揮灑自己的創意，以“愛麗絲夢遊仙境”為主題設計家長開放日活動，讓孩子們像愛麗絲一樣體驗電影經典情節。類似的成就感，她在縣城再也沒體會過。
此外，胡雪迎還發現，辦公室裡其他同事每天談論的話題離不開婚姻、公婆、家長裡短。而過往一路求學走來、一直保持著閱讀習慣與求知渴望的她，即使身負難以喘息的工作壓力，也希望自己能夠不斷“自我提升”。
出生於三線城市下轄縣的她，一路從專科到成人自考本科，工作後又辭職考研，在一本大學讀完學前教育碩士。
求學生涯帶來的對進步的渴望深深烙印在她身上，“自我提升”像是已經融入骨血裡的習慣。即使身處縣城，她也不願放棄每一次學習機會。
專家旁聽的公開課上，其他老師為了避免風險，都會選擇自己最拿手的內容，但胡雪迎執意展現最真實的課堂進度，“既然有這麼好的機會，我為什麼不用來補我的短板？”
而高學歷所附著的求知慾與自我鞭策像一顆種子，落入縣城的土壤，卻無法生根發芽。
胡雪迎在單位認識了另一位研究生同事。後來，兩個人相互買書推薦給對方，分享反思和啟發，在碰撞中互相學習。逛街時提到精彩的論文，胡雪迎會立刻去列印店把論文打印出來。
兩人在麥當勞一邊吃甜筒一邊閱讀。作為同被引進的高學歷人才，相似的價值觀和求學經歷，讓她們尋到“同溫層”，為彼此在縣城撐起微小的歸屬感。
但胡雪迎沒想到，高知似乎成了她們在縣城職場的“原罪”。當“自我提升”的場景被其他同事看見，流言與嘲諷也開始滋生。她們被同事評價為“太卷”“加重我們的工作負擔”。
從山西山村狹小的一間窯洞走向大城市，李霏記得自己同樣堅韌的來時路。1998年出生的她是家中長姐，家裡還有個小兩歲的妹妹。父母勤勞肯幹，外出打工後帶回了第一桶金，帶著兩個孩子從山村搬到平原的村莊。
她記得破落院子裡的老槐樹、後院坍塌的土圍牆、冬天滿窗的冰凌花和手上的凍瘡，也記得在那半截的圍牆上看了一場又一場日落，以及貼滿了一面牆的獎狀。
即使從幼兒園起每天要打著手電筒去隔壁村上學，李霏也一直是父母眼中那個“最爭氣”的存在，在班裡成績數一數二。小學畢業後，班裡只有六名同學能夠升入縣城初中讀書，李霏也是其中之一。
研究生畢業後的整個求職季，她把目標投向與自己就讀的環境專業相關的企業，但結果都不盡如人意，還有面試官當著她的面說“這個崗位不想要女生”。
屢次碰壁後，朋友甩來一個連結，那是山西省某市及下屬各縣“人才引進”的招聘公告。
這份“穩定、離家近、專業對口”的工作最終接住了她。裸考、裸面，即使沒報很大的期待，李霏也在近10:1的報錄比中脫穎而出。
得知自己在縣城“上岸”的那一瞬間，疲憊感如潮水席捲而來。“不想再折騰了。”無論是身旁欣喜的父母還是整個網路環境，都在向李霏傳遞：這就是你最好的選擇。
意識到自己將到縣城工作後，李霏有過短暫的崩潰。但很快，或許出於一種自我安慰的本能，獨屬於縣城的期待在她心中建立起來：“縣城的物價低，能攢得下來錢，而且研究生到了縣城，肯定有能夠凸顯個人能力的機會。”
但最終，那一紙辭職報告見證了所有期望的幻滅。李霏想起，綿延不絕的落差其實在去縣城報到那天就已悄然浮出水面。
走進那座山西縣城，她的第一印象是破敗。那是2023年11月霧濛濛的冬天，街道上一片陰沉，快要看不見光。她和同事兩個人一邊用手機導航，一邊在街上四處尋找可租的房子。
越接近導航裡的縣中心，心頭的疑問就越難壓下：這就是最繁華的地方嗎？因為找不到商場，兩個人只能坐在路邊護欄上歇腳。天黑之前，好不容易走到了車站，她們坐上了回市裡的公交車，一路上一言不發。
後來李霏才知道，那天晚上同事大哭了一場。同事之前在北京從事研發工作，不明白為什麼自己逃離北京，卻來到“這樣一個鬼地方”。
緊接著的租房過程，預先為她們透露了縣城的辦事邏輯。李霏發現，她們可以找到的出租屋都是藏在巷子裡的自建房，巷子只有三四米寬，能過一輛車，抬頭時密密麻麻的電線遮蔽了天空。
房東帶著她們推開房門，十幾平方米的房間光線昏暗，沒有暖氣，傢俱已經生鏽，亂七八糟的貼紙遮住了剝落的牆皮。
最後，透過單位前輩托熟人介紹，兩人才在單位旁的小區租到了房。三室兩廳，一百五十平方米，年租一萬。
那時李霏第一次隱隱意識到，縣城的生活彷彿依託著一張巨大的關係網，而這張網難以向初來乍到的外鄉人展開。在縣城，脫離了“關係”，連居住的私密、舒適，都是奢求。
隨風飄蕩
在小縣城，李霏時常感到無處可去。下了班，唯一可以散心的地方是小區和單位中間的一個三層商業區，一半是酒店，一半是牆上掛滿了衣服的格子間，賣沒有牌子的服飾和鞋。
雙休日的時候，李霏睡到自然醒，然後坐在餐桌旁和室友一起點個外賣，吃完繼續回房間刷手機。餐飲選擇很少。整個縣城沒有肯德基和麥當勞，只有一家德克士。縣城裡能找到的連鎖品牌不多，李霏和室友會經常去光顧楊國福，因為那是她們為數不多能接觸到的“牌子貨”。
此前，李霏沒曾想過換份工作、換地方生活，會給自我帶來根本改變。來到縣城工作不久，她發現自己一個維持七八年的小習慣消失了：她不再畫眉了。從前讀書時，她十分在意自己淡淡的眉毛，覺得不畫眉毛就出門“形同裸奔”。而如今，她沒有興趣去想今天穿什麼、吃什麼。
這不是一種解放，而是消磨。一次，看到路邊停著一輛計程車，她發現自己竟不敢招手開口去打。
圖丨李霏所在縣城的主街
李霏記得在大城市讀研時自己的狀態。她愛逛博物館，讀研的城市經常有展覽，坐上地鐵，就能通向豐富的文娛生活。哪怕一個人，她也會去逛商場、花鳥市場。來到縣城後，這些選擇連同曾經的她一起消失了。逐漸，她的雙休日只剩下吃飯、看電視、玩手機、睡覺。喜歡拍照的她，來縣城時帶上了相機，後來幾乎沒動過。
一段時間後，李霏感到自己對生活的熱情與憧憬像一滴水輕輕地匯入大海，再難尋覓。
離職的念頭誕生時，胡雪迎不停地問媽媽：我是不是一個逃兵？我是不是一個失敗者？我是不是放棄了自己的初衷？媽媽的回答撫平了她皺褶的內心，“你只是要離開那個讓你不愉快的環境。”
2024年8月，從公立幼兒園離職後，胡雪迎離開縣城，進入省內一所大學任教。時間自由，不用坐班，上三休四。由於生育率下降，近年來幼兒園的生源受到衝擊，幼教成為不被看好的行業，胡雪迎也決定改變自己的賽道。工作雖有科研壓力，但卻給予她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與從前相對比，她感覺有了暫時的歸依。
“隨波逐流。”李霏從縣城逃離後才意識到，其實自己一直未曾明確內心想要怎樣的生活。
與世界交手的過程中，李霏有著浪漫的想象。她擁有感知美的能力，喜歡植物、音樂、畫畫，因此高中時執意去藝考，大學時也想讀設計。讀書時積極地做主持人、參加學生活動，她曾經會因感染別人而幸福，但如今一潭死水的工作和生活，將這些天性逐漸消磨。
讀研前，她嚮往去大城市見世面，畢業後卻隨波逐流地考試、面試，在混沌中將自己推上縣城“人才引進”的崗位，又在反覆掙扎、拉扯中離開。2024年8月，從縣城體制內辭職後，她找到一份高校的勞務派遣崗位作為過渡，同時備考山西省內地級市的公務員。
高校的工作很清閒，同事也十分照顧人。每天早上走進學校的大門，李霏都覺得自己“好轉了”。但低薪與沒有編制帶來的不穩定感仍是不可忽視的因素。短暫的歇腳就像生命中留下的一處雪泥鴻爪，她知道自己終有一天還會飛離。
勇敢逃離縣城的決定並沒有獲得父母的認可，辭職後，李霏成為家裡不能提及的“丟人”的存在。
李霏的父母不理解她為什麼辭去一份穩定工作。在他們為女兒構想的人生藍圖中，高學歷意味著世俗意義上的成功。在穩定工作外，女兒還應該再去認識一個父母有退休金的男生。
有時，27歲的李霏會想起這些過往人生中“勇敢選擇”的時刻：高中時一定要去藝考、本科時一定要讀設計、鼓起勇氣辭掉穩定工作。這是她在生命持續不斷的痛苦與尋覓中，努力為自己而活的瞬間。
2024年8月，辭職申請終於透過的那天，她走進縣城路邊的一家理髮店，剪去長髮。
烏黑的髮絲散落一地時，她感覺自己變成一株迎風飄搖的蒲公英。在尋找土壤的過程中，她想繼續培植自己的心，希望自己保有生根發芽與開拓的本能，不要在風中枯萎。
*應受訪者要求，人物資訊有適度模糊
往期回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