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隻“偏離方向卻決絕前行”企鵝

我不知道有多少讀者像翻譯這本書前的我一樣，對羅傑・伊伯特的病情知之甚少。大部分人對他的認知可能停留在，他是第一位獲得普利策獎的影評人，後來罹患癌症去世了，僅此而已。

在傳記片《人生如戲》（Life Itself，2014）裡，你可以看到他人生最後幾年與癌症相處的情形。從他的左耳到嘴唇下方到右耳連成一條曲線，這條曲線下方的面部完全被移除了。他的嘴無法閉合，下嘴唇周圍的部分就懸在那裡，形成一個大笑的弧度。他不能說話，也做不出什麼表情。他的下頜是空的，本屬於身體內部的組織，為了不暴露在空氣中被繃帶綁在脖子上。當他需要進食、飲水或有痰要得到清理的時候，就由護士從繃帶的間隙伸一根管子到喉嚨裡去。

我無法想象，對於一個以文字為生的寫作者，對於他那想必既敏銳又善感的靈魂，在漫長的歲月中面對自己這樣的狀態會是什麼樣的感受。更不用提他從1975年開始就是一名出現在電視上，並熱愛出現在影迷視野中的公眾人物。從2002年起，癌症就像正午時分腳下彷彿刻意要躲起來嘲笑人的影子，伴他到2013年去世，一共是十一年。

作為伊伯特兩本書——《在世界盡頭相遇：伊伯特對話赫爾佐格》和《偉大的電影：終章》的譯者，在與他的文字朝夕相處的兩年時間裡，我幾乎從未從中感受到病人情緒的蛛絲馬跡。影評的物件是電影，他作為影評人表露的個人情感和態度通常不會突破專業性的範疇，也很少說自己的事。我習慣於伊伯特評論電影時蹺著腿抱著胳膊把筆記板放在膝上的那種從容的行文風格。但他在2008年評論赫爾佐格的紀錄片《在世界盡頭相遇》時異常稀有地展示出脆弱，他說其中一隻企鵝“踏上了一段旅程，這段旅程雖然想必早已終結，卻仍在我記憶中縈繞至今”。翻譯成“縈繞”的是“haunt”這個詞，它並不是一個含義很正面的詞語。他沒有再多解釋，我們需要去2007年他給赫爾佐格的信裡尋找答案。他在信的結尾又提到了那隻企鵝，他用那隻決絕地離開隊伍，向未知走去的落單企鵝比喻自己：“但我已經開始像那隻企鵝一樣偏離方向了，我的朋友。”

赫爾佐格把《在世界盡頭相遇》題獻給伊伯特，伊伯特在片中看到了一隻像自己的掉隊企鵝。

人與人之間的吸引真的很微妙，也很奇妙。我不知道赫爾佐格心裡以怎樣一種親密程度看待伊伯特。在他們的對談裡，赫爾佐格完全不會因為與伊伯特的交情就委婉地表達自己的觀點，態度有時鮮明得甚至有點不近人情。面對伊伯特的“不是嗎”，他會認真回以“不，我不同意”。你會覺得，是伊伯特的試探和赫爾佐格的糾正在推動著這場長達幾小時的對話，而不是觀點上的一拍即合。在赫爾佐格為本書寫的序言裡，似乎除了開頭那句直白的想念之外，所有內容都在強調一種摻雜著些許敬意的距離感。在行文中否認居多——“不經常”“不是”“不”“沒有”“否定的”，赫爾佐格並沒有因為伊伯特對自己的傾慕與他的已故就展示出柔情。

但是伊伯特對赫爾佐格要有溫度得多。這本書裡最讓我印象深刻的一句話是，“赫爾佐格讓我神魂顛倒”（Herzog fascinates me，見第四部分《玻璃精靈》影評），譯到這句時我忍不住笑了出來。他不僅為赫爾佐格的絕大多數電影寫了影評，將其中六部選入“偉大的電影”系列，還不遺餘力地用自己的影響力逐漸地讓更多的影迷了解並喜愛赫爾佐格。我想，伊伯特的熱情不僅是因為他仰慕赫爾佐格的才華，喜歡赫爾佐格的電影，更不僅是因為赫爾佐格確實是一個非常具有個人魅力的人（去聽一下他為自己的紀錄片配的旁白吧，那獨特的德式英語和略微有點疏離的語氣能立刻俘獲你），必定還因為他從赫爾佐格的不止一部電影中看到了自己。

在這本書裡，伊伯特一再重申對赫爾佐格電影人物的某些解讀，同樣意思的話近乎偏執地出現在很多篇文章裡。“你似乎展現出對生活在極端中的人物有一種迷戀。可以是自己選擇的極端人生經歷，也可以是客觀情況——比如殘疾，或者殘忍的行為，或者只是與生俱來的古怪，強加給他們的極端處境。”伊伯特認為描繪身處極端中的人，表現這個人與極端的關係，就是赫爾佐格所有電影的主旨。不僅如此，赫爾佐格本人，這個實拍把一艘大船拉上山的導演，這個從慕尼黑走路到巴黎的人，這個不向主流妥協的電影製作者，其實也在用極端包裹自己。

回到伊伯特，他在《芝加哥太陽報》上寫了四十六年影評，堅持每年閱片數百部直到生命盡頭，在將近七年的時間裡，他失去聲音、失去進食能力、失去完整的相貌，卻頑強地活著並且筆耕不輟，這樣的他也不折不扣地藉著命運的流向將自己置身於極端之中。

這本書關於伊伯特和赫爾佐格，他們讓我們看到一個人可以如何度過一生。在這個世界上，真的有人是用極致的純粹和熱愛作為動力前行，真的有人是這樣至死都享受著自己與生俱來的審美能力，以不曾屈服的勤奮，做著自己喜歡並且擅長的事情，即便是或主動或被動地活在極端的狀態裡。

譯完這本書的我，讀完這本書的你，到此刻會驀然發現，那些電影中的人物、導演赫爾佐格、影評人羅傑・伊伯特，這三者的形象已經重合。赫爾佐格拍電影，伊伯特寫赫爾佐格的電影，也許這就是除了命中註定再無其他合理解釋的情節，從1968年在紐約某個公寓裡相遇的那一刻起，伊伯特就成了赫爾佐格電影中的人，成了那隻決絕的企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