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三聯生活週刊」原創內容
文｜靜思
至少三年前，我32歲的朋友小凡來美國讀書時，就構想得很美好。但一年半的碩士專案讀完、在美國又工作一年後，她才發現人生不是計算機，可以隨時一鍵重啟。
小凡從國內一所211大學財會碩士專業畢業後，去了本土八大的一家會計事務所工作，一干就是7年。從審計員到專案經理，一直比較順利。要升高級專案經歷時，團隊架構調整、高層動盪，換了領導，她的晉升空間遇阻。留給她的選擇要麼是平移跳槽到其他八大會計所之一、要麼降一點職級跳去四大。但這些年，會計事務所裁員也是毫不手軟，跳槽不容易；另一方面，工作七年，她也確實有些倦怠和麻木。工作這些年，小凡攢了一些錢、依然單身，未婚未育、暫時也沒有父母養老顧慮。和家人商議後，她決定用自己的積蓄去留學。
《三十而已》劇照
一開始她的打算是來美國讀一年半的財務金融類碩士，然後能留在美國工作兩三年，帶著海外工作經歷再回國就業，可以去投財務副總監、總監級別的工作，晉升中層，以後的職業道路也會相對平穩。小凡辭職後全職備戰申請半年，申請結果挺理想，拿到了幾個offer，最後她選擇了波士頓的一所大學——綜合排名和專業排名都在前100。
最初的“蜜月期”確實甜蜜。闊別校園7年，和所有的大齡留學生一樣，小凡格外珍惜課堂時光。雖然有語言障礙，聽課吃力，但久違的“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的純粹狀態，讓她感到每一堂課都是彌足珍貴的饋贈。特別是用自己賺來的錢讀書，再算一算人民幣和美元的匯率，她感覺自己迅速找回了當年備戰高考時那份燃燒著的熱情與拼勁。
小凡一年的碩士專案算上學費和生活費，超過8萬美金（接近60萬人民幣）；再算上機票錢、置辦電子產品、假期在美國本地旅行的費用，總開銷近80萬人民幣。她自己的積蓄稍欠，父母資助了一小部分。雖然在擇校時對留學的開銷已有心理準備，但當真金白銀被划走時，這場留學之旅是否值得的焦慮，會不時湧上心頭。還有一個更棘手的是，專案只有一年，這意味著，如果想在美國工作，甚至要從剛開學，就著手準備找實習和工作的事宜了。
小凡算是找得晚的，攥著國內和國外的專業碩士文憑，加上曾經7年的相關工作經驗，她是從畢業的前三個月起開始跑校園招聘會，投簡歷的。雖然前後遞了上百份簡歷，也獲得過一些面試機會，但她最終能拿到一個合適的offer。
過去，會計這個專業，在美國的留學生中算是相對容易找到工作。但疫情後經濟下滑、特朗普1.0時代對留學生工作簽證的變革、以及這兩年美國整體就業市場的頹靡，讓曾經不少可以幫留學生申請工作簽證的企業都停止了工作簽證支援，甚至會計行業本身，從四大到本地的小事務所，也是裁員不斷。比如去年，美國的普華永道就裁了1800名員工。小凡身邊為數不多拿到offer的留學生，幾乎都是本科起就讀於美國高校、在美國已經有相關工作經驗的人。
對每一個留學生來說，身份限制導致的就業困難都是一道“送命題”，找工作的焦慮也會隨著畢業的臨近達到頂峰，小凡也不例外。
最後，還是經過一名華人同學推薦，小凡才得到了一家美國華人小公司的實習offer，時薪18美元，幾乎和麥當勞店員時薪持平。小凡每月的實習工資勉強覆蓋房租和伙食費，稍稍冒出點意外，比如生病、社交聚會、或者買些衣服和化妝品，就需要動用自己的小金庫。老闆和她明說，公司不會幫她辦H-1B工作籤，所以用完12個月時長的OPT（實習簽證）後，她就得另尋下家——對老闆來說，她成了純粹的臨時工工具人。
《無法成為野獸的我們》劇照
如今的美國企業不願為留學生辦理H-1B，一個重要原因是，特朗普政府在 2020 年提高了 H-1B 的工資標準，最低工資標準（Level 1）從 17% 提升至 45%，這意味著僱主需支付更高薪資才能申請 H-1B。例如，過去 5 萬美元的年薪，如今可能要 7-8 萬美元，許多企業因此卻步。表面上，這項政策提升了 H-1B 工資，實則提高了申請門檻，將高技能崗位留給本土或外包公司。
此外，美國H-1B 競爭激烈，名額有限，每年只有8萬5千個名額，而2024 財年的申請量達到 75.8 萬人，抽籤成功率極低。僱主不僅要支付高薪，還需承擔數千美元申請費及法律責任，最終員工未必能抽中。對於中小企業，投入風險實在過高，即便是大公司，也越來越不願浪費資源申請成功率極低的 H-1B。
這也是為什麼，大齡留學生如今更難靠留學在美國重啟人生了。雖然你有積蓄、有經驗、有閱歷、有目標、心智也更加成熟，但留學已無法再穩穩接住你期待的生活和職業發展道路。
實習期間，小凡也沒有停止找全職工作，但過了招聘季，崗位少得可憐，期間她和一家華人會計事務所走到終面，薪資和福利給的都是業內最低，上社交平臺查了查公司的口碑，全是雷——加班文化、沒有加班費、忙季過完進入淡季老闆就開人，風險太高，衡量後還是作罷。最後，小凡帶著“35歲”“未婚未育女性”“職業斷層3年”這一手“爛牌”重新去卷國內的就業市場。
以世俗的價效比標準去衡量這次大齡留學，小凡不算“虧損”嚴重，頂多是一些經濟損失，起碼她實現了自己的心願，見了一些世面，靠自己的努力實實在在拿到了一紙名校的碩士文憑。
但“經濟賬”只是大齡留學生面臨現實困境中的冰山一角。如果有家庭和孩子，不僅要慮伴侶是否能同舟共濟、孩子的撫養與教育如何妥善安排，更需直面那跨越重洋的婚姻能否經得起時間的洗禮，以及當年邁父母因健康衰退、迫切需要陪伴照料時，隨之而來的養老問題。
我認識一位工作能力非常出色、也頗有職業追求的女性，一路學霸，在國內時，從高校博士畢業後進入科研院所工作，本以為就此可以大展拳腳。幾年後，因為種種原因，30歲出頭的她，休完產假就開始一邊工作、一邊申請美國博士專案。
拿到夢校的全獎博士錄取後，她把剛滿一歲的女兒留給伴侶和父母照顧，自己開始了國外讀博的打怪升級之路。期間，因為經歷了疫情封鎖、中美關係緊張導致的學術戒備，她四年沒能回國，只有父母和伴侶分別帶著孩子來過美國兩次，還因為伴侶的工作休假問題、父母的簽證無法久待，每次團聚數月就要匆匆別過。
《小敏家》劇照
至少到目前為止，她的大齡留學經歷不但未能幫她重啟人生，反而更像“卡住”了她的人生：測不出來的實驗資料、寫不下去的論文、畢不了業的博士、遙不可及的女兒、懸在空中的婚姻、陪伴不了的父母，人生除了tough模式，再無其他開關可調。
可是，誰也不能說這種選擇和努力就是失敗的。當下的中年群體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職業瓶頸和生活壓力。留學儘管充滿不確定性，但也是重獲競爭力、跨越職業天花板的一種可能出路。只是，這場豪賭的勝負與家庭（包括父母和伴侶）的支援，就讀專業，留學國家的選擇密切相關。可以說，三張王牌缺一不可。
首先，家庭的支援不僅是情感上的慰藉。中年留學，可能經濟上已能自給自足，但往往父母也年事已高，需要照顧。我看過一位網友的故事，她44歲裸辭去歐洲留學，經歷種種曲折終於拿到理想學校的錄取，還給了一筆獎學金。結果她剛讀沒多久，就收到父親病危通知，不得不中斷學業回國，陪伴母親照料父親。她唯一後悔的就是，沒能早十年出國留學，起碼那是父母尚且健康。
如果是已婚人士，那中年留學更像是一場“夫妻創業”——不僅要有啟動資金，還得有人操盤，有人守住後方，更要有人願意承擔風險，是一場家庭關係的深度考驗。“能不能一起扛？”，從來都是中年留學生的基礎盤。
最後就是專業問題。即使代價高昂，很多中年人也要選擇留學，目的是想脫離對中年不友好的大環境。比如在國內，35歲以上，已經到了職場危機年齡。但以美國為例，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資料，美國職場人的職業黃金時期，可以從25歲進入職場，維持到54歲。
《我的解放日誌》劇照
但要進入國外的職場已經越來越難。前些年，眾所周知，工程、計算機科學以及醫學等STEM類領域的留學畢業生，在就業市場上競爭力更強。但這兩年，在AI問世和經濟頹靡的衝擊下，曾經備受留學生青睞的美國、加拿大等國，這些專業的就業市場同樣緊縮。
以網際網路為例，因為以技術為主、對國籍、人脈與資本看重較少，曾是許多留學生重啟人生的砝碼，所以這十多年來，計算機相關專業一直是留學熱門。但疫情後，美國的網際網路行業成為裁員重災區，各大巨頭接連不斷的“最佳化”“畢業”，讓許多本國人都就業艱難，更何況有語言和文化壁壘、無本土工作經驗、身體又拼不過年輕人的中年留學生。選擇大齡留學，是想改變。有人習慣性地美化那條未曾踏足的道路，也有人後悔自己做出了“錯誤”的決定。可人生遠非簡單的A、B選項，而是無數分支交錯後的獨特路徑。那些勇敢改變的人令人敬佩，但我們也需要撕掉粉紅濾鏡。
大齡留學，並不一定能迎來完滿結局。只有真正邁出這一步的人才明白，現實有太多未知與不確定性，它可能帶來成長，也可能讓人撞碎期望，而我們中年人能做的，就是在已經走上的那條路上，不斷尋找未來的最優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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