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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覺得中華文化博大精深。老子一句“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就夠人反覆琢磨一輩子，如果跟“塞翁失馬”的故事一起服用，效果更佳。
比如當年老蔣簽訂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堪稱是繼二十一條之後賣國條約之最，把整個中國的利益賣了個乾乾淨淨，裡邊的條款觸目驚心。
但現在誰能讓美國跟我們重籤一下這個條約，那就是配享太廟的民族英雄。為什麼呢？因為美國變了，我們也變了，同樣的條款對雙方的利弊徹底逆轉。
舉個例子，其中有一條規定，中美兩國的公司享有最惠國待遇，本國公司可以從事的任何行業，另一國公司也可以從事。不允許給對方商品任何限制，且互享最惠國稅率。
要是這一條還有效，中國企業不得樂瘋了，華為早就把蘋果殺得滿地找牙了；比亞迪為首的中國汽車，早已經把福特、通用、克萊斯勒殺得片甲不留了。
因為現在的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一貿易大國，製造業增加值超過了G7之和，也和歐美的總和相當。但1946年時不一樣，當時美國的工業佔了全球的40%，中國卻幾乎為零。
蔣介石簽下這個條約，那中國會一步步墮入美國經濟殖民地的深淵，且永無翻身之日。幸好三年之後新中國就成了，然後廢除了一切不平等條約。
禍福相互轉化的案例還有“自由航行”。隨著我們軍艦越來越多、戰機航程越來越大，我們越來越多地體會到“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的快樂，將來還能體會到中出加勒比有多爽。
還有冷戰結束後十年的中國外交三大恥七大恨。這七大恨分別是西方嚴厲的制裁、美國大規模對臺軍售、銀河號事件、核潛艇家門口被調戲、臺海危機、大使館被炸、中美撞機事件。
美國搞這些，其實就是一種服從性測試，也就是用羞辱中國的方式告訴全世界，他才是亞太乃至全世界獨一無二的老大。中國也挺配合的，選擇了忍辱含垢，打掉牙往肚子裡咽。
但美國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那就是把中國當其他國家了。中國跟其他國家不一樣，歷史太悠久、文化太深厚，兩千五百年前有臥薪嚐膽的案例，兩千年前有西漢休養生息的案例，一千四百年前有渭水之盟的案例。
當年勾踐為了取悅吳王夫差，趁著夫差臥床不起主動請嘗糞便，說自己有一個本領，可以根據糞便的味道診斷病情，這深深打動了夫差，夫差病好之後，就放他回去了。
結果大家是知道的，勾踐回去之後開始臥薪嚐膽、厲兵秣馬，二十年後率領大軍兵不血刃滅掉了吳國，夫差兵敗之後拔劍自刎。
西漢初年，更是屈辱了幾十年。劉邦剛剛去世，匈奴單于莫頓就寫信調戲大漢的呂后，說你死了丈夫，我死了妻子，咱倆都不開心，無以為樂，你乾脆來做我的女人，咱倆都開心……
後果大家是知道的，大漢經過幾十年休養生息之後，漢武帝派衛青霍去病三戰匈奴，最後犁庭掃穴、封狼居胥，把人老窩給端了。
強漢如此，盛唐也如此。唐朝建立初期，李淵曾向突厥稱臣，且每年都會給突厥進獻不少財物。李世民剛剛登基十天，頡利可汗就率領數十萬大軍長驅直入，直搗關中，抵達長安城下的渭水河畔。
當時形勢十分危急，唐軍只有兩萬多人，且不是精兵強將，很難抵擋突厥騎兵。在這危急關頭，李世民巧設疑兵，虛張聲勢，然後僅僅攜帶五人前去和談。
最後，雙方殺白馬為誓，簽訂了盟約。為了打發突厥人，唐朝幾乎搬空了國庫（取府庫財帛與之），突厥表示要給唐朝三千匹馬、一萬隻羊，但被李世民拒絕，李世民要求歸還突厥擄去的邊民。
這對李世民來說是個奇恥大辱，心想：我剛登基你就來砸我場子，戰無不勝的我非但不能當場還手，還得上門賠笑臉，還得跟一個蠻夷頭子稱兄道弟，還得給錢給物資，然後禮送出境……
後來的事情大家也是知道的。突厥剛退兵，這邊就開始發展國防、積極備戰了。幾年之後，唐軍犁庭掃穴、大破突厥，把頡利可汗捉到長安當宮廷舞男。
這些歷史典故，都是中國人的精神食糧，中國人可以為了一個長遠的目標選擇忍辱含垢、臥薪嚐膽，忍上幾年甚至幾十年。九十年代，我們開始忍辱含垢，也就是韜光養晦。
那個時候我們有多能忍？1992年，美國對臺軍售先進的F16，我們提出了最嚴重抗議。一個多月後，就透過各種渠道喊話美國，願意改善中美關係。
1996年的臺海危機發生時，我們的外交部副部長其實是在美國白宮，正在美國同克林頓的國家安全顧問萊克進行對話，並向美國透露，中國大陸並不想進攻臺灣，更不想跟美國直接發生衝突。
也就是說，臺海演習其實只是象徵性的，一方面震懾臺獨，一方面是為了給國內一個交代。美國延長了中國的貿易最惠國待遇，這又成了中國改善中美關係的臺階。
臺海危機被認為是中美建交以來中美關係的最低點，然而第二年江同志就出訪美國了，利用一切機會改善中美關係。又是演講，又是接受採訪，又是吹拉彈唱。
1999年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被炸之後，中方強烈抗議之下，美國從來沒有正式道歉。沒幾個月，中國就同美國坐在一起進行入世談判了。
2001年4月，中美撞機發生後，我們要求人家道歉，人家只是輕描淡寫表示遺憾，我們就理解成道歉，然後當作臺階給下了。
面對美國的霸凌，我們表面上的確是處處忍讓，低調處理。但實際上我們一直在暗自努力。而美國的制裁和欺凌，更讓我們下定決心，建設現代化的國防。
比如臺海危機之後，劉華清就說，我們必須加快海軍現代化建設的步伐。航空母艦不僅是一種重要的軍事裝備，更是一個大國的戰略工具，我們不能再等了。
雖然他航母的想法沒有得到國家批准，但是他巧設連環計，讓人硬生生用二鍋頭和兩千萬美元，把前蘇聯爛尾在烏克蘭的那艘瓦良格號航母，連蒙帶騙給弄回來了。
如何建設現代化國防呢？除了軍隊的政治建設，最重要的就是武器裝備現代化。我國一直立足於自力更生，一直堅持獨立自主，但從來不排斥外來技術。
實話實說，解放軍（紅軍、八路軍、新四軍以及志願軍）是最喜新厭舊的了。有了三八大蓋，立馬扔了漢陽造（扔給地方部隊或游擊隊）；有了波波沙，又扔了三八大蓋。有了喀秋莎，還要啥義大利炮？
在科學技術方面，我們從來都是來者不拒。新中國成立之初，虛心向蘇聯老大哥學習，爭取到了一五六工程，初步建立起一套重工業和國防工業體系。
七十年代，我們利用同西方關係緩和以及西方經濟危機的契機，透過四三方案，引進了大化肥和大化纖工業，迅速解決了溫飽問題。
改革開放初期，我們利用西方對蘇聯的恐懼，以及產業轉移客觀需求，如飢似渴地從西方引進各種先進技術，迅速填補了國內民用工業的空白，向世界工廠邁進。
這時期，中美關係進入了蜜月期，中國趁機從西方引進了一些先進的軍事理念、軍工技術和軍工裝置，中國的國防現代化，道路更加明確，目標更加清晰。
然而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中國失去了西方的統戰價值，中國同美西方的關係急轉直下。蘇聯解體之後，美國把冷戰的矛頭又指向了中國，中國的外部環境很糟糕。
不過咋說呢，咱們畢竟有悠久的歷史，合縱連橫這一套，沒誰比我們玩得更溜。我們抓住有利時機，一鼓作氣把人家蘇27的生產線都弄來了。
其實何止蘇27。1992年底，葉利欽訪華時醬香科技立功了，葉利欽很滿意，徹底打開了中俄軍事合作的大門。他向中國承諾，不設限制地出售戰略武器以外的任何武器。
為此，葉利欽在1993年4月還專門在北京弄了個秘密展銷會，包括主戰坦克、步兵戰車、大口徑自行火炮、遠端火箭炮、自行高炮、野戰防空導彈和各種先進彈藥在內的各種俄羅斯現役高效能武器。
他既然這麼慷慨，那咱們也沒必要客氣。於是幾個月後，發起了一項代號934秘密工程，瞄準了俄羅斯大部分尖端軍事科技，下定決心進行大規模引進。
這個時機極好，因為俄羅斯1992年初開始了休克療法，這個療法極為有效，俄羅斯立刻休克了，僅僅1992年全年的通貨膨脹率高達2510%，也意味著物價上漲了25倍。
俄羅斯國家財政也極為窘迫，然而能出口的東西並不多，軍工算是比較有優勢的。而軍工單位早就揭不開鍋了，再不變賣點東西，分分鐘倒閉。
於是中國開始掃貨。比如陸軍方面，什麼龍捲風火箭炮、BMP-3M步戰車、T80U坦克技術、BMP3戰車炮塔、大口徑自行火炮、125毫米炮射導彈，溫壓彈以及雷射制導炮彈等等。
透過934工程，中國幾乎“吸乾”了俄羅斯大部分尖端軍事技術，中國的重型大口徑火箭炮、新型火炮、新型坦克、常規潛艇和戰鬥機技術都得到了20年的技術飛躍。
比如PHL-03式300毫米多管火箭炮，簡稱03式火箭炮，大家習慣稱之為遠火，這是我國自主研發的世界第一遠端火箭炮，被西方稱之為地獄使者，就是對俄羅斯龍捲風火箭炮的逆向研發。
一個火箭炮營，一次齊射可以發射144枚火箭彈，可以覆蓋兩平方公里以上，射程可達150~200公里。前幾天有個新聞，說西藏軍區某旅完成了PHL-03的發射，但戰士很沮喪，因為誤差了3-5米。
在PHL-03的基礎上，我們還研發了PHL-11、PHL-16。PHL-16火箭炮，可以精確發射370毫米空爆制導火箭彈和750毫米制導火箭彈的能力，射程超過400公里。
說完了陸軍再說海軍，當時我們從俄羅斯購買了四艘現代級驅逐艦。這四艘驅逐艦，是如假包換的俄羅斯自用軍艦。其中前兩艘本來就是俄海軍訂購的，可惜最後俄海軍沒錢提貨，只好轉給中國了。
俄羅斯還貼心地將日炙超音速反艦導彈一併打包出售給我們。隨艦交付中國的還有卡28反潛直升機，這也是中國急缺的反潛利器。
自從有了這款軍艦，中國海軍第一次擁有了威脅美軍航母的能力。透過對這四艘現代級驅逐艦的研究，我們逐漸掌握了大型驅逐艦的設計思路。
在俄式現代級驅逐艦的基礎上，我們很快推出國產新型驅逐艦052B型。這是我國第一款國產第三代導彈驅逐艦，艦上使用了俄式防空系統，使我國國產驅逐艦第一次具備了區域防空能力。
艦上的對空偵測、導彈火控、防空導彈系統以及反潛聲吶等主要次系統，均與俄羅斯海軍現代型驅逐艦相同，充滿了濃厚的俄式風味，所以又有“中華現代”的稱號。
1994年我們還從俄羅斯引進了12艘基洛級常規動力潛艇。基洛級潛艇，具有出色的靜音效能，很難被敵方聲吶探測到，被西方稱之為大洋黑洞。
我們引進了之後，海軍又多了一種反航母手段。不僅如此，基洛級潛艇的引進，為國產常規動力潛艇提供了技術參考，於是國產039A、039G、039B，039C潛艇相繼問世，已經實現了對基洛級的超越。
剛才提到卡28直升機，是卡莫夫實驗設計局的傑作。這個設計局實力強勁，從成立至今，至少交付了一萬卡式直升機。
我們當然不滿足於購買幾架成品，就如同小白兔說的，只有自己種才有吃不完的菜。我們想要直升機的種子。
1994年7月，中航與卡莫夫設計局達成了初步合作協議，合同金額為894萬美元，合作設計中國的武直10直升機。
僅僅九年後的2003年4月，武直10的原型機02號，在景德鎮成功首飛，標誌著國內終於擁有了自主研發的武裝直升機。
除了大規模引進俄羅斯軍事技術的934工程，我們還有個雙引工程，即引進技術和引進人才。雙引工程，為21世紀之中國國防工業立下汗馬功勞。
蘇聯解體時，駐蘇大使館連發兩份急電，第一份是通知我邊防做好準備，有之前叛逃出走的數萬邊民，可能要回國；第二份急電說：蘇聯科學家飯都吃不上了，快過來搶人。
蘇聯解體前後，社會動盪不安，經濟嚴重滑坡，人心躁動不已。國家對科技的投入大幅縮減，科學家的地位也一落千丈，生活非常窘迫。
俄羅斯總統普京在一次講話中曾經提到，俄羅斯的科研人員的數量從1990年到2002年減少了一半。這些人大部分是在1990-1994年之間流失的。俄羅斯尚且這樣，其他獨聯體國家更糟糕。
人才流失的原因，主要是經濟下滑，以及科研經費的削減。1992年，俄羅斯對科技的投入佔國民經濟的比例，由三年前的6%，下滑至1.9%。
更慘的是軍事研究，1991~1992年度被削減了80%。由於缺乏經費，許多研究所步履維艱，被迫停發工資或者裁減人員，有的裁員超過50%。未被削減的，生活和工作也都難以為繼。
人員都流失到哪兒了呢？流失到美國、歐洲、以色列、日本等地的最多，連伊朗、韓國、朝鮮都搶到了一些。以色列成為中東科技和軍事小強，內塔尼亞胡西進加沙搞屠殺，也有前蘇聯移民的“貢獻”。
根據以色列移民吸收部的統計，從1989年至2011年，以色列共接收了超過100萬蘇聯猶太移民，構成了以色列猶太人口的20%。他們不僅補充了以色列的人口，也帶去了蘇聯的技術。
那麼多科技工作者生活沒有著落，甚至流落街頭，我們當然也不能坐視不管，於是就有了雙引工程。為此，我們還設立了國家友誼獎。
李鵬總理親自負責這件事，他強調這項工作的極端重要性，說這是一批窮十年之力都無法培養出來的優秀人才，對我國而言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一定不能錯過。
為了做好雙引工作，中國使出了渾身解數，能走官方渠道的走官方渠道，能走私人渠道的走私人渠道。比如有留蘇經歷的想辦法聯絡老同學，參加過抗美援朝的聯絡老戰友，參加過一五六工程的聯絡老同事。
蘇聯解體，有一部分老布林什維克是很失落的，以同志、同學、老戰友的身份一聯絡，再開上幾瓶二鍋頭，話匣子一下子就打開了，感情之火一下子就重新點燃了，那雙引工作就好做了。
同樣是引進專家，中國和美國各自的優勢、各自的側重是不一樣的。因為冷戰結束以後，美國也刀槍入庫、馬放南山，開始大量削減軍費，削減在航空航天和軍工領域的投入。
比如NASA，在冷戰時期每年可以拿到幾百億美元的經費，現在的經費其實也就幾十億美元，所以隨著冷戰的結束，美國的軍工領域、航空航天領域，也是大批大批的裁員。
也就是說，蘇聯在這些領域流失的技術人員，到美國也不太好找工作。流失到美國的，多是數學、物理、天文等學術型的，當然也有一部分流失到美國再轉型的，但這其實是一種人才浪費。
但是到中國就不一樣了，中國經費有限，不太需要做基礎研究的，反而對軍工人才特別歡迎，我們剛好上了一大批軍工和航空航天專案，前蘇聯專家來了就有重要崗位。
簡單來說，前蘇聯的技術和人才流失到美國，最多是給美國錦上添花；但是流失到中國，卻是給中國雪中送炭，人才利用效率是不一樣的。
實話實說，物質追求和信仰並不衝突。你可以說人家來中國為了掙工資，但也有信仰的成分。有人來中國，覺得還是在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
有一批老專家來到中國之後，最喜歡別人喊他達瓦西里，還有一些老專家竟然還跟高校提出請求，希望參加組織生活。他們獲批之後，高興得像個六七十歲的孩子。
本篇著重寫偉大復興的第四個燒餅的軍工部分（之二），也就是蘇聯解體後，外交七大恨背景下，中國軍工抓住有利時機，啟動雙引工程，從俄羅斯烏克蘭等前蘇聯國家，大規模引進軍工技術和軍工人才，為新世紀中國軍工的對美反超插上了騰飛大翅膀。
這也是付費合集“偉大復興強大的七個燒餅——新中國蕩氣迴腸、空前絕後的創業史”第十二篇（共18篇），18篇共48.8元，謝謝支援。
第八篇：這麼多離譜的事，竟然都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