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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少用“孤獨”去形容一份工作。人把自己變成齒輪的形狀，卡進流程和團隊機制裡，在協同運轉中滾滾向前，才是當下多數工作的常態。
採訪“重光relire”出版工作室的創始人任緒軍時，他向我描繪的，是另一種常態：帶上電腦、紙稿、書、紅黑藍三種顏色的筆、便籤條，和一個灌滿水的超大水壺，走入家附近的咖啡館，然後獨自伏案一整天。他用“遊蕩”來形容自己的工作。
“拜德雅paideia”的編輯梁靜怡更願意描繪那些“等待”的時刻——等待譯稿，等待校對，等待流程，等待首發的通知。等待通常以年為週期，週期與週期之間，是漫長的，每天以萬字為單位的看稿，和瑣碎的工作。
流蕩與等待，構成了一個出版編輯的日常。這很接近於一種“手藝人”的狀態，沉默，專注，形單影隻。
這讓我想起了在開始這次的採訪前，在 LESS 新世相出版獎的一次評審會議上，作家馬家輝說的一段話：
“在這個年代，我們希望讓每個人知道，哪怕單兵作戰，哪怕你孤身一人，也不一定需要躺平。只要你有理念，堅持你走的方向，你是可以做出一個事情的。”
我最近一直在反覆琢磨這段話。在採訪幾位這次出版獎的獲獎編輯，包括前面提到的任緒軍、梁靜怡時，我不斷地想到這段話。
“單兵作戰”，這是個讓人莫名振奮的詞。它喚起了一些久遠的、幾乎要被羞於談起的理想主義。
我們很少有機會談論這種精神。它太陌生了，像是在談論一種異類，談論衝向風車的堂吉訶德。
但有意思的是，在採訪中，當我向他們提起“單兵作戰”這個詞時，他們都並不認同。哪怕身處很小很小的出版品牌，哪怕助力缺缺，哪怕在很多時候，他們真的是在孤身工作，他們也強調，自己並不缺少同路人。
所以，這不僅僅是關於一組做書的人的故事，不僅僅是浪漫的、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群像。
我們想講的是：
在混沌的時代裡，人終究要做自己覺得值得的事。人也終究能做成一些事。
以下是他們的講述。
首屆LESS新世相出版獎 一種聲音
《過一種女性主義的生活》編輯
我是機緣巧合入行做圖書編輯的。
我學的是歷史專業，平時會讀到拜德雅的書，關注了一些編輯的豆瓣。然後意外發現，他們經常發一些重慶美食。我是重慶人，在外地讀書看到就覺得很饞。2020 年我碩士畢業，看到他們發招聘，就加入了。
《過一種女性主義的生活》是我入行後策劃的第一批選題。
那個時候我其實並不瞭解出版市場，最開始策劃選題，只是找一些我的私人閱讀書目，想把它們翻譯出來，在國內市場推出來，大概是這樣的想法。
這本書就是我非常喜歡的一本。我跟大家差不多，也是大學的時候接觸到女性主義，剛開始會有一種“整個世界都打開了”的震撼，覺得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都不同了。
但一段時間過後，我發現自己好像一直在“生氣”，一直在“憤怒”，但世界並沒有怎麼改變。這種憤怒就變成我的情緒負擔。
我在這種狀態下接觸到了原文版《過一種女性主義的生活》，讀完之後對我自己的狀態和情緒有了全新的理解。這是跟我個人生活體驗結合非常緊密的一本書，我當時就想，我一定要把這本書推出來，希望其他人讀到也能像我一樣，解開一些當時當下的困惑。
這也是我做書的標準，一定要自己喜歡，自己有感受。
出版《過一種女性主義的生活》這本書，跟其他書一樣，中間會經歷一些“漫長的等待期”。有時候甚至等到已經忘了它的存在。
先是等譯者翻譯。像這種厚度的書，翻譯週期一般在一年到一年半左右，譯者偶爾也會拖拖稿嘛。
稿子到手之後，就是進入非常日常的伏案看稿流程，基本每天要看完一萬字，然後一天一天把這個稿子看下去。心情不會有太大的波動。
梁靜怡的工位
但真到書要面世的時候，心情會變得有點忐忑。所有的東西都確定了，明天就要發首發的通知了，你就開始忍不住想：
大家也會像我一樣喜歡這本書嗎？
會覺得翻譯的好嗎？
讀者看了之後會像我一樣受到安慰嗎？
會忍不住非常密集地天天在豆瓣上看，看有沒有新的評論。
我做書的時間不算很長，基本沒動搖過自己做出版的念頭。但偶爾會有一些瞬間讓我意識到，我自己並不算很適合做這個。
比如，我是一個比較粗心的人，還是個 P 人，但出版其實很需要條理和細心的。我的兩個特質非常不適合做編輯。
想起一件很好笑的事，有一次我做校對，圈出了一個錯別字改在旁邊空白處，校對完之後書稿發到下一環節，結果下一輪校對的人又把我改的字圈出來，我也改了個錯別字哈哈哈。
有時候也會想，當時如果繼續做學術，可能就走上另外一條路。但冷靜下來就會意識到，自己還是很喜歡現狀的。
我想做一些“不一樣”的書。因為我一年能編的書很少，可能就 4、5 本，所以我要選，選一些放到市場上它能帶來“新意”的書。比如《過一種女性主義的生活》，我當時很確信這本書和目前市面上已經出來的女性主義書籍是不同風格和型別的作品，能給讀者提供新東西。我覺得這是有意義的。
當然會有流量清冷的時候。行業內，一本書賣到 5 萬冊是暢銷書，10 萬冊算非常暢銷，但也有書能賣到 300 萬冊，完全就是席捲了市場。
我們就經常開玩笑，人家有些書一印就是幾萬冊，我們從來沒有上過一萬。我們是另一桌吃飯的。
但在另外一桌吃飯又怎樣呢？吃得開心最重要。
編輯偶爾會打包賣掉“舊稿子”
首屆LESS新世相出版獎年度編輯
重光relire 創始人
今年是我做書生涯的第九年。
九年前，我在訪學期間，整個人處於“遊蕩”狀態，很鬆弛，到處轉悠。那段時間，我接觸到當時當地的獨立出版，一幫年輕人，做出了不一樣的書。那種氛圍很“熱血”，也很“直接”，他們在做的事情與他們所置身的現實發生著具體而微的關係。
那段經歷對我影響很大。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我決定終止做學術研究的打算，準備來試試看做書這件事。
去年11月，我開始做新的工作室“重光relire”。這是一個“目前一人圖書工作室”。
我的工作目前是遊蕩式的，日常就是在家樓下幾家咖啡館辦公，這樣可以節省辦公室租賃等費用。帶上電腦、紙稿、書、紅黑藍三種顏色的筆、便籤條，到咖啡館找一張桌子，坐下來，就是我的工位。
如果是在獨立咖啡館或便宜的連鎖咖啡館，我會點上一杯冰美式；如果是在星巴克，我點單的次數就十分有限，太貴了（但特別感謝我家樓下的星巴克，它幾乎以商業空間的形式提供了一個市政應該提供的公共空間，我希望未來有能力增加在那裡點單的次數）。
噢，對了，我還會帶一個灌滿水的超大水壺。編輯每天大部分時間都是在伏案看稿，沉浸進去的時候很容易忘記喝水，因此伸手就能夠到的大水壺就很重要。
咖啡館裡的“遊擊工作”
雖然“重光relire”目前只有我一個人，但做書實際上是一個協作的過程，每一個環節都有夥伴，作者、譯者、設計、排版、校對，還有供紙方、印刷廠，以及合作的出版社、營銷支援、渠道（包括獨立書店的朋友們），等等。
做書的我類似一間公共交通排程室，協調著各方的工作。或者用我以前說過的話來說：
做書是一次又一次握手。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讀者當然也是重要的協作方。一本書只有真正抵達讀者手中，被閱讀，才開始真正擁有生命。書持續抵達不同人手中，其生命力就會一直延展。
每一次抵達都是握手。
帶著這種信念做書是快樂的。每天收工時，我期待第二天的到來，第二天還能繼續做這件事，這就很好。
做書對我來說，是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我認知世界的方式，而不僅僅是一份工作。“保有自己的生活”，這很重要。
“鬆弛”是我給自己定下的工作原則：慢一點，再慢一點。我想，經由經濟和技術的加速，時代生活已足夠快了，應對之法可能不是加入這個快節奏，而是慢下來。
這種慢，在於細細打磨選題，並在每一本書出版之後給到足夠的照料。同時，讓自己放鬆下來，不要趕，否則可能錯失選題如鑽石般閃耀的面向和時刻。
工作輕鬆了，事情才能做細緻。慢一點也沒關係。
首屆LESS新世相出版獎年度品牌
群島圖書 創始人
我從事出版 20 年了，很多人形容這種狀態是“二十年如一日做一件事”，我覺得應該糾正一下。
雖然是在從事同一個職業，但一本書就是一個世界。對於圖書編輯來說，做一本書就是換一種體驗，永遠有新鮮的興奮點。
做出版之前，我在《文匯讀書週報》當記者，經常去上海的出版社串門、採訪。
有一次從世紀出版集團出來，我順路就去了福州路的外文書店，那邊有很多品質不錯的外文原版書。我淘到一本美國出版家、蘭登書屋的創始人貝內特·瑟夫的《我與蘭登書屋》。
那本書主要是回顧貝內特自己的出版生涯，裡面有許多有趣的文學圈軼聞“八卦”。作者是個非常喜歡“講笑話”的人，筆調很幽默，我讀得津津有味。
那段時間我剛好處在“職業迷惘期”，這本書讓我覺得豁然開朗，感覺一下子找到了未來的方向。
後來我翻譯了《我與蘭登書屋》，它也成為我入行後第一本自己策劃出版的書。就這樣從記者“半轉行”進入了出版業。
彭倫
2017 年，我創辦了“群島圖書”。剛開始群島就我一個人，沒有員工沒有助手，購買書的版權、聯絡譯者、編輯書稿、跑國際書展，所有工作都是自己來。
群島相對“特殊”的一點是，我們既做外國文學圖書引進出版，也代理一些中國作家的作品版權輸出，所以需要定期參加倫敦書展、法蘭克福書展和其他一些國際專案。
以前我曾經一年飛國外幾次，去過英國、西班牙、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家參加各種出版人訪問專案。每次出國基本上都是工作目的，自己出去找一些專案。創業以後我主要就是跑倫敦書展和法蘭克福書展，一個人安排一切，自由自在。
但我覺得“一個人做書”這種說法是不準確的，我的經歷只是一種出版品牌創業的運作方式。出版工作歸根結底是集體勞動，一個人能做的是有限的。
做出版，需要考慮的東西很多，從看到一個選題開始，就要考慮，這本書將來做什麼開本？封面設計會是什麼風格，什麼方向？用什麼紙？以什麼形式發行？出版後如何營銷？怎樣讓作者參與到書的宣傳銷售當中？所以這裡面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和方方面面的人對接、溝通。
所以你肯定是要有合作伙伴的，與你合作的出版社從編輯部、營銷部到發行部，作者、版權方、譯者、設計師、書店、網路銷售平臺，一個人做不了那麼多事。
有時候甚至需要一些特殊“機遇”。比如，在我輸出金宇澄小說《繁花》版權的初期，做了很多努力卻一直沒成功。因為《繁花》本身體量很大，地域色彩很強，大量的滬語、吳語方言對譯者也是挑戰。要讓一家外國出版社買一本可能有六七百頁的翻譯小說，本身就很困難。
後來金老師介紹我認識了王家衛導演。有一天我突發奇想問王導，假如他去紐約或巴黎，能不能見一見對《繁花》這部作品感興趣的美國編輯或法國編輯。王導一口答應。後來他果然去了紐約和巴黎，見了美國 FSG 出版社和法國伽利瑪出版社的編輯。他們很快就決定購買《繁花》的版權。
這個故事其實也說明，出版不能“單兵作戰”，我們需要有很多夥伴、盟友，甚至不是這個行業中的人，也能成為某一段路的同行人。
“群島圖書”之所以叫這個名字，是因為我在起名時，剛好看到了書櫃上加拿大作家阿利斯泰爾·麥克勞德的短篇小說集《島嶼》（Island），我覺得“島”這個意象特別好。
作者就像是島主，讀者是島民。
但只有一座“島”多孤單啊。出版本身還是群體行為，讀者越多越好。而且一個出版品牌不會只有一個作者，所以最後就變成了“群島”。
一個作者是一個群島，一本書就是一座島。島越來越多，島民越來越多，你的疆域就越來越大。
首屆LESS新世相出版獎年度設計
《夏宇詩集六種加一》 編輯
設計師：夏宇 洪伊奇
剛開始得知要做夏宇老師的書時，我們都挺興奮的。
我們兩位編輯的其中一人從中學就開始讀夏宇，收藏了她之前幾乎全部的詩集。
而在完成《夏宇詩集六種加一》的出版之後，夏宇也送給他除《備忘錄》外他唯缺的那本絕版的夏宇詩集《粉紅色噪音》。
《夏宇詩集六種加一》這本書最初的設計想法，夏宇在簡介裡講得很清楚——“包裝模仿一種壓縮餅乾”。如果讀過夏宇之前那本《88首自選》（封面是紫甘藍的那本）會感到很熟悉，騎馬釘、工業用紙、借用 zine 的小眾、地下形式卻進行大量印刷，一切都有跡可循。
作為夏宇的讀者，我們知道她對設計的講究，也願意全力配合，不是因為她是大詩人，而是因為在出版她自己的詩集這件事上，她的經驗比我們多太多。
出版這本詩集，我們好像始終跟隨夏宇在某個界外之域遊走。回過頭來，找不到關於自己是如何突破邊界，又為何要突破邊界的記憶，一切就這樣很自然地發生了。
夏宇寄來的其中一套打樣
這套書的用紙我們找了很久，因為它不是圖書用紙，一開始不知道從何找起。
印廠也找了很久，因為用騎馬訂裝訂稍厚一些的冊子的需求太小，所以很多機器都被淘汰了。
直到現在，我們每次印刷都要等很長時間，但並不是在做什麼複雜的工藝，只是在等油墨在紙上晾乾。
對印廠工人來說，他們沒淘汰掉的騎馬訂機器派上了用場，並且有了一本需要等待晾乾的奇怪的書。一切就這樣很自然地發生了。
在出版這本書的整個過程裡，我們總是在給合作方提供出乎他們所料的資訊。印廠老師說，從沒用過這種工業用紙印書，不知道能不能印上字；發行老師說，從沒見過這樣的裝訂，不知道能不能銷售出去；負責印刷檔案的老師說，攝影的圖片質量好差啊；但書最後印出來的時候，大家同時發現並確認：原來這樣也可以。
做書就是一個不斷發現“原來這樣也可以”的過程。
《夏宇詩集六種加一》
首屆LESS新世相出版獎年度作品
《我的母親做保潔》編輯 蘇本
這是一段“特殊”的講述。
我們原本計劃採訪首屆LESS新世相出版獎年度作品《我的母親做保潔》一書的編輯蘇本老師，跟她聊聊這本書的誕生過程和她的編輯生活。但令人難過的是，蘇本老師在今年秋天因病去世。
我們只能在同事的回憶和悼念她的文字中，拼湊出一段關於《我的母親做保潔》這本書和她的故事：
2022 年秋天，蘇本在豆瓣上聯絡了作者張小滿，當時她的一篇名為《母親在深圳超級商場做保潔》的豆瓣日記引發了很多討論。蘇本給她發私信，說“想為她做書”。
後來張小滿跟蘇本在北京辦公室相見，這是一片小小的，但由她親手一點點構建起來的天地。書架上滿滿全是書，她特別向張小滿推薦了《遠東冰原上的貓頭鷹》。
張小滿後來回憶，她當時印象最深的不是書，而是蘇本遞給她的墨綠色的裝著水的馬克杯，“有著胖胖的手柄，像一個沒有刺的仙人球。”
她們聊了一會兒書，還聊了北京的交通和天氣，然後結伴去吃飯。作者張小滿在《我的母親做保潔》那本書的後記裡寫下了關於那次見面和吃飯的感受：
“語言像春雨下，田裡的玉米苗一樣，不用經過刻意的排布，自然地冒了出來。”
作者張小滿回憶，蘇本對《我的母親做保潔》初稿的反饋非常細緻，文件裡密密麻麻全是標記和備註，修訂版的文件前還有長長一頁紙的感受和建議。
反饋初稿那天，蘇本還給張小滿發了一條資訊，說自己看完稿後的感受。“心裡久久被觸動，所以沒有馬上坐地鐵下班，而是散了長長的步，走了好幾站地。”
張小滿說，她跟蘇本的溝通方式有些“古早”，聊微信的時候像是在寫信。她說蘇本是“溫和而堅定”的人。“她一般不會秒回信息，但回覆了都總是讓人安心的話。”
做書當然會遇到分歧，與作者交流想法的時候，蘇本總是會發來自己的思考，有理有據，張小滿能感覺到，她帶著一種強烈的要把事情做成的信念感。
但信念感這麼強的人，偶爾也有想放棄的時候。
蘇本跟張小滿講過自己在美國唸書時的經歷，當時她在美國念神學，猶豫自己是否要繼續學業，老師告訴她，“如果你不想做就不做了，不要勉強自己。”她說自己第一次知道原來還有“放棄”這個選項。
後來每當她閃過想放棄編輯工作念頭的時候，她都會想起神學老師的那句話，然後問自己的心，“真的不想做了嗎？”
聽到自己內心的答案後，就又能堅持下來了。骨子裡，她就是為書而生的人吧。
《我的母親做保潔》這本書後來順利出版，也在讀者中取得很好的反響。編輯蘇本在出版方案中對這本書做出的定位是——“城市整潔儀容下被遮蔽的保潔員群體日常；母與女，兩代人的隔閡與交融。”
蘇本給這套書所屬的系列起名叫“晨昏線”。當時有同事提出異議，覺得過於文藝了。蘇本很堅持，反覆思考了一週以後，她帶來了設計師山川為“晨昏線”做的小 logo，就是晨與昏交界的樣子。
蘇本把這本書與當時她在做的另一本書《中國菜市場》聯絡在一起，她說希望這套書可以傳達一種“變動感”，處在白天與黑夜的交界，昨日與今日的變更上，有一種在當下去看過去和現在的特殊情感，這套書裡所記錄的也是時代變遷中的事件，關係到城市隱秘和被遮蔽環節中的人的故事。
大家都被說服了，為她的熱情，也為她的堅持和信念。
而我們在這本書的編輯蘇本的故事中看到的是，時代無論如何流變，總有什麼東西是不變的。
在出版人身上我們看到，“單兵作戰”並非只能指向孤獨。當有一群人願意穿越漫長的時間週期去共同建構完整的內容體系，我們就永遠能在精神世界裡遙遙並肩，同路而行。
這是另一種意義上的“相聚”，我們願意讓這種相聚發生。
2024 新世相出版朋友節 將在 秦皇島阿那亞 舉辦。
這是新世相以“朋友”之名組織的首次線下內容嘉年華。我們將以「保護完整性的世界」為主題，匯聚出版、影視、音樂、遊戲，品牌領域的嘉賓朋友，一起討論內容的世界觀。
12月27日-29日，數十位嘉賓將在「LESS新世相出版獎頒獎禮」「出版朋友夜」「出版朋友說」「出版朋友玩」等版塊的多場活動中亮相，具體報名資訊請關注後續釋出。
期待與你們相見。
撰稿：三花
實習：史奴比
責編：梁珂
參考資料：
重光relire《下沉年代，我依然選擇做書》；
做書 《彭倫：我是怎樣做書的》；
做書 《“剎那的乍現，剎那的綻放”》；
南方人物週刊 《如何活得久——一個文學出版人的N條軍規》；
出版商務週報《從出版機構辭職後，我一個人用3年做出這個圖書品牌》；
張小滿《無盡的感激與無盡的遺憾》；
“咱們往哪走啊？”
“往前走。”
“哪是前啊？”
“往哪走，都是往前走。”
——米蘭·昆德拉《雅克和他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