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奴隸社會的第 3806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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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1 月 17 日，國家統計局公佈 2024 年人口資料如下：年末全國人口 140828 萬人，比上年末減少 139 萬人。全年出生人口 954 萬人，人口出生率為 6.77‰；死亡人口 1093 萬人，人口死亡率為 7.76‰；人口自然增長率為 -0.99‰。
上述資料基本在預料之中。如果生育率變化的趨勢不變，考慮到因新冠疫情推遲的生育得以補償的效應以及龍年生肖偏好，2024 年出生人口應該超過 1000 萬，但實際僅為 954 萬人，意味著生育率的下滑在進一步加速。按照 1952 到 2023 新生人口的統計，龍年平均比兔年多生 6.4%，而實際去年的龍年只比前年多生了 5.8%， 反映了生育率長期下降的趨勢並沒有得到扭轉。
因此，2024 年的出生人口有所反彈，絲毫不意味著超低生育率趨勢有改善。相反，各種證據都在表明，出生人口乃至總人口萎縮的趨勢都在加速，而中國社會依然嚴重低估了這個趨勢及其對未來經濟發展、生活水平的負面影響。下面兩個因素對中國未來幾年的出生人口有直接影響：
一是年輕人口和育齡婦女數量下降。根據七普資料，2020 年 31~40 歲人口有 2.15 億，21~30 歲人口有 1.78 億，11~20 歲人口只有 1.55 億。從 2016 年至 2023 年，育齡婦女數量平均每年減少 400 多萬人。二是婚姻觀念和生育觀念改變，不婚不育的人群在增多，年輕一代婚育意願低迷。根據民政部發布的資料，2024 年前三季度全國結婚登記 474.7 萬對，同比減少 94.3 萬對，表明疫情後的補償效應已經消退，也預示著 2025 年出生人口將繼續下滑。
自從1991年以來，中國的生育率一直低於更替水平。自從2018年以來，中國的生育率一直低於1.5。2023年中國的生育率只有1.0左右，在全球一千萬以上人口的國家中，中國的生育率是倒數第二，僅高於韓國。
把產能轉移到國外利用外迴圈，短期可以維持投資收益率和企業競爭力，但如果我國本土市場不斷萎縮，這些外移的產能很容易被所在國本地化為他國資產，甚至促使當地的產業發展起來，成為我國的競爭對手。而美西方對我國企業的擠壓會因為我國行業地位下降而變本加厲。如果行業進入持續性收縮，企業會從開疆闢土的擴張變成萎縮存量的爭奪，從而加劇職場內卷。而市場規模下降會降低需求和供給的匹配效率，推升全員失業率，這特別表現為中壯年大量失業。
隨著人口加速衰減，大量農村和小城鎮會沒落甚至消失，中等城市會變成小城市，大城市會變成中等城市，同等規模下可供選擇的城市數量不斷減少，窄化人們的選擇。在這個過程中，人口會不斷向少數中心城市收縮，因為人們原先居住的城市的人口在減少，人們只能去更大的城市才能找到適合於自己原先的那種工作和生活方式。隨著需求和財力下降，基礎設施的建設會大幅放緩，大量已建設的會老化，失修甚至被迫廢棄。城市面貌也會逐漸凋敝。每個城市的居民面臨的選擇越來越少，機場、車站、醫院、學校、小區、公園、辦公樓都會愈發老舊。相對人口穩定下的狀態，社會的生活水平會相對更低，甚至面臨人道主義危機。
在這樣的人口趨勢下，我國最終將難以維持全產業鏈優勢，科技競爭力相對歐美會先升後降。在我國仍然落後的領域，差距可能會進一步擴大，而在我國已經領先領域，我國可能會被反超。我國現在引以為傲的如航天、高鐵、大飛機、北斗等大專案和大工程，可能會因為人口持續萎縮放緩技術迭代甚至難以為繼。這些行業產業鏈很長，需要大量工程技術人才和龐大市場規模來支撐。儘管由於存量人口優勢以及長期的積累，我國在軍事技術領域相對西方的上升勢頭依然會維持數十年的時間，但如果我國人口的相對頹勢無法逆轉的話，我國包括軍事力量在內的整體國力和國際影響力也會下降，可能讓我國將面臨嚴重的地緣政治和安全挑戰。
美國政治經濟學家埃伯斯塔特 2024 年 5 月 8 日發表在《外交事務》的文章提到，人口銳減將使東亞國家的發展受到極大限制。這些國家將更難實現經濟增長、積累投資和財富創造，更難為社會安全網提供資金，也更難動員軍隊，而且人口減少將使工人更難提高國家的人均產出。作者認為，隨著人口減少，我國的雄心和能力之間的差距將越來越大，而且很可能無法彌補。人口銳減意味著人們一直期待的“亞洲世紀”可能永遠不會真正到來。而美國人口及 15-64 歲人口仍在增長，人口的力量正在為美國在亞太地區提供一份巨大的戰略禮物，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和戰略家們應該認識到這一機遇並牢牢把握。
長期低生育率對技術發展是負面的，與人口穩定的情形相比，快速老化和萎縮的社會的技術發展會更慢，並最終陷入停滯和倒退。人們曾一度擔心，自然資源匱乏會制約發展，但自然資源增加值佔全球 GDP 的比例不到 5%，且整體趨勢是走低。這意味著在可預見的將來，限制人類技術發展的瓶頸並非自然資源限制，而是面臨快速老化和萎縮的人口導致的需求和供給同步萎縮。我國早已經是世界最大的自然資源進口國，但同時也是世界最大的貿易順差國，意味著我國人口的規模效應帶來的價值遠超過其所消耗的自然資源價值。雖然對外部自然資源的高依存度構成安全風險，但真正維持國家安全的是龐大人口規模所能支援的強大的軍事力量。而在和平時期，進口大量的自然資源反而讓我國對資源出口國擁有巨大的政治影響力，就像成為最大石油進口國反而強化了我國在中東的政治地位。
為了應對老齡化問題，中國在 2024 年 9 月出臺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的政策。按照這項新政，從 2025 年 1 月 1 日起，用 15 年時間，逐步將男職工的法定退休年齡從原 60 週歲延遲到 63 週歲，將女職工的法定退休年齡從原 50 週歲、55 週歲，分別延遲到 55 週歲、58 週歲。延遲退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養老金壓力，但無法從根本上應對人口老齡化和人口萎縮給經濟、社會、科技各個方面造成的負面影響。因此，應對老齡化問題的根本出路在於提高生育率。
值得欣慰的是，中央已經認識到長期低生育率的負面影響，並在著力解決這個問題。2024 年 10 月，國務院印發的《關於加快完善生育支援政策體系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若干措施》，這份檔案將婚嫁、生育、養育、教育等方面綜合考慮，形成一系列綜合性的生育支援政策，提出了降低生育成本、提高生育率的一攬子切實可行的措施。不過，雖然這份檔案令人振奮，但其體現出的鼓勵生育的力度，依然遠不足以應對補償生育率的下行壓力，別說穩定出生人口，甚至連阻止生育率進一步下滑可能都做不到。
低生育率的癥結是激勵機制錯位；為養育付出代價的是家庭和個人，但受益的卻是全社會。在工業化之前，小孩長大後可直接給父母帶來經濟收益。到工業化之後，特別是在社會化養老制度下，年輕人在經濟上回報老年人主要是在社會範圍，而非家庭內部實現。具體來說，老年人的養老積蓄在兌現時的價值，來自於工作人口創造的商品和服務；年輕人口越少，養老積蓄兌換商品和服務的能力也就越低。提升生育率的受益者是未來的全社會，因此鼓勵生育就應該在全社會層面進行，而且需從長計議。可以肯定的是，人對社會的經濟價值，整體上是正的。過去幾百年來，人類數量越來越多，但人類社會整體上卻越來越富裕，意味著人對社會的貢獻，在平均意義上大於其帶來的負擔。
多次生育意願調查結果顯示，生育、養育成本高，經濟負擔重，是影響生育意願的最重要原因。例如，2024 年 8 月初，《四川省情》雜誌刊發了綿陽市統計局撰寫的《綿陽適齡人口生育意願調查報告》提到，當調查問及影響生育意願的原因時，受訪者表示“生育養育成本高，經濟負擔重”的比例最為突出，為 86.4%；其次是“生育津貼、假期、就業保障落實不到位”，為 40.4%；表示“無人幫助帶孩子”的排第三位，為 37.1%。
解決低生育率問題的關鍵，是讓養育成為有收入的工作，並確保養育家庭獲得的收入是穩定和可預期的。近幾年，我國許多地方政府陸續推出生育補貼政策，但力度太小而且有的措施難以奏效。例如，增加產假是讓企業承擔成本，但企業並不能從員工多生中直接得益。地方政府鼓勵生育也沒有動機更缺乏財力，因為小孩長大需要二十年，而且屆時可能去赴外地做貢獻。提升生育率的受益者是全社會，是整個國家的未來。因此激勵生育的主體就應該在國家層面，而且需要從長計議。
鑑於上述原因，我們建議在國家層面成立高級別的中央機構來專門協調各方面的有關工作，以實施生育支援政策。人口是一個國家最基礎性的要素，也是所有公共部門和公共政策賴以存在的前提。超低生育率反映的是年輕人對未來普遍失去信心，可以認為是各種經濟和社會問題最綜合性的體現。因此有效提升生育率要求整個社會在思想觀念、法律制度、機構組織、激勵機制和硬體設施等各個方面進行結構性改變，需要各個方面的共同努力。
在我們看來，提升生育率的關鍵是設立國家層面的“人口發展基金”，系統性和常態性地向全國養育家庭發放養育金。我們使用“養育金”，而非“生育補貼”來表示發放金額，以強調該項收入對養育家庭的意義是基礎性，而非輔助性的。需要強調的是，由人口基金向養育家庭發放養育金的目標，不是短期的經濟激勵，而是人口和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整個人口基金應該以國家的長遠經濟增長為目標進行單獨核算，而不應該與其他財政和貨幣政策專案爭奪資金。可以考慮以當下的經濟激勵計劃為契機，將生育激勵開支納入其中，作為旨在建立長期性養育金制度的啟動專案，用以傳播鼓勵生育的理念，建立初步的發放機制，收集進一步評估所需的資料。
國家級的人口基金應該由國家統一管理並直接向養育家庭發放，而有條件的地方也可以設立地方性基金做額外的補充和加碼。發放金額可以從零開始逐步提升，直到生育率恢復到更替水平，遠期目標應該是把逐步預期人口從 2023 年的 2.55 億逐步提升並穩定在 10-15 億的水平，以確保中華民族擁有能夠取得並維持在全球的主導地位的人口基數。雖然在微觀上，有關生育數量和間隔的決定應該完全由家庭自主決定，但宏觀上，為了維護公共利益並確保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國家制定明確的人口政策目標並無不妥。
“預期人口”指的是如果生育率、更替水平、平均生育年齡、預期壽命、淨移入人口等反映人口趨勢的引數在過去和將來一直維持在今年的水平不變，今年的出生人口達到預期的死亡年齡時總人口的數量，可以作為監測人口變化和評估人口政策效果的基礎性指標。根據 2023 年的資料估算，中國的預期人口為 2.55 億，佔世界比例僅為 2.03%。如果希望未來人口維持在不低於 10 億的水平，那麼預期人口必須要維持在 10 億以上才說明政策到位。
根據其他國家的經驗，要真正緩解低生育率問題，支援生育的投入至少要達到 GDP 的 3% 以上。為此，我們建議：每個一孩每月補貼 1000 元，給每個二孩每月補貼 2000 元，加上社保和所得稅減半，給每個三孩及以上的孩子每月補貼 3000 元，加上社保和所得稅全免，同時還需考慮到不同地區和不同收入人群之間的差異。再考慮到目前中國經濟急需擴大內需，還可以給每個孩子一次性的 10 萬元的現金補貼。當前中國經濟的投資和消費的需求低迷，幾萬億發給了家庭也同時提升了消費，孩子的相關消費可以帶動了房地產，耐用消費品等相關產業。把錢發給了育兒家庭，就可以起到提振需求和抑制通縮的作用，還可以促進就業，形成經濟增長的預期。因此，給育兒家庭發錢是一舉兩得，既有利於提高生育率，也有利於促進經濟發展。
此外，縮短工作時間，推廣靈活辦公模式，也有利於提高生育率。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最新資料，中國就業人員平均工作時間不僅遠高於發達國家，也顯著高於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僅低於南亞和部分中東國家。而且，雖然中國的人均 GDP 一直在上升，但平均工作時間卻依然不斷走高。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2019 年全國企業就業人員每週平均工作時間為 46 小時，而 2023 年上升到 49 小時。鑑於目前的發展情況，我們認為有必要嚴格執行國務院規定的每週 40 小時工作制。長遠來說，隨著人工智慧的發展，勞動生產率會進一步提升，人們根本不需要工作這麼長時間，因此可以把工作時間進一步縮短，從每週五天工作制縮短到四天工作制。
與中國同屬東亞國家的韓國，2023 年生育率只有 0.72，全球最低。為了鼓勵生育，韓國保健福祉部 2024 年 1 月 11 日宣佈，大幅提高對兩歲以下嬰幼兒父母的補貼。按照新政策，家中有 1 歲以下嬰兒的父母每月可以獲得 100 萬韓元補貼（約合人民幣5000元）；撫育 1 至 2 歲幼兒的父母，每月可得到 50 萬韓元補貼。韓國政府部門 2025 年 1 月 3 日釋出的資料顯示，2024 年新生兒人數為 24.2 萬，比前一年增長 3.1%，9 年來首次正增長。韓國 2024 年出生人口止跌回升，從月度資料來看，主要可以歸因為大規模的生育補貼和扶持政策。當然，人口結構、疫情補償效應和民間的生肖偏好也有一定影響。此外，韓國結婚資料大幅增加，預示 2025 年韓國出生人口還有可能繼續增長。
與其他地區鼓勵政策相比，天門補貼生育的力度更大。疊加各類補貼（包括一次性生育獎勵、育兒補貼、購房獎補等），天門對每個二孩發放 9.63 萬元，三孩發放 16.51 萬元，下面不妨簡單以孩均 10 萬元計算。這個補貼力度相對於天門 2024 年 6.6‰ 的出生率，分攤到天門全民大約相當於人均 0.066 萬元，再減去全國的背景鼓勵力度估計有人均 0.06 萬元左右。而天門 2023 年人均 GDP 為 6.51 萬元，預計 2024 年為 6.9 萬元左右，這意味著天門補貼生育的力度約為 GDP 的 0.87%（0.06/6.9），對應約生育率 0.1 的增幅。這個增幅略高於我們之前比較歐洲不同國家資料得出的用 GDP 的 1% 鼓勵生育對應於生育率高 0.1 的效應。
雖然上述估算非常粗略，但也印證了發錢補貼生育確實是有效果的。當然，即使天門這個力度離生育率恢復到可持續的更替水平還非常遙遠。也就是說要提升生育率，生育補貼需要不斷加碼，一直到達到社會機制乃至觀念全面逆轉才可持續。
總之，要確保中華民族的延續，將生育率恢復到更替水平是遲早必須要做到的，而且越早越好。這不僅是因為何時實現這一目標對未來的影響有著天壤之別，更是因為人口萎縮具有自我強化的慣性，越到後面逆轉的難度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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