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兩檔脫口秀綜藝《脫口秀和ta的朋友們2》和《喜劇之王單口季2》都在熱播中。其中“絕經和出道一塊來”的房主任,和“我出軌了”的步驚雲成功炸場、出圈。
很多人都感受到了幽默的魅力,不管是面對生活困境,還是交友,幽默都有著不小的力量。但現實中,有些人會把嘲諷當幽默,比如有些人嘲笑身邊朋友的身材、身體缺陷,這樣的“幽默”,相信大家都不願意看到。
在舞臺上,也有一些演員的“幽默”會讓人感到冒犯、不適。藉助脫口秀,我們想探討:為什麼同樣是笑話,有的好笑,有的卻讓人覺得冒犯?同樣是“冒犯”,有什麼不同?怎樣認識好的“幽默”?

刻板印象,固化還是打破?
我們的對手不是女性,也不是某類群體,是這個社會的規訓和刻板印象。我也不知道我們能不能贏,但我們多了一個武器,就是這個話筒。
–––脫口秀演員山河
脫口秀要讓觀眾發笑,一個重要的原則是要用大眾能理解的語言和符號。這就要求你的段子,涉及人們共同的經驗,這樣才能方便觀眾的大腦快速整理資訊。但這種【共同經驗】,也往往是【刻板印象】的溫床。我們可能會對某一群體有概括而固定的看法,比如,認為胖子就是懶惰、女司機不會開車、農民工就是髒等等。
有的“幽默”是在固化刻板印象。比如前幾年春晚喜劇演員賈玲和歌手瞿穎的小品《女神和女漢子》。賈玲不僅和瞿穎在外形上形成“胖瘦高矮對比”,在臺詞上也在強化刻板印象:女神是“長得漂亮,男生前呼後擁”;“女漢子”是“一群男生找她掰腕子”;同樣是跟男友吃飯,“女神”是“他餵我我都害羞了”,“女漢子”是“還沒喂呢我吃完了”。

這樣的表演,可能因為強烈對比而引人發笑,但它迎合了社會對女性容貌的苛求,阻礙更多女性追求力量感、展現真實的自己,註定不會是好的幽默。
在脫口秀演員步驚雲出圈的脫口秀影片中,她開頭就提到了一句經常用來嘲笑中年女性,且充斥“性意味”的俗語:女人三十如狼,四十如虎。我今年三十五,如狼似虎。如果是這樣,那我今天來講點“狼虎之詞”很正常。

她用“正話反說”的方式,激發大家重新審視自己的“刻板印象”:我們笑,是因為我們第一反應覺得女性有慾望“不正常”,談論這些很羞恥。但為什麼我們會覺得“不正常”?如何定義“正常”?又是誰來定義呢?
或許,一個更值得提倡的態度是:當我們下意識認為“不正常”時,不妨先停一停,用更反思性的態度去看待這些“不正常”。如果所謂的“不正常”,只是與我們不同(比如殘障人士),那我們可以考慮他們的需求,為他們提供合理便利,就像我們考慮大多數人的需求一樣;如果所謂的“不正常”,其實本身是“正常”,那我們更不必予以嘲笑,甚至譏諷,而是去改變造成這些的觀念、機制和規訓。

誰可以被“嘲笑”、被冒犯?
脫口秀的優點之一是給弱勢群體吐槽強勢群體的機會。
–––脫口秀演員黃西
“開玩笑”在很長一段時間都是強勢群體的專屬品。英國古典學家瑪麗·比爾德在《古羅馬的笑:演說家、弄臣和猴子》中就指出了笑與權力之間的關係:權力的使用通常伴隨著笑的出現。古羅馬時期的皇帝會以各種方式開玩笑,甚至會將賓客與獅子等動物鎖在一個房間來嬉笑逗樂。
在我們的生活中,我們也能經常看到附著在笑背後的權力。比如領導可以開黃腔、隨意逗樂任何下屬,而下屬,尤其是女性,通常只有尷尬陪笑的份。生活中,處於弱勢地位的人們很難直接指出這種不平等,而幽默作為一個媒介,提供了一個冒犯強勢者的安全空間,消解權力不對等帶來的緊張感。而發笑正是因為引發了有過相同境遇的人的共鳴。
本月出圈的,50歲才出道,在成為脫口秀演員前一直是家庭主婦的房主任,就在表演中“冒犯”自己家暴賭博的前夫,和為自己安排了30年包辦婚姻的父母。
她調侃自己身高155,體重95前夫:
“現代人叫細狗,我媽30年前就給我找了個柯基(丈夫)”;
她調侃自己覺得“離婚丟人”的父母:
“我跟我媽說他耍錢敗家,我得離婚。我媽說他又不是外面有女人,有什麼不能過的。
我跟我媽說他在外頭有女人了。我得離婚。我媽說他又不是耍錢敗家,有什麼不能過的。”

而我們之所以感覺好笑,不僅僅是因為段子設計得精巧,埋伏了反轉,也是房主任,及更多有相似境遇的農場婦女,在面對丈夫,面對原生家庭曾經是失語狀態,是弱者。而如今曾經是弱者的房主任,可以透過“脫口秀”的方式來冒犯強勢群體。
如果說喜劇是一門冒犯人的藝術,那一定是冒犯社會上的強勢群體。好的幽默應當是對不合理的強權說“不”,為弱勢群體發聲。


反思社會現象,
對不合理的社會文化、結構說“不”
我覺得有些規則就是應該出來改變,不合時宜就應該改變,我們不僅可以自己走出困境,我們可以幫助更多人再次走出困境。
–––脫口秀演員嘻哈
脫口秀髮源於美國,而對社會現象的細膩觀察、對社會不公的辛辣諷刺,從來都是脫口秀的一大特色。
這需要創作者去重新審視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反思其中的“不正常”、“不公正”,將常人難以察覺的不合理現象作為言說的素材。
脫口秀演員嘻哈,同時也是一位空姐。有一次脫口秀表演中,她將從業過程中“對空姐容貌及服裝的規訓”轉化為舞臺上的犀利吐槽。比如:
在面試時,面試官要求面試者裸露的皮膚不得有明顯疤痕。而同組一位身高、面容都出色的女面試者,僅因手臂上有一塊胎記,慘遭淘汰。面試者說“胎記,應該能隨時間消除”。嘻哈吐槽“胎記怎麼消除啊,又不是愛情”。
大部分航空公司對空姐在服裝要求中,都有“身著裙裝絲襪”的要求。但嘻哈分享了一個冷知識:因為絲襪的材質極易著火,在飛機遇險時,空姐必須要脫掉自己的絲襪。在如此緊急的情況下要脫絲襪,那為何當初還要穿呢?
而嘻哈將這個思考又往前推了一步,她說:“我覺得有些規則就是應該出來改變,不合時宜就應該改變,我們不僅可以自己走出困境,我們可以幫助更多人再次走出困境”。

知名美國脫口秀演員崔娃·諾亞(真名特雷弗•諾亞),作為少數族裔,也經常以社會不公問題為素材。他精準的模仿能力、一針見血的逗樂諷刺,對社會弱勢群體的共情,讓他在美國和中國都一舉成名。
在他的自傳《天生有罪》中,我們可以看到他的童年如何影響他的價值觀。崔娃是一個混血兒,而在南非的種族隔離時代,白人與黑人生育是比叛國罪還嚴重的罪行。為了避免被警察發現,他不得不常年待在室內,在外與父母保持距離,曾靠偷盜、復刻盜版光碟為生……正是從小的這些經歷,讓他能夠敏銳察覺到社會不公,為弱勢群體發聲。

他曾經在舞臺上辛辣諷刺媒體報道的種族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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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中東人做了壞事,他們就是恐怖分子,黑人做了壞事,他們就是黑幫,但如果一個白人,走進教堂,殺了九個人,新聞的報道會是:今天發生了一件極個別事件,一名持槍者走進教堂,殺了九個人。”
媒體會將白人的犯罪行為定義為“精神失常”,播報人會不斷重複:他個性孤僻,出了名的不友好,完全沒有朋友。
崔娃指出媒體偏見的隱喻是在不公平社會下,黑人與白人所經歷的截然不同的人生。“這位白人青年一定是被什麼事情困擾了,不然你為什麼要放棄那些特權。他可是個白人男性啊,為什麼要放棄大好人生。如果他是個少數族裔,我可以理解,因為那樣的人生舉步維艱,可他是個白人啊,他一定是瘋了。”
崔娃最後用荒誕反照不合理:“我拒絕活在一個否定白人具備從事恐怖活動能力的世界裡,那是種族歧視啊。”

打破性別刻板印象、反思社會結構性不公……從這個角度來說,好的脫口秀也一定是生動的思辨素材,就像我們帶初中的孩子們讀《天生有罪》,也不僅僅只是看到崔娃的幽默,而是更多是一起思考:為什麼會存在基於身份的歧視與暴力?如何打破身份的隔閡、化解衝突、擁抱多元?崔娃是如何跳出暴力與貧困的怪圈的?他的母親又帶給了他哪些深刻影響?
笑是生活的解藥,是《脫口秀大會》的一期主題,這句話成為人們面對生活的口號。而我們要說:笑不是生活的解藥,突破刻板印象、為弱勢群體發聲、挑戰不合理制度的笑,才能成為生活的解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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