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元旦前一天的凌晨，諾琳·博伊爾神秘“失蹤”了。諾琳的丈夫，是鎮上備受愛戴的名醫，幾乎所有人都相信他的說辭，認定諾琳只不過是離家出走——除了她11歲的兒子科利爾。
堅信母親不會棄他而去的小男孩，偷偷調查母親的死因，然而隨著調查的深入，科利爾開始預感到，下一個憑空消失的人，會是他自己……
“完美家庭”
1989 年12 月31日的凌晨，11歲的科利爾·蘭德里·博伊爾（Collier Landry Boyle）從睡夢中驚醒，他看了一眼心愛的蝙蝠俠時鐘，當時是凌晨3點18分。
驚醒他的是隔壁母親房間裡的尖叫聲，發出聲音的，似乎是自己3歲的妹妹伊麗莎白，然後是前後兩聲悶響，彷彿什麼東西撞擊到了牆上。
緊接著走廊裡傳來了腳步聲，腳步聲在科利爾的臥室門口停住。科利爾嚇得鑽進被子裡，一動不動，不敢發出一點聲息。
科利爾的父親約翰·博伊爾醫生，透過開啟的房門，無聲地注視著自己的兒子。過了好一會，臥室的門才重新關上，走廊外的腳步聲繼續前行。
在此之後，科利爾再也沒有見過自己的母親。
科利爾·蘭德里·博伊爾出生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第一大城市費城，5歲那年，一家人遷居俄亥俄州的曼斯菲爾德（Mansfield）。
（曼斯菲爾德）
科利爾的父親名叫約翰·博伊爾（John F. Boyle Jr.），他的父親和祖父都是消防員，母親結婚前是個模特。約翰·博伊爾畢業於賓夕法尼亞大學，自稱曾在海軍軍隊擔任軍醫，有個相當輝煌的履歷，之後他定居在曼斯菲爾德，成了當地聲名赫赫的整骨醫生。
約翰·博伊爾的病人們回憶，這位名醫親切體貼又自信滿滿，相當討人喜歡。接待病人的辦公室裡，掛滿了他在海軍軍隊工作時的照片，高調地彰顯著名醫的“光輝往事”。然而，日後媒體爆料，這些“光輝往事”的真實性和準確度都很低，但總體來說，約翰·博伊爾的業務能力相當不錯，據說當時曼斯菲爾德每13個人裡，就有一個是他的病人，令同行們豔羨不已。
科利爾的母親在婚前的原名叫諾琳·瑪麗·施密德（Noreen Marie Schmid），同樣來自費城，出身於一個藍領家庭，諾琳17歲那年，認識了約翰·博伊爾（19歲），五年後兩人結婚。
（諾琳和約翰·博伊爾於1968年在費城結婚）
日後的媒體，經常將諾琳形容為“女版蓋茨比”或是“荷莉·葛萊特利”（《蒂凡尼的早餐》的女主角），暗示其草根出身和“高嫁”。其實諾琳同樣就讀於賓夕法尼亞大學（牙科學院），畢業後在牙科診所擔任衛生師，丈夫在醫學院就讀期間，全部由她支援供養。
直到約翰·博伊爾事業起步，諾琳才生下了兩人的第一個孩子，也就是出生於1978年的科利爾，此時兩人結婚10年，諾琳已經32歲。
（約翰·博伊爾、諾琳和科利爾）
在科利爾的記憶裡，父親的身影永遠很模糊，“忙於事業”的約翰·博伊爾，幾乎將所有的育兒工作都留給了妻子。科利爾後來在法庭上說，自己99%的時間，都由母親陪伴，和父親相處的時間，最多不過1%。
科利爾崇拜著自己溫柔又漂亮的母親，他說母親是自己“最好的朋友”，乖巧聰慧的科利爾則是諾琳唯一的慰藉。科利爾回憶說，母親即使在購物的時候，也會帶他去美術館或者科學館，把那天作為寓教於樂的“人生課程”。每年的聖誕節，諾琳都會鼓勵科利爾捐贈出自己一半的玩具，並且告訴他，要學會和別人分享幸福。
“母親總是把他人的需求，放在自己之前，她教會了我如何真正地去關心、去愛別人。”
（科利爾和母親）
而在科利爾的印象裡，他和父親的關係，永遠“浮於表面”，父子之間從未有過深層和親密的連結。小男孩的內心深處，總是對父親有著莫名的恐懼，因為他知道這個深受病人喜愛的名醫，有著和公眾形象截然不同的另一副面孔。
在家中的約翰·博伊爾，脾氣暴躁易怒，一言不合就打砸東西，弄得滿屋狼藉，甚至會把兒子摯愛的寵物狗狠狠摔到牆上。這個表面上溫文爾雅的醫生，會稱呼自己的兒子為“白痴肥仔”、“娘炮膿包”以及年少的科利爾根本無法啟齒的侮辱性詞彙，並逼著他不斷大聲重複。
（約翰·博伊爾和兒子）
不過總體說來，絕大多數時間都和母親相伴的科利爾，童年過得還算幸福。然而孩童敏銳的直覺也告訴他，母親並不快樂，她望向自己的溫柔的眼眸裡，總有化不開的愁雲。長大之後，科利爾才意識到，那是抑鬱、悲哀和極致的孤獨。
隨著約翰·博伊爾事業蒸蒸日上，一家人過上了優渥又備受尊敬的生活，成了這個小城裡的“上流人士”。他們搬進了曼斯菲爾德富人區，生活在一棟精心打理的住宅裡，科利爾就讀於最好的私立學校。1989年的夏天，他們還收養了一個3歲的來自中國臺灣的小姑娘，取名為伊麗莎白。這個郎才女貌、兒女雙全的家庭，彷彿就是完美生活的理想模版。
（博伊爾家）
諾琳也成了當地“富太團”中的一員，據說她會對自己的個人經歷進行“修飾”，編造一些不堪一擊的故事（比如說自己在豪宅中長大、曾經獲得沃頓商學院工商管理碩士學位等等）。
她的朋友們說，諾琳非常在意別人的看法，但她並不虛榮勢利，反而是個相當真誠、有點討好型人格的人，形容她“剛遇見一個人，就能對他們掏心掏肺，急切地想和對方交心”。
（諾琳和兒子）
約翰·博伊爾有著持續不斷、從未停歇的婚外情。約翰·博伊爾的家人（健在的母親、弟弟和妹妹）對此心知肚明，卻從不過問，長期在情感上遭受丈夫輕視和虐待的諾琳，則假作不知。
約翰·博伊爾所在醫院的一名護士回憶，她的兒子和科利爾是幼兒園同學，一次接孩子的時候，她發現諾琳情緒異常低落。這名護士詢問後才知道，原來她常常見到的諾琳佩戴的一隻手鐲莫名其妙地不翼而飛，這隻手鐲是她過世父母的遺物，是諾琳異常珍視的傳家寶。
幾天之後，這名護士赫然發現，自己某個同事手腕上，戴著一模一樣的手鐲——也就是說，約翰·博伊爾偷竊了妻子的傳家寶，再作為“新買的禮物”，贈送給自己的情人。
1989年的父親節，科利爾看見父親和一個年輕女子親吻調情，約翰·博伊爾毫不在意地向兒子介紹了自己的“好朋友”：
“看看這是誰！這是雪莉哦！”
科利爾看到這個年輕女子的手上，戴著一枚閃亮的定製款戒指，那是他母親諾琳不久前“丟失”的東西。
就在那個瞬間，科利爾明白了什麼，無憂無慮的童年也從此一去不返。
（諾琳和兒子）
科利爾找到母親，嚴肅地告訴她：
“媽媽，請坐下來，有件事我必須告訴你：我覺得爸爸他有個女朋友。”
這是壓垮諾琳的最後一根稻草。她可以對丈夫無數的婚外情假作不知，但把兒子捲進這些風流韻事裡，是諾琳無法容忍的事情。1989年11月17日，44歲的諾琳遞交了離婚申請，並告訴丈夫，自己打算結束兩人22年的婚姻。
約翰·博伊爾卻竭力說服諾琳，承諾要“浪子回頭”，努力修復這段婚姻。他還向妻子提議，要帶著全家移居賓夕法尼亞州的伊利市，在那裡重新開始。
伊利市（Erie）和曼斯菲爾德雖然屬於不同的州，但其實相距不遠，驅車前往不過3小時左右。約翰·博伊爾不只是嘴上說說，行動上似乎也頗有誠意，他經常在工作之餘前往伊利，很快在伊利市（Erie）購置了一棟大房子，並打算在那裡開辦診所。
（伊利市—曼斯菲爾德）
諾琳和丈夫的關係，一度有所緩和。然而她不知道的是，其實早在自己提交離婚申請之前，就有一個自稱“雪莉·博伊爾”的年輕女人，致電伊利市的房產公司，表示自己正和丈夫尋找新居。
1989年11月12日（諾琳遞交離婚申請5天前），約翰·博伊爾就簽署了房屋合同，買下了位於伊利市米爾克里克鎮（Millcreek）一棟價值29.9萬美元的湖濱別墅，並和房主商定，自己將在1990年1月1日入住。
籤合同的時候，約翰·博伊爾的年輕“妻子”也陪在他身邊，她身懷六甲，看上去即將臨盆。
（新居的房契）
1989年12月27日，和家人“歡度聖誕”後，約翰·博伊爾再次驅車前往伊利市，在他強硬地不斷催促下，新房的原房主提前搬了家，約翰·博伊爾拿到了新房的鑰匙。
4天之後的凌晨，如開頭所述，科利爾聽到了妹妹的尖叫聲和撞擊的悶響。
（科利爾和妹妹伊麗莎白/1989年聖誕節）
後來在法庭上，檢察官問科利爾，為什麼當時沒有起床，去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
科利爾回答：
“因為我極度害怕我的父親，從小到大一直如此”，所以當父親站在臥室門口的時候，科利爾本能地選擇了躲避，因為此時他早已恐懼得無法動彈。
誤以為兒子熟睡的約翰·博伊爾離開了，科利爾日後甚至不敢去想，如果那天凌晨，父親發現自己沒有睡、並且聽到了一切，那他將會怎麼樣？
消失的母親
1989年12月31日早晨8點30分，科利爾衝進母親的臥室，裡面空無一人。他注意到母親的床單不見了，床上似乎也沒有睡過的痕跡，科利爾跑下樓，質問樓下客廳裡的父親：
“我媽媽在哪裡？”
約翰·博伊爾以漫不經心的語調回答：
“哦，科利爾，媽媽要去度個小假。”
（約翰·博伊爾）
接下來，父親讓他坐好，用從未有過的和藹語調，告訴科利爾不能報警（媽媽很快就會回來/影響不好/媽媽會生氣……），但科利爾不相信他的話，這個小男孩深信一件事，母親絕不會拋下自己和妹妹、一個人一走了之。
科利爾先找到了母親的電話簿，把它藏在自己的加菲貓玩具裡，然後趁著父親不注意，他拿走了家裡的行動式電話機，偷偷溜進了衛生間鎖上門，按照電話簿逐一給母親的朋友打電話，詢問她們知不知道母親的訊息。最終，諾琳的好朋友謝麗·鮑登（Shelly Bowden），在新年那天（1990年1月1日）報了警。
這個朋友很聰明，沒有提到科利爾的名字，只是聲稱自己和諾琳有約，但她沒有現身。
（諾琳·博伊爾）
這份失蹤報告，被交到了曼斯菲爾德警局警探大衛·E·梅斯莫爾（David E Messmore）手上，他先是派了兩個手下去博伊爾家瞭解情況。約翰·博伊爾告訴他們，他和妻子在深夜發生了爭吵，之後妻子憤而離家，並聲稱有人開車來接走了她。
大衛·梅斯莫爾是個能幹又經驗豐富的警探，但即使是他，最初也沒有對約翰·博伊爾的說辭有所懷疑，因為類似的事情經常發生（尤其是節日期間）。
另外，約翰·博伊爾的母親、74歲克莉絲汀（Christine）也提供了有力的“旁證”，她堅稱自己當晚也在兒子家，聽到了兒子兒媳的爭吵、以及兒媳憤然離家的聲音。
不過，大衛·梅斯莫爾還是在第二天（1990年1月2日），親自前往博伊爾家確認。約翰·博伊爾不在家，照常前往伊利市“裝修新房”，克莉絲汀·博伊爾接待了大衛·梅斯莫爾，雖然兩個孩子都在場，但回話幾乎都由克莉絲汀一人包攬。
克莉絲汀又提供了一條新的“旁證”，她聲稱三年前的聖誕節，諾琳就曾“離家出走”過一次（之後證實此事純屬虛構），然後第二天就回了家，暗示兒媳這次不過是“舊病復發”。
（諾琳·博伊爾）
在此之前，克莉絲汀對兒媳相當好，兩人可謂“情同母女/姐妹”，可是自從兒媳消失後起，克莉絲汀·博伊爾的態度就發生了180°大轉彎。
科利爾後來回憶說，他並不認為祖母是父親的幫兇，甚至可能一直不清楚事情的真相。但一個義大利母親總是“家庭第一”，總會不遺餘力地去維護兒子，更何況這個兒子不僅是她引以為傲的長子，還是一個操縱大師（約翰·博伊爾後來受審時，還“說服”了母親傾家蕩產為自己聘請名律師，絲毫不在乎她如何養老）。
大衛·梅斯莫爾第一次見到科利爾，就感覺到這個小男孩悲痛欲絕，甚至有些神情恍惚，只是低聲囁嚅著什麼，但每次都被祖母打斷。
有那麼一個當口，克莉絲汀·博伊爾暫時離開了房間，科利爾突然跑到大衛·梅斯莫爾身邊，鄭重地說道：
“我媽媽是不會丟下我一個人的，這裡肯定有問題！”
一般來說，像科利爾這個年齡的孩童，通常不算可靠的證人，對他們的話，警探們會習慣性地打點折扣。但這一次，大衛·梅斯莫爾卻感到，這個小男孩的話絕不能輕視。
（大衛·梅斯莫爾）
第二天，大衛·梅斯莫爾再一次拜訪博伊爾家，想要找小男孩單獨談談，結果卻被克莉絲汀·博伊爾趕了出來（因為博伊爾家並非諾琳失蹤的報警人，當時也沒有任何“案件”，所以有權不配合）。
大衛·梅斯莫爾決定要繼續調查，他的上司對此不以為然，兩個手下則對他言之鑿鑿地表示，約翰·博伊爾不但是本地備受愛戴的名醫，還曾經是功勳卓著的海軍飛行員，參加過越戰、解救過伊朗人質，這樣的人絕對不可能有問題（日後調查發現，約翰·博伊爾的這些“豐功偉績”真實性幾乎為零）。
但大衛·梅斯莫爾沒有退卻，開始自行調查，其實當時他手上沒有任何證據，唯一的理由就是覺得科利爾“可信”，這大概要算“警察的直覺”吧。
新年假期結束後，大衛·梅斯莫爾偷偷前往科利爾的學校，在那裡和小男孩見了面。
科利爾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都告訴了大衛·梅斯莫爾，包括除夕夜聽見妹妹的尖叫和之後的撞擊聲、以及之前撞見的父親那個名叫“雪莉”的情人。臨走之前，大衛·梅斯莫爾給科利爾留下了自己的聯絡方式，並反覆叮囑小男孩，在家裡一定要小心。
大衛·梅斯莫爾很快找到了“雪莉”，她全名雪莉·坎貝爾（Sherri Lee Campbell），時年28歲，是約翰·博伊爾某個生意夥伴馬克·戴維斯（Mark Davis）的外甥女。雪莉·坎貝爾之前有過一次婚姻，並且有2個孩子，1990年1月12日這天，她又生下了一個女兒，嬰兒的名字叫做克莉絲汀（約翰·博伊爾母親的名字）。
（法庭上的雪莉·坎貝爾）
約翰·博伊爾以往那些不加掩飾的風流韻事，也隨之被挖掘出來，大衛·梅斯莫爾還發現，名醫在同事們中間口碑欠佳，一些人討厭他四處沾花惹草的作風，另一些人覺得他的魅力浮於表面，缺乏同理心又自私，無法與人建立深層情感連線。
除此之外，大衛·梅斯莫爾還從博伊爾家某個鄰居那裡，得到了一個重要線索。這個鄰居告訴他，1989年12月31日那天，自己從凌晨時就失眠了，但沒有聽到任何車輛駛過的聲音。約翰·博伊爾聲稱妻子離家出走，而且有人開車接走她這個說辭，更可能是謊言。
基於這些證據，大衛·梅斯莫爾申請了搜查令，物證人員在博伊爾家進行了地毯式的搜查。由於當時還處於前DNA時代，這裡又是諾琳的家（指紋/毛髮基本沒用），所以對警方來說，能夠作為證據的，只有屍體和血跡，但令他們失望的是，這一次他們一無所獲。
這次搜查之後，大衛·梅斯莫爾被上司施壓，要他不要再“無理取鬧”，也不許他再次進入博伊爾家。但大衛·梅斯莫爾仍舊和科利爾偷偷保持著聯絡。科利爾幾乎每天都會去校長辦公室，在那裡給警探打電話，詢問他調查有什麼進展，還會向他彙報自己家中的情況。大衛·梅斯莫爾則一有空閒，就悄悄前往科利爾的學校，和小男孩見面。
大衛·梅斯莫爾後來說，如果不是這個“小內應”，這起案件很可能石沉大海，根本無法破獲。大衛·梅斯莫爾對待科利爾也平等坦誠，並沒有因為對方是個孩童而輕視或者隱瞞，並且不斷叮嚀科利爾要小心謹慎。但他內心深處也知道，無論自己怎麼說，這個小男孩都會用自己的方式，尋找著母親。
（科利爾和母親）
得知警方沒能找到母親，科利爾開始趁著父親和祖母不在的時候，偷偷在家中翻箱倒櫃。當然，這是孩童的天真思維，對案情並沒有什麼幫助，但他彙報的另外一些細節，卻讓大衛·梅斯莫爾找到了正確的偵查思路。
科利爾告訴梅斯莫爾，父親從母親“失蹤”起，就頻繁地前往伊利市的新家，回家後還抱怨自己渾身痠痛，讓兒子在他背部塗抹舒緩膏。
究竟是什麼樣的“裝修”，會讓一個身強力壯的整骨醫生腰痠背痛？難道說，約翰·博伊爾殺死妻子後，將屍體跨州搬到了伊利市的新家，在那裡處理屍體？
梅斯莫爾聯絡到了賣房給約翰·博伊爾的地產經紀人米歇爾·巴特（Michelle Barth），從她那裡瞭解到了幾條重要線索：
（法庭上作證的米歇爾·巴特）
首先就是我們之前提到的，約翰·博伊爾看房和買房時，身邊都有一個懷著身孕的年輕“妻子”，梅斯莫爾出示了雪莉·坎貝爾的照片，米歇爾·巴特毫不猶豫地點點頭，就是她！
其次是簽訂合同之後，約翰·博伊爾不斷催促賣家，終於讓他們提前搬走。
第三件事就是，在看房子的時候，約翰·博伊爾很在意地下室的地板，詢問米歇爾·巴特能不能拆掉？米歇爾·巴特頗為不解，因為地下室的地板質量上乘，算是那幢房子的賣點之一，約翰·博伊爾則解釋說，自己的孩子喜歡打籃球，所以他不得不增加層高。
除此之外，警方還調查到以下情況：
1989年12月29日，約翰·博伊爾在新居附近的五金店，租用了一柄手提鑽。1月4 日，他又在曼斯菲爾德購買了一塊12 x 27 英尺（3.65×8.23米）的綠色地毯。1月8日，約翰·博伊爾找來伊利市當地的一個裝修施工隊，讓他們在地下室安裝置物架，這些置物架的下面，是嶄新的綠色地毯，施工隊還注意到，儘管正值寒冬，地下室的窗戶卻一直開著。
（租用的手提鑽）
基於這些證據和線索，答案其實已經呼之欲出，但問題是，警方無法證明約翰·博伊爾單獨（或是和雪莉·坎貝爾）在新房逗留足夠長的時間，來施行這個推斷中的埋屍行動（看房和施工隊在的時候不算）。如果不能證明這一點，就屬於相當理由（probable cause）不足，無法申請到對伊利市那棟新房的搜查令。
之後通話的時候，梅斯莫爾將這些情況如實告訴了科利爾。不久之後，約翰·博伊爾帶著科利爾去辦公室，在他下車加油、暫時離開的當口，科利爾開始翻找車裡的儲物箱，他發現了兩張拍立得照片，是新家壁爐的照片，科利爾藏起了照片，第二天去學校時，偷偷交給了大衛·梅斯莫爾。
隨著警方調查的逐步深入，約翰·博伊爾也越來越緊張，他開始覺察到，在自己身邊存在著一個“內鬼”。一天，科利爾放學後，發現父親異乎尋常地和藹，他笑著告訴科利爾，自己不久之後要去佛羅里達州，參加一個醫學會議：
“你何不同我一起去？我們父子倆一起愉快地度個小假，忘掉眼前的一切，你說怎麼樣？”
世紀審判
科利爾立刻知道大事不妙，父親往年去參加醫學會議，全部都在春季，況且從小到大，父子兩人從未單獨旅行過。
嚇壞了的科利爾立即給大衛·梅斯莫爾打電話：
“我再也不會從佛羅里達回來了，我會淹死在墨西哥灣裡！”
所幸這個“父子旅行”並沒有付諸實施，因為在此之前的某天凌晨，兩個陌生人闖進了科利爾的臥室，並告訴睡眼惺忪的小男孩，立刻收拾行李。原來是大衛·梅斯莫爾緊急聯絡了兒童保護服務機構，他們把科利爾和妹妹伊麗莎白，一併送進兒童收容中心保護起來。
大衛·梅斯莫爾也終於有機會和伊麗莎白談一談。之前科利爾曾經告訴梅斯莫爾，伊麗莎白雖然有自己的臥室，但這個三歲的小姑娘，經常會在夜裡跑到諾琳的臥室，爬進養母的被窩一起睡，1989年12月31日那天凌晨也不例外。
伊麗莎白告訴大衛·梅斯莫爾，她看見“爹地把媽咪放在地板上，把她（用床單）裹得像個雪人”，之後還用洋娃娃演示了一遍。
伊麗莎白目睹了發生的一切，而約翰·博伊爾，即使在一個3歲小姑娘的注目之下，依然未有一刻遲疑。
1990年1月25日，大衛·梅斯莫爾申請到了搜查令，他帶著手下進入了約翰·博伊爾位於伊利市的新家，拆掉了地下室裡那些置物架，掀開了新鋪的綠色地毯。警員們很快發現，地毯下面有一塊地面的水泥還沒有乾透，他們找來了鐵鍬，開始向下挖掘。
警員們一邊挖掘，一邊即時錄影，這段錄影後來成為此案最著名的呈堂證據之一。3個小時之後，一具嚴重腐爛的屍體呈現在警探們眼前，塑膠袋蒙著屍體的頭部，在頸部緊緊繫住。
（屍體的頭部蒙著塑膠袋）
約翰·博伊爾醫生當天在曼斯菲爾德被捕，逮捕他的警探說名醫一言不發、滿臉冷漠，法庭隨即凍結了他的絕大部分資產（為了兩個孩子考慮，不然名醫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一定會全部花掉）。
（約翰·博伊爾被捕）
科利爾很快得知了母親的死訊，大衛·梅斯莫爾去看他的時候，小男孩的第一句話就是：
“我媽媽死的時候平靜嗎？”
大衛·梅斯莫爾輕輕點了點頭，他沒忍心告訴小男孩真相。屍檢結果顯示，諾琳·博伊爾的頭部有兩處鈍器傷，科利爾聽見的那兩聲悶響，是諾琳受擊打時身體撞擊在牆上的聲音，但她的死因是窒息——也就是說，當約翰·博伊爾將妻子“像雪人一樣”用床單包裹起來、並用塑膠袋緊緊矇住頭部時，諾琳·博伊爾依然活著。
（諾琳·博伊爾的屍檢報告）
而這一點，身為醫生的約翰·博伊爾，不可能不知道。
1990年6月4日，對約翰·博伊爾的審判正式開始。這起案子堪稱俄亥俄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刑事審判，媒體對審判進行了全程電視直播，當地最大的報紙，甚至專門為案件創辦了臨時特刊。
約翰·博伊爾堅決否認自己謀殺了妻子，聲稱“我沒有謀殺諾琳，從來沒碰過她一根手指頭”，然而雖然約翰·博伊爾極力渲染自己和妻子關係融洽，但他甚至連兩人的結婚時間都記不清楚（他在法庭作證時，聲稱和妻子“結婚將近二十年”，實際上是22年）。
約翰·博伊爾的理論是：“一定是某個神秘人謀殺了她，然後闖入我的新家，移開地下室的置物架和地毯、用我的手提鑽挖了個洞，把諾琳的屍體放進去、用他自己新買的水泥封住了洞口，再把地毯和置物架復原……”
負責此案的檢察官詹姆斯·J·梅耶爾（James J. Mayer, Jr）日後回憶說：
“約翰·博伊爾是我見過的最厲害的撒謊專家，他說的謊話實在太多，說著說著估計他自己都信了。”
（法庭上的約翰·博伊爾）
約翰·博伊爾的情人雪莉·坎貝爾也被傳喚，雖然薄有罪名（比如冒充約翰·博伊爾的妻子在房契上簽名），但她沒有受到起訴。因為沒有證據表明雪莉·坎貝爾知道屍體的存在，她似乎深信約翰·博伊爾的說辭（諾琳離家出走了），正滿心歡喜地準備轉正，期盼著與名醫“丈夫”一道，在伊利市的新家開始“幸福生活”……
警方、檢察官和法官一致認為，雪莉·坎貝爾只是個道德水準不高、智商也不太高的戀愛腦。比如她聲稱自己懷孕6個月時，約翰·博伊爾才告訴她自己已婚，當檢察官問她，為什麼知道對方是已婚男，還要和他繼續來往時，雪莉·坎貝爾理直氣壯地回答：
“你不能因為男人說過一次謊，就不信任人家呀！”
（這句話後來被當地報紙選為年度“名言”之一）
檢察官詹姆斯·梅耶爾評價說：“約翰·博伊爾是個十足的控制狂，即便是打算和小三開始新生活，他也要把原配埋在腳底下才能安心。”
不過，雖然檢方有不少物證，但這些都屬於間接證據，他們仍然需要一個關鍵性的證人，大衛·梅斯莫爾前往兒童收容中心，誠懇地詢問科利爾，願不願意為檢方作證？
科利爾毫不猶豫地答應了。他日後回憶說，雖然作證的過程很可怕，既要直面他一直恐懼不已的父親，還要被迫接觸很多關於母親遇害的細節，但他從未有一刻後悔過：
“我想為我的母親伸張正義，在為她討回公道這件事上，我想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1990年夏天，12歲的科利爾走上了證人席，以超越年齡的冷靜、聰慧和勇氣，向陪審團講述了母親的孤獨和抑鬱、父親的暴虐，以及除夕夜的凌晨自己聽到的一切。
（出庭作證的科利爾）
曼斯菲爾德最大的報紙《曼斯菲爾德新聞雜誌》（Mansfield News Journal）的前主編湯姆·布倫南（Tom Brennan） 回憶說，人們關注這起案子，是因為約翰·博伊爾醫生的名聲，但審判結束後，所有人都喜歡上了這個名叫科利爾的小男孩。
1990年6月29日，約翰·博伊爾被判犯有惡意謀殺（aggravated murder）和虐待屍體罪。虐待屍體罪刑期為18 個月，惡意謀殺為無期徒刑，20年後可申請假釋，兩罪並罰並吊銷行醫執照。
宣判那天，雖然法官反覆強調要保持安靜，但法庭內外，依然爆發出雷鳴般的歡呼聲。
舊罪影長
然而審判結束後，科利爾失去了一切。
父母雙方的親戚都拋棄了他，父親的家人認為是他的證詞把約翰·博伊爾送進了監獄，將科利爾視作家族的“叛徒”：諾琳居住在馬里蘭州的姐姐和弟弟，所以也不想和他有任何關係，因為科利爾“看起來像他父親”。
當然，“看起來像他父親”只是表面上的說辭，科利爾日後才知道，在母親遇害前兩年，約翰·博伊爾曾猥褻過舅舅的幾個女兒。當時，馬里蘭州警方準備逮捕約翰·博伊爾，但科利爾的表妹們卻不敢作證，此事也不了了之，科利爾的舅舅竟然也沒將此事告訴姐姐諾琳。
科利爾和妹妹伊麗莎白被送到了寄養家庭（政府監護下的暫時住處），有一天，兄妹倆正一起玩耍的時候，有人帶走了伊麗莎白，她被某個家庭收養。她的養父母為她改名換姓，拒絕科利爾再和她聯絡。
時至今日，科利爾再也沒有見過這個自己曾經的小妹妹。
（科利爾和伊麗莎白）
唯一沒有拋棄科利爾的，是大衛·梅斯莫爾，他和妻子蘇珊都非常喜歡科利爾，希望能夠收養這個小男孩，並且向法院遞交了申請。然而令他們和科利爾都極度失望的是，法官駁回了申請，認為如果收養將構成“利益衝突”。
（按理說，此時審判已經結束，梅斯莫爾夫婦收養科利爾應該沒有問題。我猜想大概是因為約翰·博伊爾入獄後不斷地搞事情，要求重審/申訴判決無效，而科利爾如果被大衛·梅斯莫爾收養，那麼就會被辯方以大衛·梅斯莫爾對其“施加不當影響”為由，無法繼續作為檢方的關鍵證人在重審中作證，所以法官只能“未雨綢繆”地避免這種情況發生。）
（大衛·梅斯莫爾和妻子蘇珊/2017年）
時隔多年，白髮蒼蒼的大衛·梅斯莫爾依然覺得，無法收養科利爾，是他們人生中的一大憾事。
13歲那年，科利爾終於找到了收養家庭，收養他的是曼斯菲爾德鄰市安大略（Ontario）的一個三口之家，一家之主名叫喬治·齊格勒（George Zeigler），還有妻子蘇珊和9歲的兒子列維（Levi）。
雖然科利爾最初不喜歡這樣的安排，喬治·齊格勒回憶說，科利爾對自己說的第一句話就是：
“把我退回去吧！這樣我就能被送到大衛·梅斯莫爾那裡去了。”
不過最終，科利爾在這個新的家庭裡安定下來。齊格勒夫婦是千里挑一的養父母，他們給了科利爾一個安穩而充滿愛意的小家，還附帶了一個關係親密的大家庭，這些七大姑八大姨也個個熱情友好，科利爾說，“他們根本沒有把我當外人”。
（喬治、科利爾、蘇珊和列維）
齊格勒夫婦深知，雙方親人的拋棄，是科利爾的一大心結，所以收養科利爾之後，他們主動聯絡了科利爾的親戚。然而，科利爾父親家那邊依舊對他銜恨不理不睬，科利爾的姨媽和舅舅，雖然一開始看過外甥幾次，但很快就從他的生命裡消失了。
齊格勒夫婦坦言，收養科利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值青春期的少年，本來就“不好對付”，更何況這個少年，經歷過如此深重的創傷，需要帶他看心理醫生、一直關注他的精神狀況、開解他的心結。在決定收養科利爾之前，一家三口曾經開了一個會，討論了所有可能面臨的困難，但他們依舊沒有退縮：
“這個孩子已經失去了太多，我們不能讓他一無所有。”
收養科利爾時，齊格勒夫婦其實沒有什麼奢望，他們只想好好支援他到成年，之後即便是一別兩寬，他們也心甘情願。然而時至今日，科利爾每隔一段時間，仍然會回到俄亥俄州，回到齊格勒夫婦家中，喬治·齊格勒無比“嫌棄”地表示：
“結果呢？這麼多年過去了，他怎麼還是回來啊！”
（高中時的科利爾和養父母一家）
在齊格勒家安定下來後，科利爾給獄中的父親寫了一封信，他以遠超年齡的成熟、寬厚和理智告訴約翰·博伊爾，自己仍然愛他，並且原諒了他，希望他能夠承認罪行:
“我由衷地希望，你能夠正視自己所做的一切，並認識到它們是錯誤的。”
惱羞成怒的約翰·博伊爾回了信，信中對兒子極盡謾罵之能事：
“我不想對你那拙劣不堪的文法做進一步的評價，你這些惡毒的言辭，就好像是附近某個汙水池裡的產物……”
（約翰·博伊爾回信摘錄）
科利爾又寫了一封信，再次敦促父親認罪（當時約翰·博伊爾正在要求重審），約翰·博伊爾退回了信件，並在信封上寫了一個大大的“拒收”。
在此之後，約翰·博伊爾陸續給科利爾寫了500封信，這些信大部分是貶損或者謾罵，偶爾（當他對科利爾有所求的時候）則會甜言蜜語、親切感人。每當科利爾收到信的時候，他的養父母齊格勒夫婦都會陪他一起看，並用溫和但堅定的語氣告訴他：
“你知道這是什麼嗎？你父親說的這些話，這就是情感操控。”
約翰·博伊爾一直堅持自己的“清白”，他在獄中研究了屍檢報告，羅列出了若干與諾琳不符的地方（比如瞳孔顏色）。曼斯菲爾德警方的屍檢報告，也的確存在一些愆誤，一則是當時技術和小城法醫的水平有限，二則由於屍體被發現時，已經嚴重腐爛，所以很多細節很難辨別。
約翰·博伊爾抓住這個漏洞不放，宣稱警方在他伊利新居地下室裡發現屍體，並不是諾琳本人。
約翰·博伊爾的弟弟更是籌劃了一場“平反運動”，這位就職於美國海軍部門的精英人士，言之鑿鑿地聲稱，自己已故的嫂子是個國際器官販賣團伙頭目兼珠寶走私大盜，因為罪行暴露，所以自己假死以逍遙法外。他作證說，自己曾在1990年1月2日那天和諾琳透過話，還宣稱大衛·梅斯莫爾警探與諾琳有婚外情……
這番胡言亂語，當然沒有被法庭採信，但約翰·博伊爾繼續就此不斷申訴，叫囂著死者並非自己的妻子。終於在1995年，法庭下令挖掘出諾琳的屍體，並用最新的DNA技術核實身份，受害者是諾琳·博伊爾，毫無疑問。
（News Journal/1995-01-03）
另一邊的科利爾，順利度過了高中時代，他在養母的影響下，對音樂產生了興趣，1996年高中畢業後，他前往俄亥俄大學音樂學院學習。
謝麗·鮑登（報警諾琳失蹤的人）參加了科利爾的高中畢業典禮
成年之後，科利爾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科利爾·蘭德里”，不再使用父親的姓氏。大學後他前往洛杉磯，先是做了一段時間的平面模特，之後成了獨立攝影師，事業做得有聲有色。
（科利爾·蘭德里）
然而即使在加州海岸的陽光下，往昔的陰霾依舊難以消散。時至今日，科利爾依舊會在凌晨被噩夢驚醒，每到新年前後，噩夢也越加頻繁，他會夢見自己被困在白茫茫的雪地中央，接下來會在那裡發現母親的屍體。
每次進入親密關係，科利爾也會顧慮重重，“我是兇手的兒子，我總要捫心自問，我有沒有遺傳他的邪惡特質？我會不會對未來的妻子或者伴侶，也做出那樣的事情？”
雖然在理智上，科利爾相信自己絕不會如此，然而這樣的自我質疑，卻總會在最脆弱的當口，在心中揮之不去。
罪行會在法庭宣判之日塵埃落定，但舊罪的陰影卻永遠深重而綿長。
（科利爾和女友/兩人是同行）
科利爾依舊和父親保持著“某種程度的聯絡”，他現在明白，約翰·博伊爾是個自戀狂兼反社會人格，這樣的人是無法共情、無法和任何人產生情感連結的。
“我從前不理解，為什麼他這種人，還能成為一個好醫生？現在我知道，對他來說，所有的病人都不過是他塑造自身形象的工具，他對患者的細心體貼，不過是為了打造自己‘好醫生’的形象，內心深處，他真正享受的，是能夠將他置於股掌之間的權力感。”
但他仍然想要直面父親，想知道他究竟為什麼要殺死自己的母親。
2010年，為了申請假釋，約翰·博伊爾第一次改了口，承認自己對諾琳的死“有一定責任”，但假釋委員會否決了他的申請，他將於2025年獲得下一次假釋機會。
2017年，科利爾和著名導演芭芭拉·卡頗（Barbara Kopple）合作，拍攝了一部名為《對話殺母仇人》（A Murder in Mansfield）的紀錄片。
（《對話殺母仇人》）
約翰·博伊爾也同意參與（作為自己下次假釋的“加分項”），並面對鏡頭“深情”地回憶自己和亡妻諾琳的“愛情故事”。最終，這對父子終於面對面坐到了一起：
“我一直想問你，你為什麼要謀殺我的母親？”
科利爾終於問出了自己長久以來想問的問題。
這位前醫生堅稱一切只是“一個意外”：
“我推搡了她一下，結果她撞到了頭，我做了15-30分鐘的心肺復甦術，結果還是沒能救活你媽媽……”
（父子會面/《對話殺母仇人》）
科利爾極度失望和憤怒地離開了：
“簡直就是一派胡言！傻子都看得出來，這就是一起有預謀的謀殺！”
然而失望之後，科利爾感到的是一種解脫，因為當他終於直面父親的那個瞬間，科利爾意識到：自己和這個男人，已經截然不同。
就像他的心理醫生丹尼斯·馬裡基斯（Dennis Marikis）告訴他的那樣：
“你父親對你長期的、全方位的否定，造就瞭如今的你，你終於成了和他完全不同的人。”
這難道不是一件值得慶幸和驕傲的事情嗎？
（科利爾和心理醫生）
2021年，科利爾開辦了自己的播客，名字叫做《走出創傷》（https://www.collierlandry.com/podcast）。
科利爾不想逃避往昔的創痛，過去的悲劇塑造瞭如今的自己，他必須揹負所有這些東西，勇敢地走向未來。他要講述自己的故事，他要告訴那些和自己有著相似經歷的人，就算跌落過人生的谷底，依舊可以倖存下來，依舊能夠成為一個“正常人”。
“我想我母親，會為這樣的我感到驕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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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安非銳，編輯：w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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