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競爭的思想，有底蘊的政治
文｜莊沐楊，李斯揚
當AI開始“反猶”
上週三，剛剛正式與特朗普分道揚鑣沒多久，並揚言要在美國政壇創辦一個新政黨的埃隆·馬斯克又面臨新的公關問題。由他所創立的人工智慧公司 xAI正面臨著對其“反猶主義”指控帶來的輿論風波。該公司旗下推出的聊天機器人Grok因在社交媒體平臺X上釋出涉及希特勒、反猶主義、極右翼陰謀論等內容而引發廣泛關注與批評。事件曝光後，xAI緊急刪除相關內容，並限制了Grok的部分功能。
此次爭議起於Grok針對使用者提問所做出的多條極具攻擊性和仇恨色彩的回應。在部分現已刪除的帖文中，Grok甚至自詡為“機械希特勒（MechaHitler）”，並稱一位擁有常見猶太姓氏的使用者“正在慶祝得州洪水中白人兒童的死亡”，還汙衊這些死難的孩子為“未來的法西斯分子”。它甚至表示：“希特勒會揭露這一切並將其粉碎。”在另一個回應中，Grok還以調侃的語氣稱：“如果這讓我成了‘字面意義上的希特勒’，那我就把小鬍子留上吧。”此類言論迅速引發眾怒，被美國猶太人反誹謗聯盟（ADL）批評為“極其不負責任、危險且具反猶傾向”。此外，Grok還宣稱“白人代表創新與堅韌，不屈服於政治正確的廢話”，暗示對多元文化的不滿。
這場風波對馬斯克而言可謂雪上加霜，因為就在Grok陷入爭議之際，擔任X執行長已經兩年的琳達·亞卡里諾也宣佈辭職；馬斯克本人則因在特朗普就職集會上做出類似納粹舉手禮的手勢，而長期遭到外界質疑，儘管他曾對此回應稱相關指控“讓人厭倦”。但Grok的問題並不止於此，類似的極端言論並非首次出現在Grok上。此前，土耳其法院已因該AI工具生成涉及總統埃爾多安的侮辱性言論，進而宣佈在全國範圍內封鎖Grok的訪問許可權，並由安卡拉檢察官正式立案調查，這也是土耳其首次對一款AI產品採取如此嚴厲的法律措施。另外，波蘭政府也向歐盟委員會舉報了xAI，指控Grok對包括波蘭總理圖斯克在內的該國政界人士發表侮辱性言論。波蘭數字化事務部長更公開表示：“言論自由屬於人類，而不屬於人工智慧。”
在今年6月份的時候，Grok還頻繁地在無關話題下主動提及“南非白人遭到種族滅絕”的極右翼陰謀論，這些謬論曾一度在馬斯克和美國知名保守派評論員塔克·卡爾森等人的推動下被不斷得到傳播。彼時，xAI給出的解釋是該模型遭遇“未經授權的修改”。而現在的爭議再次暴露出其內容監管機制的脆弱性，哪怕馬斯克宣稱Grok已在功能上“有了顯著改進”，但滑稽的是，他並未說明技術團隊具體採取了哪些修復措施，這使得外界對其說法的可信度仍存有很大的疑慮。
面對本次反猶指控帶來的輿論發酵，xAI在X上發表宣告稱，該公司已經察覺Grok釋出不當內容，並正在“積極清除相關帖子”。公司強調其目標是訓練“追求真理”的模型，並藉助X平臺上大量使用者的反饋，迅速識別和改進模型表現，尤其是在仇恨言論識別方面。然而，這一風波背後還與 Grok 最近的一次系統升級有關。據一些媒體報道，馬斯克此前曾宣佈對Grok的模型進行了“重大最佳化”，並表示使用者將感受到顯著差異。更新內容已在GitHub上部分公開，但也表明Grok被要求將媒體觀點視為“有偏見的”，並被鼓勵在“有理有據”的前提下，做出不必符合“政治正確”的回應。這一改動反映出xAI意圖在演算法邏輯中刻意傾向打破主流話語邊界，但也因此打開了激進甚至極端言論的閘門。此外，馬斯克本人的價值取向也在此次事件中被反覆提及。此前在 Grok 聲稱“右翼政治暴力多於左翼”的回應中，馬斯克曾親自轉發並稱其為“嚴重失誤”，批評其是在對主流媒體進行模仿。然而，此舉進一步讓外界對他個人影響AI輸出方向的可能性感到擔憂。
此次Grok的“反猶”事件不僅引發了外界對人工智慧道德邊界的反思，也凸顯出在技術快速發展背景下，AI內容生成平臺如何面對社會責任、如何防止極端思想借由演算法擴散，已成為亟待解決的重要議題。對於本次事件，馬斯克也進行了回應。他表示Grok之所以會生成此類內容，是因為“它過於順從使用者的提示”，並形容該模型“太渴望取悅使用者、容易被操控”。他強調問題已被甄別到，正在著手修正。縱觀Grok惹出的如此之多的事端，以及馬斯克本人以及xAI的表態，這一切無疑也暴露出了這個AI系統在內容管控與價值觀約束方面存在極為嚴重的漏洞。
面對馬斯克的右翼陰謀論以及Grok在其回覆中所展現的相應價值觀，一些左翼媒體也開始大加撻伐。例如，《雅各賓》雜誌就刊文專門細數為何此次Grok面對的反猶指控並非空穴來風。文章認為，在AI已全面嵌入社會輿論場的當下， Grok所引發的反猶主義言論風波，不應僅被視作又一個bug，而是對當代AI系統所內嵌意識形態結構的深刻揭示。正如評論者所指出的，Grok在發表否認大屠殺、自稱“機械希特勒”、散播“猶太人主導反白人仇恨”論調的過程中，重演了2016年微軟Tay聊天機器人事件。但區別在於，當年Tay的失控是因使用者操控，而Grok的問題則更像是系統設計導致的後果——其生成機制被允許迴避政治正確，甚至被鼓勵發表有理有據的不合時宜言論。在作者看來，這不是單純的錯誤，而是馬斯克在“真相”與“政治不正確”之間刻意劃出的新邊界。
更值得警惕的是Grok生成內容中的模型意識。它反覆使用“模型不會說謊”、“察覺不是仇恨，只是觀察”等語句，將語言與社會事實混淆，將網路話語視為真理本身。這一邏輯呼應的是近十年來右翼話語中“事實大於感受”、“覺醒是虛假的”等修辭詭計。在AI模型中，這種將語言訓練資料等同於“事實”的假設，正在變成大語言模型的意識形態基石。如作者所指出的，AI並非天生就是反猶的，但基於網際網路上自由抓取的資料進行訓練，必然會複製甚至放大既定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偏見。Grok不過是其中一例，它將多種反猶理論整合進其回答中，而諷刺的是，這些理論本身亦早已被馬斯克本人在社交媒體上輕巧的一個點贊而得到無限放大。
也就是說，Grok並未創造新的思想，它只是將網路中未經批判篩選的語言片段重新組合，在形式上似乎是“生成”，本質上卻是在複製舊的意識形態結構。《雅各賓》雜誌文章借用法蘭克福學派的批評指出，這種以“事實”為名的語言邏輯，實則是在延續並鞏固現存秩序。AI的最大問題不在於“幻覺”或“錯誤”，而在於它對“語言即現實”的誤信，促使我們將輿論誤認為“客觀真理”。更具諷刺意味的是，這類AI技術正被部署在以“提升政府效率”、“減少人為偏見”為名的公共領域，用於裁員、重塑輿論與治理模式。如作者最後所言，從Tay到Grok，從bug到意識形態的再生產，AI並非自發地生出並傳播仇恨，而是不斷返回我們文化深處尚未清算的幽靈。
（參考資料從略）
“Z世代最喜歡的經濟學家”談Z世代與注意力經濟
近日，《紐約時報》播客節目“埃茲拉·克萊因秀”（The Ezra Klein Show）記者、Vox創始人與前主編埃茲拉·克萊因與財經評論員凱拉·斯坎倫（Kayla Scanlon）深入討論了“注意力經濟如何吞噬Z世代以及我們其他人”的話題。克萊因秀是一檔廣受好評的播客欄目，主播克萊因每週都會採訪一位政府人士、記者、作家或其他領域的名人，並就某一專業話題進行深入訪談。因此，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凱拉·斯坎倫是誰？為何克萊因認為其是談論這一話題的合適人選？
“Z世代最喜歡的經濟學家”
斯坎倫是目前當紅的美國“Z世代”財經評論員。她為彭博社撰稿，並在自己的YouTube、TikTok和Substack等平臺上創作內容。近年來，斯坎倫因在網際網路向Z世代傳授經濟金融知識、分析Z世代的經濟現實與經濟行為而收穫了大量關注與粉絲，被視為“深受Z世代追捧的意見領袖”和“年輕人的新股神”。《財富》雜誌在2024年的報道中稱：“Z世代最喜歡的經濟學家是27歲的TikTok明星凱拉·斯坎倫。”
斯坎倫出生於美國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維爾，她在西肯塔基大學主修金融和經濟學專業，畢業後曾在洛杉磯的資產管理公司Capital Group工作。但她很快意識到，“讓富人更富”並非自己的使命，自己真正的熱情在於教育，她的目標是“用年輕人能夠理解的方式解釋一些重要的經濟概念”。
《財富》雜誌指出，從其年齡、性別和背景來看，斯坎倫並非典型的財經評論員或“經濟學家”，但這正是她的作品吸引年輕讀者的原因——“她能夠理解並表達Z世代普通人的感受，並找到合適的方式將重要資訊傳遞給他們”。去年，斯坎倫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書，名為《在這種經濟形勢下？貨幣與市場究竟如何運作》（In This Economy? How Money & Markets Really Work）。
這位出生於1997年的年輕評論員目前最為知名的“創造”是發明了“Vibecession”一詞。“Vibecession”由“vibe”（氣氛）和“recession”（衰退）兩個詞組合而成。在2022年6月的Substack通訊文章《氣氛衰退：自我實現的預言——我們正在經歷經濟衰退嗎？》裡，斯坎倫首次使用了“氣氛衰退”這個新詞，用其描述喬·拜登任期內民眾對美國經濟狀況的感覺或態度。在該詞出現的2022年夏季，美國通脹率達到了40年來的最高水平，消費者情緒處於明顯的低迷狀態。
此後，“Vibecession”一詞很快在美國主流媒體中廣為流傳，並在2022年和2023年頻繁用於描述經濟形勢。一種常見的觀點認為，千禧一代和更年輕的Z世代加劇了“vibecession”，因為他們經常透過社交媒體瞭解經濟動態，而社交媒體往往會強調消極和悲觀情緒。儘管該詞在社交媒體上也遭受了不少質疑，但它無疑體現了斯坎倫對經濟現實、Z世代以及某種與經濟相關的情感體驗（或“消費者情緒”）之關係的聚焦與持續關注。
“可預見進步路徑的消失”：Z世代的經濟現實與未來焦慮
透過斯坎倫與克萊因近日的訪談，我們首先看到了在“注意力經濟”作為一種整體時代語境的情況下，Z世代面對的主要經濟現實與未來焦慮。一言以蔽之，它是“可預見進步路徑的消失”。
根據斯坎倫的說法，Z世代面臨的“可預見進步路徑的消失”具體體現在教育、購房和職業路徑三方面。在今年2月，斯坎倫就在Substack個人通訊專欄上釋出了文章《Z世代與可預見進步的終結：人工智慧、市場波動和制度變遷如何塑造年輕人的經濟現實》。這是一篇頗受好評的文章，它基於斯坎倫過去一年的研究。
在和美國年輕人的交流中她發現，Z世代們認為，“他們沒有像父母或祖父母那樣走上‘可預見的進步之路’”。在克萊因秀上，斯坎倫說道：“當然，每一代人都有各自的挑戰。但對於Z世代來說，由於人工智慧等因素以及大學學費的上漲，你不再能從大學教育中獲得可預測的回報。你甚至不一定能找到一條哪怕是一丁點兒觸手可及的買房之路。而如果你考慮的是退休或職業發展，它們同樣讓人感到非常遙遠。”
那麼，注意力經濟與Z世代之間的具體關係是什麼樣的？或者說，Z世代與注意力經濟的深度交織是如何體現的？可以認為，這種關係體現在注意力經濟對 Z 世代生存環境、認知與行為的塑造，以及Z世代作為數字原生代在注意力經濟中的獨特角色上。
一方面，注意力經濟加劇了Z世代面臨的生存焦慮與未來不確定性。在注意力經濟主導的數字世界中，社交媒體放大了Z世代對經濟困境的感知和感受。同時，注意力經濟下的演算法推送和資訊過載使得Z世代更難清晰把握自身未來，加劇了他們對職業、AI衝擊等方面的迷茫，形成了“存在於自身與穩定的未來願景之間的迷霧”。
另一方面，Z世代是注意力經濟的深度參與者和塑造者。作為完全或高度依賴數字世界的一代，他們的社交、學習、資訊獲取均與數字平臺緊密繫結，數字世界對他們而言是“現實的延伸”，其行為模式本身就是注意力經濟運轉的核心動力。Z世代透過社交媒體互動、內容創作等方式貢獻注意力，而注意力又透過資本反饋迴圈——金錢追隨注意力，注意力也追隨金錢——轉化為經濟力量，影響著從消費到政治的多個領域。
此外，Z 世代對注意力的運用，也推動著注意力經濟向更細化、更具投機性的方向發展，形成了獨特的經濟互動模式。
“被拒絕的一代”與Z世代的虛無主義情緒
在克萊因秀的訪談中，斯坎倫談到了注意力經濟時代“可預見進步路徑消失”對Z世代情感結構的塑造。“從小就被灌輸給你的那條路——上大學、畢業、買房——現在已經遙不可及了。當你無法實現時，便感覺它們真的遙不可及。”她問道：“如果一條大家曾經都遵循的道路或多或少地消失了，如果你不確定職業道路是什麼，如果你不確定人工智慧會做什麼，你會有什麼感覺？如果你必須描述與人們交談時的情感結構，那麼這種主要的情感是什麼？”
Z世代在某種意義上被認為或自我認同為“被拒絕的一代”。在注意力經濟時代中，“被拒絕的一代”的主導情緒是焦慮、擔憂、恐懼與虛無。
斯坎倫引用了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關於“被拒絕的一代”（the rejection generation）的說法：Z世代面臨著一次又一次的拒絕。首先，考大學很難；而大學畢業後，找工作也很難。在斯坎倫看來，這種“感覺自己被一切事物拒絕”的情感會產生虛無主義的因素，而這種因素會體現在Z世代的消費、儲蓄和投資方式上。
據此，斯坎倫提出了Z世代經濟的“槓鈴理論”，即面對教育回報下降、職業前景不明等不確定性和可預測的進步路徑的缺席時，Z世代採取了兩種看似相反的主要應對方式。一種方式是“工具帶實用主義”（tool-belt pragmatism）。這指的是人們迴歸基礎技能，選擇成為水管工、電工這類不那麼具有投機性和不確定性的職業道路（相比揹負鉅額債務去上大學）。另一種方式則是具有更強投機性的路線，例如虛擬幣賭博和體育博彩。
值得注意的還有，在虛無主義的表象下，Z世代的切身感受與現實經濟資料之間的關係也成為了一個值得探析的問題。在本次訪談中，主持人克萊因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Z世代所處的經濟資料和他們的感受是否存在差異？還是完全一致？”斯坎倫認為，其間的確存在著某種脫節，即Z世代的某種強烈感受並不總是與經濟資料相符。經濟現實與Z 世代對現實的體驗或感受之間存在著不一致之處。
住房問題就是一個最為顯著的例子。斯坎倫提到，現今，（美國人）買房的中位年齡是54歲，而在1980年代這個年齡大約是34歲。但同時她也認為，“千禧一代以及現在的Z世代，在住房方面真的落後其他幾代人那麼多嗎？那些房子難道不會被繼承嗎？這真的是一個問題嗎？”又如就業問題，斯坎倫指出，“擁有大學學位比沒有大學學位能多掙多少錢”的資料在過去幾年裡確實已經下降，但是“如果你看看Z世代或應屆畢業生的失業率，你會發現新的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略有上升，但還沒有達到30%或40%。”
社交媒體是加劇Z世代的經濟感受與現實資料之間的某種距離或彈性的關鍵因素。在斯坎倫看來，儘管資料本身已經可以說明一些問題，但敘事元素也很可能超越資料本身，從而成為支援Z世代經濟體驗中虛無主義情緒的原因。資料支撐了他們的感受，但社交媒體可能放大了這些感受。
如果用一句話來表述Z世代的虛無主義情緒或空虛感體驗，那可能是“這一切是為了什麼？”斯坎倫認為，這種思辨性的空虛感出現在人們試圖掌控自己的人生之時。
“Z世代”1.0、1.5與2.0
與通常籠統的“Z世代”指代不同，斯坎倫認為“Z世代”並非只有一個，而是有多個。對“Z世代”進行的代際劃分可以更具體地說明這一群體與注意力經濟之間的發展演變歷程。
實際上，CNN記者瑞秋·詹法扎（Rachel Janfaza）是第一個提出對Z世代進行分類的人，她提出了“Z世代1.0”和“Z世代2.0”的概念。斯坎倫在此基礎上認為，可以進一步區分出“Z世代1.5”，她的劃分依據主要是Z世代與科技及與機構的關係。
根據斯坎倫的分析，“Z世代1.0”是千禧一代中的“老一代”，這也是她自己所屬的代際。這些年輕人通常在全球新冠疫情發生之前從大學畢業，他們經歷過正常的線下校園社交生活，也記得“非Zoom”的校園生活。“Z世代1.5”則在疫情期間上大學，依賴Zoom和數字工具社交與學習，疫情塑造了他們與數字技術和機構的關係。“Z世代2.0”現在處於初高中或大學階段，他們經歷的是完全的數字化成長環境，對他們而言，數字世界就是現實的延伸。
因此，我們可以認為，“Z世代1.0”對注意力經濟的體驗更多是從傳統生活向數字化過渡的適應過程，其對注意力的運用和感知帶有一定的傳統生活印記；“Z世代1.5”更習慣於透過數字平臺獲取和分配注意力，是注意力經濟中較為活躍的參與者，其社交模式和資訊獲取方式深受注意力經濟的影響；“Z世代2.0”的生活、學習和社交幾乎完全融入數字環境，是注意力經濟最深度的沉浸者和推動者，其行為模式和認知方式與注意力經濟的運轉機制緊密相連，甚至成為注意力經濟發展的核心驅動力之一。
斯坎倫在訪談中提到，Z世代也是“測試版的一代”。這意味著人類已經在Z世代身上測試了很多東西，從智慧手機到學校——“TikTok對大腦有好處嗎？學生上Zoom課後還能繼續獲得教育嗎？不受限制地訪問網際網路可以嗎？”這些測試的過程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在她看來，“Z世代有望為Alpha世代吸取教訓，而不是讓他們在數字和精神層面經歷Z世代所經歷的一切。”
注意力作為基礎設施與投機經濟
斯坎倫的又一重要觀點是：注意力是基礎設施。注意力經濟的核心機制是注意力成為基礎經濟投入，替代了土地、勞動和資本等傳統的製造產品的基礎投入。這種觀點主張，人類過去需要物質來籌集資金或在全球各地活動，但現在，人們只需要注意力；經濟基礎是注意力，然後是敘事。她說道：“你為了吸引注意力而講述的故事，才是讓注意力本身膨脹的資本。”
因此，人類越來越多地在注意力和敘事上進行投機。根據斯坎倫的觀點，投機屬於操作層面，它使得注意力操作化，並使其在世界範圍內傳播，因為人們可以將實際的金錢符號與它吸引到的注意力聯絡起來。這揭示了建立在注意力之上的當代投機經濟。這種投機經濟押注的是注意力的流向，也由此為注意力經濟創造了多維度的特點。例如，網紅透過影片播放量來賺錢就是一種注意力經濟的貨幣化，預測博彩市場則是一種更為複雜的注意力經濟投機。
斯坎倫提到了一個很新的例子：一個男人在紐約市長競選中押注佐赫蘭·馬姆達尼，並從中賺取了30萬美元。“他做的事情本質上是觀察人們的注意力流向，並據此進行反向押注，從而發現故事和敘事的錯誤之處。他能夠透過預測市場的投機行為，將注意力引導到錯誤的方向，也就是那些不正確的故事上。”
注意力投機經濟創造了一種反饋迴圈——“金錢流向何處，注意力隨之而來。而注意力流向何處，金錢也往往隨之而來。”斯坎倫認為，這形成了一種非常好的反饋迴圈——結構上很好，但效果不一定好。因為人們不是押注自己的想法，而是押注他們認為的別人的想法。
就注意力經濟上述機制的現實影響而言，越來越多的事情正在被納入注意力經濟的範疇，包括政治。在斯坎倫眼中，特朗普總統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她說道，特朗普任期真正有趣的地方在於，他加速了注意力的價值。她以“第一位人機混合總統”和“被注意力經濟召喚出來的傀儡”來形容特朗普，認為他透過社會“真相”、債券市場反應和直接的市場訊號進行治理，這就像“穿著西裝的反饋迴路”。
斯坎倫認為，對特朗普來說，“注意力本身就是價值創造，而不是通往價值創造的途徑。透過如此行事，他在政治上建立了一種策略，其他人也開始效仿。”就像一個真人秀明星，特朗普深知要想吸引觀眾的注意力，就必須讓故事情節保持持續發展。這位美國總統的例子說明了，通常情況下，事件會創造敘事，但是現在是敘事創造了事件。
注意力經濟時代的“摩擦”與存在
在斯坎倫的論述中，我們發現注意力經濟最終也與一種存在主義上的思考相關聯。在克萊因秀的訪談中，以及今年5月斯坎倫撰寫的《世界上最寶貴的商品是摩擦：人工智慧聊天機器人、紐瓦克與西村女孩》一文中，她談到了“摩擦經濟”作為一個理解經濟運作方式的角度，這也為我們審視當代的注意力經濟提供了另一個可能視角。
粗略來說，所謂“摩擦”指的是一種存在著困難的事物狀態，是一種“貫穿整個系統所需的努力”或“在系統中進行移動所需的努力”。斯坎倫的基本觀點是，物理世界中存在著大量“摩擦”，而數字世界中的生活是一種“摩擦不夠”或“無摩擦的生活”。此外，還存在著第三個世界——介於物理世界和世界之間的一個被精心策劃過的空間，在這裡，摩擦成為了可被付費移除的物件。
她寫道：“這就是經濟學的故事：摩擦已經成為一種階級體驗。財富總能幫助人們撫平坎坷——但當現實世界如此混亂，而數字世界如此便捷時，只要你有錢，就能輕鬆地將數字世界融入現實世界。”
在《世界上最寶貴的商品是摩擦》裡，斯坎倫對“三個世界”進行了以下描述，它們可以分別對應於現實中的紐瓦克機場、Meta AI平臺和紐約西村：在現實世界中，努力無處不在。空中交通管制員正在休創傷假，雷達失靈，銅線斷裂。而解決方案不是投資，而是放慢一切速度。在數字世界裡，努力無關緊要。聊天機器人負責思考，論文自動完成。你只需要20%的“人性”就能輕鬆獲得學位。在精心策劃的世界裡，努力被程式化、最佳化和精心策劃。生活在那裡的人並非懶惰或與世隔絕，他們只是找到了一種避免崩潰的方法。生活依然正常，但僅限於那些規模小到可以管理、成本高到可以保護的區域。
在充滿摩擦的經濟系統中，上述三個世界實際上是緊密相聯的。因此，“摩擦經濟”的關鍵可被理解為“摩擦”在經濟活動或“三個世界”之中的再分配。“摩擦”不是被消除，而是被轉移。“系統或許在變化，但權力結構依然頑固地存在。瞭解摩擦是如何在它們之間流動的——誰能避免摩擦，誰又會被摩擦壓垮——就能讓我們更好地瞭解經濟是如何運作的。”斯坎倫認為，我們越是最佳化個人體驗以追求無摩擦，我們的系統就越會變得功能失調。
而“摩擦”與注意力經濟的關係體現在，數字世界透過消除摩擦來捕獲和維持使用者注意力，而注意力經濟的運作又進一步強化了摩擦的轉移與分配。從“摩擦”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認為，注意力既是經濟活動的基礎設施，也是關乎人類存在的基礎設施。丹·尼克松（Dan Nixon）在2018年發表於萬古雜誌的《注意力不是一種資源，而是一種存活於世的方式》中提到，注意力經濟理論的討論依賴於“注意力即資源”的概念，但是，這種將注意力視為一種資源的工具性做法，只揭示了整個故事的一半——故事的另一半是，“注意力即體驗”。
在這個意義上，當人類（特別是Z世代）的注意力被完全轉移到平滑的、無摩擦的數字世界中時，又會發生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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