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國科學報》
記者 孫滔 徐可瑩
/（從左至右）郭兆凡、藍方和葉明欣/
2015年4月底，一場名為“LIFE教育創新首屆峰會”的活動在北京舉辦。在13個專場活動中，郭兆凡最關注的是“教育如何培養思辨能力”。
這時的郭兆凡是這個峰會的負責人。她發現，思辨教育主題在國內還是太冷門。雖然有個別教師在課堂上做了一些嘗試，但沒有系統的教學體系。
辦完這個峰會，郭兆凡有了新的想法，與其看他人做思辨性教育嘗試，不如親自下場。她把目光鎖定在了批判性思維，準備去國外學習這套課程。
在遙遠的法國，巴黎政治大學研究生藍方也站在了十字路口。她打算創業，正在調研階段。她要在2015年下半年去菲律賓考察公共議題的教育，看看當地在引進美國相關教材體系後，是否培養了青少年的理性思考能力。
與此同時，一直從事勞動者法律援助的葉明欣正面臨事業的低迷期，加上兒子的出生，她對自己本來的人生規劃有了動搖，想要轉換方向了。
她們不會想到，一年之後，三個人將肩並肩開創一項理想主義含量極高的事業。
冥冥之中，郭兆凡當年的高考作文似乎預示了她的人生之路。她是2002年參加高考的，那年的作文話題是“心靈的選擇”。受作家三毛的影響，18歲的郭兆凡寫了一篇小說。
在這篇小說中，主人公“我”是一位男性，有著令人羨慕的工作和家庭，但“我”在40歲生日的時候作出了一個重要決定：辭去工作，攜同妻子去非洲支教，一呆就是兩年。其間兩人不幸得了當地的傳染病。歷經坎坷，最終“我”想明白了這裡的生活並非所求。雖不完全情願，還是帶著複雜的心情離開了非洲，去尋找未知的、更清晰的目標。
郭兆凡的這篇小說得到了59分，只扣了一分。當年她從西安考入了清華大學經管學院。
一幅順風順水的人生畫卷貌似已經在郭兆凡面前徐徐展開，不過她在26歲的時候就面臨了小說主人公40歲時的選擇題。
26歲的郭兆凡已經是高盛集團的一員，待遇優渥。那時她辦了一張五星級酒店的健身卡，某一天她在健身房看到電視上正在播放一位BBC女記者在孟加拉貧民窟的採訪，郭兆凡忽然淚流滿面，“我覺得那樣的生活才是自己的理想”。
她有了離開高盛的心思。這時候，一位從投行轉身公益的朋友陪郭兆凡去華山玩，在著名險道“鷂子翻身”之處，朋友告訴她，在成都有個公益組織的職業機會。
郭兆凡有著足夠的行動力，當她決定做一件事的時候，是堅決的。領導勸說她，並讓她考慮賺錢更多的前臺業務，“等你到了40歲，財務自由了，再去轉行就會有更多的資源”。然而郭兆凡的想法是，“如果我現在不作這個決定，20年後一定會有遺憾。我是不會給自己留遺憾的”。
她去了四川，做了一年地震重建有關的非政府組織工作。不過她很快發現，作為公益機構，很容易從自身的角度去希望受助者變成什麼樣，而對於受助者的訴求卻考慮得不夠。她在2012年轉身離開，去英國倫敦政治學院讀了人類學和社會發展的研究生，關注的是政府組織、商業組織和非政府組織的關係，以及文化的多樣性。
2013年回國後，她加入了民間機構21世紀教育研究院，成為LIFE教育創新首屆峰會負責人。事實上，她投身教育不是一時的衝動，而是早有鋪墊。
在高盛工作期間，她就利用年假多次去陝西和重慶的農村支教，幫當地學校建設了小型圖書室，組織孩子們進行辯論和演講，還引導高年級學生用英文去編寫劇本、設計道具，然後自己去表演。
那時候，她發現了自己對教育與生俱來的熱愛，甚至還去新東方做了大半年的兼職，接觸了不少名師的教育理念。
她用了一年半時間來做LIFE教育創新首屆峰會，幾乎把國內當時的教育創新先行者接觸了個遍，這才認識了思辨教育。然後就決定自己來做這件事了。
多年以後，當郭兆凡去清華經管學院作分享的時候，有學生問她頻繁換工作是不是太任性了。她的回答是，很多人轉行其實是一種逃避，因為並不知道要去哪裡，而自己每一步都是基於對內心更進一步的瞭解，一步步走向更想要的方向。
說幹就幹。當年6月底她就離開了21世紀教育研究院，並於7月份去美國參加了批判性思維國際大會，那是業界最權威的會議。郭兆凡發現，很多與會的中小學老師認同的是，要培養21世紀人才，最核心的是四C教育，其中第一個C就是批判性思維（Critical Thinking），其他三個C是Creativity（創造力）、Collaboration（合作）和Communication（溝通）。
去美國之前，郭兆凡還先後去了港臺地區考察相關教學或教育創新專案。她蒐羅了近百本相關圖書、教材並開始攻讀。從美國回來後，她到處找人聊相關話題。這時候，有個朋友向她推薦了藍方。
2015年年底，藍方剛從菲律賓回來。兩人約了見面，沒想到，她們住在同一條街上，只有一站公交的距離。
/郭兆凡在柬埔寨。/
如果說郭兆凡的人生是私人敘事，一直處於自我的探索中，出生於汶川映秀鎮的藍方則是一個公共敘事者。她的人生選擇是隨著公共知識分子的主流關注而開展的。
最早啟蒙藍方關注公共議題的，是她在都江堰的初中語文老師。老師要求學生每天觀看央視《焦點訪談》，然後針對當天的節目寫自己的感想。這讓初中時期的藍方產生了強烈的做記者的願望。
在填寫高考志願前，她去新華書店翻了當時的新聞學教材，發現大都是過時的宣教。想到4年裡要學這樣的教材，她有些難以接受，於是打算改讀法律專業， “懂法律的記者會是很酷的”。
2005年，藍方如願考入了中國政法大學。大三的時候，當其他同學都在找律所實習機會時，藍方把所有的簡歷都投向了新聞媒體。
至今藍方都對《財經》雜誌錄用她的場景津津樂道，那也是她拿到的第一個offer。那是2008年汶川地震發生不久，當時的副主編張進只問了她一個問題，“你是映秀人嗎？”映秀正是汶川地震的震中。
從《財經》雜誌到財新傳媒，藍方的記者生涯一直持續到了2014年。
在《財經》和財新，藍方一方面和政策制定者、專家學者打交道，同時也接觸大量民眾。藍方說：“這幾年的記者生涯對我整個人生觀、價值觀的構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她逐漸認識到，沒有理性的具體的人，就沒有辦法去構建一個更加理性、多元和良善的社會。這些認識對於以後她從事批判性思維教育都是深深的鋪墊。
在藍方的個人規劃中，她一直有著出國看世界的想法。正好2014年有個法國政府獎學金的留學機會，她想借機去探究國外是如何提升公共參與和公共討論的質量的。
啟發她思考更多的源於她在菲律賓的見聞。藍方發現，雖然菲律賓引進了美國促進公共參與的相關教材，但並未發展出有效的教育體系。學生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了修飾PPT和讓演講更加抑揚頓挫中，而對於所關注議題的分析和提出的解決方案都比較膚淺。
2015年前後，藍方周圍的不少人在嘗試創業。財新傳媒的張進發起成立關注心理健康的“渡過”平臺，前同事歐陽豔琴也創辦了面向打工子弟的“實務學堂”。這些都讓藍方的創業之心更加堅定。
從菲律賓回來後，她就跟周圍的朋友說想要創業，想要做一個教育機構。這時候有朋友推薦了郭兆凡。
乘公交車不到5分鐘，藍方就到了郭兆凡的家門口。郭兆凡告訴她，批判性思維是一個特別好的工具，比較中立，不容易引起爭議，且適用面比較廣，尤其是它的核心是培養一個理性的人。
兩人一拍即合。這時藍方想起，法律援助從業者葉明欣在多年前曾告訴自己，要是創業的話一定要拉上她。
/藍方在法國。/
藍方和葉明欣是工作中認識的。那時候藍方做過不少與職業病有關的報道，而葉明欣恰好是勞動者法律援助從業者，她們是天然的同盟。一聊還發現，藍方的先生和葉明欣出自北大同一師門。
在來自福建的葉明欣看來，她自己就是典型的小鎮做題家。不過她不覺得那是一個貶義詞，只是當時可以做的最好的選擇罷了。之所以高考成績優秀，她覺得有運氣成分在，也因為母親對她的學習比較看重，抓得緊了一點。
一個小鎮做題家為什麼會去選法律專業呢？按照母親的願望，她應該報考郵政有關的專業，那樣的工作更穩定。外表秀氣的葉明欣雖然對學習表現得很順從，但是內心其實有自己的主張。
葉明欣說，自己的祖輩曾經受到過不公對待，這導致父母沒有得到好的教育，因此保障每個人最基本的權利就成了她最關心的主題。這正是她選擇法律專業的原動力。
學習法律帶給葉明欣的正是邏輯的思辨。她發現，許多西方人在進行辯論的時候並不會像我們認為的那樣是互相冒犯，那其實是他們的一種生活方式。
拿到哥倫比亞大學法學碩士學位後，葉明欣回國加入了一家法律援助民間機構，從事遭受工傷或職業病勞動者的法律援助工作。她與同事共同完成併發布了國內第一部《職業病調研報告》。該報告得到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多位委員的認可，成為《職業病防治法》修訂的參考。
為什麼沒有去做更賺錢的工作？她的很多同學或去了大公司做訴訟，或幫助大公司上市——這些都是名利雙收的，但葉明欣覺得，“同學們都很優秀，只是我個人在這類工作中沒有找到成就感，還有很多別的想做的事情”。
2010年回國在法律援助民間機構工作的時候，葉明欣的工資不過五六千元。之所以能堅持，葉明欣給了自己一個宏大的理由：以終為始。
她說，從人類、地球、宇宙的視野來看，一個人的生命短暫又脆弱，有幸在這個世界上走一遭，就要做一點想做的事情，留下一點痕跡。她不願意跟周圍人一直“卷”工作、“卷”收入，直到終老。
不過她的人生軌跡並非完全按照自己的意願而執行。隨著原本的事業進入低迷期，加上兒子的出生，葉明欣有了脫離原來規劃的想法。
2016年的春天，葉明欣接到了藍方從巴黎打來的電話，當她獲悉藍方要做批判性思維教育的創業，沒有一點猶豫就應下了。
然後就是葉明欣和郭兆凡相約見面。巧合的事情發生了，兩人攜帶了同一本名為《孩子：挑戰》的育兒書赴約。
/葉明欣在給孩子們上批判性思維課程。/
2016年夏天，藍方從法國歸來，三個理想主義者終於聚在一起。郭兆凡偏向個人敘事，更接地氣一些；藍方和葉明欣更偏向公共敘事，她們有著很相似的價值觀和信念。
她們一開始就想好了，要做自負盈虧的機構，而不是靠捐贈生存的公益機構。因為公益機構的一個挑戰是，資助的人跟接受服務的人不是同一個人，那麼到底是為誰服務就很容易發生扭曲。而商業機構的核心是產品。如果產品能站得住腳，能夠被市場認可，更可能持續發展。
彼時正是知識付費興起之際，三人恰好趕上了這波潮流。當年7月15日，“C計劃”正式上線，這個“C”正是Critical Thinking。
起步之初，“C計劃”以線上課程為主，輔以一些線下活動。例如她們發起了一個叫做“C講壇“的系列活動，邀請活躍在公共領域的朋友們分享自己的人生經歷和自己所從事的事業，從性別、工傷援助、人道主義難民教育到抑鬱症救助，涵蓋多個議題。
2016年到2019年是“C計劃”發展的第一個階段，也是一個探索的階段。最初目標使用者主要是成人，只是她們的想法還沒有完全清晰，使用者是誰、使用者畫像是怎樣的，都不甚瞭然。
不過她們有足夠的傳播技巧。藍方說：“當時我寫了一篇文章，媒體圈傳得很廣，很多人看到了就跑來報名，第一期課、第二期課都是烏泱烏泱的，很快就報滿了，事情就這麼做起來了。”
最初的課程都是關於方法論的。她們後來才察覺，這些課程有些不接地氣。
到了2017年，隨著知識付費潮落以及大一些平臺的崛起，像她們這樣小平臺的課程不再好賣了。回憶這段經歷的時候，藍方還會不自禁顯露出失落，“感覺都快要辦不下去了，大不了我回去再做記者”。
她們還是堅持了下來。接下來她們還嘗試在果殼的“在行”開發了一個21天的實用邏輯課程，也帶來了一些現金流。到2018年，她們還做了一些面向教師和職場人士的培訓專案。
在做教師培訓的專案時，很多校長、老師不斷建議她們開發直接面向孩子的課程。相較於改變成年人的思維方式，批判性思維能力的培養更應該“從娃娃抓起”。同時考慮到知識付費市場的變化，在2019年，“C計劃”做了一次重要的戰略調整，將核心產品調整成面向兒童的思辨教育課程。
她們決定把力氣放到“大閱讀”上。她們希望基於經典文字所創設的場景，和孩子們討論一系列人與自我、人與他人、人與社會的重大問題，並在思考討論這些問題的過程中不斷學習、訓練批判性思維的方法。
藍方對閱讀更有發言權，她太知道閱讀對一個人的重要性了。她出生在映秀鎮的一個國企家庭，父親是上世紀80年代典型的文藝青年，“選書的品味非常好”，這讓藍方自小就擁有了開闊的視野。她意識到這個世界上有那麼多重要的事，有那麼多不同的人在過不一樣的生活。這也讓她在很小的時候就思考要過一種什麼樣的人生，以及人生的意義是什麼。
郭兆凡則是另一種體驗。她的父親也熱愛讀書，但他推薦的書和購買的書都不適合兒童，這讓她特別在意“C計劃”的圖書清單選擇。
她們會把《夏洛的網》放在四年級書單裡，而很多友商在一二年級就會推薦這本書。郭兆凡說，一年級孩子應該以讀繪本為主，抽象的文字資訊需要在頭腦中被轉化成故事的畫面，這對於很多低齡孩子還是有難度的。
葉明欣和藍方會把控每一個課程的細節，她們會從中挖掘很多東西。例如，在《夏洛的網》這本書中，她們會讓孩子們去思考：如果你是蜘蛛夏洛，會不會選擇犧牲自己的壽命去拯救好友威爾伯？生活中真的有這樣的利他者嗎？是什麼影響了一個人的價值選擇？孩子們也會透過這本書瞭解刻板成見是如何形成並影響我們的生活。
她們要做反“內卷”的事情。在她們看來，“內卷”是一種過度競爭和學業過剩，那些把所有時間精力都投入到應試學習的孩子，大機率很難擁有真摯的情感、真誠的興趣和真切的思考，最終“卷”出來的很可能是一個個意義缺失的空心人。
/三人拿到了營業執照。/
“C計劃”是一個輕資產運作的企業。三個人將其定位為社會性創業，也就是社會責任成分更多、商業成分更少的創業。
郭兆凡被推為CEO。這不僅是因為她有過商業公司的工作經歷，也是因為她更接地氣。藍方則是經常站在臺前的人。她更有表達力，常常去公眾場所演講介紹“C計劃”的具體內容。葉明欣負責把控教學的質量。
課程研發和教學主要由藍方和葉明欣負責。藍方負責高年級課程，葉明欣負責低年級課程，郭兆凡也深度參與到每個環節中。尤其是葉明欣，她有一種倔勁，能夠不厭其煩去修改任課教師的PPT。
她們這些年也發生了很多變化。
自從創業“C計劃”以來，郭兆凡不像以前那麼強勢，而是變得更加平和。她對這個世界的複雜性有了更深的理解，也更多元和更包容。
她想，如果自己的孩子考不上名校，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孩子能有特別強的好奇心、主動性和思考能力就很好。
她仍然有足夠堅決的執行力。為了遠離霧霾，她在2017年就南下去了深圳，後來又選擇和家人旅居國外。
隨著郭兆凡離開，藍方南下深圳，深圳辦公室已經成為公司大本營。如今三人的格局變成了郭兆凡在國外，藍方在深圳，葉明欣留守北京。還好，“C計劃”的業務一直以線上為主。她們的教師員工大都分散在各地，有一些甚至是數字遊民，居無定所。這並未對她們的業務產生大的影響。
藍方南下也有自己的考量。她的兩個孩子在北京屢屢遭受支原體肺炎的侵襲，這讓她幾乎每個月都要跑醫院，“都要跑崩潰了”。如今深圳的海岸和公園成了孩子們的天堂。
在兒子的成長過程中，葉明欣投入了許多心血，這也讓她對兒童教育有了不一樣的感悟。一年級的時候，她發現，100個生字中兒子只學會了10個，兒子是學渣？這種心理衝擊一度讓葉明欣感到很挫敗。
經過反覆摸索，她認識到，每個孩子是不一樣的。用同一套教材，用同一個教學節奏來教，本身就是有問題的。她需要找到一個更科學的方法去支援兒子的學習。
創業8年後，“C計劃”並未如那些網際網路企業一般迅速發展壯大，至今不過五六十人的規模。這需要三個人的定力，她們堅守長期主義，沒有選擇引入大的資本以求迅速發展。
郭兆凡今年40歲了。當被問及如今的40歲跟高考小說中主人公的40歲有什麼區別，她眼睛一亮：這是個好問題！
她說：“現在40歲的自己比小說中40歲的主人公要明白很多，包括價值觀、生活方式，和大大小小的選擇。感謝這些年的經歷，讓我學會了獨立思考。”
本文來源於科學網，作者孫滔、徐可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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