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三聯生活週刊」原創內容
今年3月，在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執教的計算機領域頂尖學者王曉峰（Xiaofeng Wang）家中突然遭到FBI的搜查，他隨即被學校解聘。對在美國的華人學者來說，這個情節似曾相識：特朗普上一任期內執行的“中國行動”計劃曾讓不少華裔教授陷入被當作“間諜”調查、起訴的風暴，甚至一夕之間斷送了畢生的學術道路。如今，特朗普第二任期已經過去了三個月，美國高校的學者與學生們，再次感受到籠罩在校園裡的不確定性。
記者｜冉佳寧
當地時間3月28日，上午8點半前，美國卡梅爾市（Carmel）伊利諾伊街旁的居民拍下了這樣一幕。警察協助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在當地的一處住宅執行搜查令。探員用擴音器高喊：“FBI，出來！”隨後一名女子拿著手機走出房門，一名探員從她手中拿走了手機，在車道對她進行了簡短問詢。之後探員們進屋進行搜查，拍照並收集證據。
FBI探員停留了大約四個小時，從房內搬走了幾箱證據。當天，他們在伯明頓（Bloomington）的一處住宅也執行了“法院授權的執法行動”。在後續的媒體報道中，人們瞭解到，這兩處住宅都屬於同一對華裔夫婦，王曉峰和馬念莉（音）（Nianli Ma）。
王曉峰的個人簡歷顯示，他本科就讀於南京航空航天大學，研究生就讀於上海交通大學，2004年從卡內基梅隆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後，就來到印第安納大學擔任助理教授，2015年升為教授，還曾經擔任副院長。
王曉峰
王曉峰是系統安全與資料隱私研究領域的頂尖學者之一，曾經創立由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資助的“可信分散式計算中心（CDCC）”，並擔任其主任和首席研究員（PI）。這個中心彙集了包括杜克大學、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和耶魯大學在內的多所美國高校的研究人員，其研究的核心是為雲計算與邊緣平臺提供“資料使用中保護”的技術基礎，這對於推動人工智慧與資料科學的發展至關重要。
此外，王曉峰還是三大國際頂級學會電氣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國際計算機學會（ACM）及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會士（fellow），擔任過美國計算機協會安全、審計與控制分會（ACM SIGSAC）主席。在印第安納大學任職20年以來，他作為專案負責人主持的研究專案總金額接近2300萬美元。妻子馬念莉和他在同一所學校工作，擔任圖書館系統分析員。
對於這場聲勢浩大的搜查，FBI只發表了簡短的宣告，沒有透露任何細節和原因，聯邦法院的公開記錄也無法找到與王曉峰夫婦相關的資訊。然而，就在搜查當天，王曉峰就收到了來自學校的解聘郵件，並被告知其今後將不再有資格受僱於印第安納大學。而他的妻子也在幾天前被學校解僱。
事發突然，就連王曉峰的同事都是從新聞上得知他被解聘的事。印第安納大學計算機科學系主任葉玉珍在4月18日的一次新聞釋出會上說，在去年12月，印第安納大學的研究合規辦公室曾要求王曉峰解釋，他為什麼沒有寫明一筆2018年到2019年來自中國的專案資金。“我和王曉峰這時才注意到這筆資金的問題，一個參與專案的中國研究人員在（我們）不知情的情況下，申請了這筆資金”。據葉玉珍說，王曉峰向學校解釋了情況，並且提交了補充檔案。“我們都認為這件事基本結束了，但顯然現在大家都知道，這並沒有結束”。王曉峰被解僱的兩天後，葉玉珍才從新聞上得知了這個訊息，“我很震驚，一度以為這是個謠言。我很難想象他們一家人正在經歷什麼”。
一切都在沒有公開解釋的情況下發生。校方發言人稱，“根據FBI的指示，印第安納大學不會對該調查做出任何公開回應”。
圖源：印第安納大學官網存檔頁面資訊
美國大學教授協會（AAUP）布盧明頓分會主席、法學院榮休教授亞歷克斯·坦福德（Alex Tanford）獲得了王曉峰和校方之間的部分溝通記錄，回顧了事件發生的前奏。
2月中旬，印第安納大學研究合規辦公室曾通知王曉峰，他們接到匿名舉報，指控王曉峰錯誤標註了一項科研經費的主要負責人，且沒有披露共同作者。但究竟涉及哪些研究，具體的指控內容還未公開。坦福德表示，這屬於一種技術性違規，在學術界並不少見，“通常不屬於嚴重的問題”。
3月，學校正式啟動調查，對王曉峰採取“臨時行政措施”，包括要求他帶薪停職，禁止出入校園，同時王曉峰的辦公室和電腦都被鎖閉。此後不久就發生了FBI的突擊搜查。
被FBI搜查後，王曉峰一家人就在人們視野裡消失了。4月2日，王曉峰的代理律師傑森·科弗特（Jason Covert）對媒體表示，這對夫婦目前安全，沒有被捕，也尚未面臨任何刑事指控。4月14日，馬念莉在非營利組織亞裔美國學者論壇（Asian American Scholar Forum）舉辦的一個網路研討會上首次公開發聲，表示自己一家人成為美國政府“學術不端錯判”的犧牲品，“我們一家人決定抗爭，不只是為了自己，也是為了更廣大的科研群體”。
目前已知的是，王曉峰一家正在透過法律途徑維權。4月14日，王曉峰正在上大學的兒子王魯可（音）（Luke Wang）在募捐網站go fund me註冊，希望在父母失去工作的情況下，籌集漫長司法訴訟所需要的款項。他在募捐的頁面上寫道：“我出生在印第安納州，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以印第安納州人為榮。我所瞭解的只有這個國家，我從小就堅信美國的司法體系……我們難以理解，我們做了什麼，竟然被這個父母為之貢獻了近30年的國家視為罪犯。”
本刊的郵件採訪中，美國大學教授協會明確指出，印第安納大學解僱王曉峰並不符合學校章程。王曉峰在印第安納大學任職超過20年，其中15年擔任終身教授。根據印第安納大學1969年7月27日製定的章程，終身教職的解聘僅可基於三種情況：能力不足；極端的學校財務緊急狀況；嚴重的個人或職業不當行為。前兩種情況下，員工與相關行政人員需透過私下會議，嘗試解決問題。如果沒有達成解決方案，在解僱生效前一年，學校就需要以書面形式通知當事人。即使當事人被認定存在嚴重個人不當行為，也需要在不少於10天通知的情況下予以解聘。而且教職人員在收到解聘通知後，有權獲得聽證機會。
亞裔美國學者論壇在給印第安納大學的公開信裡指出，王曉峰夫婦被如此迅速地開除，存在先入為主的定罪，可能預示著美國司法部“中國行動”計劃（China Initiative）的回潮，正在華裔美國人和有移民背景的科學家中製造新的恐慌。
“中國行動”計劃是2018年11月特朗普在上一任期內推出的國家安全政策。美國司法部公佈的檔案稱，這項行動是基於美方此前對於中國的評估提出的，白宮的多項調查認為，中國的經濟政策對美國和全球的技術和智慧財產權造成了威脅。
“中國行動”計劃由國家安全司（NSD）負責，其10項核心任務中，第二條是應對“非傳統收集者”（non-traditional collector）的執法策略，專門指向實驗室、大學和國防工業基地中的研究人員，防止其轉移技術損害美國利益。
然而，這項計劃真正抓到了多少“中國間諜”引起了大量質疑。美國司法部的官網上釋出了“中國相關案例”，列舉了2018年到2021年間包括孟晚舟案在內的50個案例，其中有10例以上與高校學者相關，他們被指控的罪名大多與王曉峰的遭遇相似，即他們沒有披露與中國大學的關聯，接受了中國方面的資助，被指控為電匯欺詐（wire fraud）。
2021年1月14日早上6點半，麻省理工學院（MIT）機械工程系主任陳剛正在家中煮咖啡，10多個FBI探員闖進他家，儘管那時候他知道自己正在被聯邦政府調查，但他腦中閃出的第一個念頭還是：“這太愚蠢了。”事情要追溯到2020年1月，陳剛從中國回美國時，在美國海關被扣留了電腦、手機，並被要求給出電子裝置密碼。陳剛拒絕提供密碼並且要求和麻省理工學院聯絡溝通情況。學校介入調查的同時，也為他介紹了律師羅伯特·費舍爾（Robert Fisher）作為法律支援，費舍爾曾經擔任過聯邦助理檢察官，是尼克松·皮博迪（Nixon Peabody）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有豐富的白領犯罪辯護經驗。
起初費舍爾和政府、檢察院溝通，沒有發現陳剛的任何撥款申請存在問題，也沒有和任何國家存在不應有的聯絡。就在陳剛被捕前的一個月，他還被檢察機構告知，至少在六個月內，陳剛不會出現任何問題。值得注意的是，陳剛被捕時正是特朗普政府的最後一週，當時的馬薩諸塞州區檢察官安德魯·萊林（Andrew Lelling）也將在幾周後遞交辭呈，萊林也是“中國行動”計劃美國檢察官工作組的五位成員之一。
陳剛被捕成為“中國行動”計劃中最受關注的案件之一，某種程度上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例。這一方面是因為陳剛的學術地位，那時他已經是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研究涉及奈米技術和能量轉換；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案件最終以陳剛宣告無罪，檢察院撤訴結束。
從2022年《紐約時報》對他的遭遇的報道來看，這一經歷令陳剛對美國深感幻滅
陳剛被起訴的內容包括兩項電匯欺詐罪、一項未提交海外銀行賬戶申報（FBAR）罪以及一項在報稅表中作虛假陳述罪。費舍爾告訴本刊，在“中國行動”計劃涉及的高校學者案件中，電匯欺詐罪和虛假陳述罪是最常見的兩種，因為這些罪名的定義很寬泛，很容易立案。只要涉及聯邦資金申請時有不實陳述，比如電子郵件傳送的表格裡有不實資訊，甚至漏掉了一個合作方，就可以用電匯欺詐來指控。而教授如果在接受調查時說謊，則會被指控為虛假陳述（false statement）。
申請研究經費時填寫的“利益衝突”（conflict of interest）表格成為這些案件中的關鍵，在“中國行動”計劃中，很多遭遇起訴的學者沒有勾選這個選項。在2018年以前，對很多華人學者來說，這個選項的標準並不明確，他們認為和中國高校的一些合作並不屬於利益衝突。
而如果表格上填寫的資訊有遺漏，政府就有理由認為構成了欺詐。費舍爾介紹，這類案件中最大的問題在於，很多教授以前並不重視這些表格，認為只是一個走流程的小事。“如果政府懷疑你有潛在風險，他們不會直接指控你為間諜，因為這很難立案，而是會審查你的表格，一旦發現有遺漏就以欺詐起訴你。”他表示過去四年以來，這些表格變得更具體、要求更多了。在陳剛的案子中，費舍爾的工作就是說服相關部門，當年陳剛填寫這些表格時，這些資訊不需要披露。
能夠像陳剛一樣最終宣判無罪，檢方撤訴的案例並不多。還有一些學者選擇與檢方達成辯訴交易（plea bargain）。費舍爾告訴本刊，有的人會透過認罪來換得更輕的處罰，也有的人承擔不起漫長的訴訟過程，也付不起高昂的律師費，如果預判自己輸的機率高，他們寧可早點認罪，省錢又省時間。而量刑也非常依賴法官的個人裁量，不同法官判出來的結果差異很大。塞頓霍爾大學法學院的教授瑪格麗特·K.劉易斯（Margaret K. Lewis）在討論陳剛案件的研討會中指出，這是一個巨大的黑箱，因為有很多人認罪只是因為沒有資源支援連年的鬥爭。
2021年陳剛被起訴時，麻省理工學院校長公開表示，他與南方科技大學的合作是由校方促成的，並且提出由學校承擔陳剛的律師費。在此期間，麻省理工學院的1381名教職員工在“我們都是陳剛”請願書上簽字，支援陳剛與不公正待遇作鬥爭。陳剛案撤訴告終後，他也一直在麻省理工學院任教。
更多受“中國行動”計劃牽連的學者至今仍受到影響。陶豐是“中國行動”計劃實施後第一個被起訴的華裔教授。五年前，作為堪薩斯大學終身教職教授的陶豐被聯邦調查局特工從家中帶走，被指控在接受美國聯邦研究基金期間隱瞞了自己與福州大學的關聯，被判有三項電匯欺詐和一項虛假陳述罪。直到2024年7年，經歷了漫長的官司，陶豐的最後一項定罪才終於被推翻。
陶豐被證明無罪後，堪薩斯大學也並沒有讓陶豐復職。2025年1月，陶豐正式起訴了堪薩斯大學，指控校方存在惡意歧視。訴狀稱堪薩斯大學在沒有與自己溝通，也未核實資訊真偽的情況下，就將誣告報告給了FBI，並且“密切配合”FBI的調查。“這所大學讓自己參與到了製造恐慌和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政治迫害中。”陶豐的律師1月在向堪薩斯州的一家聯邦法院提交的訴狀中寫道。
在費舍爾看來，王曉峰的遭遇和“中國行動”計劃的模式如出一轍，但這次政府還沒有起訴當事人，學校就與他做出了切割。對於王曉峰被調查但暫時沒有被起訴的情況，費舍爾認為雖然不是非常常見，但也是正常的。“這通常說明，政府現在還沒有掌握足夠的證據去起訴，想要透過搜查令蒐集更多的資訊再做決定”。
聯邦調查局特工在搜查布盧明頓住所（圖源The Indiana Daily Student）
拜登就職美國總統後，2022年2月“中國行動”計劃終止。但事實上，它所帶來的變化並沒有消失。俄亥俄州立大學公共政策教授卡羅琳·S.瓦格納（Caroline S. Wagner）在接受本刊採訪時表示，“我認為不會有一個所謂的‘2.0’出現，‘中國行動’計劃雖然在形式上停止了，但是對資金和研究人員的審查已經變得更制度化了”。
2022年，宣佈終止“中國行動”計劃時，負責國家安全事務的美國司法部助理部長馬修·奧爾森（Matthew Olsen）說，之所以終止該計劃，是因為它不利於美國的科研環境，也是對美國國家安全的一種損害。但他不認為這個計劃具有種族歧視，“我們提出這些案件，是出於對國家安全的真實關切”。
2021年1月，特朗普執政的最後一週，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OSTP）釋出了《國家安全總統備忘錄33號》（NSPM-33），要求所有聯邦科研資助機構強化並統一資訊披露標準，比如專案負責人及關鍵人員的所有任職情況及資金來源等，並進行風險評估。一年後，拜登政府釋出了針對NSPM-33的實施指南，細化了披露要求，可以視為對特朗普政府政策的繼承。
2024年8月，美國還曾讓《中美科技合作協定》（STA）暫時失效，該協定曾支援中美科研人員長達45年的合作與交流。2024年拜登政府任期末，中美將《中美科技合作協定》續簽五年，但同時對內容進行了修訂，內容僅涵蓋基礎科學專案的合作，明確排除了可能涉及國家安全問題的“關鍵性新興技術”領域，如AI、半導體、量子計算等。
在嚴苛的資金稽核下，部分華人學者對學術合作更加謹慎。一位美國在讀計算機相關專業的博士生告訴本刊，在他們的領域內，中國學生和華人老師非常多。他的導師與中國大陸甚至香港的科研合作都不掛名字，也不與國內的企業合作。“如果是國內的學生來做暑期研究，即便要發文章，老師一般也會要求等學生畢業了掛上美國這邊學校的名字再發”。
2024年9月，美國眾議院的一個委員釋出報告，認為一些美國大學與中國機構合作是向中國轉移專業知識、應用研究和技術的渠道，給國家安全帶來了威脅。在這樣的壓力下，儘管報告中點名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佐治亞理工學院對該報告的部分內容提出了異議，但它們也開始終止與中方的合作。在一些更為保守的州，情況甚至更為嚴重。在佛羅里達州，今年3月，新佛羅里達學院解僱了一名持有有效美國工作許可的中國教授王凱文（Kevin Wang）。解僱的依據是佛羅里達州參議院第846號法案（SB 846）。該法案於2023年生效，禁止公立大學和學院僱用來自包括中國在內的所謂“受關注國家”的個人，除非獲得佛羅里達州大學系統理事會（Board of Governors）的批准。
在代理了陳剛和另一位學者的案件後，費舍爾後續又接了二三十例類似事件。他告訴本刊，在拜登執政期間，也有不少在入境時被查、被扣電子裝置，甚至被拒絕入境的案子。而最近幾個月，FBI或者司法部的檢察官會直接去找教授們，可能是上門，也可能是到辦公室。“這讓人們更焦慮了，這些案例裡95%都是華人。其他背景的人通常是因為他們的博士後、合作物件是中國學者，所以也受到牽連”。
“想要證明自己‘不是’某種人本來就很難，”費舍爾說，“美國可能會失去很多本想來讀書、工作、安家的優秀人才。認為每一個華裔學者都是間諜，真的太荒唐了。”
卡羅琳·瓦格納認為，美國政府近年的政策方向並不有助於實現其目標：“安全本身無法鑄就西方在科技與經濟上的領導地位——國際科研合作已成為科技進步的必要組成部分。”她在研究中指出，冷戰結束後，“新隱形學院”的協作規則逐漸產生——知識生產逐漸擺脫政治束縛，研究人員主動尋求彼此合作。現在，一位研究人員的國際合作水平往往與其在學界的聲望高度相關。事實上，到2020年代，國際科研合作的增長速度已超過各大西方國家國內合作的增長速度。某些學科中多達45%的科研論文為國際合著成果。
根據引文索引類資料庫WoS（Web of Science）的統計，中國在2013年超過加拿大，2015年超過英國，成為和美國合作發表論文最多的國家。瓦格納在研究中發現，中美合作研究的引用率高於兩國研究人員分別獨立發表的成果。但是，這個數量在2019年達到最高，隨後開始逐年下降。瓦格納在研究中發現，美國政府對研究人員與機構的監控，導致的不僅是與中國的合作減少，國際科研合作整體水平也在下滑。“美歐之間的聯合發表同樣下降，說明要‘精準地切除不受歡迎的合作’非常困難”。
鳥瞰布盧明頓市，印地安那大學校園（視覺中國供圖）
瓦格納指出，上世紀80年代，當美國經濟受到日本崛起的挑戰時，美國也曾經做出反應，促進科技發展。當時，政府大幅調整了研發稅收政策，改革了反壟斷規則，以便於前競爭階段的研究合作；同時，透過新的合同機制強化政府與工業界的合作。政府和產業界共同投資半導體研究（如SEMATECH），賦予大學更強大的專利權；還有其他一系列干預措施也推動了經濟增長。相比之下，當前對中國科技進步的主要政策回應，卻是減少科研交流與合作。
瓦格納說，科技合作和所謂的“國家安全”是一個長久存在的矛盾，“其中有一個充滿爭議的中間地帶，重要的是如何把握二者的平衡”。她指出，在北美和歐洲教育體系停滯不前的背景下，對外籍STEM（指科學、技術、工程、數學）人才的需求只會日益增加。“與其說‘安全化’措施能保障西方的科研競爭力，不如說沒有國際合作與人才流動，歐洲與北美的競爭力更可能逐步喪失”。根據發表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上的一項研究，2018年至2021年期間，5361名STEM領域的中國科學家離開美國前往中國，比前四年激增了53%。
排版：布雷克 / 稽核：小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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