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人的友情，好像越來越支離破碎了。
上大學時，你跟大半個班級甚至半個學院的人都稱兄道弟，可等工作幾年後，可能就“知交半零落”了，再等到結婚生子，手機上能真心聊幾句的恐怕都沒幾個。
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曾說：
現代人的友誼已經變得專門化和支離破碎。
朋友變得像衣櫥一樣，我們會根據不同的需求穿上不同的衣服。
深層次的關係，似乎已經不再適用於現代人了。
但如此輕巧且功利的“友誼”，真的是我們想要的嗎？
十點君曾看過一個簡短的、關於“友誼”的表達：
付出不求回報，也從來不用去考慮“我”做的事情會被“他”誤解。
對於這句話，大唐年間的兩位文學家——劉禹錫和柳宗元。
無疑用一生做出了自己的註解。
793年，大唐德宗貞元九年。
又是一年新科進士放榜的日子，京城內外無不洋溢著喜慶與期待。
陽光透過薄霧，灑在了金碧輝煌的皇城之上，更添幾分莊嚴與輝煌。
此次新科進士中，有兩顆璀璨的新星尤為耀眼：
20歲的柳宗元和21歲的劉禹錫。
都說“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
可見，這兩位在讀書考試方面，屬實是“神童”了。
此外，柳宗元外表俊朗，氣質溫潤如玉，而劉禹錫，眉宇間則透露出一股不凡的英氣，笑容爽朗而不羈。
很自然的，兩人便因超凡的氣質和外表，被眾人推選為“探花郎”，成為了京城內外熱議的焦點。
只見放榜當日，兩人身著新制的進士服，頭戴官帽，腰間佩劍，英姿颯爽。
騎著御賜的駿馬，往返各大名園採摘鮮花以迎接狀元。
真可謂“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相似特質的人總是更容易相互吸引。
兩個少年郎一見如故，相談甚歡後，迅速成為了知音。
之後，柳宗元外派去基層做了官。
劉禹錫則留在長安，透過吏部取士考試，成為了太子校書，負責為太子李誦整理審閱書目。
各奔前程的兩人，至此一別就是十年。
802年，柳宗元和劉禹錫在御史臺再次相會，同任監察御史，相當於現在的中央紀委國家監委。
此時，經歷了“安史之亂”的唐朝，只剩下了半口氣。
藩鎮割據和宦官擅權，搞得百姓怨聲載道。
李賀就曾在《猛虎行》中抨擊道：
長戈莫舂，長弩莫抨。 乳孫哺子，教得生獰。 舉頭為城，掉尾為旌。
句句寫虎不見虎，道盡了藩鎮割據下百姓生活的苦難。
而白居易也同樣在《輕肥》中描寫過：
“乘肥馬著輕裘”的官宦成群結隊的去軍中赴宴，大腹便便；而在大旱的江南，百姓卻早已哀嚎遍野，甚至出現了人食人的慘劇。
銳意蓬勃的年輕人聚在一起，總是會針砭時弊，並對未來產生美好的憧憬。
柳宗元和劉禹錫也不例外。
805年一月，太子李誦即位，為唐順宗。
順宗勵精圖治的心情十分迫切，一上位便提拔了自己的老師王叔文來主持政務，準備來一場大刀闊斧的改革。
柳宗元、劉禹錫自然成為了革新的左膀右臂。
懲辦貪官酷吏；
整頓財政，取消苛捐雜稅；
打擊宦官專權。
新政勢如破竹般，被推行開來。
然而，新政“上利於國，下利於民，獨不利於弄權之閹臣，跋扈之強藩”。
要知道，順宗在即位時已中風失音，對新政的支援力度可謂大打折扣。
再加上改革派皆是有筆無劍的“寒雋”，佈局和手段上更是稚嫩，拼盡所有也只是踩到了多隻幕後利益集團的老虎尾巴而已。
最終，改革僅僅146天之後，順宗被迫退位，舊臣擁護太子李純為唐憲宗，這場“永貞革新”草草落下帷幕。
所謂“成王敗寇”，805年，帶頭改革的八位才俊，均被貶至“巴山楚水淒涼地”任職司馬，成了一個個吃白飯的透明人。
歷稱中唐“二王八司馬”事件。
這其中就包括柳宗元和劉禹錫。
然而，被貶為邵州（今湖南寶慶）刺史的柳宗元，還沒等走到邵州赴任，途中又被貶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馬。
永州位於湖南、廣西和廣州的交界處，崇山峻嶺，蛇蟲出沒，疾病流行。
全州僅有894戶人家。
旅途的舟車勞頓與水土不服，始得柳宗元的母親盧氏在到達永州後就一病不起，第二年就離他而去。
不久後，他的幼女也夭折。
與此同時，他自己的健康也每況愈下，日子過得悽苦孤寂。
情緒低落到了極點的柳宗元，揮筆寫下了《江雪》：
放在現代，這首詩依然堪稱“最孤獨的詩作”。
大雪飄灑在江面上，萬籟無聲，天地之間純潔而寂靜。
寒冷的江面上浮著一葉孤舟，柳宗元抬眼望向遠方，群山如海浪般奔騰。
縱有千萬條路，卻沒有一條能回到長安。
按慣例，貶官3-5年會有一次“減刑”。
809年，恰逢皇太子冊立，大赦天下。
可是“八司馬不在赦免之列”，這天下的熱鬧和柳宗元並無關係。
所幸，他還有劉禹錫。
悲觀者稱半杯水為半空，樂觀者則稱為半滿。
此刻的柳宗元無疑是悲觀的，而他的好友劉禹錫，同貶湖南，卻相當樂觀。
當時，劉禹錫被貶為連州刺史，途中再貶朗州司馬，也就是到了今湖南零陵。
並寫下了《秋詞二首·其一》：
你看，不同於一般“嘆秋“的寂寥和蕭瑟，劉禹錫筆下的秋天絢爛多彩、充滿了詩意。
此外，他還寫下很多樂觀的詩詞：
莫道讒言如浪深，莫言遷客似沙沉。 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
劉禹錫將自己的詩句抄寫在書信中，和祛溼毒的藥一起寄給了柳宗元，鼓勵他換一種方式，讓自己安定下來。
這樣的勸導和樂觀，漸漸驅散了柳宗元心中的陰霾。
此後，柳宗元也學著徜徉山水，專心開展文學創作。
寫下了享譽文學史的“永州八記”，大家熟知的《小石潭記》便是其中的一篇，“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
除了遊記散文外，他還創作了不少膾炙人口的寓言故事，包括《黔驢技窮》、《永某氏之鼠》、《臨江之麋》等等，對當時社會的種種弊病進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漸漸地，他的作品也不像最初只是為了排解內心的憤懣而寫。
更多的，是與自然的惺惺相惜。寫山水，更是寫自己。
之後，柳宗元也搬出茅草屋，在城郊買了一塊地，建成新居。
並把房屋有關的一切，冠名以“愚”：
愚丘、愚溪、愚泉、愚池、愚堂、愚亭，等等。
並刻“八愚詩”在溪石上”，給自己打造了一個“愚”文化主題園林：
愚溪潺潺思靜謐，楊柳依依水草綠。 鯉魚已躍龍門壁，老翁徒有羨魚情。
814年，朝廷發出了召回“八司馬”的詔令。
得到訊息的柳宗元和劉禹錫欣喜若狂。
當年來湖南上任，路上走了大半年，這次回京不到兩個月就抵達了。
但是，命運對他們的打擊還沒有結束。
在返京的旅途中，劉禹錫揮毫寫下《戲贈看花諸君子》一詩，其中一句“玄都觀裡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被某些居心叵測的人曲解利用。
說他是藉此諷刺那些因反對“永貞革新”而仕途得意的權貴們。
於是，二月他們剛到長安，三月就接到了出任遠州刺史的調令。
這次，柳宗元被任命柳州刺史，劉禹錫分配到播州。
要知道，廣西和貴州深處大山之中，對古人而言，遠比湖南更加偏遠。
按理說，錯是劉禹錫的，一起背鍋的確是柳宗元。
換成別人，早就割席而坐了。
可柳宗元非但沒有責怪劉禹錫，反而心懷體諒，主動向唐憲宗上書，懇請調換兩人的駐地。
原因是劉禹錫尚有一位年逾八旬的老母需要他親自侍奉。
最終，憲宗從輕發落，改調劉禹錫到連州（廣東連州）任刺史。
其實，柳宗元很明白，以憲宗為首的朝中勢力，多是反對“八司馬”回朝的。
就算沒有這句詩，也會有其他無妄之災。
劉禹錫是被冤枉的。
而長安，也終究是回不去了。
818年，因長期患病，柳宗元對自己的身體狀況產生了不祥的預感。
他以一種平和而從容的態度，開始整理自己畢生的作品，並將這些文稿寄給了好友劉禹錫。
在隨信中，柳宗元託付劉禹錫：
萬一自己不幸離世，希望能被安葬在長安萬年縣的柳家先人墓地裡，這樣他的靈魂或許能得到一絲安寧。
此外，還懇請他能夠代為照顧自己的兩個兒子和兩個女兒，確保他們能夠平安成長。
而劉禹錫則回覆他：
照顧好生病的自己，你子同於我子。
819年，年僅46歲的柳宗元，在無盡的病痛與遺憾中溘然長逝。
而彼時，劉禹錫正護送著母親的靈柩，踏上歸鄉洛陽的漫漫旅途。
當使者遞上這突如其來的訃告時，劉禹錫“驚號大哭，如得狂病”。
數次提筆欲書，卻都因悲傷過度而無法落下一字。
耗時許久之後，他強忍悲痛，寫下了感人至深的《祭柳員外文》。
在完成柳宗元的喪葬事宜後，劉禹錫將柳宗元的兒子柳週六接到自己身邊，傾注心血進行教育和培養。
並將柳宗元的作品整理後，進行刊印，廣泛發行。
可以說，如果沒有劉禹錫，《江雪》《捕蛇者說》《黔之驢》《漁翁》等經典作品便不會流傳於後世。
歲月流轉，863年，柳週六不負眾望，成功考中進士，最後官至倉部員外郎。
此刻，劉禹錫不僅完成了柳宗元生前的遺願，更以實際行動表達了對這位摯友的懷念與敬重。
回到文章開始的問題：
輕巧且功利的“友誼”，真的是我們想要的嗎？
友誼的型別，無疑有很多種：
有點頭之交，有錦上添花，有雪中送炭。
也有可託身後的生死之交。
柳宗元和劉禹錫的一生，無疑是坎坷且遺憾的。
所幸，他們擁有著彼此：
於得意處相識，於泥淖中相助，於生隙間相托。
質樸而燦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