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陳拙。
今天故事的講述者有點特殊，她一度被人稱為“女超人”。
她偽裝成臥底，騙過了美國記者；
自學醫學知識，得出結論和協和專家一樣；
偶爾還當談判專家，張口就能跟人要來二十萬。
她叫紀良安，是一名福利院的兒童康復師，15年來，她幫助過100多位孤兒找到新家。
她卻說，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課，是從孩子身上學到的——
今天故事中講述的，就是紀良安從一個5歲女孩身上，學會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如何愛自己”。
第一次走進福利院，我就看見那個小女孩了。
大概五歲模樣，梳著兩個馬尾，她坐在一匹搖搖木馬上，旁邊大人搭話，她也不看對方，自己玩自己的。
有個小朋友跑過來，要坐她後面一起搖木馬。她抖動肩膀，想甩掉身後的小朋友，無果後一個人跑掉了。她很漂亮，臉上有種“憂鬱的美”，給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似曾相識。
我望著她跑掉的背影，這時一個小男孩走過來，撲騰跳到我腿上，笑著要我抱。
我嚇壞了。
後來我才明白，這些孩子的熱情，其實是一種表演。
好像寫字樓裡的打工人，面對老闆和客戶露出熱情笑臉。他們多數都是棄嬰，因為有先天疾病，所以被父母拋棄。福利院不光要負責他們吃住，還要承擔藥物和手術費用，這些錢，主要靠愛心人士捐贈。
於是福利院裡，經常會出現一種場景：許多獻愛心的來訪者，開車載著玩具和零食，像參觀動物園一樣到這裡看孩子，他們和孩子的相處也無非是以“你幾歲了”“叫什麼名字呀”開篇，一起玩遊戲。
孩子們已經習慣熱情地去回應，就像應對職場一樣，在過早的年齡就成為了“圓滑”的人。
這種熱情，不會讓他們獲得比別的孩子更多的東西，如果要說一定有什麼，那可能就是換來一個抱抱。
不知道為什麼，福利院的孩子特別渴望擁抱。
即使是8、9歲的孩子，也想讓大人抱抱他們。但是能擁抱他們的人極為有限。保育阿姨要幹活，抱不了；老師是來上課的，抱不了；能抱他們的，就只有志願者，還有那些參觀拜訪的人。
但也有“另一些孩子”，不能坦然地“被參觀”，他們會躲，會逃，會以沉默抗議。
那個坐在搖搖木馬上的孤獨小女孩，就是這種孩子的代表。
我跟她一樣，好像也是“另一些孩子”。
每當有很多來訪者，我就試圖成為隱身人，躲在樓梯後的臺階上，不想被任何人發現。因為我既不是這裡的正職工作人員，也不是來送禮的愛心人士，我是一個被精神科醫生要求，來孤兒院治病的創傷後遺症患者。
我往返這裡幾次，隨身戴著耳機，聽李宗盛的《當愛已成往事》，聽那老男人唱著：“我好害怕總是淚眼朦朧。”
2008年，春熙兒童福利院，我初來乍到，不知道會不會擁抱誰，又能否獲得誰的擁抱。
來孤兒院的前一年，精神科的醫生給了我一紙診斷：創傷後應激心理障礙。
這一年我19歲，休學，每天躲在房間裡，不敢拉開窗簾，聽到聲響，我就把被子蒙上。戴著耳機杜絕外面的聲音，但哪怕是切歌的一瞬間，我都不受控制地被嚇個顫抖。我每天只吃一點，啃個饅頭就行。
有位家裡熟悉的姐姐，在北京一家醫院精神科實習，建議我爸媽別逼我吃飯，也別逼我說話。後來我在臥室門口撿到一張紙條，是媽媽，說不打擾我，飯在門口，我想吃就吃。但不吃的次數多了，她還是送進門。
封閉一年，我發現自己說不了話了，張開嘴巴，只能發出一點聲音，就像半聾啞人，斷斷續續，無法完整講清楚。大夫認為與生理無關，純粹由心理創傷導致。
到這一步，我的精神狀況已然讓父母恐慌，只要有出路，他們都願意嘗試。
醫生姐姐讓我換個環境，於是我搬到北京和她住在一起。她沒有要求我說話，也沒有提心理治療，只是有天，她帶我去一個心理學講座，說是在一個“只有小朋友”的地方。
抵達時，我看見兩排白樓，操場上擺著滑梯、鞦韆、各種玩具，原來是一家兒童福利院。
這裡就是醫生姐姐的“治療方案”。
她覺得比起心理治療，在那個階段我最需要的是對外界發生興趣。我的發小，在福利院生活過一年，卻從不談論那裡的生活，這個發小的死，正是我患病的原因之一。
醫生姐姐覺得，走進發小過去的人生，走進一家孤兒院，也許能重新開啟我的人生。
我就此成為福利院一個張口無言的“志願者”，幫助保育員阿姨照顧孩子。
在福利院的洗衣房後面，有個通往二層的樓梯，二層都是重症的孩子，一般不讓人上去，所以樓梯間很少有人經過。一有很多人的時候我就去那裡待著，戴著耳機，坐上樓梯，等人們獻完愛心，我再偷偷出去。
有一天，我照常躲在樓梯後面，拐角處突然露出一個小腦袋。光線昏暗，我看不清楚她的表情，但我知道，這就是剛來那天我看見的女孩。因為無視來訪者的搭話，她成了福利院裡的異類，她也躲在了這裡。
保育員阿姨告訴過我，她叫依晨。
我看著依晨，像犯錯的孩子一樣等待她說話。但她沒有說話，也沒有離開。就在我點亮手機螢幕，想要調整亮度時，依晨突然坐在我身旁，盯著我的眼睛。
黑暗裡，她的眼睛明亮，好像會說話。
她不打算徵求我的同意，也不打算和我說什麼，我們像兩個來自外星的生物，偶然降臨在地球，沒有彼此的溝通方式，卻意外相遇了。這樣的情況持續了大概一個月，一有來訪者，我們就躲在這裡，誰也不說話。
漸漸地，依晨開始跟著我。不光有來訪者坐在我身旁，平時也跟在我身後，拽著我的裙子。我上廁所時她就在廁所門口蹲著，在地上瞎畫著什麼，等我出來繼續跟著，就像袋鼠媽媽和寶寶一樣形影不離。
同時我開始心理治療。一個月後，我能發出聲音了，但還是不願意說話，能不說就不說，成年人一問我在哪上班我就緊張。我這個病人，還是適合跟小孩子一起玩。
我和依晨在沉默中相處了半年。直到有一回，依晨在院子裡開著一輛玩具小車，不停繞著操場，玩得滿頭汗，我坐在操場旁邊，每次她開到我這邊，都會朝我招手示意。大概玩了半小時，我突然察覺到異常。
依晨的呼吸變得非常急促，好像馬上要窒息一樣。
我拿起她的水瓶，衝到小車前，示意她停下，一句話從喉嚨裡跳出來：“喝點水。”
依晨接過水瓶，在急促喘息中發出一聲回應：“嗯”。
或許那只是依晨在喘息中的一次順口搭音，但我牢牢記得，這是我與她之間第一次語言接觸。也就是因為這次接觸，將我與她的關係拉回到現實。
可能我也受過傷，我總是能覺察出受傷的人。在我的觀察裡，這個福利院裡像依晨這樣一個人孤獨玩耍的，不和人打交道的，多少心理有挫折，而且90%都是內臟病，身體殘疾的不多。
保育阿姨的說法證明我的觀察沒錯。依晨患有先天性心臟病，右肺葉畸形，食道氣管瘻，經常有呼吸困難的症狀。到福利院前，她已經動過好幾次手術，但健康狀況依然不容樂觀。
自那以後，我開始主動留意依晨的動靜，特別是她的呼吸。
看見她的胸口起伏，我心裡瞬間敲響警鐘，總想讓她在固定的地方玩，不要跑動。她到哪，我就跟到哪。
大概一年後，有天我走進福利院，一個小男孩喊：“依晨姐姐來了！”
我聽到一愣，也沒反駁。福利院的孩子們，比我更早留意依晨與我之間的親密。
“依晨姐姐”漸漸成為所有福利院孩子對我的稱呼。
後來跟在我身後的孩子越來越多，一個扯著一個的衣服，跟在依晨身後，這些孩子都是不願意熱情配合拜訪者的。當時我還以為，依晨跟我的親近是自然的。
第一次發現依晨的小心思，是在福利院的充氣游泳池旁邊。
因為肺部疾病，依晨身上隨時要插著一個引流管，匯出膿液。這根管子不能碰水，她自然也不能游泳。
為照顧依晨的情緒，保育員阿姨給她的引流袋外面套了一個包包，不讓引流袋暴露在外面。
當時其他小朋友在游泳，依晨在泳池邊玩水，有一個小朋友把水濺到她身上，弄溼引流袋的包包，依晨一把推開小朋友，坐在離泳池一米遠乾燥的地上，用袖子仔細擦拭包包，邊擦邊四處觀望。
我以為她要找我幫忙，跑過去，可是她偷瞄我兩眼，朝廁所的方向逃了。
我追到廁所門口，依晨在裡面，正踩著小板凳，試圖鎖上廁所門。
從門縫裡，我瞥見她恐慌的眼神。我不清楚發生了什麼，她從來沒有這樣看過我。我剛要說話，聽見她幾乎哭著向我解釋：“別人推我，才搞溼包包的！我能照顧自己。”
我很詫異，不明白她為什麼要解釋，我從來沒有因為她做不好什麼事指責她。
她拒絕讓我幫忙擦乾包包，還扯了很多衛生紙，扯了四五摞疊得很整齊，一個口袋放一摞。她踩著小板凳，對著鏡子，拿衛生紙擦包包，嘴裡還嘟囔著：“沒關係的，就是太調皮了，弄溼而已嘛！”
我被她“小大人”的口吻逗樂了。
後來我發現，依晨總是要向我證明“她可以很好地照顧自己”。
為了讓孩子們認識正常的家庭生活，福利院改造出一間全木質的模擬廚房。
剛一建好，依晨就帶著幾個孩子拉著我過去，說要給我做飯。於是我向主管申請陪他們做飯，這裡刀是真的，水是真的，就連灶臺裡的火都是真的，不過為安全只能開到最小。
依晨指揮三四個小朋友洗菜、切菜，而她吃力地移動著大鍋，哐噹一聲放在灶臺上。
我要幫她的時候，她一隻手擋在我面前，大聲說：“我會！”她小心地擰開火，拿起油壺時遲疑幾秒，望向我，想確認倒多少。我幫她倒了油，她立刻推開我，指著旁邊的桌椅說：“你坐那裡等我。”
火非常小，半天也沒有反應。
依晨皺著眉頭疑惑了幾秒，轉瞬好像又確定“就是這樣”，指揮小朋友切蒜。過了一陣火上來了，她把切好的蒜倒進鍋裡，再放菜，吃力地翻炒著，不時回頭看我，想確認是不是這樣，隨後繼續翻炒，最後放鹽。
我嘗過之後很意外，熟了，鹹淡也正好，給她豎起一個大拇指，問她，“誰教你的呀？”
她傲嬌地撅起嘴、插著腰，得意洋洋地說，“我很聰明的。”
後來，有個生病的孩子吐了我一身，我去洗衣房時，碰到了那裡的阿姨。
在我處理衣服上的汙漬時，洗衣房阿姨和我嘮嗑，說依晨經常來她這裡，學習使用洗衣機，來四五次了，還對阿姨說：“你告訴我姐姐，我什麼都會了，我很會照顧自己的。”
原來很久以前，依晨就偷聽到我和保育員阿姨的對話。阿姨和我談起收養依晨，我當時的回應是：“我怕沒有能力承擔她這樣的孩子。”畢竟那時我才20歲，自己都有大問題，顧不上以後。
於是依晨揹著我，偷偷問阿姨：“養育一個孩子需要做什麼？”
阿姨告訴她，需要給孩子做飯、洗衣服，照顧孩子的日常生活。
五歲的依晨覺得，只要自己會做飯、洗衣服，有能力照顧自己，就不會給我帶來負擔，我就能收養她，給她一個家。
這個願望是如此強烈、直白，也令我感到心酸。
福利院裡多數孩子，都是幾個月大，甚至出生當天就到這裡。他們對親生父母沒有印象，不清楚擁有一個家是什麼滋味，保育員阿姨就是他們的媽媽。唯獨依晨，她有自己的家，卻被媽媽丟在這裡。
依晨是一個棄嬰。她的媽媽，就是把她撿回家的養母楊姨。
楊姨當年報警後，就動了把孩子接來照顧的心思，但是一檢查，發現孩子渾身是病，養不起。
最後她成了依晨的寄養家庭媽媽。
福利院為讓孩子適應正常社會，會將他們送到周邊的家庭生活，這樣的家庭就被稱為寄養家庭。家庭負責孩子的起居，戶口和責任方仍然是福利院，醫療費用也由福利院承擔。
楊姨以為這是最圓滿的方案，但她還是低估了依晨的病，福利院給的錢遠遠不能支付醫療支出，楊姨賣掉房子陪依晨去醫院，卻對依晨肺部的致命病症沒有辦法，當時依晨睡個覺，都有可能因為呼吸困難而窒息。
最終，依晨肺部大出血。惡性囊腫已經嚴重侵蝕她的肺功能，醫生讓楊姨把依晨送到北京治療。
在火車上，五歲的依晨蜷縮在楊姨懷裡。她的戶口被轉移到北京的福利院，不再需要楊姨這個寄養家庭了。這意味著，這個媽媽即將退出她的生命。
在北京的手術很成功，病房裡楊姨和依晨說：“今天就看望到這裡吧。”
依晨好像預感到什麼。她向來不哭不鬧，那天卻哭得聲嘶力竭，哭喊著“媽媽，媽媽……”
楊姨難過也疑惑，“一個剛做完大型手術的五歲孩子，是哪裡來的力量，可以喊那麼大聲、喊那麼久？”
楊姨常常覺得自己是罪人，和當年拋棄依晨的親生父母一樣。但她又說，自己不在乎孩子恨她，只要依晨能活著。她不停討好、“賄賂”新福利院的保育員阿姨，給她們買東西，想讓她們對依晨好一點。
五歲的依晨不能理解這些。
對她來說，就是媽媽不要自己了。老師和依晨解釋過，媽媽將她留在這裡，是為給她治病。
依晨陷入沉默、往後不跟任何人說話，也不配合來看望的愛心人士。
我猜依晨對大人失望極了。
有次我在福利院的樓梯間裡，戴上耳機，迴圈播放韓紅的《天亮了》。依晨也想聽。我沒讓，因為歌詞正在唱：“看到爸爸媽媽就這麼走遠，留下我在這陌生的人世間，不知道未來還會有什麼樣的風險。”
依晨見我不給也沒說什麼，反正她從小被禁止各種行為，不能吃冰的，不能洗熱水澡，不能碰水。“不能”對她來說很正常。不讓她聽，她就繼續坐在我身邊。
我一度覺得和她互相陪著也挺好，可是現在依晨並不滿足福利院中的陪伴，她想讓我收養她，帶她回家。
如果我拒絕她，她還會像樓梯間裡那樣，覺得不能就算了嗎？
我不忍心去想。當保育阿姨告訴我，依晨一遍遍學習洗衣、做飯的步驟時，我的心裡好像點燃了一縷火苗。
即使艱難，我也想努力試試，萬一能實現願望呢。
我來到醫生姐姐的診室，開始做心理治療，直面自己的創傷後遺症。
第一步就是傾訴我對發小死亡的感受、情緒，這個階段每週三次，持續一個月。
我多次在心理治療室裡哭泣、崩潰，但還勉強能堅持下。
到了下一個階段，真正的挑戰來臨了。醫生姐姐要我講述發小非常規死亡的整個過程，從她回國那天開始，直到現在。我的思緒飄回到那一天，還沒開始說話，腦袋就劇烈疼痛，整個人好像都被撕裂著。
我坐在診室的地板上，抱著自己，慢慢講出第一句：“她回國那天，我從她的包裡翻出癌症診斷通知書，一封中國的，一封荷蘭的……”剛說出這句，就像被雷劈了，“她想讓我陪她到荷蘭，她不想繼續治療，不想這樣活著。她想選擇自己的死亡方式。她想讓我簽字……”
我說一句緩一會兒，身體不斷往後退，最後我靠著牆角，一邊說一邊拿腦袋撞暖氣，醫生姐姐沒讓我停下。
第一次陳述以失敗告終，我當即收拾行李，回老家，再也不願經歷這樣的痛苦了。
飛馳的火車上，我收到醫生姐姐的資訊：“你可以終止，但是以後再遇到相似的事情，你還和今天一樣，依晨那麼嚴重的疾病，如果她以後病重或生命遇到危險，你還是要面臨同樣的命運。”
我沒有回覆，但她的話確實刺痛了我。
回到老家的時候，姥姥每天爬六層樓來看我，有一天她摔倒了，我聽到聲音，開啟門縫偷偷看她怎麼樣了，我突然發現姥姥蒼老很多，媽媽的頭髮也白了好多，但我仍然狠心關上了門。
我爬進被子，抱著枕頭，敲打自己的腦袋問：“你是不是隻能這樣？你是不是寧可死也無法面對過去？”
想了想，好像也沒到那個份上，於是給醫生姐姐回信息，“我會回去。”
等我再次走進她的辦公室，我問的第一個問題是：大概要複述多少遍，我會好一點？
她說：“大概五十次。”
我說好。心裡更像是在說，我應戰。
我在出租屋的牆上貼了一張紙，每複述一遍，就畫一個“正”字的一行，常常出現幻覺，牆上已經出現十個“正”。就這樣，我每週都去醫生姐姐那裡做心理治療，熬不下去的時候就去看依晨。
後來保育員阿姨都說，是我救了依晨，沒有我，她可能一直沉默下去。
可是我心裡知道，是依晨救了我，沒有她，我堅持不住50次治療。
其實不止50次，醫生姐姐的病歷記錄一共63次。最後一次，我去德勝門的精神鑑定中心做診斷，認定已康復時，醫生姐姐恭喜我。
我苦笑，那都是一次次情緒崩潰換來的。
我的心理疾病有所好轉，依晨也需要面對自己的病了，她要進行一次大手術，為最後摘除肺葉做準備。
開胸是大手術，可她已經做過很多次了。
我記得依晨出院時是春節前一天。醫生和保育阿姨都替依晨高興，她可以回去過年。可是依晨死活不願意走，阿姨怎麼說都不聽，坐在靠牆的板凳上，拽著暖氣管，就是不走。
我進了病房，聽她含糊著說了半天才明白，她覺得回去以後“就沒有人和我玩了。”
在醫院裡，醫生、護士、阿姨和我都會每天關注著她，但是回到福利院，只剩下我，其他人不會再這樣關注她了，所以才不想走。於是我跟依晨談判，如果她出院，我就向福利院領導申請，帶她回家住幾天。
後來我也沒食言，帶她回家住了一天。依晨特別高興，到了晚上舍不得睡覺，怕這一天很快過去。
我很早就睡著了，她一個人自己說話，說著說著睡著了。
那時我其實開始準備面試了，想要給她一個家，我至少還得有一份正式工作。
休學前，我讀過一年的漢語言文學，也在學校附近一家報社實習，當記者，跑社會新聞。這回，我又向一家報社投出簡歷，做醫療類的記者，專攻婦幼保健方向。
那時候，我已經陪依晨做過一次大型手術，面試官發現我懂的醫療知識不少，尤其瞭解心血管疾病，我還說了福利院的事，說那裡有很多患先天疾病的孩子，我想幫助他們。
面試順利透過。我拿著每月三千的薪酬，開始醫院，福利院、出租屋三點一線的北漂生活。
因為工作，我不得不搬到城裡和四五個人合租，即使這樣還是得靠我媽幫我交房租，而我除了日常開銷，還要每個月助養依晨的幾百塊。再去福利院，每趟往返至少需要五個小時，也不能每天去了。
那時候，我心裡除了想要領養依晨，其餘什麼雜念都沒有，將近兩三年期間，我奔波於福利院和各大醫院之間，此外幾乎什麼地方都沒有去過。北京的繁華和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有一回奶奶要來北京旅遊，問我該怎樣安排行程、有什麼好玩的。我什麼都回答不上來。
奶奶詫異地說：“你真的在北京生活嗎？”
後來網上有人說，別隨便問我對一個城市的感受，因為我18歲呆在了這裡，所以我向你講述的，不只是這個城市，也是在講我的18歲。
我那時沒告訴奶奶，我的北京，不是繁華的夜景，而是一個叫依晨的女孩。
我越是努力，卻越在依晨的病面前感到無力。
她右肺葉畸形，不斷長出葡萄藤般的囊腫，一次手術摘掉，過一段日子又長出來。每次開胸、縫合都造成永久性傷疤，七八歲的年紀，胸口的刀傷密密麻麻，就像被火燒過一樣。
更可怕的是，依晨是RH陰性血，也就是俗稱的熊貓血。
這意味著她只能計劃性手術，突發性手術可能根本沒有時間去湊血，很有可能死於失血而供應不上。
我想要藉助記者這份工作，更瞭解依晨的病情。於是問協和醫生，想要系統學醫，該讀什麼書？
醫生讓我先讀人體解剖學教材，“你得先把人體的構造瞭解清楚。”
學得越多，我越害怕。教材裡的字眼，好像就是在告訴我，依晨的病根本無法治癒。我哄自己說，這些教材都是過時的，肯定有更先進的技術。我抓著採訪的機會追問醫生，依晨能否根治？
他們都說，如果留著畸形肺葉，就會像過去那樣，長出葡萄藤般的囊腫，每隔一陣就要開胸手術。所以想要根治，就必須切除整片肺葉，但這樣一來，就會損失四分之一的肺功能，結果是必須終生護理，一激動，心臟就會受影響。
說白了，這病不致命，但是也不讓她好好活著。
當連續四、五個專家都給我同樣的答覆時，我感到一陣絕望。心裡打起退堂鼓，甚至有點同情拋棄她的親生父母。
我問過自己一個問題：如果你生了一個這樣的孩子，你是不是誓死也不會放棄她？
直到依晨九歲那年，進行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場手術，我終於直面了這中間疾病的恐怖。
這次的手術是福利院的院長，和民政局領導一起拍板決定的，就和協和專家說的一樣，切除整片畸形肺葉。
雖然給依晨做手術的醫生，是積水潭醫院的專家，但我依然很擔心。這臺手術有一點偏差，就可能牽連到其他健康的肺葉，最可怕的情況是，整個肺的功能都停止。
我答應依晨，如果手術成功，就送給她一隻小兔子玩偶。
手術計劃八個小時，實際進行了十二個小時，醫生推著一輛深紅色的手術車出來了。
我眼前發黑，再看，原來是白色床單有80%的面積已被血染紅。醫生說依晨大出血，止不住，得進ICU了。那一年我24歲，人生第一次見到這麼多血，說不上是害怕還是心疼，坐在ICU門口的地上，全身發抖。
我每天坐在醫院的長凳上，抱著小兔子玩偶，等一個結果。
我去找主刀醫生，想問是生是死。
醫生說：“我只能說一個成年人失血到這個地步，很難活下去。止不住血，也不會太久，就這幾天了。”
那天晚上，我守在ICU門口一夜，護士都不忍心趕我走。直到天亮我站起身，感覺自己能做的一切都做了，沒啥可乾的了，哭著回家，躺在床上睡著。
第二天下午我接到醫院打來電話，奇蹟，依晨的血突然住了。
依晨連在ICU住了25天，從認識她以來，我們還沒有這麼久不見。轉到普通病房那天，我站在門口朝她病床望去，她躺在床上，還沒醒，身上插著許多管子，我走進屋，把小兔子玩偶擺在她枕邊。
康復期間，護士讓我帶著她走廊裡走路。她身上吊著兩個引流管，走路很吃力，像老太太一樣。我低頭繫鞋帶，她就偷偷地靠在我的腿上，用乞求的眼神望著我。
我抱著她說：“我知道你很累，你沒有力氣，可是你躺著，就永遠都沒有力氣，只有不停地走路才能有力氣，才能出院。等你出院了，我申請帶你回家住幾天，好不好？”
依晨狠狠地點了點頭，從此再也沒有偷懶過，只是在吸痰時，要被一根管子從嘴裡下到肺裡，依晨才會張牙舞爪地試圖抗議。後來醫院會找四個人摁住她的四肢，把管子塞進去吸痰。
有一回，她吸痰的時候被嗆住，管子拔出來，她嘔出血。
她在醫院住了4個月才能走。
就在陪依晨康復的期間，我決定放棄收養她。
她損失了太多肺功能了，餘生都要悉心護理；因為常年手術、吃藥，她其他臟腑的損傷也需要修復；還有，她先天疾病的原因導致發育遲緩、沒有接受正常的教育——這都不是我可以支付的。
其實早在我讀醫學教材時，就隱隱感覺到這一點了，後來問專家，也漸漸明白，20歲出頭的我，別說照顧她一輩子，哪怕就是最近幾年，都可能做不到，還害了她。
我一直寧願騙自己，也不敢承認這個事實，她已經是被兩次遺棄”的孩子了，我覺得我不能離開。
直到這回住院，堆成山的單據、病例、藥物，當這些證據赤裸裸擺在面前時，我沒法再騙自己了。
離開醫院的瞬間，我不知道她另外的兩個媽媽當年在同樣的場景下，心裡是否會有和我一樣的念頭——依晨的痛苦應該到此為止。
而我唯一能做得和她們不一樣的，或許就是做好準備，讓這場離別發生時，依晨不會那麼難受。
我開始“策劃”和她一點點地拉開距離，讓她在沒有我的日子裡，也能好好地活下去。
我減少去福利院的次數，以前一週三次，降低到一個月去一次。
之所以有“依晨姐姐”的名號，是因為過去我一到福利院，注意力就都放在依晨身上。
現在，我刻意將注意力平均分配到每一位小朋友身上，為了不讓依晨感受到被忽視，我讓她成為我的幫手。
此時依晨已經8歲，是福利院裡最大的孩子。我告訴她，你是姐姐，要幫助阿姨照顧弟弟妹妹。
於是依晨開始學著我的樣子，和她同屋的是一個3歲的殘疾小男孩，沒有下肢，每當依晨喝水時，都會給他打一杯水。起床後，依晨主動給小男孩穿衣服。
保育阿姨看見，誇讚她好棒，依晨都會不以為然地說：“我已經是大人了！”
當依晨的注意力，放在照顧其他孩子身上時，也就沒有那麼粘我了。
這還只是第一步， 我教依晨恢復語言能力，以此為由，每次有新的志願者或參觀的人，我都會讓依晨去自我介紹。
一開始依晨還是膽怯和抗拒，但為了練習自己的語言能力，她會牽著我過去。等她和別人熟絡了之後，我就會悄悄離開。
慢慢地，這已經成了習慣，依晨已經不需要拽著我去認識陌生人，她自己也主動和他們打招呼。
最後一年裡，我教會依晨一些生活技能，比如注意防火、防電，灶臺不能一下擰到最大，微波爐裡不能放金屬製品。還教她一些安全法則，比如不能讓別人觸碰私處、怎樣報警、遇到陌生人強行拽她，就要大喊大叫。
看著依晨越來越懂事成熟，我試著跟她聊起一件事：當年她是不是被“遺棄”了。
我給她解釋，爸爸媽媽當初把她留在福利院的用意。每次依晨不舒服，我就對她從肺裡有個小病毒說起，最後講到楊姨為依晨看病，不得不將她留在這裡。
看到當時我們拍的照片，她都會指著楊姨夫妻倆叫“爸爸媽媽”。
這樣做，是為有一天我和她告別時，她能明白我的苦衷。楊姨被迫放棄她時，依晨的情緒低沉了好一陣，後來楊姨來看她，她都故意躲著楊姨，好像那不是媽媽，而是陌生的訪客。
我不怕她埋怨我，我是怕她覺得任何人都不會為她停留，她不值得被愛。
在依晨毫無察覺中，我完成了我與她之間的情感切割。
院方一直將依晨的成長日記發到我的郵箱。不在福利院的日子裡，這是我唯一得知依晨訊息的途徑。
我逼迫自己刪除電子郵箱軟體，還把我倆的合照鎖進箱子裡，包了兩層報紙，最後用膠帶紙封得死死的，堆在床底下。
我告訴照顧依晨的保育員阿姨，最近要經常出差，可能不常來了。
阿姨為我開心，她知道我的過去，看到我走向正常生活，她眼睛溼潤，拉著我的手說，“真好！依晨你放心吧，有什麼事我給你打電話。”
阿姨給我打過幾個電話，我都沒有當即接聽。我害怕聽到依晨的聲音，回到家才給阿姨回過去，起初還演練幾句開場，洋裝和阿姨閒聊，開篇大概都是“阿姨你最近還好吧？孩子們都還好吧？”
依晨也和我通話過兩次，她從來不問“你什麼時候來看我”，只是時不時喊“姐姐”。
她從不提出任何要求，只想聽聽我的聲音。
每次通完電話，我都對自己說：“你是對的，留下她就是害她。”越強調，哭得越嚴重。我就幻想中彩票，或者嫁給一個富翁老頭，這樣就能解決所有問題了。
為說服自己，我必須不斷數落自己，“依晨需要護理、藥物，需要良好的教育和生活，你有資金嗎？依晨需要陪伴，治療她在童年時失去母親的心理創傷，你有時間嗎？你的生活一塌糊塗，不要再用一文不值的愛去佔有一個孩子的未來。一句話，你不行。”
我重新聯絡朋友，頻繁見面。大家談論的話題無非是工資低，壓力大，老闆真不是人，我假裝對此很感興趣。唯有在影院裡，我能稍放下戒備，看到動情的地方，和朋友在黑暗的影廳里名正言順的哭出來。
記得和朋友聊天，我們聊過一個話題：哪一刻你覺得自己長大了？
我想，或許就是這半年裡學會放手的每一刻。
就在我感覺做好準備，割斷與依晨之間的情感，卸下“依晨姐姐”的名號的時候。福利院的電話來了。
電話那邊是和我相熟的保育員，她說，願意收養依晨的父母終於出現了。但這對父母要帶依晨去的地方，我這輩子可能都不會去，也再沒機會見到依晨。
保育員阿姨們有個習慣，就是預設把所有國外來收養小孩的家庭，都叫做“美國家庭。”
她們開玩笑地說，依晨以後去了那，吃不到中國飯了。
我的心提到嗓子眼。
在福利院，一個孩子被領走，過程至少需要一年。
期間有專人對收養者進行稽核，包括家庭資產、健康狀況、犯罪前科，尤其是否虐待過兒童。如果是男性收養女孩，那麼兩者年齡必須差距四十週歲以上，這些條件只要有一項不符合，就不能讓孩子被領走。
可是這些稽核資訊會被嚴格保密，我連依晨被送到哪裡去，送到誰身邊都不知道。
我實在不放心，偷偷潛進福利院領導的辦公室，在檔案櫃裡，發現一份收養資料。收養人資訊是密封的，打不開，我只能看見檔案袋上寫著：美國，波士頓。
我當即腦海中產生了一個念頭：要不要親自去一趟？
雖然之前想過放手，但我也知道中國和外國的家庭情況不一樣，我怕依晨無法適應。
也查詢到一份調查報告，裡面說，有個別領養家庭，對孩子有性侵或者猥褻的事件。那份報告裡還寫著，很多成年後的中國孤兒，都想回到中國尋親，因為他們無法徹底融入領養家庭。
這讓我更確定了去美國的念頭。如果我提前去那裡瞭解她將來的成長環境，回來以後，幫她做一些鋪墊和學習，她真去了也能過度得比較好。
這可能也是我最後能為她做的事兒了。
從那以後，記者的工作就讓我失去熱情。更何況我也不知道這一趟需要去多久，於是辭職了。
我查詢美國簽證的條件，需要一定數量的存款，還有半年內的流水。當時我的月薪只有三千，顯然不符合。我回到老家，藉口去美國讀一個課程。
爸媽將房子過戶到我的名下，還讓我掛靠在我爸的公司，每月領工資，用來製作流水。等我回到國內，房子和錢一分不差地還給他們。
他們已經夠為我操心了，為孩子做的這些，是我的選擇，我不能讓父母買單。
早幾年，我談過一個男朋友，我倆都是福利院的志願者。
他叫阿爾伯特，後來他回美國，我們也就分開。他是我唯一一個認識的美國人，我聯絡了他，如實將我去美國的動機，包括我辦簽證的一系列操作全都告訴他。
他願意提供幫助。
他還說：“我知道你愛這個孩子，但你的行動還是超出我想象。我們是志願者，但你不是。”
五個月後，我抵達波士頓。
我的包裡裝著一沓病例，一本英文醫學詞彙大全，上面和依晨肺病相關的資訊，我都標註了出來。
前男友幫我在市中心訂了一間短租公寓，到哪裡都很方便。他告訴我，房費摺合每晚三百人民幣。
當時我沒出過國，很多年後才搞懂，他應該幫我墊錢了，同樣地段的公寓酒店，大概每晚一千人民幣。
我最擔心依晨的病，雖然手術做完了，但是孩子還在長身體，難保不再有病變。
普通人生病，是完整的器官壞掉，但是先天疾病不同，器官壓根就不正常，隨著年齡增長也將發生變化，等到依晨十七八歲，她就不能再看兒科，那時候如果病變，該怎樣治療呢？
我在心血管研究中心發現了先天成人科，這個科室就是針對先天疾病成年後病變的。我找到護士，問了一些先天疾病的銜接問題，算是得到安心的答案。
本來到這一步，醫院的調查就算告終了。
可是我依然在兒童醫院待了一個多小時，都說醫院能看出百態，我想看看這裡的爸媽怎麼帶孩子看病的。
國內的兒童醫院，家長都顯得無比焦慮，我做記者的時候親眼看見，孩子單獨進診室，哪怕只有十分鐘，家長也要趴在窗戶上偷聽，或者透過窗簾的縫隙，朝診室裡窺探。
但是這裡的家長，好像都閒適得很。我遇到一對母子。孩子三四歲，玩滑梯，摔了一屁股蹲兒，媽媽就慢悠悠地說：“站起來，這才哪到哪。”原話英文我忘記了，大概意思是，往後人生摔倒的時候，多著呢。
那個孩子本來在哭，聽到這話，站起來撣撣土，朝媽媽懷裡抱過去了。
在這裡，我見過唯一悲傷的家長，是從重症病房衝出來的。
那個媽媽昂首闊步走出重症區，表情堅毅，但走到通道拐角，繃不住了，突然蹲在地上大哭起來。
這時兩名護士路過，一個剛要安撫，另一個制止同事。
那個護士的話讓我印象深刻。她說：“她現在需要一個人，需要脆弱。”
她真的懂孩子出事的家長。我見過很多在醫院裡為子女嚎哭的人，跟他們說堅強，不過是廉價的安慰，什麼作用都起不到，不如讓他們安靜下，讓脆弱和悲傷情緒爆發出來。
依晨往後人生出入醫院的次數肯定不少。
如果她來了美國，我不知道她遇到的，能不能是我今天所見的家長和醫護。
前男友說要帶我去一個地方，在那裡，我大概會知道依晨能碰上什麼樣的家長。
前男友要帶我去的是一家中介機構。
他們負責收集領養人的資訊，提交申請，等孤兒抵達這裡，再幫他們適應環境。
我想要知道什麼人有資格領養依晨、她能過上怎樣的生活，就得在這裡尋找答案。
臨行前，前男友和我商量好，要偽裝成記者，以撰寫“美國人收養中國孤兒”的專題報道為由，向中介機構提問，讓中介機構派一位中文好的業務員接受採訪。
中介機構希望更多人領養孤兒，媒體報道恰好切中他們的所需，所以願意接受採訪。反之沒有這層遮蓋，敏感問題就會顯得很突兀，畢竟來諮詢的領養家庭，不會問出“美國人為什麼喜歡領養孤兒”這種問題的。
這家機構位於波士頓市中心，一座獨棟二層小樓，裡面大概有五六百平，牆上貼滿孤兒和領養家庭的照片。
接待我們的業務員是一個白人男性，四十歲上下，看上去挺和藹，中文也很流利。
我們坐在一個公共空間類似咖啡座的位置，不時有機構工作人員從身邊經過。
我先從沒那麼敏感的問題問起：“孤兒到了這裡，怎樣一步步適應環境？”
業務員笑了笑，開始侃侃而談。
每個被領養的中國孤兒，都由中國老師陪同過來，在美國體檢，建立醫療檔案。在這期間有雙語家庭教師上門，幫助孤兒適應環境，同時評估孩子的認知水平，看看他們需要進什麼學校，讀幾年級合適。
說到這兒，我打斷他，追問：“如果孩子有心理創傷該怎麼辦？會不會遭到歧視？”
他皺了皺眉頭說：“肯定也有這種情況，但機率很低。”
業務員說，只要養父母跟老師講清楚，老師會多照顧一點，也能分配到更合適的班級。但是他並沒有說得更詳細，所謂老師多照顧一點，讓我感覺有點像是場面話。
說到底，這種事不能指著老師，還得看養父母是否負責。
於是我問他，美國的養父母為什麼喜歡領養孤兒？
業務員顯然沒料到這個問題，臉上的笑容收斂了一點，但還是鎮定地說：
“很多人喜歡家裡有一群孩子的感覺，以及政府有減免稅的政策。”
美國家庭收養孤兒，就能獲得一定的減免稅，這政策我早有耳聞，雖然聽著彆扭，可是被領養的兒童身體狀況不好，要支付長期的高額醫藥費，減免稅確實能幫助養父母減輕負擔。
真正的關鍵，在於怎樣稽核這些領養人。
“領養手續需要稽核什麼？誰負責稽核？”當我連續丟擲這兩個問題，業務員離開了。
我心想，也許是問題比較敏感，需要諮詢領導。
沒過十分鐘，業務員回到咖啡座，臉色嚴肅。他告訴我，負責稽核的人，都是兒童所在國的官方機構，“至於稽核流程，”他說，“首先是排除領養人的精神類疾病。”
對暴力和犯罪的稽核更加嚴苛。
調查員一拿到領養申請者的社會資料，就開始從他們的學生階段排查，找到他們當年的老師、同學，一個個當面拜訪，問這個人當年是否有暴力、犯罪的傾向，小學排查完是中學，接著到大學，隨後是每一個工作單位的同事、領導、下屬，直到現在的朋友和鄰居。
整個稽核流程為期一年，除了第一遍徹底排查，後續還會有反覆抽查的環節。
從小學開始？好傢伙，這算是超出我的預料了。
我追問：“有沒有稽核出來，情況惡劣的呢？”
他重複了之前的話術，“肯定也有這種情況，但機率很低。”
我說：“能舉個例子嗎？”
他支支吾吾半天說：“有個領養家庭，有他們的親生孩子，在分遺產的時候，對待領養兒童有點不公平。還有一個領養兒童，可能在家裡承擔了比較多的家務……”
我差點笑出來，看來是從他嘴裡，撬不出什麼惡劣的反面典型了。
分遺產、做家務在我看來都是不痛不癢的問題，比起這些孤兒遭受過的疾病、遺棄苦難，算得上什麼呢？
其實瞭解到稽核流程有多嚴苛，還得知調查員是我們自己中國人的時候，我已經被說服了。
採訪結束，業務員邀請我參觀一圈。他帶我走進一間特別大的展示廳，廳裡有兩排長桌，桌上擺滿一個個平板電腦，就好像蘋果商店裡的展示臺一樣。每臺平板電腦上，都是一個孤兒和領養家庭的展示影片。
我匆匆一瞥，看見一個孩子領養前後兩張並列照片，之前是自卑、恐慌，之後是開懷大笑。
但前男友還給我介紹了兩個被收養的中國孤兒，兩人的生活狀況都不錯，但也有共同點：他們經常參加義工活動，對親生父母都有執念，一直做心理治療。不管過著怎樣優渥的生活，他們還是要想念自己的出身。
臨走前，我向中介業務員打聽，領養家庭多數住在什麼樣的街區？
他舉了五個例子，我記下，一個個看，發現都是莊園式別墅，都有保安，稍微停留，保安就直勾勾盯著我。
第五個街區，是臨近街道的別墅，沒有保安，我終於可以安靜地做一個“窺視者”。
這也算是間接看到，依晨將來會在什麼樣的環境下生活。
我找了一個隱蔽的位置，那裡有很多樹，還有景觀石頭。
看著這裡一棟棟別墅，我突然想起依晨以前的住處。五歲以前，她住在楊姨家。我去過，門口堆滿雜物，桌子是摺疊的。臥室裡有兩張床，楊姨和依晨睡大床，楊姨的丈夫睡小床，中間隔著簾子。
家裡沒有沙發，沒有會客的地方，廚房後面有小陽臺，大概五平，是依晨能夠去到最安全的室外環境了，而我的出租屋只有12平米，用廁所、廚房要排隊，還不如楊姨的家。
而現在我的眼前，是一棟三層獨棟別墅，院子裡有泳池、滑梯，還有一座色彩繽紛的花園。
依晨的前半生，每天都被要求“不能”，永遠生活在安全的籠子裡。小時候在楊姨家每天都在為下一次手術做著準備，後來在福利院只能在圍欄那裡遙望外面的世界。在這裡，她至少能在戶外玩耍了。
天黑了。對面那棟房子的燈開了，我能隱隱地聽到家中的一些歡聲笑語。我幻想著裡面的那個小孩就是依晨，穿著公主裙在花園和小狗嬉戲，好像那些疼痛的往事從來沒有發生過。
第二天，我前往附近的一個教堂。教堂不算大，裡面也有些陳舊，人不多，零散幾個人坐在長條椅子上祈禱。牆上有很多精美的手繪壁畫，正前方有一尊耶穌雕像，雕像前擺著很多蠟燭。
我坐在離耶穌雕像最近的位置，心裡悄悄和他說話，細數我第一天到福利院，直到現在發生的所有事情，心裡還說：“我不打算要更多，你給別人的也給她就行。”
我不信教，只是覺得這些年的事太多、太稠密了。
我只是需要一雙傾聽的耳朵，和一雙能夠盛住我願望的手，管他是什麼神仙，都可以。
我在波士頓的一個月，每天吃漢堡、三明治這些簡餐，出門就坐公交和地鐵，心裡裝著依晨的事，也沒有閒情逸致去欣賞這座城市。
前男友全程陪同，讓我的調查很順利。除了醫院和中介機構，我幾乎走遍依晨可能抵達的場所：家庭醫生服務所、心理治療機構、中英文語言機構、遊樂園……
走完這些地方，我終於可以放心地從依晨的生命中消失了。
離開那天，前男友送到我機場，我站在天橋上，望著遠處的市中心，許下最後一個願望：
希望這座城市能善待依晨，對她好一些。
離開波士頓，我飛往另一座城市，依照之前的線路調查一番。
最終領養依晨的，還是那對波士頓的老夫婦。他們有三個孩子，兩個女兒一個兒子，都已經成年。丈夫在稅務局上班，妻子是退休的大學老師，家裡兩套房子出租，經營著一家酒店。
儘管他們已經透過為期一年的審查，我還是防了一手。
我找機會塞給依晨一張卡片，上面有我的號碼，還有美國未成年人保護機構的電話。
依晨接過卡片，有點蒙，她幾乎沒有接觸過外界，不能理解遇到危險是什麼情況，連我教她如何打電話，她都有點似懂非懂。
但是我沒有辦法，我已經做了能做的一切，送出卡片，更像是一個給自己的安慰劑。
這件事後來成為慣例，每一個離開福利院的孩子，我都會送給他們這張卡片。
我希望他們永遠用不到。
保育員阿姨特意給我打電話，她覺得依晨還是應該生活在我的身邊，美國父母是不會有我懂她的。可是我清楚，依晨的病只是暫時穩定，發育完全之後，她還有漫長的路要走。
我和保育員阿姨說：“當年她的確只是有我就夠了，可是孩子長大了，愛需要現實來支撐，我想讓她更好地活著。”
依晨臨走前一天，躲在房間裡哭，我以為她害怕，摟著她說：“美國的爸爸媽媽很愛你，你會有自己的房間，有新的小朋友，有屬於你自己的玩具。”
她突然不哭了，怔怔地望著我說：“如果我走了，就再也沒有機會回報你了。”
我抱著她。
那天是我見依晨的最後一面。我在福利院留到很晚，陪她吃過晚飯，天已經黑了，趁著依晨去洗漱，我想要偷偷走掉，於是眼見她進了洗漱間，小聲跟保育員阿姨說，那我走了。
按說依晨應該聽不到我的動靜，可是就在我走到門口，要換鞋的時候，她突然從洗漱間衝了出來，跑到離我一米遠的位置，靠著牆，看著我。
我說，姐姐走了，今天太晚了。
她點點頭，不說話。
我穿好鞋，往出走，依晨跟在我身後，我們穿過黑暗的院子。
星光照在搖搖木馬上。我說你回去吧，天黑了，阿姨會擔心的。依晨沒有說話，一直跟著我，也沒牽我的手，好像我們的第一次相遇。
她跟著我直到福利院的大門，保安大叔想要攔住她，但是依晨沒有踏出門口。她走到自己能抵達的最遠的地方，停下腳步。
我回過身抱抱她，說回去吧，姐姐回去了。
她緊緊抓住我的衣袖，不說話，死死地抓住。
我說，我真該走了，你也該回去睡覺了。我說著，掰開她的小手。她的力氣比我想象得還大。
這時保安大叔拿眼神示意我，意思是你趕緊走吧，我來看著她。
我轉過身，大步流星朝外走，不時回頭張望。依晨仍然站在那。
後來，我把這個故事講給朋友聽。我提起，在美國的時候，遇到過一個女孩，好像是另一個我。
她一個韓國人，全家定居在美國，大概二十五六，帶著一個十歲的黑人男孩做康復治療。小男孩是她在做國際義工時遇見的，她喜歡小男孩，便遊說自己的媽媽收養了他。
我便告訴她我的故事，她聽著，眼淚往下掉。
我們彼此留下聯絡方式，她還讓我把依晨的照片發給她，“我碰見，幫你注意她過得好不好。”
我被這個單純可愛的女生逗樂了。美國這麼大，哪有這麼容易就能遇見？
我還是把依晨的照片發給了她。
很多年以後，我碰到福利院退休的一位領導，他問我，如果可以知道被收養孩子的下落，你想不想知道？
我沒有思考，回答：“不想”。
今天的故事很長，後記我就不多說了，相信看到這裡的人，心裡對這個故事，都有自己的感觸。
我只淺談一個問題：如果放手會讓你愛的人過得更好，你會怎樣做？
紀良安在故事裡，就陷入了這個實實在在的困境。但她很清晰地意識到一點，這不是一個問題，而是困境。
問題是需要回答的，需要自證，你回答不放手，顯得自私，你回答放手，又有點虛偽。
而困境可以被行動解決。
紀良安的行動是，治療自己的心理疾病、找工作、學醫、採訪醫生。又教會依晨生活技能、如何與別人相處，自己再飛到美國去。她的每一個行動，都是經過現實反覆捶打的。
適當的時候，放手是更愛，這是一句很理性的道理，人人說對，執行起來卻不容易。
我問這篇故事的編輯，故事裡的什麼，讓他產生了深刻的印象。
他說，好像這種理性行為下的愛，是更有勇氣的，甚至是更有價值的。“它能幫人面對分離，也能面對痛苦，能幫人抵禦和度過人生中一些負面的東西。”
（文中人物系化名）
編輯：迪恩 小旋風
插圖：大五花
本篇163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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