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墟”一詞，“在英語中的ruin，法語中的ruine，德語中的ruine，丹麥語中的ruinere都源於一種“下落”(falling)的觀念，”1其隨著現代時間的流逝，不斷墮入過去與現在的斷裂中，Asmae El Moudir的紀錄長片首作《所有謊言之母》(The Mother of All Lies 2023)用微雕模型的沙盤推演方式，重新還原了多年前發生在街區的血腥屠殺事件，在威權與緘默、缺席與在場之間，將歷史深處的廢墟重新顯影。
《所有謊言之母》劇照
一、缺席：家庭、溫情與謊言的異託邦
Asmae El Moudir在影片一開始向我們展示了一個用微雕模型搭建而成的街區景觀，並隨著鏡頭的移動，帶領我們在街道穿梭：夜晚、霓虹燈、氣球與歡聚的人民，一切是如此的安詳與溫情，而隨後的旁白卻打碎了這一柔光下的濾鏡——“我記得那是命運之夜，當時正值齋月，這是古蘭經向我們的先知穆罕默德啟示的夜晚，也正是這一夜，真主消除了一切罪孽；但對我來說，那一夜我拆穿了祖母的謊言。”“這一夜”就像本片的毒針，隱隱刺痛著當下的訴說。Moudir隨後向我們展示了家庭成員製作微雕模型的日常，我們可以看到街區的每個房間、傢俱和裝置都在這個小小的模型中等比復刻，每個部件無疑都灌注了家人們對彼此和社群的歸屬感與熱愛，此時的模型更多承載著屬於家庭的私人回憶。而隨著“那一夜”這一毒針的逐漸發作，模型的功能被極度膨脹，從私人跨入公共，甚至是民族的集體記憶；其展現方式也從景觀變為動態的推演。
於是，在關於“那一夜”的報紙、相片和口述的碎片中，那個謊言被揭露的夜晚終於曝露在我們視野之下：民眾由於物價上漲進行自發性遊行，而摩洛哥政府卻選擇暴力鎮壓，無差別地對街區進行了血腥屠殺，而記錄這一切的相片、影像和新聞大多被銷燬，這一段歷史永遠被封存，成為過去與現在雙重斷裂的夾縫中不可言說的廢墟。
《所有謊言之母》劇照
Moudir讓事件親歷者用家庭的微雕模型進行了事件的還原，如此，我們可以看到本片的拍攝片場（事件發生地）、模型的製作地、還原地以及家庭居所巧合般的共處同一場域：這不僅是地理意義上的同一空間，更是多重話語交匯的同一場域；家庭與威權、溫情與血腥、缺席與在場構成了同一座標系下的異託邦，它們相互混雜、齧合，彼此獨立又相互侵蝕。本片中出現的一張照片對這種景象做了最佳的視覺呈現：相片背景是虛焦的建築，前景是一群不成比例的“人”，有的是真人相片，有的是微雕模型，它們共同繪製了一張怪誕卻真實的拼貼圖景。
二、在場：口述史、沙盤推演與法政藝術
「法證建築」(Forensic Architecture)是當代重要的藝術/政治實踐小組，其由高度專業人士（建築師、資料分析師、電影人、軟體工程師、調查記者等）組成，透過收集線上資料、資料探勘、與當事人接觸、3D數字模型等方式儘可能還原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侵犯人權、自然環境等社會事件的真實現場，從而揭露威權話語的虛偽，提供一種凝視、監控政府的方式。2《所有謊言之母》(The Mother of All Lies 2023)中，Moudir採用了類似「法證建築」的方式，親自採訪了血腥事件的倖存者和親歷者，借他們的口述和模型的推演，以當下的“在場”，重新還原、生成真實的歷史時空。
《所有謊言之母》劇照
其中一位倖存者講述了事件發生後被強行關押至監獄的經歷，他以街區模型中自己住所的門口為事件起始點，用自己、警察和行政人員的模型詳細地還原了自己所收到的身體和精神的雙重暴力。“突然，門口響起敲門聲，很響。我聽到他們強行破門，突然，幾個手持棍棒計程車兵出現在我面前，他們把我拖走，開始用棍子打我。然後，他們把我帶走，扔進了監獄”他邊說邊把代表自己的小人扔進監獄的模型中，“我在牢房裡爬行，就像這樣”他開始雙手著地圍著模型爬行，並一邊調整著模型小人的動作。
此外，Moudir與其他親歷者也用這種方式還原了“那一夜”的場面，她用乾冰來模擬暴力鎮壓下的混亂，將原來精心製作的小人塗上血色，安置在地上，幾輛軍用車輛從他們身邊駛過，無數的槍支、彈藥和屍體陳列在大地上。Moudir在場景的牆面上放置了兩張事件遇難者的照片，這也是他們僅存的影像，用於對抗這強大的緘默。
《所有謊言之母》劇照
透過鏡頭的移動，我們回看了從歷史深處顯影的廢墟，並且以一種空間巡航式的視點觀看、感受，而非傳統的拼貼重組；在歷史顯影的過程中，物件、證據、訴說者、聽眾和空間共同組成了一個開放的空間，以此共同思考和對話。在後真相時代，資訊的爆炸和轟鳴不僅擾亂互助群體和公共空間的建立，更將“真相”裹挾在魚龍混雜的聲音和景觀中，“真相”不是被威權機關納入自身話語體系，就是被擱置在陰謀論的狂歡中，Moudir的方式雖然沒有「法政建築」科學嚴謹，但卻是一次“幼稚”卻真誠的嘗試，也將紀錄片關於“真相”的追問拓展至新的討論空間。
與《所有謊言之母》(The Mother of All Lies 2023)類似的用演繹方式生成歷史的紀錄片《殺戮演繹》(The Act of Killing 2012)用戲中戲的方式還原了印尼屠華的血腥事件。劊子手們重返行刑現場，在歷史與當下的雙重曝光中享受著“榮光”，盡情表演著當時恐怖肅殺的氛圍，並以此而自豪。
《殺戮演繹》劇照
與《所有謊言之母》(The Mother of All Lies 2023)不同的是，《殺戮演繹》(The Act of Killing 2012)僅選擇屠殺者的視角，用屠殺者對當時事件的回憶和扮演，捕捉加害者處在受害者身份下微妙的錯位，以此來質詢屠殺事件的非人性。而影片結尾，當年的屠殺者在經歷數次屠殺演繹後，問出了自己這樣的問題：“被我折磨過的人和我有同樣的感受嗎？”他在表演過程中無數次的流淚與崩潰，襯托出殺戮對人性入骨的摧殘，它剝奪了受害者的生命，也碾碎了加害者長久以來的自我認同，使其迷失在潛意識裡巨大的恐懼中，這也將“真相”推向一個更加混沌和麵目全非的境地，或許，真相本來就不該是單向度的呈現呢？
這種表述讓二者形成了很好的對位，《所有謊言之母》(The Mother of All Lies 2023)以受害者的視角演繹歷史，並將真相向上托起，企圖讓真相暴露在公眾面前，《殺戮演繹》(The Act of Killing 2012)從加害者的角度將真相肢解，在支離破碎間重新拼湊新的真相。
三、悖論：拍攝倫理質詢與權力的幻影
《所有謊言之母》(The Mother of All Lies 2023)中，祖母是一個強有力的在場，她無疑是整個家庭甚至街區的“獨裁者”，她生性乖戾，善猜忌，喜歡在窗戶後監聽鄰居的生活，而當她親身經歷“那一夜”後，卻堅持自己什麼也沒看到，什麼也沒聽到。她被Moudir描繪成一位守舊的“獨裁者”，迷戀權力的魅力，並且時刻維護著國家意識形態機器。
祖母作為“獨裁者”，卻在“那一夜”發生之時毫無掌控力，她一邊禁止人們上街遊行，一邊看著鄰居們一個個死在門口，而自己只能當作這一切全無發生過，並且禁止家中人哭泣，討論“那一夜”發生的事情。這種權力的顛倒訴說了這樣一個事實：所謂的祖母—獨裁者，在威權—獨裁者面前也不過只是個權力的幻影。而這種悖論同時也契合了祖母在本片中的拍攝處境：她一直拒斥照相術，不允許家中有任何照片，而她本人卻在片中無時無刻不處在攝影機的拍攝和監視之下。
《所有謊言之母》劇照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於其他人，Moudir對於祖母“獨裁者”的形象刻畫，是以一種近乎刻板標籤的方式“描繪”，而非從素材本身生髮一種人物本身的“呈現”，祖母拒斥照相術的原因、對於宗教和權力機關近乎偏執的信仰以及性格的多疑等方面並未展開過多的探討和呈現，僅僅以幾句論斷性質的話語帶過，祖母被完全暴露在這種強大的預設和主觀視點中，這也暴露了本片的一些拍攝倫理問題。從本片的主視覺海報中，我們可以看到祖母與“謊言”的對位，祖母成為一個代表著謊言、監視與緘默的符號，全然喪失了其作為人，甚至是事件親歷者的複雜與多重向度，在一個如此血腥、殘暴的宏大事件背後，我們應當提供多重觀察和認知的視角，探索事件背後的時代症候與風雲變革，而非將個體聚焦於歷史的前景之上。
《所有謊言之母》劇照
四、結語
「劊子手都身居要職，而烈士們則被埋葬在萬人坑裡。」拋開拍攝的話語問題，Moudir藉助微雕模型重建了家庭私人回憶與血腥歷史的橋樑，在缺席與在場，真實與虛構之間質詢真相的可觸及性，使得歷史的廢墟重新顯影在我們面前。就像Moudir本人所說：“除非我們說出來，否則我們根本無法衡量沉默的痛苦，我認識到理解事物的最好方法，就是深入挖掘我自己。”挖掘自己，即是挖掘這個世界，歷史的真相應當由每一位親歷者書寫，無論它關乎私人、家庭還是世界。
《所有謊言之母》劇照
參考文獻：
[1]巫鴻.關鍵在於實驗：巫鴻中國當代藝術文集[M].河南：河南文藝出版社，2022:
[2]Eyal Weizman,澎湃思想市場.“法證建築”：在黑暗認識論的陰影下還原真相.https://mp.weixin.qq.com/s/s4dhDn0V-5vTRUZrs8opYA，2019/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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