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博物館日|博物館的力量：“認同”建構

2022國際博物館日海報

2022年“5.18國際博物館日”的主題是“博物館的力量”。博物館具有改變周圍世界的能力，促使我們瞭解過去，回應當下，面對未來，也致力於社會的可持續和創新性發展，並向所有人提供終身學習的機會。這些積極作用最終可凝聚為一個價值目標，即“認同”建構。

早在17世紀末博物館步入公眾生活之前，就已經在定義國族和國族身份方面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在儲藏室、畫廊等博物館雛形中，大量具有權力、階級、宗教和文化象徵意義的物品被收藏和展示。到了18世紀後期，公共博物館的出現被認為是同“民族國家”和“公眾”緊密相關的（沙倫·麥克唐納，1997）。法國大革命使得天賦人權、三權分立的思想取代了貴族政治秩序，積極培育公眾的認同意識。1793年，盧浮宮正式向公眾開放，私人收藏開始具備公共可及性，博物館幫助塑造了公眾的“道德、心理和行為特徵”（貝內特，1995）。“公共博物館”模式逐漸為歐洲及世界各國所用。1925年，故宮博物院建院開放，對於強化民主共和觀念，促進民族文化認同、貫徹博物館公共精神具有標誌性意義（鄭欣淼，2011）。博物館的藏品、展覽與環境的價值傳遞旨在為過去建立諾拉所言的“記憶之場”，含括顯性的物理空間和隱性的儀式場域，有助於培育政治共同體和文化共同體的精神紐帶。此外，在18-19世紀歐洲各國的殖民擴張中，宗主國為引導公眾產生一種“廣義的帝國願景”，曾經利用博物館加強了對“帝國知識體系”的構築，甚至將其作為征服和控制殖民地的手段之一。不過，博物館此後也逐漸成為後進國家邁向文化成熟的標誌之一，既為文物歸還做出貢獻，也集中展示了本國和本民族的歷史文化。

20世紀中葉，受第二次世界大戰影響，各國亟待修復國家和民族認同、重構經濟文化秩序、反思人類共同命運。因此，紀念類博物館在全球快速發展，如蘇聯建立的彼爾丘比斯紀念館、斯大林格勒戰役英雄紀念館、佈列斯特要塞紀念館等，將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為重要的集體記憶激發公民的認同感。同一時期，遵義會議紀念館、廣州起義紀念館、古田會議紀念館、瑞金革命紀念館等中國共產黨革命紀念館也相繼建成，成為傳播革命精神和強化政治認同的重要陣地。

遵義會議紀念館

古田會議紀念館

從20世紀後半葉起，博物館對“認同”的建構作用受到了更多的關注。隨著全球化的加劇和移民數量的增長，原本公共博物館關注的單一集體和國家身份概念逐漸滲透進新的跨國和流散身份概念。博物館的傳統角色是將過去視為一段線性的、總體化的歷史，更多地致力於創造和利用賦予過去連貫性和目的性的官方表達。從而使得英雄式、成就式的進步敘事方法被廣泛運用，有效強化了國家民族身份的形成。但自20世紀80年代起，身份政治開始關注多樣性和不同文化的雜糅，博物館展覽遂嘗試打破“二元對立”的敘事結構，改變單一主體的敘事向度，探索新的敘事話語體系。如美國亞利桑那歷史協會舉辦的常設展“讓我們創造歷史”，就將當地居民的觀點融入展覽內容，並邀請他們參與展覽策劃和展品選擇。此外，公共博物館保持著較高的公眾信任度。科學認識論將博物館歸類為科學正規化、經典和教學目標的集合（克萊默，1992）。科學方法推動了現代博物館發展，為真正瞭解世界提供了一種獨特載體。同時，博物館領域出現了一系列批判性分析，揭示了物件、知識體系和意識形態說服過程之間關係的結構和程式。這些分析包括對博物館在定義歷史和文化身份等方面權威地位的再審視、對舊有一些僵化的和過於物化的博物館展陳理念進行批評等。

近年來，社會的轉型促使博物館持續深入地走向公共領域和社會生活，增加了利用博物館進行普遍性公民教育的必要性，也導致了20世紀已出現的博物館敘事創新進一步顯現在展覽及外延活動的策劃理念中，必然又延伸出更復雜的博物館“認同”建構內涵。亨廷頓將身份認同的型別分成了六類——歸屬性的、文化性的、疆域性、政治性的、經濟性的、社會性的。對應上述型別，博物館進一步向官方與民間觀點結合、歷史傳統與現實社會互動、全人群與分眾化物件化敘事區分、政治規訓與休閒社交功能疊加、物理空間與虛擬空間相融等方向轉變。一方面，博物館依然延續、甚至加強了建構明確的國家、民族和地區認同的能力，提供了有力的物化證據和空間體驗。新加坡透過國家級博物館從各個側面強化了公眾對國家和民族共同體的想象，如新加坡歷史博物館強調新加坡作為獨立主權國家的發展脈絡；亞洲文明博物館意在表明，新加坡人有著深厚的民族血統，使新加坡人成為亞洲人的一部分；新加坡藝術博物館從東盟各國交往的視角出發，闡述了新加坡在東南亞重要的藝術中心作用。“認同”並非是一種與身俱來的情感皈依，而是帶有較強的社會建構和社會表達性質的。因此，博物館的內容呈現不僅是為了追述事實，更是為了傳達價值和意義，如錢穆所說，“故欲其國民對國家有深厚之愛情，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往歷史有深厚的認識”。同時，博物館的內容呈現也是基於現實社會情景進行解讀的，形成了一種連線歷史與當下的“可觸可感”的交叉關係。中國國家博物館“復興之路”展覽的“復興”主題就是基於國家歷史傳承書寫，以及當代意識篩選、想象和重現共同作用後的最終選擇。

另一方面，博物館對邊界模糊的個體社會角色予以更大程度的包容，呈現對話性敘事策略，在不同地域、文化和時代之間創造聯絡。這種對傳統認同內涵的挑戰與拓展首先表現在如何在廣泛的社會背景下產生對他人經歷的同理心。荷蘭海牙人類之家以過程戲劇的方式，在博物館創設的邊境管制環境體驗中，讓觀眾參與扮演難民角色，與展覽中的真實難民對話，以提供“使人們能夠想象自己處於一個陌生世界的敘事”。（貝德福德，2001）其次，表現在如何在官方話語中納入民間和個人敘事。2009年至2011年間，大英博物館與14個不同的青年組織合作，邀請從未進入該館的難民、少年犯、流浪者等參加了為期一週的密集體驗。每位參與者選擇一件展品，與策展人和創意工作者合作，透過戲劇表演、演說等形式，與親友對話，實現對該物件與自身的關聯性解讀。此後，這一專案又繼續拓展，支援當地社群青年的學習計劃和職業抱負。博物館使具有不同種族和社會經濟背景的觀眾都能夠參與公共記憶的談判，為差異性觀點提供安全空間。這種空間不僅是物理層面的，也是情感層面的，在審美體驗中獲得開放性和復調性論述（巴赫金，1981）。再次，表現在如何發揮記憶交流功能，賦予故事超越純粹私人或單一群體的意義，在更廣範圍內產生歸屬感。如以職業角色建構認同，成為在人口流動日益頻繁的當下，不少博物館採用的敘事視角。深圳（寶安）勞務工博物館透過勞務工群體記憶的共享，建立共同的價值觀、態度和興趣感。烏茲別克國家歷史博物館、英國倫敦猶太人博物館等也都在敘事主線中凸出了社會發展中不同人群以職業身份所實現的社會融合。

深圳（寶安）勞務工博物館

倫敦猶太人博物館

近年來，尤其受新冠疫情影響，網路成為社會交往的重要載體，為認同建構提供了更多元的發生渠道，但也使得其基礎、結構和主導因素出現變遷。博物館利用自媒體、融媒體等平臺搭建展覽在虛擬空間中的傳播圈層，也利用元宇宙、虛擬現實等前沿技術突破展覽時空限制，探索在非傳統文化空間中破解認同碎片化困境的路徑。未來，博物館建構認同的關鍵在於如何組織普遍性和共同性與特殊性和差異性之間的雙螺旋結構，在空間、時間及實踐等維度上建立更具普遍價值和時代意義的認同表徵系統和符號話語。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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