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第十五屆北京國際電影節開幕的日子。根據之前組委會的官宣資訊，匈牙利導演、編劇、製片人貝拉·塔爾（Béla Tarr）將擔任本屆“注目未來”單元國際評審團主席。
2016年3月，貝拉·塔爾第一次來到中國，Lens對此進行了記錄。本文首發於Lens雜誌《那就無所畏懼地老去》，有部分文字刪改。
貝拉·塔爾離開時，已經是夜裡9點了，衚衕寂靜下來，路燈投下深重的影子。他讓隨行的攝像師給自己的離開拍一小段影片：“我先從衚衕走出去，然後所有人跟上。”
他也是個很酷的演員：鏡頭中他的背影往衚衕盡頭走去，即將轉彎時，他把手中的菸頭扔在地上，又低頭把它踩滅。然後他轉彎，離場。接著，他轉回來檢視拍攝的畫面，導演癮又上來了：重新佈置一番，再次開機……最後，他指揮所有人跟上他，一起消失在畫面裡。
很難描述貝拉·塔爾的長相。這位老人，最後的詩意電影大師，面目模糊且滄桑，這種滄桑甚至掩蓋了他原本的模樣，只留下滿臉堅硬的白鬍子茬兒和緩慢而渾濁的聲音。
貝拉·塔爾，2023 圖片來源 / famu
他的話不多，在說並不熟練的英文時，好像在給自己的某部片子念旁白。那些片子大多是黑白片，節奏緩慢而令人絕望，彷彿在久久凝視人類苦難的深淵。
他顯得比實際年齡要老，當他想專心使用某一隻手時，這隻手會令人沮喪地微微顫抖起來。他非常瘦，心臟也不好，他的背剛剛動過手術，疼得要死。奇怪的是，他給人的印象依然是高大魁梧的。
這個匈牙利人煙癮大得令人擔心，而且喜歡一邊抽菸一邊喝酒。“我不太在意我的身體，我只是用用它而已。”他說，“不過該死的背現在讓我夠受的了。”跟Lens說這話時他表情很愉快，談論菸酒讓他開心。
老年貝拉·塔爾的身體裡依然有一個少年的影子。那是一個浪蕩子，義憤填膺，滿口粗話，知道自己才華橫溢因而頗為驕傲，總忍不住想對這個世界狠狠地揍上一拳。
“年輕時我去影院，總看到那些醜陋無比的電影，一切都很假，對話跟屎一樣，糟糕的演員和運鏡，垃圾中的垃圾，一切都是假的，只要我在銀幕上看到東西，就能感到電影的虛偽。”他說。
以貝拉·塔爾混跡街頭多年的經歷，他不可能不世故。他肯定知道，在自己影片的放映活動中應該老老實實、面帶微笑地坐在臺上，末了說幾句不鹹不淡、表示感謝的話，並與主辦方的學者嘉賓擁抱告別——這種活動很多，流程也都差不多，他走走過場就行。
2023年，貝拉·塔爾領導了布拉格表演藝術學院電影與電視學校的執行工作坊。圖片來源 / famu
然而實際情況是，每每有學者和評論家對他的影片侃侃而談時，他都常常忍不住慢吞吞地說：“不，我的電影沒有表達那個意思。”說完便平靜地看著身邊因尷尬而說不出話來的發言者。
他後來對Lens解釋說：“我只是想讓談話迴歸正常，好好聽人說話很重要，但有時候對方只是在自說自話。”過一陣子他又沮喪地說：“我太固執了，我冥頑不靈，像塊臭石頭。”
“我年紀越大，越覺得可以有另一種哲學上的知識分子的解讀，不矛盾，我拍永恆的電影，它50年後也不過時，也能反映出許多問題。”他曾經說。然而，在下一次活動中，他又會說：“不， 我的影片沒有表達那個意思。”
“導演這個職業有點骯髒”
他不喜歡知識分子的那一套。“在片場時，你只關心兩件事：第一，時間總是不夠的；還有一個就是預算總是不夠的。我總跟同一群人合作，因為他們沒有知識分子的腔調，不關心哲學和理論問題。他們都很瞭解我，不會過分期望和要求，我告訴他們該怎麼做，他們就照我說的去做。”
他會早早把劇本寫好，拍攝前幾個月，整部電影的每一個鏡頭都已經在他腦子裡了。他會花很多時間跑來跑去挑選外景，把每一件具體工作都安排好以後，再請劇組過來，“一旦開始拍攝就只能向前，我沒有時間思考”。
他總是缺錢，他不大擅長跟投資人搞好關係。“有錢人從來就不友好。”他對Lens說。很多影片經常拍到一半就因為資金問題被迫中斷。“如果事先把工作分配好的話，影片就不會因為中斷了一年半而被毀掉。”
《倫敦來的人》海報
即便如此，拍攝過程依然坎坷至極。《倫敦來的人》2002年開始籌備，2005年開拍，拍攝9天后就被迫停止，然後是2006年恢復拍攝，再停。第二次恢復拍攝是2007年2月，最後在2007年3月15日殺青。在拍攝過程中，原本患有抑鬱症的製片人因為資金壓力自殺身亡。貝拉·塔爾在片頭字幕裡將這部影片獻給了他。
他在片場很獨斷。“我有時做決定很專橫，但重要的是，得有人能把我想要的東西拍出來。因為演員都在移動，什麼都不確定，拍攝的人要仔細觀察，比如本來你應該在這兒停下，但演員多走了20釐米，你必須跟著走，要很會捕捉影像才行。我告訴攝像師第一個鏡頭是怎樣的，最後一個鏡頭是怎樣的，但實拍時一切都在動，最終一切都在他手上。”
實際上，他的大部分劇組成員都是他的學生和朋友，他們都喜歡他，也理解他。他一直在教授電影課，第一個電影工作室開在柏林，如今在薩拉熱窩開了一所電影學校。
仔細看貝拉·塔爾的電影，會發現一些類似的畫面語言。
這兩張圖都是《倫敦來的人》的劇照，上圖中蒂爾達·斯文頓（右）與一個刷盤子的孤女（左）扮演一對母女，下圖的臥室最終成了一個命案現場。那是一部寂寞的影片，一個港口守夜人，一片漆黑的夜晚，人們內心的內疚與貪念的煎熬。貝拉·塔爾20多年前看這本小說時，就立刻被吸引了。
貝拉·塔爾不喜歡彩色電影，總覺得不自然，他情願在黑與白之間增加更多灰色的層次。20多年來，他的攝像機都沒有高過眼睛，“我喜歡靠下方的角度拍攝”。攝影 / Kobal
至於演員是專業的還是業餘的，他並不在意，長相和氣質合適就行。他的演員有音樂家、女侍者、流浪漢和路人，也有漢娜·許古拉、蒂爾達·斯文頓這樣的明星。他讓一個在餐廳洗盤子的匈牙利姑娘跟英國女明星蒂爾達·斯文頓搭檔，飾演一對母女。洗盤子的姑娘是他在孤兒院裡找到的，拍完戲以後她繼續回餐廳洗盤子。
《詛咒》劇照
“我一直重視演員的個性，我瞭解到他們在現實世界中的反應以後，我就知道他們在電影中會做何表現。我們必須要創造出一個很平常、很真實、很自然的處境，他們不是在演戲，有人開始作秀，我就會對他大叫：要演去別的戲裡演吧。要相信我，我不會讓他們顯得很荒謬，我會把他們拍攝得細膩柔軟，這是我的責任。”他說。
在選角時，他會與每一個演員長談，瞭解他們的一切。“導演這個職業有點骯髒，總想拿一些人們最深的秘密、拿他們的性格和隱私去換錢。”他說這話時有點愧疚。在道德方面他有一種特殊的敏感。“有時候你也需要有人安慰，告訴你不要擔心，這才是合作，否則只是在一起工作。”貝拉·塔爾說。
《都靈之馬》劇照
他的御用配樂、音樂家米哈伊·維格跟他合作30多年了，“比我婚姻的時間還長”。另一位朋友是他大部分影片的小說原著者拉斯洛·克勞斯瑙霍爾凱。《倫敦來的人》在巴黎公映後反響不好，貝拉·塔爾沮喪到極點。“男主角差點自殺，一些評論也不友好，我痛恨整個法國，因為我覺得自己被羞辱了，我壓力巨大，有一天我醒過來想打人，第二天我想自殺，很可怕。”這時候拉斯洛來了，他問貝拉·塔爾：“那匹馬怎麼樣了？”
他們兩個人經常聊到尼采與馬的故事：1889年冬季的都靈，尼采看到一個馬伕用鞭子狠狠抽打一匹馬，但馬拒絕再前進一步，他看不下去，便上前阻止，最後抱著馬哭昏了過去。這個故事中尼采的結局是患上精神疾病，整整11年臥床不起，直到死去；但從沒人提到那匹馬怎麼樣了。
《都靈之馬》海報上的那個背影
後來，貝拉·塔爾把那匹馬的故事改編成了《都靈之馬》——一部關於世界末日的影片。“這是我欠那匹馬的。”他說。他是尼采堅定的信徒，篤信個人意志的力量。
他的絕望是世人的救贖
出生在蘇聯時期的匈牙利，除了自己的意志，沒什麼可相信的，也沒什麼可依靠的。
貝拉·塔爾16歲時就由於拍攝吉卜賽人的遭遇，進了當地政府的黑名單，第二部練手的片子則導致他被警察帶走。他倒並不想跟政治扯上任何關係，“幸運或者不幸，我只是懷有很強的社會責任感”。
《撒旦探戈》劇照
他愛吉卜賽人、酒鬼、工人、無家可歸的流浪漢，他自己就是那樣的人。他曾經跟巴基斯坦工人一起在倉庫裡當搬運工，結果弄傷了背，一輩子做不了體力活。
“那些所謂的邊緣者，對於我來說，給予他們尊嚴很重要。”他說。他電影裡的那些角色，貧窮、醜陋，沉默地一直工作到死，唯一的娛樂是在簡陋的酒吧裡喝得酩酊大醉，手舞足蹈，然後在打烊時被老闆趕出去。貝拉·塔爾鏡頭中的他們在狂風大雨中奔波勞作，走投無路。
《撒旦探戈》（上）《詛咒》（下）中的雨
有人問，為什麼他電影裡的人下雨時都不打傘，他解釋說：“雨中的農村就是那樣的，因為他們要幹活，沒有多餘的手用來拿傘；而我影片中風大，是因為匈牙利平原在秋天時風本來就很大。”
“要接近現實、接近人，嘗試撫摸他們，試探他們，這就是我想做的。”他說，“當然了， 我想改變世界，我想改變一切。”
後來他“絕望”了。“上了年紀以後，你會發現，我們遇到的不僅是社會問題。我們也許會遇上一件毫無邏輯、毫無合理性的事情，然後你會陷入深深的思考，好長一段時間悶悶不樂，然後你要站起來，你發現這件事不僅沒邏輯，它簡直荒誕無比，甚至可以說，垃圾是全世界共有的事情。”
《鯨魚馬戲團》劇照
但電影還得拍下去。有人說貝拉·塔爾的絕望是世人的救贖之所在，或許是的。
“我們正慢慢、慢慢地走向棺材，無從避免。你問我是否害怕？是的，但我試著忽略，因為如果我總是想這些事情，我就不會拍攝《都靈之馬》了，我就什麼也不會做。如果你說我是個悲觀主義者，你錯了，因為真正的悲觀主義者保持沉默，他們獨自閒逛，才不會在11月份的凌晨4點鐘跑去見鬼的拍攝場地，在一片茫茫迷霧中跟演員、攝影師這些人打交道。”他說。
“故事早就講完了”
他一生的故事很多，但他並不樂意講述。他的敘述永遠是舉重若輕、簡明扼要的，他的口頭禪是“那又怎樣”，說這話時他會滿不在乎地聳聳肩。
他對故事不感興趣。“人類很早以前就把故事都講完了，之後全是重複。”
貝拉·塔爾標誌性的眼鏡戴法，出現在他的許多照片中。
上圖來自2016年，貝拉·塔爾在摩納哥國際電影節上。圖片來源 / Shutterstock
下圖來自2023年，貝拉·塔爾和電影系的學生們。圖片來源 / famu
這麼多年來，貝拉·塔爾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即便早早在影壇獲得了應得的地位，他也從未向金錢和任何權勢妥協。
“我每拍一部電影都是重新開始。”2011年的《都靈之馬》之後，他忽然宣佈封鏡，“我想表達的內容已經全部說完了，繼續拍下去無非是重複”。如今，他的主要工作是發掘和培養年輕電影人才。
他也不會直接改編故事，比如拉斯洛原著的《撒旦的探戈》。“我可以改編它，但我思考的結果是：不。我選擇放下小說，回到現實，我用兩年時間瞭解現實，然後按照我的方式拍成電影。這就是我能做的、最好的決定，因為藝術要講的是生活，它必須反映生活，但首先得透過作者的靈魂。對於我來說，原作只提供結構而已。”
為了這部影片，他用兩年時間走遍了匈牙利平原。“我瞭解那裡的每一座樓，我瞭解那裡人們的生活方式。我開著越野車，手裡拿一幅很完整的大地圖，每一座房子都標註在上面了。”
《鯨魚馬戲團》的劇照和分鏡
“拍電影，這些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因為我們的材料就是現實生活。吸收資訊，直到這些資訊變得理所當然，因為消化以後它已經變成自己的東西了。”有意思的是，他對現實生活的細節並不感興趣。很多導演傾向於還原時代背景的真實樣貌，但他從不。
他說，如果19世紀的人看到以19世紀為背景的《都靈之馬》，一定會覺得影片漏洞百出。
“這是一部關於死亡的電影，什麼19世紀、20世紀，無所謂。”這部狂風大作的片子在拍攝時沒用到一絲自然風，全是四臺鼓風機吹出來的，遠處的樹要靠人搖晃才能動起來。
影片的另外一個場景裡，一邊颳風一邊起霧。一位工作人員提醒他這種狀況不符合常識，他回答說：“我覺得挺好。”
貝拉·塔爾在《都靈之馬》片場
“現實主義很小氣。”他說。他還說：“雨、宇宙和狗都有自己的故事。這些故事都比我們寫的所謂的‘人的故事’更重要。”
《倫敦來的人》裡的謀殺案，犯人走進屋子，關上門，然後鏡頭對著門拍了幾分鐘之後，犯人走了出來。“你知道里面發生什麼就行了，沒必要再去拍動作。”他說。
《鯨魚馬戲團》裡的暴動戲，一群暴徒打砸醫院、毆打病人，最後這群人在一個蜷縮在牆壁前的瘦弱的老人面前停了下來，轉身離開。貝拉·塔爾說：“為什麼他們會轉身呢？因為面前有堵牆，不轉身就撞上了。”他的意思其實是他相信人性，但他不願明說。“或許我相信人吧，就算是屎也能找出點好地方。”
“我不喜歡多愁善感，有時候我很浪漫，但不要多愁善感，要勇敢一點、粗糙一點。”典型的東歐男人。
愛那些醜陋可悲的人
貝拉·塔爾那一代的東歐知識分子和藝術家都受存在主義影響極大，他也不例外。
當時，蘇聯的鐵腕讓生活失去了目標，社會混亂而荒謬，年輕人只能自我塑造，個人意志是自由的唯一可能性。那時的貝拉·塔爾長髮飄飄，英俊而桀驁，在酒吧裡徹夜飲酒，拿簡陋的攝像機拍紀錄片。他年輕時就是一個偶像人物，如今也是，總有一些人瘋狂迷戀他，也總有另一些人覺得他像個怪物，不同的是，如今他老了，他剪短了頭髮，吃飯時雙手發抖。
我們每時每刻都與這個世界相互磨損著，儘管有時不易察覺。我們起床、穿衣、吃飯、見一些人、睡覺，每一天我們都在老去，這個世界也是。我們的動作開始變得遲緩，最終所有人都要進棺材。
“我不相信上帝，我的一個好朋友得病死掉了，她吃了很多苦，如果有上帝的話，那時候他媽的上帝在哪兒呢?”貝拉·塔爾說。
他出生在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家庭，小時候每個禮拜天都穿戴整齊去教堂，但他最終背棄了信仰。“沒有來世，這輩子就是一切，你必須做點什麼，死去以後能給下一代留下點什麼，沒別的。”
他對同樣擅長長鏡頭的蘇聯導演塔爾科夫斯基的評價是：“我覺得他只有一個問題，他相信上帝。我喜歡《安德烈·盧布廖夫》，但他其他的片子都有這樣那樣的問題。”
相比之下，他更關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意志力的角力。救世主煽動烏合之眾，酒鬼抱團起舞，囚徒試圖越獄，但最終只看到了自己的軟弱。
“決定這個社會的不是政策，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倫敦來的人》裡，一個夜班看守被囚禁在死水般的日常生活中。他意外得到一筆錢，這讓他有了個逃脫生活的機會，最後他失敗了。這個寓言般的人類悲劇，關於我們怎樣被困在自己的命運之中。“他想贏，但沒法贏，他搞砸了，也許他沒有足夠的勇氣、力量或意志，也可能對他來說，做這種事年紀太大了，總有各種各樣的原因。”貝拉·塔爾說。
還有《鯨魚馬戲團》裡煽動人們毀掉自己生活的救世主。“有很多救世主，但他們都是騙子，他們煽動人們，讓人們相信他，但結果都一樣，毀滅。”他說。
《都靈之馬》劇照
《都靈之馬》中的父女悲哀地重複著每日生活，直到一切熄滅。貝拉·塔爾將上帝創造世界的過程反過來呈現在影片中，不是“第一天，有了光”，而是“第七天，光消失了”。父女二人短暫掙扎過，想離家尋找生存機會，但風太大，他們受不了。“你留下也可以，離開也可以，但都沒有明確理由，因為都沒有意義。”他說。片中甚至沒有一個用來解釋這一切的上帝視角，沒人知道發生了什麼，為什麼世界會墮落到如此境地。
他的影片中總有一種“赤貧之美”，一切被壓縮到極限後方顯出意義，絕望到多麼深的地步才能看到希望，甚至依然沒有希望。
但並不冷血，甚至可以說這些片子很天真，有時給人的感覺像童話。“電影拍完了，人還要繼續生活。”他說。他經常說自己不是一個純粹的電影人，他更在意電影之外的世界。
“這個世界是我們所有人一起創造的，一切都是人引起的，每個人都有一點責任，這是一個道德問題。天分和敏感無法買到，但情商可以提高，道德也是可以教育的。”
“給予一切生命尊嚴，愛那些醜陋的、可悲的人。拍電影時我沒有權利做判斷，我愛他們所有人，所以邀請他們來拍這部荒謬的電影，之後他們出現在銀幕上看這部影片時，你能感受到自己有多愛他們。”
2016年，貝拉·塔爾離開Lens工作室時，已經是夜裡9點了。
衚衕寂靜下來，路燈投下深重的影子。他突發奇想，讓隨行的攝像師給自己的離開拍一小段影片：“我先從衚衕走出去，然後所有人跟上。”©重逢島
本文原標題：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救世主，但他們都是騙子》
文字：戴路 編輯：婁軍
運營：小石、Yidan 監製：Alg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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