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十年(1884)，康有為在海幢華林讀書，除了佛典之外，還讀了一些西書。據他事後回憶，那時“獨居一樓，萬緣澄絕，俯讀仰思，至十二月，所悟日深”，那麼他悟到什麼?下面一段話就說，“因顯微鏡之萬數千倍者，視蝨如輪，見蟻如象，而悟大小齊同之理，因電機光線一秒數十萬裡，而悟久速齊同之理”。這種叫做“齊同”的道理，即揉合了老莊與佛教的舊觀念，似乎是從這兩種新技術和新知識中被再度發現的，換句話說，新技術所展示的世界，支援某種舊的思想資源與新的觀念世界互相接上了頭。

這個使康有為悟到真理的顯微鏡(microscope)，據說是1590年西洋人發明的，到了1674年，列文虎克用顯微鏡在一滴胡椒水中看到了無數小鰻和小蟲擁作一團在那裡蠕動，於是，一個過去單憑肉眼無法看到的世界在人們面前呈現，它也曾引起西洋人的震驚。據說寫《悲慘世界》的大文豪維克多·雨果都感嘆，“望遠鏡看不到的地方，顯微鏡卻可以看到，兩者之間，哪一種視野更闊?”

新的視野常常會引起人新的遐想、浮想甚至幻想，於是，有人把它稱作人類知識的一種革命。我不是科學史家，但是我對一種知識、一種器物所引起的思想史影響很有興趣。於是，我看了一些晚清文獻。這個西洋人發明的顯微鏡，彷彿在當時也曾經引起過很多中國人的興趣，而且它所顯示的那個肉眼無法直接看到的微觀世界，似乎也曾經引起過中國知識階層的文化震撼與思想變化。

同治五年，也就是公元1866年，斌椿到歐洲去，看到“術者以水一滴彈玻璃上，如黍米，映兩丈壁上，滿壁皆作水紋，中有蟲如大蠍，千百隻往來如梭織”，當時大為吃驚，而兩年後(1868)，另一個到了歐洲的出使者志剛，在看到顯微鏡時，也覺得驚訝無比，他看到的是一粒麵糊，發現在顯微鏡下面，“有寸許至尺許大之蟲，或蜿蜒而行，或蠕蠕而動”，於是霍然而覺道，一切冷水和隔夜食物都不可吃。

在中國本土，沒有出洋的人則透過西洋人的介紹和贈送，差不多同時也看到了這個顯微鏡。據說，也在同治十至十一年間，出身名門的曾紀澤已經擁有了馬清臣贈送的這個西洋儀器，而且用它“檢查蚊鱗”，當然，大多數中國士大夫對於它的知識，還在更晚一些時候，像郭嵩燾在光緒三年(1877)三月十一日的日記裡記載，他曾經在英國應鏗爾斯的邀請，“觀顯微鏡及論天文”。

身在中國廣東的康有為，知道這種神奇的儀器，時間當然就更晚一些。

其實，最初向中國人介紹顯微鏡的西洋人，初衷可能也不全在傳遞微觀世界的知識，而大半是在宣傳天主教的真理。前面提到，早在道光年間，愛漢者等編的《東西洋考》中，就有過一篇《跳蝨論》，它之所以要討論那個既討厭又渺小的跳蚤，是因為從顯微鏡下可以看到，這個小蟲的形狀也像犬貓一樣，“有兩目、六腳、一小刺可以刺皮”，而且“密鱗蓋身，頸項彎曲”，於是可以應證“神天之全能睿智矣，蟲蠕魚遊，地輪月轉，星動宿環”，都是上帝的精巧安排，從顯微鏡下看到的小蟲，證明了“能賦小東西以合用之肢，養之保之，一定甚大矣”，於是歡喜無盡地讚歎:“萬物化醇，於是乎行”，這是上帝的偉大。

把顯微鏡帶到中國來的傳教士當然如此。不過，偏偏中國人凡是在接受每種外來器物和知識時，總是會從自己的歷史記憶中尋找一些解釋的資源，為的是讓自己可以順利理解，可以心平氣和。用一個恰如其分的名詞來命名，用一個便於理解的典故來說明，用一個神似形似的故物來比附，常常是中國人面對從未見過的新事物時的習慣。

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說，晚清時代，科學(science)讓人想到了朱子提倡的“格致”，而民主(democracy)使人想到了孟子的“民為貴”，自由(liberty)則讓人想起莊子的“逍遙遊”。語言的翻譯需要用自己本土原有的語詞去一一對應，對於新知識的理解，也需要喚起歷史的記憶、傳統的知識和原有的想象空間，來充當理解和詮釋的“思想資源”(resources of thought)。特別是，借用這種理解和解釋，人們可以坦然接受新事物，也可以緩解文化衝擊時的心理失衡。

明朝人已經從西方得到過眼鏡，但是，問題是眼鏡並不能引起觀念世界的震撼，因為它只是把平時看不清的東西看清，並沒有“無”中生“有”，變出一個新世界來。而顯微鏡則不同，它是把平時看不見的東西看見了，於是就由“無”生“有”，幻化出一個匪夷所思的世界。這個匪夷所思的世界，由於自己的知識世界中從來沒有，因此，就需要人們調整自已知識世界的格局和秩序，給這種過去未曾有的東西安排一個恰當的位置，並且對它進行有效的處理和解釋。如果不想改變過去知識世界的格局和秩序，那麼，就需要動用過去知識系統中可以解釋的資源來把它解釋妥當，使它安置在舊知識系統中，上下左右互相協調，否則，那個舊的知識系統有可能因為這種新的知識無法安置而整個秩序遭到根本的破壞。

於是，在想象與解釋之時，習慣於古代中國舊的人文知識系統的他們想到的還是古代中國可以找到的東西。他們不大願意看到這種新知識與古代中國知識系統發生衝突，卻很習慣於把這種新知識與古代中國的一些想象與哲理聯想在一起。

對於那些西洋人發現的匪夷所思的新知識世界，傳統上比較拘謹而實在的經典知識不大管用，倒是恣肆汪洋的、想入非非的道、佛知識卻常常可以充數。比如斌椿就從顯微鏡展示的這種微觀世界中，聯想到了“蠻觸之鬥，殆非莊生寓言”。

可是，莊子所說的意思是在諷喻一個人間的道理，“誠知所爭者若此之細也，則天下無爭也”，可是寓言一旦成為現實，他們也就很容易被這種寓言原來就蘊涵的象徵意味引出某種聯想來。稍後接受了更多新學知識的文化人，在接受了顯微鏡展示的新世界時，又從當時流行的佛教中，找到了另一種解釋，“佛經雲一滴水有八千蟲，人身有八萬蟲，所言不虛也”。像宋恕就在讀《華嚴經》和《大寶積經》時寫了《印歐學證》，以歐洲傳來的新說與佛教說法互相比較，特別是佛教中的“無量日月”、“風輪地輪”的想象，讓他理解了宇宙無限，從“人身八萬蟲”的想象，讓他接受了從顯微鏡下才能觀察到的微觀世界，而譚嗣同也在一封信裡說到，西洋的科學家以儀器測得的知識，如“行星皆為地球，某星以若干日為一歲，及微塵世界及一滴水有微蟲萬計等，佛書皆已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