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3月18日晚，美國政府公佈了與前總統肯尼迪1963年遇刺有關的機密文件。肯尼迪遇刺案迄今已經60多年了，但圍繞案件的各種猜測始終沒有平息。沃倫委員會出具的調查報告並沒有說服大多數美國人，有關此案幕後背景的陰謀論一直都甚囂塵上。這次公佈的檔案能給世人還原當年的真相嗎？

1963年11月22日中午12點30分，美國第35任總統約翰·F·肯尼迪的車隊緩緩駛入達拉斯市埃爾姆大街。這位深受美國民眾歡迎的“電視明星”總統，正微笑著向街道兩側的民眾揮手致意。然而，三聲槍響後，他的頭顱猛然向後仰去，鮮血濺在妻子傑奎琳的粉紅色套裝上——這一刻，美國現代史最著名的政治懸案就此定格。 

兇手李·哈維·奧斯瓦爾德很快被鎖定。這位前海軍陸戰隊員曾在蘇聯生活兩年，案發前一個月曾前往墨西哥城的蘇聯和古巴大使館申請簽證。兩天後，他在警察押解途中被夜總會老闆傑克·魯比槍殺，後者聲稱自己“無法忍受肯尼迪被殺的痛苦”。魯比最終因癌症死於獄中，而這場連環死亡事件，為陰謀論的滋生埋下了種子。 

1964年，由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厄爾·沃倫領導的調查委員會（即“沃倫委員會”）釋出報告，認定奧斯瓦爾德是“獨狼”殺手，三顆子彈中有一顆“神奇子彈”先後擊中肯尼迪和得州州長康納利。然而，這顆子彈的彈道軌跡、奧斯瓦爾德拙劣的槍法（檔案顯示他在蘇聯打靶時“成績墊底”），以及現場目擊者聲稱聽到“來自草叢的第二聲槍響”，都讓公眾對官方結論充滿質疑。 

沃倫委員會的報告未能平息爭議，反而成為美國社會信任危機的開端。官方敘事與民間想象的分裂，在肯尼迪遇刺案中達到了頂點。

首先，是報告定性“槍手獨立作案”無法服眾。槍手奧斯瓦爾德的背景充滿矛盾。解密檔案顯示，他雖與蘇聯和古巴情報機構存在接觸，但克格勃內部評估認為他“不受控制”，且“槍法極差”。然而，案發前三個月，一名蘇聯公民匿名向美國官員警告“奧斯瓦爾德計劃刺殺總統”，而中情局駐墨西哥城站點曾緊急調取其與蘇聯領事館的監聽錄音，卻未將這一情報充分共享給聯邦調查局。更耐人尋味的是，古巴領導人菲德爾·卡斯特羅在遇刺前兩個月曾發出威脅：“若美國試圖暗殺古巴領導人，美方領導人也將面臨危險。”這些雖然不能作為直接證據證明奧斯瓦爾德是受人指使，但在大部分民眾看來都比“獨立作案”更符合一般性認知。

其次，是案件後續發展中出現了各種“消失的證據和證人”。沃倫委員會調查期間，中情局和聯邦調查局被指控刻意隱瞞關鍵資訊。例如，中情局未透露其多次策劃暗殺卡斯特羅的行動，而這一背景可能影響對古巴涉案可能性的判斷。此外，超過100名案件相關人員在十年內離奇死亡，包括記者、醫生和黑手黨成員，進一步強化了“系統性滅口”的猜測。這都讓民眾更加懷疑美國政府——特別是中情局和聯調局——在此背後扮演的角色。

這些疑點催生了五花八門的陰謀論，民間對肯尼迪之死的始作俑者做出了各種大膽而“看似合理”的猜測：

1、副總統林登·約翰遜論：約翰遜因肯尼迪反對越南戰爭升級而策劃刺殺，以便使自己順位繼承總統大位——林登·約翰遜也是美劇《紙牌屋》中安德伍德的主要原型之一；  

2、中情局陰謀論：肯尼迪因計劃削減中情局預算、收回情報機構特權而遭報復，不少人猜測，中情局或許沒有直接指使槍手暗殺，而是跟外國情報機構合作或者與黑手黨合作完成了刺殺行動；  

3、黑手黨復仇論：肯尼迪兄弟打擊有組織犯罪，觸怒黑幫，因此二人陸續遭到報復性刺殺；

…………

這一切讓美國人幾十年來都保持對此事的持續關注。

不過，在這批文件公佈之後，許多對此事有深入研究學者都表示，可能不會有什麼反轉性的證據。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弗雷德里克·羅格瓦爾認為，這批檔案或許會有助於填補一些歷史空白，但可能不會有“戲劇性的新發現，從根本上改變我們對這一事件的認知”。《刺殺約翰·F·肯尼迪》的作者、歷史學家愛麗絲·喬治說，美國民眾對肯尼迪遇刺事件的好奇和對美國政府透明度的質疑，讓他們相信這批檔案中“一定隱藏著重要證據”，但她本人對此持懷疑態度。《紐約時報》在其文章中也直言“新文件中並未提供新的重要細節”。

儘管文件解密沒有帶來爆炸性的訊息，但在此時做出這一行動，顯然也是出於懂王及其團隊的精密籌劃。他大概有以下三個考量。

最直接的目的，是兌現競選時的承諾，鞏固基本盤。早在2024年競選期間，懂王便將“解密歷史檔案”作為核心承諾之一。此舉直接呼應其支持者中盛行“反建制派”的情緒：約65%的共和黨選民相信肯尼迪遇刺存在陰謀，而“深層政府”正是他們眼中的頭號反派。此外，肯尼迪的侄子小羅伯特·肯尼迪（現任特朗普政府衛生部長）長期主張中情局涉案，其家族影響力為特朗普爭取了關鍵搖擺州選票。懂王此舉也是對肯尼迪家族的一次報恩。

第二層目的，轉移焦點，重塑敘事。懂王此次任期，並非一帆風順，他正在面臨新一輪政治挑戰：經濟復甦乏力、朝野上下對他大刀闊斧的內外改革都在提出激烈的反對意見。此時丟擲肯尼迪檔案，一方面能部分地轉移公眾視線（並能讓人聯想起去年競選時懂王遇刺的經歷），另一方面又能強化其“對抗官僚體系”的人設。正如歷史學家史蒂文·吉隆指出，肯尼迪案與“深層政府”概念的繫結，為特朗普提供了攻擊情報機構、打擊現有政府官僚體系的彈藥。 

最後，他可能還將此種解密行動視為自身的“政治遺產”。懂王的解密行動不止於肯尼迪案。他還同時推動公開UFO檔案、愛潑斯坦醜聞檔案，併成立“聯邦機密解密工作組”，試圖將“政府透明度”打造成其第二任期的標誌性政績。儘管學者普遍認為新檔案“雷聲大、雨點小”，但對特朗普而言，“製造話題本身”即是勝利——它讓支持者沉浸在“揭露黑幕”的集體亢奮中，同時將民主黨與“掩蓋真相”的汙名繫結。 

這麼看來，懂王是懂流量的。

對懂王而言，這場解密頗有點類似“政治真人秀”——劇本早已寫好，高潮由觀眾自行想象。而對公眾來說，追逐答案的過程本身已成為歷史的一部分。正如泛黃檔案上那句潦草批註：“有些秘密，註定與塵土同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