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一個月前，網上流傳一位中國女留學生在美國被害的新聞。這不禁讓人想起幾年前備受關注的章瑩穎案。我記得當時輿論一片同情和哀悼，也有不少人表達對兇手的義憤和譴責。
我想這一次也該如此吧。但隨著死者更多的資訊被披露，特別是她生前的 Instagram 賬號被扒，輿論風向驟然轉變。許多“吃瓜群眾”在瞭解死者的私生活、看到她與白人男友一起拍的露骨照片之後，竟然紛紛為她的被害叫好。如此，這件本該讓人無比惋惜和傷痛的事件，卻激起了網際網路看客們一場殘酷的狂歡。
我想，輿論之所以有這麼大的轉向，大概是因為死者並不是像章瑩穎那樣的“完美受害者”。結果，在一種陰暗心理的驅使下，對死者的惡毒譏諷和幸災樂禍反倒成為正當的了。很多人認為，這個女孩是咎由自取，根本不值得同情。
但是，為什麼只有“完美受害者”才值得同情？為什麼只有毫無道德瑕疵的受害者才配稱為無辜？在這個事件中，不管死者的私生活多麼放縱，她都不應該被殘忍殺害，她也更不應該在死後受到網民“墳頭蹦迪”式的嘲諷。
這場鬧劇恰恰是”受害者有罪論“（Victim Blaming）的一個典型案例。“受害者有罪論”是一種將責任歸咎於受害者的心態，常見於人們對於職場性侵、家庭暴力、校園霸凌等事件的評判中。前幾天，我看到一位女性博主勇敢發聲，犀利地指出“受害者有罪論”其實是一種認知偏差，這種心態至少隱含了兩點錯誤的假設：
1. 公正世界假設
人們傾向於相信世界是公平的，每個人所得到的都是他所配得的：不幸之人所遇到的不幸都是他們咎由自取，而幸運之人則心安理得地享受著他們應得的獎勵。因此，當有人遭遇不幸時，旁觀者可能認為受害者自身有問題，以維持對世界公平的信念。
2. 控制錯覺
人們希望透過責備受害者來獲得一種虛假的安全感，認為只要自己不做類似行為，就能避免同樣的遭遇。也就是說，我們讓受害者為自身的不幸負責，也是為了避免承認類似的事情可能會發生在自己身上。這種心態讓人對生活有更多的掌控感。
正如美國心理學家雪莉·漢比（Sherry Hamby）所指出的那樣：“人們對受害者的責備實則是為了讓自己感到安心。”
這兩個預設讓我想起了姜文的電影《鬼子來了》中一位居住在日軍佔領區的村民，她秉持的生存原則就是：“因為我行得端、走得正，所以日本子八年了都不敢動我一根汗毛！”她的邏輯與上述假設何其相似。但可悲的是，這位堂堂正正的“良民”，最終卻落得全家被殺的結局。
“受害者有罪論”是一種極為古老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在任何有道德和宗教的地方，都會找到它的蹤跡。
在新約時代，門徒就帶著同樣的假設詢問他們的夫子：“拉比，這人生來是瞎眼的，是誰犯了罪？是這人呢？是他父母呢？”在古老的《約伯記》中，與約伯對話的那三位朋友持有類似的觀念。他們的邏輯是：“約伯啊，你遭遇災禍表明你犯罪了，至高者在懲罰你，趕緊認罪悔改吧！”
到這裡，我們就觸及了弟兄姐妹對於《約伯記》的常見誤解。許多人認為約伯那三個朋友的根本問題是對待受苦之人態度冷酷，缺乏憐憫。人們由此主張：真正的朋友應該是“與喜樂的人同樂，與哀哭的人同哭”；對於受害者，不應該論斷說教，而是默默陪伴。
但這種看法明顯是小瞧了約伯的朋友們。要知道，這仨人可是當時有名的智者，品行也是沒得說。經上記著，當他們聽說那些災禍臨到約伯身上，就一同前來看望約伯，“為他悲傷，安慰他”。“他們遠遠地舉目觀看，認不出他來，就放聲大哭。”更讓人稱道的是：“他們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個人也不向他說話，因為他極其痛苦。”
這三位朋友對於受苦之人的態度堪稱完美，就是當代最專業的心理醫生也難以企及；他們真正做到了對受害者的同情、體恤和陪伴。我敢說，遇到同樣的情況，大部分指責他們的人都做不到他們這麼好。
其實，約伯那三位朋友的根本問題不在他們待人的態度，而在他們對神的認識。因為，至高者最終揭曉了答案，祂責備以利法說：“我的怒氣向你和你兩個朋友發作，因為你們議論我不如我的僕人說的是。”話句話說，是他們的神學錯了。正是在這種錯誤神學的驅使之下，他們才對約伯惡言相向。
細想一下他們的表現，豈不是很讓人驚奇嗎？當他們與約伯的談論觸及自己關於宇宙人生的核心信念時，這三位“溫良恭儉讓”的智者彷彿變了一個人，竟然對約伯說出那麼刻薄和冰冷的話！
我想，約伯的那三位朋友在逼迫他認罪時，一定是帶著某種“捍衛公道、匡扶宇宙”的熱心。“如果世界是顛倒善惡的，那麼天理人倫何在？更可怕的是，這不是證明了至高者不公義嗎？不，我們要為至高者辯護，我們要為天理人心辯護！”
其實，在人類墮落的光景下，很難避免這種“善惡報應”的邏輯。智慧如約伯的那三位朋友，也不能免俗。因為這種信念恰恰是今世之子安身立命的根本。人人心裡都有桿秤：如果好人沒好報，人生不就成了一場荒誕的遊戲了嗎？忽略了罪和死的可怕現實，人只能強行解釋，以維持自己的生存意義不垮塌。
然而，如果惡人在世上飛黃騰達、大享安逸，義人卻“終日遭災害，每早晨受懲治”，這至少暗示我們：天理公道的實現，一定在這個世界以外。這也是亞薩在《詩篇》73篇所要表達的：“等我進了神的聖所，思想他們的結局。”如果沒有復活，如果沒有審判，“我們就吃吃喝喝吧！因為明天要死了。”
其次，“受害者有罪論”所預設的“公正世界假說”（Just-world hypothesis）也暗含一種靠行為稱義的邏輯。按照這種律法主義的觀念，我們得到的都是我們理應得到的：“為什麼我凡事順利、不像你那樣遭災受禍？因為我行得端、走得正，至高者獎賞我……”
如此想的人，勢必對神狂傲，對人冷酷。因此，在這世上，旁觀者責備受害者，文士排斥稅吏，法利賽人譴責妓女，財主輕看乞丐。結果，當這世界之外的義（alien righteousness）臨到世人時，他們往往認不出來。正如約伯那三位智慧的朋友只看到了他的悲慘，卻看不到他是已被稱義的人。
結果顯明：人類的道德無法超越這個暫存的世界，人類的宗教無法擺脫律法主義的邏輯。
約伯的朋友們想為人生禍福找到可掌控的根據，讓自己的遭遇有道德和宗教上的憑依。但是，我們真正的根基在天上，而不在地上；在永世，而非今生。人並無匡扶宇宙的能力，也無法憑行為建立自己的義。然而，好訊息是：稱義是至高者單方面的宣告和應許，恩典雖會讓我們失去對自己人生的掌控，但同時也讓我們獲得了出人意外的平安和永不動搖的確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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