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比”出身是現在年輕人不曾體會的傷感

【留美學子】第28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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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屹視線】教育·人文·名家文摘

命啊！6次我哭藝術夢

作者：沈寧美國

我從小有多種多樣的藝術天才﹐也先後幾次險些踏入藝術聖殿﹐但終於失之交臂﹐未得以藝術為職業。

我的父母本就有藝術才能﹐又是專功英國文學的大學畢業生﹐所謂幼承庭訓﹐天然自成。父親因為在中國吃文字飯的艱難﹐教訓子女﹐長大不許學文科。他為我們子女規定人生道路有兩條﹐要麼幹技術﹐要麼幹藝術。

母親則說﹕不管你們將來做什麼，就算是做個工程師，藝術修養也很要緊。科學家裡大概誰也比不了愛因斯坦，他會拉小提琴。每星期跟另外幾個物理學家合奏絃樂重奏。科學家要有創造性思想的自由頭腦，而乏味枯燥的生活只會消滅創造性。

我和弟弟小學二年級起﹐學習小提琴。小學四年級開始﹐我被學校保送到北京市少年宮合唱團。59年少先隊建隊十週年，我們合唱團在人大會堂裡演出過。五年級那年﹐為參加北京市小學生文藝會演﹐學校編排了一個小舞劇﹐我在其中﹐連續三個月，每天排練。

經常正上著課，學校廣播忽然響喊起﹐叫我們去排練。每次都是同樣的排列點名﹐就像一首歌﹐印在腦子裡了﹕沈寧、李穆、田凱、周景平、查良瑜﹐至今不忘。我們五個人，兩個六年級，三個五年級，都得馬上離開教室，去練舞。我們自然得意得很﹐同學們也羨慕得眼睛冒火。

我們的舞劇透過西城區選拔，參加全巿小學生文藝會演，獲得北京巿小學生舞劇表演第三名。比賽以後，我們不再排練，學校廣播不再整天喊我們的名字，可以安安靜靜上課﹐一切恢復正常。

過了幾天，解放軍藝術學院派了兩個軍官﹐一個上尉﹐一箇中尉﹐小學男生對軍銜總是特別感興趣﹐能辨別和記住。他們說﹐軍藝的領導﹐觀看了北京市小學生文藝會演﹐目的是挑選苗子。他們覺得我很有舞蹈天才﹐節奏感強，動作舒展，表情準確﹐所以有意收我到軍藝附小﹐一邊讀書一邊練功。

我們學校的校長﹐教導主任﹐班主任﹐音樂老師﹐聚了一屋子﹐七嘴八舌﹐把我誇到天上去了﹐就怕軍藝的人不帶我走。

說了一陣話﹐軍藝兩個軍官取出捲尺，比著我的身體測量，身高，胳臂，大腿，小腿，脖子，腳，手，肩膀，頭圍，腰圍，填到一個表格上。然後兩人低聲交談，斷定我將來能長到至少一米八。

他們說﹕培養舞蹈演員，要從十一二歲開始﹐所以軍藝經常從小學生裡挑學員。如果我同意，他們約個時間，先接我到軍藝去看看。這學期上完，就轉學到軍藝去。軍藝有小學班，還教語文算術，不耽誤文化課學習。

小學畢業以後，升軍藝附中，還是邊念中學文化課程，邊作專業訓練。這樣一直上到軍藝大學畢業，然後分配到各兵種或軍區文工團去，像總政文工團，北京軍區戰友文工團，八一電影製片廠等等。

學校老師聽了﹐興奮得不得了﹐不住聲地鼓勵我。軍藝的人又說﹕有些家長不願意子女幹文藝，要我回家跟父母商量一下。如果家長同意﹐可以一起到軍藝去參觀。我說﹐爸爸早說過，要我長大或者幹藝術，或者幹技術，現在我能上軍藝﹐幹藝術﹐他不會不同意。軍藝的人聽了﹐很高興。

那天晚上，父親母親下班回到家，我向他們報告這件事。父親聽完，挺高興，說幹藝術他不反對。只要他們看中，我可以去。母親不願意，乾乾脆脆說了三個字：不許去。

我見過小學生文藝兵，穿軍裝，帶五線譜肩章，很神氣。我想﹐參了軍，努力進步，就能入共青團，入共產黨，作軍官，當上尉，當中校，沒準還能當上將軍呢。我說了一大堆，希望能用努力上進的決心，說服母親同意。可母親始終無動於衷，說這樣小年紀選定終生事業，太早了。過幾年，幹不成了，怎麼辦？不管我和父親怎麼說，母親死活不許。沒有辦法，第二天上學，我只好告訴老師。

這是我第一次錯過從事藝術事業的機會。後來長大﹐經歷多些﹐就明白了為什麼母親堅決反對我轉學到軍藝。我們這樣家庭出身的子弟﹐無論如何不可能參加解放軍或者共產黨﹐與其後來被人家踢出來﹐不如干脆不進去。國共兩黨的恩恩怨怨﹐總之一句話﹕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第二次失去藝術前程﹐是軍藝招我轉學未成後不久﹐北京電影製片廠兩個人來學校找我﹐他們不穿軍裝戴肩章﹐所以記不清他們什麼樣了。他們也是看了全市小學生文藝會演﹐相中我。他們要拍一部電影﹐記得說是叫糧食﹐裡面有個兒童角色﹐想要我去演。又是弄來弄去好半天﹐還帶我到北影去試了鏡頭。最後說我實在太城市氣﹐演不了農村小孩子﹐只好作罷。

後來這部電影拍出來了﹐裡面沒有兒童角色。我當時倒沒覺得什麼﹐過了些年﹐才知道後悔。如果當時懂點事﹐週末到鄉下去看看農村小孩什麼樣﹐用心學學﹐也許就從此幹上電影了﹐日後沒準能成就個趙丹第二呢。

第三次錯過藝術生涯﹐是小學畢業投考中央音樂學院附中，是小學保送去考的﹐我們學校有四個學生。其中一個同班同學﹐也是朋友﹐叫做李大康﹐是李煥之的兒子。李煥之是延安時期的老共產黨人﹐中國音樂界的領導﹐《社會主義好》那首歌就是李煥之寫的。

我們去考試﹐家裡並不知道﹐學校讓去﹐拔腳就走。初試考唱歌﹐我通過了。音院通知寄到家裡﹐母親看到﹐又來阻止﹐就沒去考複試。李大康當然是考上了﹐中學時候我們還保持來往﹐後來不知為什麼，他又不繼續上音院附中了。

說解放軍藝術學院不收我們這樣家庭出身的子弟﹐中央音樂學院難道也不收麼﹖我自己後來的經歷﹐證明母親沒錯﹐我這樣政治背景的人﹐共產黨真的不準幹藝術。他們大概會懷疑﹐說不定哪天﹐我在臺上﹐高呼一聲擁護國民黨﹐怎麼得了。

那年代在中國﹐沒有比政治保險更重要的事情﹐一個兩個藝術天才不值什麼﹐唱歌的跳舞的到處找得到。所以中國出不了烏蘭諾娃﹐出不了海菲斯﹐出不了馬蘭白蘭度﹐出不了帕瓦羅蒂。

初中在北京三十一中讀書﹐有一次學校裡舉辦朗誦比賽﹐我得了第一名。不知因為什麼關係﹐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舒繡文女士﹐到學校來觀看了比賽。舒繡文當時是中國頂尖的話劇演員﹐是主演蔡文姬﹐武則天﹐羅密歐﹐和格爾楚德的人物。

賽完之後﹐老師把我帶到校長辦公室﹐舒繡文坐在那裡﹐她找我。她說看得出來﹐我有不錯的文學底子﹐對作品有理解﹐也有很好的嗓子﹐還懂得運用﹐朗誦起來知道分層次。她很耐心地講解朗誦和表演的基本技巧﹐指導我學著做。

最後她滿意了﹐說﹕北京人藝最近要招一批學員﹐她鼓勵我去報考。她當時從身上掏出一張報名表﹐交給我﹐說是填好了寄到人藝去。她又說﹕她是劇院主考之一﹐她有信心﹐只要按照她的指導﹐用心琢磨練習一些時候﹐我一定考得取。

當時在場的學校老師比我還高興﹐舒繡文一走﹐就盯著我當場填表﹐又千叮嚀萬囑咐﹐要我馬上寄出去﹐一定按時去考試。有個學生考上北京人藝﹐那可是學校的光榮。我們小學出了個於是之，校慶的時候來演講，老師學生羨慕得眼睛都紅了。

我照著老師的要求填好報名表，出了校門就把表撕了，沒去北京人藝報名。那時候我已經知道我這樣的人，沒資格做藝術夢。不管哪個藝術團體﹐一查家庭出身，就不會要我，費那心幹什麼？

那算是我第四次痛失藝術生涯吧。

我考進北京八中讀高中﹐準備考大學﹐將來做工程師﹐也繼續跟隨朱光老師學習小提琴。朱光老師當時是北京電影樂團的首席﹐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剛上高中﹐母親有一次跟朱光老師聊天﹐說我計劃投考北京大學或清華大學。

朱光老師說﹐那兩所大學都有很不錯的學生樂團﹐我拉小提琴﹐也許有錄取的優先。朱光老師又問母親﹐有沒有意思讓我幹藝術﹐他可以推薦我投考北京電影樂團。他是主考﹐說話算話。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朱光老師話音未落﹐中國爆發了文化大革命。別說我上大學或考樂團了﹐朱光老師自己都成反動權威。有一次我去看他﹐遠遠站在衚衕裡﹐看他彎腰曲背﹐拿把大掃帚掃街﹐沒有一點藝術家的風度﹐真正的斯文掃地。

我心裡很難過﹐可是不敢上前問候一聲﹐不是怕他給我惹麻煩﹐而是怕我給朱光老師添罪名。我家是國民黨反動派加右派分子﹐比朱光老師處境更糟﹐黑九類裡最下一等。

俗話說﹐事不過三，我這已經是五次打碎藝術美夢了。但還沒有完﹐命裡註定﹐還得再多一次傷心。

文革期間﹐父親關牛棚﹐母親挨批鬥﹐學校逼我下鄉插隊﹐走投無路。1969年二月﹐我跟隨數萬北京中學生一起﹐到陝北窮鄉僻壤落戶。一年之後﹐各地工廠機關單位到農村招工﹐北京插隊學生紛紛離開鄉下。

我背著國民黨反動派的家庭出身﹐無論如何沒人要﹐到當地電廠做鍋爐工都不合格。看著同學們摩拳擦掌﹐準備進城﹐我心裡發慌。我絕不肯死心踏地﹐就在鄉下活一輩子。

那年我回北京過春節之後，回陝西的路上，多了個心眼，在西安住了幾天﹐提著我的琴﹐硬闖到陝西歌劇院去﹐問能不能考樂隊。沒想到，人家還真的正招學員，碰巧了。招生的主管老師名叫莫里，人挺好，在他家裡考我。

聽我拉了幾曲小提琴，跟我談了一會兒話，忽然問我會不會唱歌。我說會，從小在北京少年宮合唱團，還得過北京巿小學生會演舞蹈第三名。

莫里老師一聽，知道我會表演﹐更高興了，當時讓我唱了一首歌。囑咐我在西安多住些時，他安排我每天到陝歌受訓，然後參加一次院和團領導的考試。如果考上了，就收我做歌劇演員。

他說：拉琴的還算好找，會唱的萬裡挑一。陝西歌劇院早就青黃不接，什麼戲都演不成。他跟我談話時候，聽出我嗓子好，有很亮的金屬音質，所以問我會不會唱歌。

這麼著﹐我又在西安住了一陣子。陝歌給我撥了一間琴房，派了一個輔導老師﹐每天彈琴練唱。莫里老師也常來檢查﹐跟輔導老師商量安排我的考試。真沒想到﹐外面演的全是江青的樣板戲，歌劇院老師教唱，還是全部西洋發聲，唱西洋歌曲﹐那幾天我可過足了癮。

最後莫里老師認為我的本事夠大了﹐安排正式考試。在陝歌的小禮堂裡﹐坐了好幾排院領導﹐團領導﹐和業務骨幹。我上臺﹐站在中央﹐輔導老師在一邊彈琴伴奏﹐真像開我的獨唱音樂會。

按照莫里老師和聲樂老師的安排，我唱了一首義大利民歌﹐一首歌劇詠歎調﹐一首《白毛女》的楊白勞。莫里老師說﹐不唱一首樣板戲﹐黨委的人通不過。

唱完之後﹐領導們要研究討論﹐就讓我走了。我剛走到歌劇院大門口﹐莫里老師追上來﹐問我是否準備回陝北。他說院裡和團裡兩級領導們已經透過﹐決定錄取我進歌劇團學員隊。我本來想說﹐既然如此﹐我就不回陝北了﹐乾脆留在西安﹐拿到調令之後﹐再回陝北去辦手續。也許莫里老師覺得為發現了個人材﹐興奮得不得了﹐沒等我回答﹐就說﹕院辦公室今天就發外調﹐只要你父親單位的回函一到﹐我們馬上給你發調令。

我一聽﹐心就涼了。莫里老師所說的外調﹐是中國五六七八四個十年裡﹐特有的一個手續﹐對於我們這樣的人家﹐是致命的一道關口﹐跟法庭判決差不多。

那是一個單位黨委向另一個單位黨委發正式函件﹐調查該單位職工的政治背景和政治表現。那外調函上面蓋的黨委公章﹐就像張開的血盆大口﹐能夠把人活活咬成千絲萬縷。

聽完莫里老師的話﹐我感謝了他的關懷﹐答應回村去等候他們的調令。莫里老師又囑咐﹕沒有接到他們的調令之前﹐千萬不要接受任何其他單位招工。我聽了心裡發笑﹐他還以為我是個什麼香餑餑﹐人見人愛？卻哪裡曉得﹐我實在是個扔哪兒都沒人揀的反革命狗崽子。

不出所料﹐我在陝北村裡等了一年﹐什麼音訊都沒有。期間我又去過兩次西安﹐到莫里老師家裡去問候。他一直覺得奇怪﹐為什麼父親所在的外文出版局始終不給陝歌劇發回函。莫里老師囑咐我不要去別的單位﹐他說男聲生學唱﹐二十多歲不算遲﹐尤其我原本聲音好﹐再說也還算受過些訓練。拖到到第二年﹐再去看莫里老師﹐他也灰心喪氣了。

對於陝歌來說﹐外文局不回函﹐他們就不能發調令。還是多少年前我就明白的道理﹕共產黨不容許我這樣的人上舞臺﹐講話不行﹐唱歌也不行﹐好像怕我喊出一句擁護國民黨來﹐讓觀眾聽見﹐中國的天就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