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三聯生活週刊」原創內容
孔枝泳今年61歲，在最近一部小說《遠海》裡，她寫了一個關於初戀的故事：時隔40年，年過60歲的女主人公李美好在紐約和約翰重逢，作家安排他們在自然歷史博物館的恐龍骨架前見面——龐然大物身後是無法想象的1億5600萬年，使他們無法跨越的40年相形之下似乎不過塵埃。但宏大歷史觀與個體具體的感受並不一定吻合，對於兩個人來說，40年的時間終究無比沉重，因為他們的分別並非由相處的罅隙或情感的背叛導致，而是發生在“光州事件”之後，歷史事件推動下的家庭變故改變了他們的命運。高三時，孔枝泳親歷了“光州事件”，接踵而至的韓國社會的鉅變貫穿了她的人生。《遠海》正是一部半自傳式的小說，“40年”被鋪陳在兩個主人公相逢的一天時間之下，個體的命運在歷史的洪流中被怎樣無奈地操縱，她娓娓道來。
孔枝泳曾被媒體譽為“韓國文學的自尊心”，因其最廣為人知的作品《熔爐》詳細揭露了光州一所聾啞學校中管理者對學生們進行的長達數年的性侵事件，推動並改寫了韓國的法律。而韓國文學研究者、譯者薛舟認為，即便沒有《熔爐》，孔枝泳在韓國文壇中也是一位特別的作家，她筆下多現代城市女性的形象，人物往往與她本人一樣特立獨行，深陷困境但並非滿腹牢騷，而是透過探索個人成長實現獨立。
韓國作家孔枝泳（TPG/alamy 供圖)
相比之下，《遠海》並不像她過往的作品那樣對現實進行直白的拷問，主人公也不再是“聖女貞德那樣的女戰士”，孔枝泳找到了另一種令人感到恬靜的敘述節奏，她說，或許是因為年齡的增長，她“人生的力量被削弱了一些”，筆下的這個老年女性過去可能是勇敢的，但現在她沉默安靜，和她自己很像。在《遠海》的後記中，她寫道：“整個冬天，我都在孤獨中緩緩寫作。更多日子，我踱來踱去，一個字也寫不出來。比精神更快衰老的肉體妨礙了我，我的工作變得緩慢而艱難。可是，我會一直寫下去，只要上帝允許我寫，直到死亡。我在寫這部小說的時候這樣想。”
三聯生活週刊：《遠海》這本書和你此前的作品有些不同，尤其是女主人公的形象帶給人的感覺，似乎沒有以往那麼的勇敢、激進。
孔枝泳：這本書的確可能給讀者帶來一些不同的閱讀感受。過去我筆下的女主人公，韓國讀者常會由她們聯想到聖女貞德那樣的女戰士形象，而這次，《遠海》是一個關於時代的故事，也是一個關於愛的故事，我想塑造一個有所不同的形象。或許可以說，我隨著年齡增長，人生的力量似乎被削弱了一些吧，所以想嘗試寫一個這樣的角色。其實也不能說書中的主人公李美好就和之前所寫的形象有非常大的區別。畢竟她已經60歲了，不再是什麼要去鬥爭的年紀了，更多的時間陷入在回憶往昔裡，就像一個人會有很多面，有的是明朗的，有的是用力的，有的勇敢，有的沉默，李美好就像一個人的其中一面——一個老年女性的過去可能是勇敢的，但現在她沉默安靜。她的形象和我自己也是有一些相似之處的。
《我的解放日誌》劇照
三聯生活週刊：在讀這本小說的時候，尤其當情節閃回到過去的40年當中時，熟悉你的讀者能讀出其中自傳性的色彩，小說中有多少是來自現實的呢？
孔枝泳：這個故事其實就是基於我到邁阿密和紐約旅行時的真實經歷——我見到了已經40年沒見的朋友，那位朋友約我去博物館，我們兩個人就真的在那裡相見了，之後我們還去了“9·11”紀念館，後來我就以此為靈感創作了這本小說。
至於書中有多少來自現實，我恐怕不能說得特別詳細，比如父親的死就是虛構的，小說中父親的角色，我是基於身邊一位真實人物的故事寫的，但並不是我的父親。另外，我也沒有像主人公那樣去德國留學，只是曾在德國生活過大約一年。而書中其他部分基本都是實際發生過的故事。
三聯生活週刊：你剛剛提到隨著年齡的增長，“人生的力量似乎被削弱了一些”是指什麼？
孔枝泳：在人生中，能學會放鬆下來，放下力量，那才是最高境界。就像我們學習游泳時，一旦身體放鬆，反而會遊得更好。我是基於這樣的意義來說的。
《82年生的金智英》劇照
三聯生活週刊：換句話說，你是找到了一種更好的人生狀態，這種變化是來自於年齡的增長嗎？
孔枝泳：確實是變得更好了。現在能更靈活地應對各種情況，同時也能更深刻地認可事物的本質。舉個例子，當我們看花樣滑冰的時候，選手們的動作總是顯得非常流暢優雅，但想想他們在剛開始練習時，起初該有多僵硬啊。而靈活其實是一種境界，雖然還不能說我已經完全達到了，但每天都在努力向那個方向前進。不過我覺得這和年齡無關。要想達到更好的狀態，需要不斷地觀察自己、洞察自己、反思自己，並在這個過程中付出努力。隨後，或許就會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形成一種成熟的品格吧。
三聯生活週刊：對我來說，《遠海》的時間線索很有意思，看起來故事講的是在一天中發生的事情，但“40年”的這個時間概念總是反覆地被強調，40年既是兩個主人公分別的時間，也是一段深沉的歷史背景，能不能說說這個數字對你來講，意味著什麼？
孔枝泳：我在20歲到50歲之間經歷了韓國社會的鉅變，如果要展開來說那基本就等於在講述韓國的近代史了。高三的時候我經歷了“光州事件”，在從家到學校的路上，目睹了坦克在街上飛馳，見到了持槍的軍人進入家中。此後的十年時間裡，我的很多朋友為了戰鬥進了監獄。大概在20多歲的時候蘇聯解體，在此之後，為了在韓國建立民主的社會，我參與了20年的戰鬥，接著又為了爭取女性的權益繼續戰鬥，歷史的變遷和其中的社會事件貫穿在我整個人生當中，我又把人生投入到了作品裡面。回溯40年，其實甚至都不需要花費4年的時間。人生就是這樣，即使是過去某一天發生了不同的事情，也可能讓整個人生軌跡發生改變。我想講述的正是這樣的故事。
三聯生活週刊：當年為什麼會寫下《我們的幸福時光》那樣一個關於死刑犯的故事，在故事中死刑犯和一個想要自殺的女人之間達成了相互理解。
孔枝泳：1997年12月，韓國對23名罪犯執行死刑，從那以後韓國再沒有死刑這件事了。我是坐在出租車上聽到這則新聞的，當時受到了非常大的衝擊，所以寫下了這個故事。我在想，死刑犯一開始就是壞人嗎？封建社會似乎並沒有很多的殺人事件，挪威、瑞士，到現在也沒有很多殺人事件，但是當一個社會經歷鉅變的時候，貧困、不穩定會讓這樣的事件發生。至於死刑犯與女主人公之間相互理解的關係⋯⋯韓國的自殺率是非常高的，我想知道為什麼那些人會自殺，想要就此來思考人生的意義。
《我們的幸福時光》劇照
三聯生活週刊：你提到過寫作《熔爐》同樣因為被新聞報道擊中，立即放下了手頭的事情投入到了那起案件之中，前往光州與受害者和人權組織者們見面。這樣捕捉資訊，獲取寫作的素材，是你那段時間的寫作習慣嗎？那段時間，你最關注的問題是什麼？
孔枝泳：我最關注的是人權。通常我會去現場取材，同時也會讀幾乎所有相關的文獻，比如為了寫《我們的幸福時光》，我讀了200多本書，只有讀足夠多的書才能夠對這件事有所瞭解。那時候，我每週都跟著天主教的奉獻團隊去監獄，和所有人一起做彌撒，一起吃飯，完完整整地過上一天，在現場用自己的五感去捕捉所能感受到的一切。現在我也還是會去那裡，只不過頻率變成了一個月一次。
寫《熔爐》的時候，在去聾啞學校之前，我也讀了幾乎所有和事件相關的報道，儘可能詳細地獲取了其中的情況，如果直接去，我會覺得太冒犯、太失禮了。可真的到了聾啞學校，我也沒有辦法向孩子們直接發問：你經歷的性暴力是怎樣的過程？你有什麼感受？不能這麼問。所以我一開始只是先和那裡的孩子們一起吃飯，一起吃零食，這樣一起度過了三個月。突然有一天，一個15歲的男孩說出了當時的事情——當然不是用嘴說，而是用手語。我為了能和他們溝通，也特意去學了一些手語。接著，其他孩子也跟著講述了當時的情況，給我提供了一些具體的細節。這樣，我才比較完整地知道了當時發生的真實情況。
《熔爐》劇照
三聯生活週刊：在寫作《熔爐》的時候，你對於透過文學推動甚至扭轉這一事件的結局是抱有期待的嗎？
孔枝泳：沒有任何期待，因為沒有先例，最後能產生這樣的結果我也非常驚訝。我當時做這件事情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被掩蓋的真實事件能夠公之於眾。我覺得人經歷不好的事情也許並不致死，被誤會、被委屈才會死。
三聯生活週刊：在透過小說的形式還原事件的時候，除了保證真實，你最在意的是什麼？能不能就此談談你對真實的理解。
孔枝泳：就整體的創作生涯而言，我不認為真實和文學創作之間是相互分開的，它們是一體的。關於“真實”的問題，以《熔爐》舉例：作品中寫了兩個加害者，但是在真實的事件中，加害者非常多，至少超過40個人，甚至可能超百人。但是他們不可能全部被包含在作品裡面，我的寫作是為了讓大家能更聚焦這個事件的本質，所以就此進行了一些文學上的加工，把加害者縮小到兩人，讓他們看起來更加立體。但這並不是真實本身。
《熔爐》劇照
三聯生活週刊：從時間上看，在你提到的民主運動的初期，也是你初為人母的階段，我想知道，在你為“人權”戰鬥的那段時間，怎麼平衡生活的狀態？
孔枝泳：那個時候孩子還很小，所以我沒有什麼（自己的）時間，但是要給孩子餵飯、要賺錢、要養家——那大概是20年前，在寫《我們的幸福時光》的時候，我真的非常想去死。當時死刑犯的事情進入我的視野，讓我迫切地思考生命的意義，可能也是有一些這方面的原因的，包括小說中想自殺的女性角色，我都有非常強烈的情感代入。為了有時間創作，當時我僱了一箇中國的育兒嫂，在她的幫助之下我才有了一些時間。對社會問題的關切當然包含作家的責任和自覺，但我並不覺得我是在為別人創作，我只是在當時的情況下，剛好想要進行那樣的創作。
三聯生活週刊：在創作的過程中，你體會過作為一個女性寫作者，因性別而受到的某種限制或阻礙嗎？
孔枝泳：在創作的過程裡，我沒有受到過太大的挑戰。但是《熔爐》出版之後，媒體對女性作家抱有的偏見讓我感到非常的辛苦。比如他們總是會毫無上下文地反覆提及我的離婚經歷之類的事情。
三聯生活週刊：在韓國當時的社會環境中，離婚是完全不被接受的事嗎？
孔枝泳：當我第一次離婚的時候，上世紀90年代，幾乎沒有人會公開談論這些事情。我是第一個公開談論自己離婚的人。當我首次透露自己經歷了三次離婚時，整個韓國社會都為之震驚，我也感到非常意外。因為當時這件事登上了韓國最有影響力的報紙頭版。
更有趣的是，一個月後有一個面向女大學生的調查，評選她們“最想成為的人物”。第一名是當時最有名的女演員，第二名是當時最著名的新聞主播，而第三名是我。這讓我既震驚又意外。而在過去的15年間，韓國社會確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三聯生活週刊：聽說因為《熔爐》最初是以連載的方式刊發的，所以在寫作過程中你還收到過很大的人身威脅。
孔枝泳：讓我小心夜路之類。
三聯生活週刊：你曾經有7年時間中斷了寫作，和這些遭遇有關嗎？
孔枝泳：那是在寫作《像犀牛角一樣隻身前行》之後，在《我們的幸福時光》之前，那時候我還不到35歲，幾乎是一夜成名，我感覺自己就像灰姑娘一樣。那本書是關於離婚女性的故事，引起了很強烈的討論，很多人會把輿論指向我自身的經歷，說我離了三次婚，私生活一定非常混亂之類，很多人會寫一些與事實不符的東西，我花了很多訴訟費去告那些散佈不實資訊的人。那段時期，我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影響，去心理科進行治療，那時候我還有三個孩子需要照顧，所以就中斷了寫作。其實之後我也一直都會收到黑評，比如在《我們的幸福時光》之後也有人說：你怎麼會同情那些死刑犯？如果他們殺的是你的家人呢？
《我們的幸福時光》劇照
三聯生活週刊：作為女性寫作者，你會感到自己的表達有什麼優於男性之處嗎？
孔枝泳：如果說有一些優勢，那就是讀者中女性更多，因此能獲得更多的理解吧。
三聯生活週刊：如今你在寫作中最想表達的是什麼，或者說，你還會透過寫作關注當下的社會問題嗎？
孔枝泳：我現在想要寫的是一部政治小說，一個在當下非常普遍的故事，因此在瞭解政治方面投入了很多的精力和關心。但是我只能透露這麼多了。
（本文選自《三聯生活週刊》2025年第1期。）
詳細崗位要求點選跳轉：《三聯生活週刊》招實習生、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