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澳洲,留學生一方面被視為經濟發展的引擎,另一方面也被認為加劇了人口壓力。
據澳洲新聞集團報道,前移民部副部長Abul Rizvi是澳洲留學生政策的關鍵制定者之一。
他表示,二十年前推動留學生政策變革的核心因素是澳洲日益嚴峻的人口老齡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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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紀60年代起,受避孕藥普及和女性勞動力參與率上升的影響,澳洲出生率持續下降。
1976年,出生率跌破人口更替水平2.1後便再未恢復。
2023年,澳洲出生率更是創下歷史新低。
日本因低出生率導致人口結構失衡的狀況,讓澳洲政府擔憂自己重蹈覆轍。
為緩解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壓力,澳洲政府將增加移民數量作為重要策略,而留學生政策則成為其中的關鍵一環。
21世紀初,聯盟黨政府逐步放寬相關政策,先是允許留學生在完成課程後繼續留在澳洲,隨後又開放了境內申請永久居留權的通道,這一系列舉措推動了留學生數量的大幅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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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去年,澳洲國際學生數量創紀錄地達到853,045人,佔全國人口的約3%,2005年,這一數字僅為288,579。
同時,留學生的來源也發生了顯著變化。
中國、印度和尼泊爾成為主要的生源國,而來自傳統東亞和西方國家的生源則大幅減少。
去年,中國遙遙領先,為最大生源地(189,282名),其次是印度(139,038名)和尼泊爾(65,815名)。
在過去20年中,來自南亞,特別是尼泊爾的國際學生增長顯著。
20年前,澳洲僅接收來自尼泊爾的1057名學生。
與此同時,包括日本和韓國在內的東亞國家–曾經是第三大來源的學生人數急劇下降。
如今,澳洲接收的西方國家學生也更少。
去年僅有7393名美國學生,相比之下2005年有12316名;
有4986名來自英國,有4003名來自加拿大。
對於完成移民技能清單中職業課程的學生來說,可申請居留的途徑在過去20年間推動了這一趨勢,特別是在職業教育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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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烹飪是國際學生最受歡迎的課程,有45,250人報名。
工商管理是第二受歡迎的職業課程,有39,127人報名,同樣也是大學生的首選,註冊人數為22,069人。
留學生政策的快速擴張也引發了諸多問題。
在職業教育領域,存在大量“簽證工廠”式的學院,它們以低質量甚至不存在的課程來幫助學生獲取簽證。
部分大學為了增加收入,降低了入學標準,使得留學生在學生中的佔比逼近50%。
工黨和聯盟黨雖都意識到了這些問題,並試圖透過設定留學生上限來加以解決,但這一舉措引發了諸多爭議。
工黨嘗試立法設定上限失敗後,採取了放緩簽證審批速度的措施,這實際上相當於設定了一個隱性上限,導致多所大學削減預算和裁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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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黨則提出了更為嚴格的限制計劃,擬大幅削減留學生名額,這一計劃遭到了教育界的強烈反對,他們認為這將對澳洲的國際教育產業造成重創。
悉尼大學的國際學生比例接近50%,將蒙受每年約9億澳元的損失。
根據Mitchell Institute的分析,大型大學將被迫削減80,000名學生,損失收入達29億澳元。
國際教育目前被視作價值510億澳元的出口產業,但一些經濟學家對這一資料存在質疑。
對於澳洲政府來說,既要控制留學生數量,又要維持大學的收入,這無疑是一個艱難的抉擇。
要解決留學生政策所面臨的困境,需要進行系統性的改革。
Rizvi建議提高對留學生資質的審查標準,採用統一的政府考試來篩選學生,並嚴格限制職業教育領域的留學生課程,僅保留少數緊缺行業相關的課程。
維多利亞大學學者也提出了類似的方案,主張優先保障國內學生佔比較高的教育機構的招生名額,削減私立職業學院的留學生數量。
當前,澳洲的學生簽證體系存在著一些漏洞。
教育機構在簽證稽核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但部分機構過於注重簽證獲取,而忽視了教育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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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雖然對不同的教育機構進行了風險評級,但整個體系仍然是由需求驅動的,缺乏有效的上限管理,只能依靠提高拒籤率來控制人數。
此外,澳洲還面臨著留學生留澳後的管理難題。
每年都有大量留學生透過各種途徑申請永久居留權,滯留在簽證體系中的人數眾多,非法滯留者的數量也在不斷增加。
遣返這些非法滯留者並非易事,不僅面臨著定位難、法律程式複雜等問題,而且成本高昂。
Rizvi指出,解決這一問題需要綜合運用遣返、鼓勵自行離境和合法化身份這三種方式。
對於工黨設定的每年23萬淨海外移民的目標,要想實現仍然面臨著諸多挑戰。
澳洲的留學生政策改革任重而道遠,需要政府、教育機構和社會各方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