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離新加坡

來源丨南七道（ID：nanqidao33）

圖源丨攝圖網

“我們搬去加州了，以後回來新加坡，就是出差了。”在翡翠山的一家餐廳，阿華（化名）對我說。他是我多年的摯友，在新加坡呆了 8 年，有一家屬於自己的科技金融公司，在當地僱傭了多名員工，業務遍及全球，年流水過百億。一切順利，但是他決定離開了。

為什麼要離開？

“新加坡人對於引進外來人口的做法，有著強烈的反感，但政府幾乎是在無計可施之下，才出此下策。”–《李光耀觀天下》

新加坡的吸引力是有目共睹的：地理位置優勢，精通英文中文的人才儲備，法治制度完善，尊重智慧財產權，政府清廉高效，城市整潔安全，尊重市場經濟，全球發達國家裡較低的稅收政策。

這一切都吸引著富豪和中產們， 2024 年《私人財富移民報告》顯示，淨資產超過 100萬美元的富翁，移民目的地，前三名分別是阿聯酋6700人，美國3800人，新加坡3500人。

但另一方面，資料顯示，離開的人也在增加。新加坡國家人口及人才署(NPTD)2024 年9月24日釋出的《2024年人口簡報》指出，旅居海外的新加坡人逐步增加，從2022年的18萬5800人，2023年的20萬5200人，2024年21萬5300人。

“在新加坡，本地人邊界感很強，大家僅是業務往來，基本不會成為真正的朋友。新移民的圈子比較小。但這都不重要，最關鍵是小孩教育，我們逐漸感受到，地理導致的狹隘性。”阿華在多個國家有分公司，他每一年都會不同國家出差和旅行，他的感受是，“在所有小的發達國家和地區長大的人，很多人會比較狹隘。比如新加坡、以色列等。”

周軼君說，“地理知識的匱乏，會導致世界觀的狹隘。”王興在飯否裡，也同樣發表過類似觀點。

Chris 原來在一家中國著名的美股上市公司工作，後來在一家金融公司擔任管理層。在中國、新加坡、加拿大、美國都工作和生活過。她在新加坡工作了三年，然後去了加拿大，最後定居美國。

公司是政治的映象。就像李光耀在《李光耀回憶錄》提過，“語言問題就是政治問題”。透過一致的表達方式，來篩選自己的同類。

她說了一個新加坡工作時的有趣細節， “很多新加坡人說 ‘3’ 這個數字時，他們發音是tree，和樹木的發音一樣。每次開會說到數字時，我會說‘three’，底下就有員工偷笑。”因為在一些本地員工看來，只有說成 tree ，才能真正變成其中一員（ one of you）。“你在一個小群體裡，沒有改成一樣的發音，你說的不是新加坡式英文（Singlish），那就不正確。”

在新加坡的職場上，外來的職員或新移民的天花板很明顯，“當地人不願意接受其他地方的人帶來的新鮮想法，尤其是中國人，我不知道為什麼。”

Chris 在新加坡也認識了一些本地華人朋友，大家一起聊天，一起吃燒烤，開派對。“但是他們不會從內心真正接受你，不管是在公司，還是其他場合，都是如此。”現在她定居美國，所在的地方雖然華人很少，認識的都是白人等其他人種，“但是他們就把我當成他們的一員，非常真誠地相處，願意瞭解我的國家和文化，瞭解我的語言。”

Chris 的這個觀點，在新加坡創業的Fay（化名）也表示認同。她來自中國北京，在新加坡定居，主要業務是幫助中國等地的出海企業，在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落地。“我們現在的規劃，孩子八年級的時候，送他去美國。等孩子去讀書之後，我跟我老公可能會回到香港（地區）去。”

“第一是氣候，我是北京人，不是很適應這邊的氣候。這邊很喜歡下雨，一到了雨季，出門很麻煩，很耽誤事情，特別影響心情。第二，我有一些業務，是跟文化和藝術相關的。雖然政府這幾年一直非常努力發展文化事業，但比較發展得比較好的可能還是大眾娛樂，比如說像演唱會什麼的。但涉及到展覽，或話劇演出等，選擇非常有限。”

除了這些，Fay覺得新加坡確實找不出什麼大的毛病，但是 “我覺得新加坡特別像一個相親物件。什麼條件都挺好的，但我就是對他不來電。”“我覺得新加坡人沒有什麼身份認同，他會有一個政治上的身份認同，或者是說國籍上的認同，但沒有一個文化上面的身份認同。新加坡有華人馬來人印度人等各族的法定節日和文化活動，但是各個種族之間是不會互通的，各自玩各自的，某種程度上來說，其實有一點自嗨。”

對於美國，李光耀的評價是“美國是一個吸引並留住人才的社會，它已經吸收了亞洲最優秀的人才。”“一些新加坡人在美國深造後，也會留在那，這就是我為什麼傾向把獎學金得主，送到英國去留學，因為我肯定他們會回來。”

雙面新加坡

“我們必須以開放的胸襟，看待新移民帶來的多元面貌，如果在學校，在工作場所，能把多元關係處理好，有助於我們開闊視野，促進思想交流。”–《李光耀觀天下》

新加坡是一個金字塔形狀的社會結構，在頂層的政府和精英人士，總是清醒並保持著一定開放態度。比如新加坡政府長期強調“全球公民”（global citizenship），鼓勵學生從小學習多語種、瞭解國際事務。

新加坡整個國家的財富，大部分是在海外，而非在國內。

哪怕是在哈薩克這種非熱門國家，我在當地，也能親身感受到新加坡的存在。新加坡盛裕集團主導的當地G4城市建設專案，負責阿拉木圖衛星城開發。

跨裡海國際運輸走廊，由新加坡國際港務集團（PSA）與哈薩克鐵路公司合作，提升物流效率，連線歐洲與亞洲市場，強化哈薩克作為區域物流樞紐的地位。

但是大多數人的新加坡大眾，心態並沒有那麼開放。

在 YouTube 上，一個標題為“50 萬中國人移居新加坡？政府門戶大開後，怎樣改變獅城方方面面？”下有很多新加坡人留言。

“我身邊很多國人跟我的看法一樣。覺得新加坡已經有太多中國移民了，已經足夠了！我們不希望新加坡會變成“坡縣”。“

“太多中國移民就會搞亂新加坡，這不是好事！！”

1965年8月9日，因為馬來人和華人的種族衝突，馬來西亞聯邦宣佈將新加坡驅逐出聯邦，新加坡被迫獨立，李光耀因此流下眼淚：“這是我生命中最悲傷的一天。”新加坡沒有任何自然資源，喝水都要靠馬來西亞供給。英國撤軍，國內消費下降 16%。所以從建國那一天開始，謹慎和不安全感的基因，就寫入了新加坡整個國家和國民血脈裡。

小國由於地緣環境的脆弱性，比如新加坡四面被馬來西亞和海洋包圍、以色列長期面臨周邊衝突，居民容易產生不安全感和生存焦慮，這可能影響心理結構。

Nira Liberman 和 Yaacov Trope 提出過一個理論——建構水平理論（Construal Level Theory, CLT），研究表明，地理和空間上的距離，會影響個體對事件的具體或抽象思考方式，從而影響對外部世界的態度和行為。在空間受限的環境中成長的兒童，可能更傾向於具體思維，關注眼前事務，較少接觸抽象或遙遠的概念。換言之，思維方式會比較狹隘。

而另外一些社會心理學家認為，空間小會促使人們形成更強烈的邊界意識（boundary consciousness），對“國家外”的世界格外敏感或防禦。這種防禦可能導致了外界覺得新加坡人“冷漠”。

在 Chris 看來，美國是一個真正的文化大熔爐。新加坡是多種文化組合，但並不相融，彼此隔閡。和美國人交往，雖然有邊界感，但成為真正的好朋友後，能真正交心，深入的交流，坦誠自己的喜怒哀樂和愛恨情仇。

楚門的世界

“有人說我處處干涉人民的個人生活，沒錯，假如我不這樣做的話，新加坡就不會有今天的成就。”–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

美國《財富》雜誌記者Louis Kraar，在1974 年 7 月寫了一篇流傳甚廣的文章《新加坡，一個像公司一樣運作的國家》，這篇文章在2015 年李光耀逝世時，二次發表，以紀念這位偉人的功績。“新加坡透過充分利用其微薄的資源和運用一些非凡的治國之道，實現了令人眼花繚亂的增長。這個國家的管理方式很像一家公司。政府首先追求效率，冷酷地衡量每一項舉措，從學校課程到外交關係，都與成本效益相悖。”

既然要追求高效，那就得目標統一，步伐一致，防止散漫無章，無效損耗。這就必然要對大眾進行強有力約束。

印度裔新加坡人約西·拉賈（Jothie Rajah），是新加坡最高法院出庭律師，並擔任美國律師基金會（ABF）研究教授。長期研究新加坡獨特的法治模式及其政治治理邏輯。在她的著作《威權式法治：新加坡的立法、話語與正當性》裡，她在 “易受影響的新加坡人”一章裡提到：“政府所展開的論證認為，作為管理方的知識淵博的政府與易受影響的、沉默的公民，兩者是差距懸殊的。在政府看來，新加坡人能力欠缺，因此他們需要根據政府權威，來行事並獲得相應的保障。”

在她看來，“新加坡是一個二元化的國家。”一方面是政府保證法律的公正，保障市場化的正常執行，另一方面是對公民進行各種管理甚至約束。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會對公民的言行有嚴格的規範和要求，但同時，又對公民的福利進行強有力的保障。就像李光耀所說的那樣，“究竟有哪一個歐洲城市，能（像新加坡這樣）做到為全國超過八成的居民提供公共住房，而且絕大多數人能擁有自己的房子？”

這種局面下，一方面是精英治理國家，不斷吸收新的思想和策略，Louis Kraar寫到，“（李光耀）總理每隔一兩年就會抽出時間訪問美國，在哈佛和耶魯等大學悄悄地待上幾周，從最優秀的人才那裡汲取對新加坡有用的思想。除其他觀念外，他還對美國產生了一些偏執的印象。儘管他是美國技術的崇拜者，但他對美國新的放縱、家庭關係的弱化以及勞動力紀律的鬆懈表示遺憾。”

另一方面是大眾安分守己或墨守成規的生活。現在網路上有一種聲音：在新加坡的生活，像美國電影《楚門的世界》一樣的。大部分人的生活，從出生、讀書、工作、結婚、生子、死亡，就像遊戲裡的角色一樣，全部被設計好了。工作日，從自己的組屋，坐地鐵到公司，上班工作，下班回來之後，吃食閣，週末拖家帶口去馬來西亞或其他地方吃東西。幾十年如一日，下一代又是這樣。不會有什麼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