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美國曆屆政府，特別是特朗普政府，持續推行製造業迴流政策，旨在重振本土經濟、增加就業並提升供應鏈韌性。特朗普政府更是將“美國製造”的訴求推向極致，多次公開施壓包括蘋果公司在內的跨國巨頭，要求其將生產線遷回美國本土，並以徵收高額關稅作為主要威脅手段。這一系列舉措不僅對蘋果這類嚴重依賴全球供應鏈的企業構成嚴峻挑戰，也使得整個矽谷科技行業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複雜局面，在成本上升、供應鏈重塑和政策不確定性之間尋找平衡。
一、特朗普“美國製造”策略的動因與政策工具
美國推動製造業迴流，是兩黨為數不多的共識之一，其核心動因在於解決長期存在的經濟問題：
-
減少貿易逆差：隨著經濟全球化發展，美國製造業增加值在全球的比重下降，貿易逆差自1997年以來持續擴大，2010年為0.65萬億美元，到2023年已達1.06萬億美元。這與美國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製造業增加值佔全球高達40%的地位形成鮮明對比，到2010年這一比重已降至16.9%。
-
增加製造業就業崗位：製造業外遷導致美國製造業就業人數大幅減少，從2000年的1718萬人降至2009年的1148萬人，減少了33.2%，引發了產業工人的不滿。
-
縮小貧富差距：製造業轉移使企業主獲益，而勞動者工作崗位減少，勞資差距不斷擴大。據估計，1980年代到2010年，美國的基尼係數從0.3上升到0.4。
-
提升供應鏈韌性與安全水平：美國在關鍵礦物、資訊通訊技術（ICT）以及清潔能源等多個行業和技術領域對外依賴度較高，供應鏈安全易受公共衛生事件和地緣政治影響。
為此，美國政府採取了雙管齊下的政策工具：
-
對內吸引性政策：透過減稅和財政補貼等激勵手段，吸引人才和資金參與產業投資或創新活動，主要面向需鼓勵發展的高技術產業。例如，拜登政府的《基礎設施法案》、《晶片法案》和《通脹削減法案》總計超過2.2萬億美元，重點支援晶片和清潔能源等在美國生產或使用美國零部件的產業。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也透過《減稅和就業法案》，將聯邦企業所得稅稅率從35%降至21%，旨在吸引企業擴張建廠和研發。此外，“購買美國貨”條款也要求公共工程專案使用美國國內生產的產品。
-
對外限制性政策：透過加徵關稅、限制採購等設定門檻和限制條件，提高貿易成本以引導企業在本土投資。特朗普政府曾對從中國進口的產品加徵關稅，平均關稅稅率最高達21%。近期，特朗普更是提出“對等關稅”概念，計劃對所有進口商品徵收10%的基準關稅，並根據貿易逆差情況額外加徵關稅。他明確要求銷往美國的iPhone必須在美國製造，否則將徵收至少25%的關稅。據報道，基準關稅最快可能在2025年4月5日生效，對等關稅則在4月9日生效。部分報道指出，針對蘋果的25%關稅最快可能在2025年6月底前實施。
二、蘋果“美國製造”的現實困境
儘管面臨巨大的政治壓力，將iPhone製造完全遷回美國在經濟和操作層面都面臨著近乎不可能逾越的障礙。
1. 蘋果全球供應鏈的深度依賴與多元化嘗試
蘋果公司已構建了一個極其複雜且遍佈全球的供應鏈體系。中國大陸至今仍是蘋果最重要的生產基地，約80%的iPhone在此組裝製造。中國擁有成熟的供應鏈生態系統、龐大且熟練的技術工人隊伍、高效的物流及強大的基礎設施，例如鄭州的“蘋果城”由富士康運營，僱傭數十萬工人，是一個集生產、住宿和配套服務於一體的工業區。此外，稀土等對晶片和電池至關重要的關鍵原材料也多數由中國開採和加工。蘋果公司在中國投入巨資，配合供應商建立定製裝置、流程和質量控制系統，確保其嚴格的生產標準。
為應對地緣政治風險和成本考量，蘋果正積極推動供應鏈多元化，將部分產能逐步轉移至印度、越南等其他亞洲國家。
-
印度：蘋果自2020年開始在印度生產iPhone 11。近年來，印度在蘋果供應鏈中的角色日益重要，計劃生產iPhone 16 Pro及Pro Max系列，目標是佔據全球iPhone產量的25%。目前，銷往美國的iPhone中約有20%來自印度。印度本土企業如塔塔集團也已進入蘋果供應商名單。然而，印度製造面臨諸多挑戰，如iPhone 15曾出現質量問題導致退貨和降價，代工良率僅約50%，且基礎設施（如電力、交通）不足，土地獲取困難，以及仍需從中國進口大量零部件。
-
越南：越南已成為蘋果iPad、Mac、Apple Watch和AirPods等產品的主要生產中心。截至2023年，在越南運營的蘋果供應商數量達到35家，其中約37%來自中國大陸，如立訊精密、歌爾股份及比亞迪等均在越南擴大產能。
-
美國本土：蘋果公司表示，其在美國擁有超過9000家供應商。公司計劃在休斯頓建立工廠生產人工智慧伺服器，並計劃未來四年在美國多州投資5000億美元，擴充套件資料中心能力，並在20個州製作Apple TV+節目。
儘管蘋果努力推動供應鏈多元化，但其核心製造環節，尤其是iPhone的精密組裝，仍高度集中於亞洲。中國大陸憑藉其完整的產業鏈、龐大的熟練工人隊伍和高效的生產管理，短期內仍是蘋果不可或缺的製造夥伴。
2. 遷移至美國製造的巨大挑戰
將iPhone這樣高度複雜的消費性電子產品完全遷回美國製造，可行性極低，面臨著巨大的現實挑戰。
-
高昂的成本：
-
勞動力成本：美國製造工人的平均時薪遠高於亞洲國家，例如是中國工人的6倍以上。這將直接導致iPhone的生產成本急劇上升。
-
供應鏈重建成本：在美國重建一套完整的iPhone供應鏈，包括眾多零元件供應商，需要投入鉅額資金和漫長時間。有估算稱，重建整個產業鏈可能耗時5年以上，並需要至少2000億美元的投資。蘋果公司曾估計，僅轉移10%的供應鏈就需要耗資約300億美元和3年的時間，而全部轉移則需要5到10年。摩根士丹利分析師也指出，這將需要“數十億美元”和數年時間來開發全新的工業生態系統。
-
自動化投入：為彌補勞動力成本劣勢和人口規模差異，美國工廠將需要更高程度的自動化，這同樣需要龐大的資本支出。
-
環保成本：美國製造業的環保合規成本較高，2023年相關總成本高達3.1萬億美元，這會增加運營成本。
-
供應鏈配套不足：
-
缺乏完整生態系統：美國本土目前缺乏像亞洲那樣成熟、集中的電子製造供應鏈生態系統。iPhone所需的700多個精密零部件中，高達90%依賴亞洲供應商，美國本土電子供應鏈配套率不足15%。
-
零部件進口依賴：即使iPhone在美國組裝，許多關鍵零部件（如OLED螢幕、儲存晶片、電池模組等）仍需從韓國、日本、中國大陸及臺灣等地進口。若對這些進口零部件加徵關稅，將進一步推高成本。
-
勞動力與技術瓶頸：
-
熟練工人短缺：美國製造業面臨技術工人短缺的問題，尤其在精密電子組裝領域。有分析甚至指出，中國年輕女性手指的靈巧性在組裝微小零件方面具有優勢，而美國難以找到具備同等技能的足夠勞動力。
-
工程技術人才：亞洲，特別是中國大陸，擁有大量經驗豐富的工程師和生產管理人才，這對於維持iPhone複雜生產流程的效率至關重要。
-
時間與投資規模：分析師普遍認為，大規模遷回生產線是一個耗時數年的過程。考慮到iPhone的產品週期（已近20年曆史）以及未來可能被人工智慧驅動的新型裝置取代的趨勢，投入巨資轉移生產線的經濟效益存疑。
華爾街分析師普遍對此持悲觀態度，認為美國製造的iPhone成本將大幅飆升至3500美元左右，遠超當前約1000美元的售價。有分析師甚至指出，即使蘋果寧願承擔25%的關稅，也比將iPhone組裝線遷回美國要好得多。美國銀行估算，僅將iPhone最終組裝環節轉移至美國，成本就將上升25%；若疊加對等關稅，總成本或飆升91%，以iPhone 16 Pro Max為例，整機成本可能從目前的649美元攀升至1242美元。Wedbush Securities的Dan Ives認為，短期內iPhone在美國生產“沒有機會”。摩托羅拉在2013年嘗試在美國建廠，但因銷售不佳和成本高昂，僅一年後就關閉了。
3. 對蘋果公司的潛在影響與應對策略
特朗普政府要求iPhone回美國製造並威脅加徵關稅的策略，對蘋果公司的財務、市場地位及股[價]均可能產生顯著影響。
-
iPhone售價飆升：若生產線遷回美國或對進口iPhone徵收高額關稅，成本將轉嫁給消費者，預計售價可能翻倍，達到2000美元甚至3500美元。即使蘋果僅承擔25%關稅並轉嫁，售價也可能上漲100至300美元，或漲幅達30%-40%。
-
利潤與市場份額：若蘋果選擇自行吸收關稅成本，利潤率將嚴重受損。瑞銀分析師估計，25%的關稅可能使蘋果每股盈餘下降0.51美元，年度毛利率下降3.5個百分點，EPS預計減少7%以上。若價格大幅上漲，可能導致消費者轉投價格更具競爭力的其他品牌，尤其是在對價格敏感的市場，蘋果的市場份額可能面臨嚴重風險，在中國市場甚至可能大幅下降。
-
股價波動：關稅威脅已多次引發蘋果股價波動，相關負面訊息常導致股價下跌。若中美貿易關係徹底破裂，蘋果市值可能縮水一半或更多。
面對壓力，蘋果的應對策略通常包括：吸收部分關稅成本以維持售價穩定；適度調整產品價格；持續推進供應鏈多元化，加速在印度、越南等地的產能佈局以分散風險；以及透過遊說和協商爭取關稅豁免或更有利的政策條件。蘋果CEO蒂姆·庫克表示，到2026年底，在美國銷售的大多數iPhone將在印度工廠製造。電子工業協會的秘書長Rajoo Goel也淡化了特朗普的威脅，表示樂觀地認為特朗普可能會改變立場。
三、特朗普關稅對矽谷科技巨頭的深遠影響
特朗普政府的關稅策略對蘋果以及更廣泛的矽谷科技巨頭產生了多重影響。
1. 對矽谷核心產品鏈的衝擊
矽谷所依賴的全球供應鏈受到此輪對等關稅重擊，多條核心產品線都難以倖免。
-
AI硬體和伺服器領域：相關企業面臨上游成本上漲風險。儘管半導體產品據稱暫時獲得了關稅豁免，但這難以讓業界真正安心，因特朗普已暗示可能很快把晶片也納入徵稅範圍。且晶片豁免不涵蓋整機裝置：當半導體被封裝進顯示卡、電腦整機或伺服器機架後，以整機形式進口仍會被課以高額關稅。這使得雲服務提供商和伺服器廠商勢必面臨裝置成本上漲的壓力。有分析指出，伺服器很可能成為首批漲價的重災區。
-
終端消費電子方面：關稅衝擊同樣立竿見影。蘋果公司是典型代表——其旗艦產品iPhone等多在中國組裝，而此次中國進口商品被徵收高達54%的關稅。分析指出，如果蘋果將全部關稅成本轉嫁給消費者，產品售價可能上漲30%到40%；原價799美元的基本款iPhone 16將飆升至約1142美元，Pro Max高階機型價格甚至逼近2300美元。現實中蘋果不太可能也無法完全轉嫁成本，行業分析師估計，蘋果最多隻能將5%–10%的額外成本體現在終端價格中，剩餘的大部分關稅將由蘋果自行吸收，直接壓縮利潤率並拖累業績。
對此，投資者表現出明顯擔憂，這種不安情緒迅速傳遞至股市行情。對等關稅公佈後引起美股強烈震盪，其中科技板塊首當其衝。蘋果股價單日重挫9.3%，市值蒸發約3110億美元。亞馬遜與Meta雙雙下跌約9%，顯示出投資者擔心其跨境電商與廣告業務將受到衝擊。儘管晶片暫時獲得關稅豁免，但英偉達股價仍然下跌7.8%，谷歌母公司Alphabet和微軟分別下跌4%和2.4%，反映出市場對人工智慧與雲計算硬體採購成本的擔憂。分析人士普遍指出，關稅的實施將推高生產成本、擾亂供應鏈，並可能打擊消費者支出，特別是對全球化佈局嚴重依賴的科技行業而言。
相比之下，軟體和雲服務企業受到關稅的直接衝擊相對有限，因其核心產品是數字化服務，本身不在關稅徵收之列。但它們同樣無法置身事外，雲計算巨頭需要採購大量伺服器、網路裝置等硬體基礎設施，關稅將提高其運營成本。微軟、谷歌、亞馬遜三家雲計算巨頭近期的財報電話會或對外溝通都在談及硬體開支龐大、人工智慧伺服器投資昂貴。
2. 矽谷對“對等關稅”的複雜立場
與單純的硬體製造商不同，美國數字平臺巨頭高度依賴全球市場和跨境資料流動，貿易戰更可能引發他國在數字領域的報復措施，間接威脅其海外業務。例如，歐盟已放話要針對美國的服務貿易順差“痛處”採取反制，潛在目標直指矽谷科技巨頭的數字服務和平臺業務，如社交網路X平臺、谷歌搜尋和亞馬遜電商等。這意味著，如果美歐貿易衝突升級，美國公司的海外廣告收入、雲服務市場乃至資料出海業務都可能受到波及。
對特朗普政府的對等關稅，矽谷科技業內部呈現出複雜心態。其中一部分數字平臺企業對關稅策略抱有謹慎的期待，這些公司長期受困於歐洲等市場日益嚴厲的數字稅和反壟斷監管，因而希望特朗普政府強硬的對等關稅能為其謀得談判籌碼。早在2020年法國推動徵收數字服務稅時，谷歌、亞馬遜、Facebook等就曾公開支援美方以關稅報復法國，以此逼迫法方讓步。此次特朗普推出全球範圍的關稅更是被視作替矽谷大型科企出頭，在國際談判中維護其利益的舉措。
特朗普政府高層暗示，對等關稅可以用來逼迫歐盟、印度等撤銷對美國科技公司的不利政策。例如，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在同期釋出的報告中點名批評了各國的數字貿易壁壘，將歐洲的數字服務稅、印度的本地化要求、澳大利亞的數字平臺法等都列為不公平壁壘。這一強硬立場贏得了美國科技業的歡迎：科技業領袖認為政府終於站出來對抗外國的數字監管。
值得注意的是，歐洲、加拿大、日本、中國、墨西哥等與美國在貨物貿易上存在順差不一，但在服務領域（尤其是數字服務領域）卻多對美國構成逆差——這給這些國家反制美國關稅提供了抓手。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警告如果美方實施關稅，歐盟“手裡也有很多牌”，暗示將瞄準美國數字服務領域報復。英國政府訊息人士透露，鑑於美國關稅威脅，英國正考慮放棄徵收數字服務稅的計劃。印度也在私下與美交涉，希望以削減對美關稅來換取美方關稅豁免，以免其IT和電商企業受累。特朗普甚至將關稅與特定科技議題直接掛鉤——他公開表示如果中國同意出售TikTok美國業務，他可考慮降低對中國34%的關稅。可見“以關稅換對方讓步”已成為特朗普政府的一種談判套路。在這種交換中，科技監管成為美方關注的焦點之一。
3. 對矽谷的長期結構性衝擊與政策不確定性
儘管矽谷行業對特朗普對等關稅的立場複雜，但不可否認的是大規模關稅會對高科技行業產生中長期的結構性衝擊：
-
成本結構上升導致科技巨頭資本支出重構：特朗普宣佈的對等關稅會直接衝擊矽谷行業所依賴的人工智慧硬體與資料中心基礎設施，成為矽谷科技企業所面臨的直接成本壓力源。尤其是在中國、韓國、越南等晶片製造重地被施加高關稅的背景下，未來矽谷進口各類關鍵部件的進口成本將大幅攀升。在3月底，微軟便叫停了原定於2025年啟動的2GW資料中心專案。亞馬遜也曾宣佈將在2025年投資千億美元建設人工智慧基礎設施，但隨著關稅大棒直接影響整機伺服器、GPU模組、網路交換裝置等關鍵硬體的成本，投資計劃可能被壓縮或分階段推遲。谷歌原計劃在2025年內將資本支出提升至750億美元，用於擴建雲與AI基礎設施，但市場分析指出，受制於硬體通脹與全球關稅政策不確定性，谷歌2025年的資本支出可能會更為謹慎.
-
資本市場的下調反映出投資者對硬體通脹的強烈預期：納斯達克科技板塊在對等關稅公佈當日大幅下跌近6%。這不僅是資本對關稅推動成本上漲的理性逃避，也是投資者對科技行業“高投入-高回報-高風險”模式的再評估。
-
科技企業在關稅陰影下的支出向短期調整：科技企業為緩衝關稅衝擊，將原計劃投入人工智慧研發、軟體服務、平臺建設的資金轉向硬體採購對沖與法務合規成本。這種資金再分配對科技企業的研發和創新能力產生了負面影響，原本用於研發新技術和產品的預算被壓縮，可能導致創新程序放緩，影響企業長期競爭力。
此外，特朗普政府對外釋放的分裂性政策訊號和政策執行的反覆性，加劇了“關稅迷霧”，使矽谷企業難以準確預判政策走向。特朗普在新聞釋出會上明確表示關稅“是談判籌碼，其他國家可以經協商後想辦法達成協議”，但白宮貿易顧問及發言人則強調，此次措施屬於國家緊急應對，不設談判例外。這種政策訊號的分裂使矽谷企業難以準確預判政策走向，增加了科技市場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導致原計劃的跨國資料中心部署、大模型平臺投資等戰略決策被主動延遲。同時，美國對高階晶片和AI服務的出口限制政策，也削弱了全球科技聯盟，打擊了矽谷對全球市場的佈局信心。
面對這些挑戰，矽谷或將積極採取措施、對沖關稅政策的不確定性：
-
訴諸產業聯盟和貿易協會等集體行動機制：例如美國計算機與通訊行業協會（CCIA）、資訊科技產業理事會（ITI）等，聯合提出政策訴求，要求對關鍵技術元件和人工智慧基礎設施給予關稅豁免。
-
轉向國會立法與監督機制：支援相關法案的透過，例如要求總統證明新關稅的合理性並在60天內獲得國會批准，否則關稅失效的跨黨派法案。然而，這一路徑受黨派政治極化的阻力較大。
四、美國製造業迴流政策的整體成效與侷限
從更宏觀的層面看，美國製造業迴流政策在過去十幾年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顯著侷限。
1. 取得的成效
-
就業增長：美國製造業就業人數實現了顯著的“V”形反轉，從2010年的1160萬人到2023年的1296萬人，增加了136萬人。根據非營利組織迴流倡議（Reshoring Initiative）的統計，2010年至2023年美國製造業透過迴流企業累計新增工作崗位達190萬個。
-
固定資產投資：製造業固定資產投資顯著增加，2023年達到7434億美元，是2010年（3650億美元）的2倍多，遠高於2002-2007年間水平。僅在《通脹削減法案》和《晶片法案》實施一年內宣佈的約2279億美元投資專案中，其中有114個投資過億美元的清潔能源和半導體大型專案。
-
增加值：製造業增加值大幅增長，2023年比2010年增長59%，增速快於德、英、法等國。美國製造業增加值佔全球製造業的比重在2010年後趨於穩定，2020年以來還略有提升，2023年達17.6%。
在具體產業方面，中低端產業如機械、初級金屬產品、傢俱及相關產品、紡織服裝、塑膠和橡膠產品，以及高階產業如運輸裝置、計算機和電子產品、電氣裝置電器和元件、醫療裝置和用品、化學藥品等的迴流效果較好。這些迴流企業新增的就業崗位以高技術為主，佔2023年新增就業的87%。迴流的主要來源地是中國、日本、德國和韓國，其中中國是第一來源國。迴流的目的地主要集中在美國中西部和南部，這些地區勞動力、能源成本和稅負相對較低，並具備一定的產業基礎。
2. 存在的不足與問題
儘管取得一定進展，美國製造業迴流仍面臨挑戰：
-
投資進度滯後：《金融時報》報告顯示，在《通脹削減法案》和《晶片法案》實施一年內宣佈的約2279億美元投資專案中，近40%（840億美元）的製造業投資專案已延期或暫停。臺積電在亞利桑那州的晶片代工廠專案延期就是典型例子，量產時間已推遲到2025年上半年甚至2026年。專案延期主要原因包括補貼規則模糊、市場環境惡化、需求放緩以及美國大選年政策存在不確定性。
-
貿易逆差持續擴大：儘管推動迴流，但美國旺盛的需求未能有效縮小貿易逆差，從2010年的0.65萬億美元擴大到2023年的1.06萬億美元。
-
製造業增加值佔GDP比重下降：製造業增加值增速低於GDP增速，導致其佔GDP的比重從2010年的11.9%降至2023年的10.2%。
-
制約因素：勞動力成本高昂、短期內產業配套和技術工人不能完全匹配需求、以及較高的環保成本，仍是制約製造業全面迴流的關鍵因素。例如，臺積電在亞利桑那州的工廠就面臨熟練工人短缺的問題，不得不從中國臺灣派遣技術工人。
結論與展望
特朗普政府要求蘋果和矽谷科技巨頭將生產線遷回美國的策略，是其“美國製造”雄心的集中體現，其核心工具是威懾性的高額關稅。然而，從經濟和產業現實層面看，iPhone製造完全迴流美國的可行性極低。蘋果公司對中國供應鏈的深度依賴並非偶然，而是幾十年精心構建、深度投資與整合的結果。將如此複雜、高效且大規模的體系完整遷移至美國，將導致勞動力成本、供應鏈重建成本和自動化投入急劇飆升，最終可能使iPhone售價翻倍，嚴重衝擊蘋果的利潤率和市場競爭力。
矽谷科技公司在面對關稅威脅時，既擔憂硬體成本上升和全球經濟放緩對業績的直接衝擊，也試圖將關稅作為與他國談判的籌碼，以爭取在數字稅和反壟斷監管方面的有利條件。這種複雜立場反映出全球化前沿企業在“關稅民族主義”下的無奈與掙扎。
展望未來，特朗普2.0政府預計仍將以關稅和補貼作為推動製造業迴流的主要政策工具，並可能加大對人工智慧和自動化的支援力度。然而，單純依靠關稅壁壘難以根本扭轉全球製造業分工格局。其主要影響將體現在加速企業供應鏈多元化佈局和區域化調整的趨勢上，而非真正實現高科技製造的全面“美國化”。這迫使包括蘋果在內的全球跨國企業在效率、成本、安全和地緣政治之間進行更復雜的權衡，全球供應鏈正進入一個加速調整與重構的時期。
如同一個複雜的多米諾骨牌效應，特朗普的關稅政策並非僅僅是增加產品成本，它觸發了全球供應鏈的重構、企業戰略的調整、以及國際貿易關係的深刻變動，其長期影響將持續迴盪，重塑著全球經濟的格局。
免責宣告：
本分析文章旨在提供專業性觀點和資訊，所引用內容均來源於已提供的資料。文章中的所有觀點、資料和分析僅供參考，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市場存在風險，投資需謹慎。本公司不保證資訊的準確性和完整性，亦不保證所包含的資訊和建議不會發生任何變更。任何因使用本報告中的任何內容而引致的損失，本公司概不負責。投資者在做出任何投資決策前，應獨立判斷並諮詢專業人士。本報告版權歸本公司所有，未經許可，不得複製、釋出或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