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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必須寫下我們》加入購物車🛒《必須寫下我們》吳越 著，活字文化 策劃，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2023年
吳越形容編輯就像是一個長跑運動員的陪跑，會在他最受不住的階段陪他一起跑。《收穫》雜誌的創辦人之一巴金先生在他寫葉聖陶的文章結尾處也寫道：“出書，我需要責任編輯；生活，我也同樣需要責任編輯。有了他們，我可以放心前進，不怕失腳摔倒。”今天，活字君與書友們吳越老師的文章《加深的“人”》。
“兩條洶湧的河流中一塊共同的巨巖，勇敢的人啊，你如我吩咐前去那裡……”
——《奧德賽》第十卷
在苦於如何為這篇文章開頭的時刻，我的手機上恰好接到一位寫作者發來的微信：“最近做了一個人物採訪，在寫作過程中感到或許能寫成一篇報告文學型別的報道……”我毫無時間差地、彷彿是為了立刻打消對方的念頭而不擇語詞地回覆道：“報告文學，我們不需要。需要文學性、歷史感、個人視角。” 也就是說，《收穫》需要的非虛構，是能從個人的感受和體驗出發去處理與現實的關係，兼及文學性與歷史感的作品。就在訊息傳送出去的這一刻，我意識到，文學性、歷史感、個人視角，這三條線索正是我這段時間在梳理《收穫》創刊以來所刊非虛構作品時，從內心裡浮出的關鍵詞。三條線在時代洪流中或明或暗、或並或分，而它們所重疊和共同包抄出內容，正在成為“《收穫》之選”的理由或曰特徵。這其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的視角始終存在和被強調，大部分時段裡，作家是“人”的視角的體驗和傳達載體，並且其主要體驗內容是時序轉移與人事滄桑。直至2014年《收穫》首次明確推出“非虛構”專欄，發表薛舒記錄父親患阿爾茨海默病病程的長篇非虛構《遠去的人》，則標誌著《收穫》的非虛構取材從側重“大歷史下的親歷者”轉向兼顧“當代現實重要命題中的普通人”，從而開啟了一個新的、更包容的“非虛構時代”。
吳越在《收穫》編輯部 圖：吳越提供
可以稍稍回顧“非虛構”在國內的當代傳播小史。
在2010年之前，“非虛構”的趣味和意旨已經透過一些時尚類、文藝類雜誌的特寫、特稿和長文章在知識階層開始了流傳。簡要介紹如下：
《讀庫》雜誌書，創刊於2006年，張立憲主編的綜合性人文社科讀物，取“大型閱讀倉庫”之意，一般每兩月推出一期，主要刊載文化、歷史方面的非虛構文章。這些特稿多在一萬字至五萬字之間。值得一提的是，彼得·海斯勒的作品被上海譯文出版社正式出版之前，就曾被譯者翻譯並發表在《讀庫》上，造就了“何偉”［1］最初的口碑與名聲。這些篇目包括：《遍走長城》（2007年第4期），《中國的速成城市》（2007年第6期），《幸運之輪：中國學車記》（2008年第3期），《再訪河流》（2008年第5期），《主場作戰》（2009年第2期）等。
《時尚先生Esquire》和《智族GQ》。1999年，《時尚先生Esquire》中國版創刊，其宗旨是，“與國內最好的作家、記者、攝影師、模特和藝術家等各領域精英合作，以照片、報道、訪問等形式呈現出一個精英男性所關心的世界，帶給讀者閱讀享受與價值收穫”。這是一份來自美國的精英類雜誌，並具有深厚的文學傳統，自創刊伊始就引領了“新新聞主義”大潮。1933年，Esquire創刊發表了海明威和菲茨傑拉德的小說之後，此後數年，它一直都是美國最優秀作家發表作品的舞臺。諾曼·梅勒生前最後一本講述希特勒家族歷史的書，就提前在Esquire上發表過。
2009年，GQ中國版《智族GQ》創刊。其母版是創刊於1952年的美國雜誌Gentlemen’s Quarterly。和《時尚先生》一樣，《智族GQ》是關於時尚、風格、時事及男人事物的雜誌。兩本雜誌的專題報道，從一開始編譯來自母版雜誌的非虛構敘事文章或長篇特稿，到後來開始發表上萬字的國內題材非虛構作品。2015年，《時尚先生》推出“嘗試延續非虛構寫作傳統”的“Esquire實驗室”。2016年1月起，該欄目特稿《太平洋大逃殺親歷者自述》在微信公眾號“時尚先生”上推出，短時間內在朋友圈迅速刷屏，僅在微信平臺就獲得3000萬的閱讀量，其後在微博上，這篇特稿的評論又達10萬條以上。2016年3月，這篇特稿的影視改編版權被樂視影業高價購買，《太平洋大逃殺親歷者自述》成為中國非虛構熱度的一個標杆性事件。
《單向街》，許知遠主編，該雜誌書是一份出版物，以非虛構類的報道、評論，攝影作品為主，從2009年到2012年共出版4期。
《LENS·視覺》，隸屬於財訊傳媒《財經》雜誌旗下，是一本報道社會、歷史、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雜誌。2005年1月創刊，2010年起改為月刊。2015年6月起改為雙月出版的雜誌書，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溫故》，是劉瑞琳主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系列歷史文化讀物。《溫故》以今天的視角來追懷與審視過去，併為當下的生存與未來的發展提供一種參照。在寫法上，《溫故》刊登的作品並不像上述雜誌那麼講究技巧，經常採用口述整理或個人自傳、回憶形式，在篇幅上也不長。但在近現代中國歷史的多樣化視角和選題開掘上，《溫故》別有一功，也培育了一批作者。
此外，《國家地理》中文版、《華夏人文地理》、《生活月刊》等一批生活人文類雜誌和《三聯生活週刊》《南方人物週刊》《週末畫報》等新聞類雜誌中的長篇特別報道，也共同創造了寬泛意義上“非虛構”作為一種文體的傳播環境。
正如本文前序章節所述，散佈在各類期刊中的優秀的學術隨筆和敘事散文也在“非虛構”之列。一般認為，“非虛構”這個概念進入當代文學的視野，源於《人民文學》雜誌在2010年將“非虛構”寫作作為一個重要的文學事件予以推動和倡導。從《人民文學》“非虛構”專欄和賽事中走出了梁鴻“梁莊”系列、李娟《冬牧場》、王小妮《上課記》、慕容雪村《中國，少了一味藥》、喬葉《拆樓記》《蓋樓記》等一批新一代“本土”非虛構作家作品。《人民文學》在2010年第2期的《留言》中為“非虛構”劃了一個人人可入的範疇：
這一期我們新開了一個欄目，叫“非虛構”，何為“非虛構”？……我們認為，它肯定不等於一般所說的報告文學或紀實文學……我們也希望非作家普通人，拿起筆來，寫你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傳記，還有諾曼·梅勒、杜魯門·卡波特所寫的那種非虛構小說，還有深入翔實、具有鮮明個人觀點和情感的社會調查，大概都是“非虛構”。［2］
文學創作本身是一種極度平權的表達手段，“非虛構”的寫作權更是如此。時間進入2015年後，以微信公眾號為代表的新媒體平臺蓬勃發展，湧現出一些以原創非虛構為主要內容的微信公眾號，如“正午故事”“中國三明治”“中國故事”“網易人間”“穀雨計劃”“真實故事計劃”“有故事的人”“正面連線”“人物”“每日人物”等，它們背後多半有官方媒體集團或大型網際網路企業的資源扶持；與此同時，難以計數的自媒體也在生產著源源不斷的泛化意義上的“非虛構”，任何一個普通人都可以透過微信公眾號、微博、部落格、貼吧、論壇等新媒體平臺釋出“非虛構”故事。［3］這正如何平在2018年觀察所得出的論斷：“一個時代健康的文學生態是應該寬容多個或數不盡的‘小主語’，甚或不稱其為主語的‘幽微的存在’，正是網路空間助長了‘多主語的重疊’文學時代的來臨，並使之成為現實……”他強調了多主語的非虛構的作者與其文字之間無須迴避的共合關係：“我認為和虛構寫作不同，‘作者’天生就是‘記錄’或者‘非虛構’文字的一部分。”近些年來，《勞動者的星辰》《秋園》《我在北京送快遞》《我的媽媽是保潔》等“素人非虛構”進入出版市場，關於“素人”的討論成為“非虛構寫作”下一個新興子命題。命名即劃分，而劃分則意味著權力的重排。人們對權力結構總是敏感的，從對“素人”的推舉中似乎能嗅到一絲顛覆式的快感，並以此對峙想象中的敵人——專業作家，或曰成名作家。究竟在編輯現場是如何處理所謂“素人”與“非素人”的纏繞，剛才的追敘已經盤桓過久，讓我們再次回到《收穫》的主線故事中。
回顧往昔，依照總目錄，《收穫》所發表的類“非虛構”作品大致可按時代階段分為以下幾個時期：
1.創刊之初，“作家當記者”（1957—1966）
《收穫》創刊號 圖：吳越提供
此階段，順應時代潮流，創刊之初的《收穫》刊登了一批以作家通訊為主要特徵的散文、隨筆、報告文學和特寫報告專欄，推出了比重不小的非虛構類作品，如：《在索非亞》（柯靈，1958年第1期）、《在馬哈拉子的日子》（艾蕪，1958年第2期）、《保加利亞行記》（師陀，1958年第3期）、《我在上海遇到了長春汽車廠工人》（靳以，1958年第4期）、《十三陵水庫工地散記》（冰心，1958年第5期）、《神門河之戰》（雷加，1959年第1期）等，集中於工業、農業等領域，偶有體育領域，也有一部分為訪外見聞。這一階段還推出了“革命鬥爭回憶錄”“部隊史”等專欄，發表了《秘密轉移》（張烽，1959年第4期）、《紅四軍奔向海陸豐》（朱道南，1959年第6期）等猶帶烽火餘溫的革命歷史回憶。
翻檢這一時期的目錄，會發現，原本以小說起家的作家是非虛構類作品的主要寫作者，他們或奔赴現場，像記者一般採寫特寫報告，將陌生迅速消化為熟悉；或作為執筆人，與傳主共同合作完成作品，例如《疾風知勁草》這篇發表在1960年第3期《收穫》“革命鬥爭回憶錄”中的作品，署名“李延䘵講 駱賓基記”。集體創作的時代特色也鮮明地體現在了作品列表中，但數量不多，例如，《戰海南》是由《羊城晚報》記者與通訊員集體採寫的等等。
2.新時期至21世紀末，“憶人憶事”（1979—1999）
1979年，《收穫》復刊，當年第一期就開出“創作回憶錄”專欄，刊登巴金《關於〈春天裡的秋天〉及其他》，老舍遺作《我怎樣寫〈駱駝祥子〉》，沙汀《生活是創作的源泉》三篇。當時設立“創作回憶錄”是否獨創之舉？我未展開考證。但有一點是明確的：作家們終於可以回到自己最有發言權的領域。
巴金先生在魯迅像前
《收穫》把作家的創作過程作為“回憶錄”的主體物件，是對作家本人和文藝作品的一種旗幟鮮明的尊重，也是文學期刊對於文學史書寫的一種自覺回應。此後這個專欄又陸續推出過曹禺《簡談〈雷雨〉》、陳學昭《我怎樣寫〈工作著是美麗的〉》、師陀《談〈結婚〉的寫作經過》等篇什。報告文學則推出了柯巖《東方的明珠》和沙汀的回憶錄《敵後七十五天》、廖靜文的回憶錄《往事依依——憶徐悲鴻》等。
全社會流行“大調查”“大報告”“大掃描”“大紀實”之時，“報告文學”在《收穫》也時見，如陸幸生《天下第一難》，王唯銘《1988：“金字塔”崩潰之後》等；其中令人眼前一亮的是由馮驥才在“紀實文學”專欄帶來的《一百個人的十年》，將普通人的回憶連綴成時代的縮影，大張旗鼓地伸張著普通人在文學與歷史中的敘述權。在80年代初這個時期，由於剛剛度過一個特殊的歷史階段，憶人、憶事、故地重遊等題材的非虛構類文字集中湧現，雖然設定了“散文”和“回憶錄”兩個不同的專欄，但從內容上並不能嚴格區分開兩者，例如收在“散文”專欄裡的葉君健《重返劍橋》和徐中玉《老舍先生和我這個學生》等等，都是回憶色彩濃厚的散文，放進“回憶錄”也不為過。顯見，這是一種憶人憶事傳統的往下發展，衍生出至少兩個著名專欄，一是1989年第2期開始的“人生採訪”，固定形式是一篇傳主自敘搭配一篇朋友他敘，例如1989年第4期的“人生採訪”有賈植芳《且說說我自己》和曉明《賈植芳先生其人其事》，這個專欄作為《收穫》的常設專欄，生命力很強，一直到2000年之後。
二是1991年第1期開始的“河漢遙寄”，這是一個特別為回憶逝去的文壇大家而設定的散文專欄，情感真摯，文字非常可讀。例如開篇為從維熙懷念蕭軍的《人生絕唱》，第二篇李子云懷念吳強的《童心不泯》。這個專欄一直持續到現在。
整個80年代，還值得注意的是兩個舉動：其一，1985年第1期《收穫》推出“口述實錄文學”專欄，在這個如今已被列入非虛構經典樣式之一的新創文體下，發表張辛欣、桑曄的《北京人》，而此後的“百年上海”系列專欄、“田野檔案”和“田野手記”系列專欄（馮驥才）都進行著實際上可被涵蓋入地理人類學範疇的非虛構寫作。
其二，在散文專欄和回憶錄專欄繼續刊發作家們的見聞與回憶之時，又於1988年第1期推出了餘秋雨的專欄“文化苦旅”，拓展散文思維於一時——之後，涉身於文史的作家們在“文化散文”“行走散文”“作家人文地理”等文體風格中繼續深耕。從那時至今，《收穫》又開出了“鞍與筆”系列專欄（張承志）、“西部地理”、“作家地理”系列專欄等多種，直至2021年之後，陳福民的“北緯四十度”專欄仍在接續著親臨其境、叩問古今的文人情志。
進入90年代，與“重寫文學史”的思潮呼應，作家和學者的“再述歷史”是《收穫》在非虛構選題方面的主旋律，它分化為若干個專欄，從各個側面（社會生活史、文化史、文學史、心靈史等）進行著對“剛剛過去的歷史”的細節補充，並帶入大量個人視角的陳述。例如由李子云主持的“朝花夕拾”專欄、李輝的“滄桑看雲”及其後的“封面中國”等專欄、陸鍵東的“世紀流雲”專欄、多人書寫的“陳跡殘影”專欄等等。
在很多人印象中，《收穫》作為新中國創辦的第一份大型文學雙月刊，其主要發表體裁是長篇小說、中篇小說和短篇小說等虛構類文體，但細讀總目錄便會發現，《收穫》編輯部在非虛構類文體的專欄設定和組稿策劃上同樣下了很大功夫，其作者隊伍與文章質量都是一流的（常常把名作家抓來寫散文、寫回憶），它們言說的物件各有不同，但總體的藝術取向是一致的，都繼承了巴金先生所提倡的“講真話，把心交給讀者”的精神，閃現著豐富、真摯、敏銳、先鋒的光芒，流淌著人文與學術色彩。其篇幅也佔比重不小。以1992年第2期為例。虛構類篇目有三個類別共六篇，非虛構類篇目有四個專欄共九篇。當然，從頁碼上來說，虛構類總量應是超過非虛構類，但我們說《收穫》上的非虛構類同樣是一片精心耕耘的田野，這是毫無問題的。喜愛《收穫》的讀者，也都時常表達對《收穫》散文、隨筆、非虛構的讚賞。結集出版的書，時獲獎項。
巴金先生手跡“把心交給讀者”，吳越說牌子就掛在辦公室壁爐上方 圖：吳越提供
3．從“親歷歷史”轉向“親歷現實”（2000—2013）
新世紀初始，《收穫》的非虛構專欄設定依舊以作家視角的“親歷歷史”“時代回眸”為主線，寫作者有文學長者也有文壇中生代，有客串，也有長駐，其中色彩鮮明的有：邵燕祥的專欄“塵土京華夢”，藍英年的專欄“歷史的喘息”，賈平凹的專欄“西路上”（幾乎是連載的自傳），馬原、紅柯、王族等人依次寫就的“西部地理”，而陳村的“好說歹說”專欄以原生態的對話體記錄下與對談者妙趣橫生的談話，也是口述非虛構的一個視窗。這些非虛構體類的共同點，都是以個人作為透鏡，以文學作為手段，使讀者向歷史投以一瞥。
2005年第1期起，《收穫》開設“親歷歷史”專欄，首篇是張賢亮的《美麗》，同時還有李輝的“封面中國”系列、北島的“世紀金鍊”系列和輪替出現的“生活在別處”“西部地理”“河漢遙寄”。這一整年的非虛構閱讀應屬盛宴，近代史、當代史的斑斕筆刷縱橫共繪，現實與記憶的各個聲部合奏而鳴，雲天開闊的世界在豁然洞開的同時也在呼喚著時光之眼的解讀。風華正茂或老而彌堅的作家們在發揮著重要的橋樑作用，在時空之間孜孜求真。
2006年，敘述主體邁出向藝術領域的一步，“一個人的電影”專欄誕生，由格非開啟首彈，而後賈樟柯、田壯壯、霍建起、王朔、王小帥、張藝謀等多位電影名家自敘和接受訪談，辨析關於藝術的永恆困惑。時隔若干年後，2023年第1期起，餘華、張曉剛打頭炮開出的當代藝術評論專欄“東船西舫”將作家與建築家、畫家、裝置藝術家等共同設定在藝術語境下交流溝通，應也屬“一個人的電影”之後的嘗試與拓展。
一直以來，《收穫》作為一份純文學期刊，除了早期刊登“特寫”等具有新聞屬性的文學作品之外，向來不直接表現時事新聞，所登作家們回憶的人與事一般也隔著猶如“防火帶”一般的時間間隔，塵埃落定才是回憶登場的時候——例如，2007年推出袁敏的“重返1976”專欄，相隔已有三十一載；2008年推出“八十年代”專欄，離80年代的結束也已經過去了近20年。大概只有懷念逝者的專欄“河漢遙寄”與現即時間線貼得最近、最有時效性。
不同的是，2012年第1期起，《收穫》推出了張辛欣的“佔領華爾街”專欄，而此時距離2011年9月，美國爆發“佔領華爾街”並迅速爆發至全國才不過三四個月。無論是敘述策略，還是風格使然，作者採用了“極具個人化”的視角［4］，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當《收穫》對現實世界正發生的重要事件的關注強度穿透了等待它來到虛構中的時間，非虛構正成為最好的表達方式——雖然在這個時候，《收穫》還沒有以“非虛構”來為此專欄定義或命名，但是很快，2014年，《收穫》的“非虛構”就正式掛牌出場了。
4. “個人視角”的確認與託舉（2014—）
在2012年，關於阿爾茨海默病的病理與護理都還不那麼普及，那時人們一般還稱這種病為“老痴呆”“老糊塗”。在諸多患者中，有一位薛老先生，恰好有一個作家女兒。薛舒以女兒的身份，記錄了父親患阿爾茨海默病的病程，以及這種病給全家人的生活帶來的改變。那一年，“70後”薛舒剛過不惑，弟弟在外地工作，父親的變化，讓她很難繼續進行小說家的工作。“於是我開始記錄，記錄父親每天的情況。他睡著了，好不容易有一點點安靜的時刻，我就開始寫，一邊寫，一邊眼淚狂流。當我覺得這個日子沒法過了，而寫作給了我一點點出口、一點點宣洩的機會。”［5］這便是非虛構作品《遠去的人》。
參加工作第一年的薛舒和爸爸
《遠去的人》最初投給的並不是《收穫》，而是另一家刊物，刊物將稿件退回給薛舒，理由是“太個人化了”。這幾個字，薛舒一直記得。而後轉投《收穫》。《收穫》在2014年第四期發表，並首次打出了“非虛構”的專欄名稱。《遠去的人》產生的影響是巨大的。在病症的籠罩下，陌生的新現實中，誰都是“素人”，薛舒記錄了自己猝不及防進入這個現實到最後接受和理解這個現實的過程，也記錄了護理病人的經驗與對策。薛舒以前一直寫小說，不經意間寫成一部非虛構。讀者對她父親和全家的牽掛，又促使她在九年後寫成《太陽透過玻璃》，續寫了父親進入老年臨終病房的最後幾年時光、家族為之付出的努力和護理工人們的日常生活，發表於2023年的《收穫長篇小說夏卷》［6］。
當“遠去的人”來到讀者視線中時，也意味著《收穫》一直以來堅持主張的“個人視角”再次得到確認和託舉，“人”不是在遠去，而是在重返，在加深。一些更年輕的、更明亮的因子進入到了收穫的視野中。下面是2014年以來《收穫》在長篇非虛構和專欄非虛構上的一部分篇目：
2016年第3期和第6期，推出馮驥才回憶錄性質的非虛構《無路可逃》和與畫家韓美林合作的口述史《地獄一步到天堂》。2017年第5期和2018年第6期，繼續推出回憶文化生活的《激流中》和自述文化遺產保護歷程的《漩渦裡》。這一組作品，可歸類至《收穫》的“親歷歷史”“文學回憶錄”等大類之中。
2018年，袁凌登上《收穫長篇專號冬卷》，發表長篇非虛構《寂靜的孩子》，這篇作品關注的是留守兒童的心理與健康狀態。這是《收穫》首次刊發以“非虛構”成名的作家的新作。2019年第2期《收穫》又繼續刊發了《寂靜的孩子》的續篇。
2019年第4期《收穫》刊發曹禺之女、作家萬方的長篇非虛構《你和我》，該作品以“我”為視角，於龐雜的歷史記憶中，梳理並再現了父輩們的生活、情感歷程，以及他們曲折的人生命運。縱觀《收穫》六十餘年的發表歷史，可連續地看出一批現代作家悲歡沉浮的自我述說，以及相互之間、親族之間的補充旁敘，它們不斷地豐富著、接續著我們對文學史和文學創作的理解。個人化的視角、歷史感的敘說和文學性的結構，自然地交織在這樣的作品之中。
2020年第2期發表閻連科《她們》，講述作者家族中女性的故事。該書將目光投向了被文學、被社會所遺忘的鄉土中國的女性世界。這一年的第3期，發表武漢年輕作者陳婉清《一個志願者的抗疫實錄》，按“素人”標準來看，可能作者已有一些寫作經驗，還不夠“素”，但卻實實在在是一個新面孔。還有一些與戰爭年代相關的回溯、家族回憶作品，如盧一萍《祭奠阿里》（2019年長篇專號春捲），薛海翔《長河逐日》（2019年長篇專號夏卷）。
2021年，另一位以“非虛構”成名的作家楊瀟登上《收穫長篇專號春捲》，楊瀟徒步重走1938年“湘黔滇旅行團”徒步跨越三省穿過西南腹地之路，憑藉諸多日記與回憶材料，將現實中非典型的公路徒步與歷史上知識人的流亡之旅交織、對話、共振，形成長篇非虛構《重走》。《收穫》在四十餘萬字的全文中選取有代表性的十五萬字，以《西南三千里》為題發表。
2022年長篇專號夏卷又推出了重磅非虛構作品《無國界病人》，作者是資深媒體人師永剛。這是師永剛患罕見癌症治療十年的親歷手記，並在同類題材中首次涉及跨國治療經驗交流。十年內兩次手術、五次復發轉移、四次急診、六次放療的驚心經歷，最終透過參與三次新藥的臨床試驗獲得“重生”。《收穫》選取其中相對獨立、完整的一部分，率先發表，引起很大反響，也拓展了《收穫》非虛構的社會深度與題材邊界。
近年來在讀者中贏得口碑的，還有歌劇藝術家田浩江語言詼諧而描寫生動的自敘《角鬥場的〈圖蘭朵〉》（2021年《收穫長篇專號秋卷》），作家趙柏田深繪1938年8月淞滬會戰後上海工業救亡圖存的長篇非虛構《生死危城》（2024年《收穫》第3期），以及馬小起懷念家公、翻譯家李文俊的長文《獨留明月照江南》。還有兩篇雖行文不長但屬“約稿”的非虛構，也折射出《收穫》對現實世界主動、迅即的關切。一篇是發表於《2023長篇小說夏卷》的《土耳其大地震救援親歷記》，作者商華鴿是廈門市曙光救援隊隊員，於2023年2月8日至18日赴土耳其、敘利亞邊境地區進行地震救災。商華鴿為前媒體人，公益攝影師，救援期間在微信朋友圈釋出救災見聞和照片，當“人類最早種植小麥的河谷”出現在他的敘述中時，歷史文明的況味、現實災難下的面孔和個人的極限體驗已經呼之欲出，《收穫》編輯遂約請他回國後寫出救援的經歷見聞。此文不僅在國內首次以大量圖文披露了土耳其大地震的災情與救援細節，還被土耳其有關方面收藏，視為中土友好的成果。
另一篇是龍仁青的非虛構長文《水邊的萬瑪才旦》。2023年5月，藏族導演萬瑪才旦在高原地區拍攝電影期間不幸離世，2023年7月，萬瑪才旦的好友、作家龍仁青懷著思念，實地重訪了《靜靜的嘛呢石》等幾部電影在黃河及黃河支流隆務河畔的拍攝地。得知此事，《收穫》編輯便約請龍仁青寫一篇有別於他人回憶文章的非虛構。跟隨《水邊的萬瑪才旦》，讀者將不斷地與電影中的場景相遇，與電影拍攝期間起到至關作用卻不為人所知的當地民間文化人士、房東、群演相遇，更與在電影中密集出現的諸種“非遺”文化相遇。文章採取了倒敘式開頭，一直倒推到學生時代，研究漢藏翻譯的萬瑪才旦與龍仁青討論如何翻譯“逝者如斯夫”時戛然而止，留下如高原野花般斑斕的剎那定格。
萬瑪才旦（1969-2023）
寫作的此時，新一期的《收穫》和《收穫長篇小說》已經在逐漸成形，非虛構依舊濃墨重彩。鉅鹿路675號守望著文學性、歷史感與個人視角相得益彰的非虛構作品。
我們理想的非虛構，能夠將讀者帶到奧德賽為了等待預言神明所棲身的那塊冥河巨巖。亡靈們依次從河流中升起，向我們轉敘過往中所已知與未知之事，而我們提問、我們傾聽，我們記錄，同時，我們也講述。非虛構正是這樣一種生死銜接之際的講述，使過去不被現在所遺忘，使現在不被未來所遺忘。
主要資料來源：
《收穫年輪》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11月第1版，收穫文學雜誌社 編
《收穫總目錄（1957—2023）》
註釋
［1］這批文章發表時署名“何偉（Peter Hessler）”，翻譯者為張泠。
［2］《人民文學》2010年第2期。
［3］上述引文來自筆者碩士畢業論文《當下語境中美國駐華記者非虛構寫作新動向——以彼得·海斯勒等為例》，吳越，2017年4月，復旦大學。
［4］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2379210/，摘自《佔領華爾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內容簡介”部分。
［5］《面對“臨終”，沒有對錯，只有坦誠，一個作家“女兒”記下的父親生命最後八年》，記者施晨露，上觀新聞，2024年1月25日，https：
//export.shobserver.com/baijiahao/html/707410.html。
［6］《收穫長篇專號》於2022年更名為《收穫長篇小說》，一年四卷，分別按時序為春捲、夏卷、秋卷、冬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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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越 著
活字文化 策劃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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