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恨流量不可長

日本小男孩在深圳遇襲在網上引發了對仇恨的討論。

恐懼與恨，一直是網際網路流量的法門。在網上，愛與同情，都要被轉化為恨意。因為只有恨才能吸引人，激發轉發，帶來流量。所以網上就會有人迎合老百姓的觀念，放大誤解，煽動他們的恐慌與憤怒，激發轉發行為，聚集流量獲得收益。

比如，宗慶後去世後，社會各界自發悼念。但對網上追求流量的人來說，哀思是不夠的，要憤怒、要仇恨才有力量、才能聚集流量。於是，幾件陳年小事，再加上幾個無中生有，對宗慶後的悼念就被轉換成恨他曾經的競爭對手鍾睒睒，在輿論場掀起巨大的風波。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比如，現在網上普遍對騎手的同情，背後實際上是對平臺的憤怒，憤怒才推動了持續的對騎手的同情。再比如，喜歡華為，就要把小米當作憤怒的物件。

毋庸諱言，日本人學校一直是恐懼和憤怒的典型。圍繞日本人學校，網上的謠言非常多。有人說，日本學校不讓中國人進，一定有陰謀。有人說，日本人學校在教仇視中國的內容，所以才不讓中國人進。還有人說，這些日本人長大了要混入中國社會，危害中國。還有人悲憤地問：為什麼中國的土地會有日本人的學校。

這些毫無常識的短影片，激發了大量的仇視與恐懼。

中國對外開放的成果，就是中國有大量的外資企業。很多外國孩子跟爸媽到了中國，讀書就成了一個問題。且不說語言問題，國與國之間教育內容也不一樣，簡單地說，學了中國課程，怎麼回日本高考？

所以，1993年，上海市外事辦公室和教育委員會正式批准在日本駐在員比較集中的虹橋地區開設一家“日本人學校”。隨後，中國教育部系統地制定了准許開設“外籍人員子女學校”的政策，美國、韓國、新加坡等國家也紛紛在上海、蘇州等外資企業集中的城市開設“美國人學校”、“韓國人學校”、“新加坡人學校”，以方便本國孩子上學。

很多人質疑，為什麼不讓中國人進。其實，學校肯定有中國僱員。至於一般在門口搞直播的人、路過的閒人，當然是不讓進的，更不用說進去檢查。即便一箇中國學生的家長，現在也是不能隨便進自己孩子的學校的。

就這麼一個非常簡單明瞭的事實，卻產生了大量的謠言和煽動。

我們花無數的錢，讓非洲學生來中國讀書。很多人對此的解讀是，這些學生，在中國學習，長大了後，會成為他們的社會精英，他們對中國有好感，自然帶動整個國家對中國有好感。一定程度上，這個道理是成立的。

這些道理，對在中國的“美國人學校”“韓國人學校”“日本人學校”裡的孩子也是成立的。他們不花中國人的錢。他們自己的父母掏錢，自己的國家掏錢，在中國的土地上接受教育，他們長大了，可以成為中國和外國友誼的橋樑。但圍繞他們，特別是日本孩子，卻有無數的謠言，煽動仇恨。那麼他們長大了，有沒有可能反而會成為敵視的種子呢？

客觀地說，歐美國家在國際舞臺上，當然比非洲小國更重要。我們花錢善待非洲學生，但敵視歐美日本學生。這是一件非常不理性，甚至功利地說是一件不划算的事。

有仇恨流量，教育就要化解仇恨。這是教育的功能。所謂教育，當然是廣義的，社交媒體、影片平臺都應該起到這個教化之功。

在紙媒時代，乃至論壇、網頁時代，社會的資訊生產權是掌握在專業機構手裡的，從業者都是職業媒體人、知識分子。網民的教育水平也相對較高。這保證了資訊的相對真實、價值觀、理性，以及與受眾共同構成的相對理性的輿論場。但現在，流量是掌握在鐵頭這樣的流氓和罪犯手裡的。而隨著智慧手機的普及，網民文化程度下降，輿論場也變得更加極端、民粹。

這也是全球各個國家面臨的問題，在這個過程中，內容平臺有當仁不讓的責任。遺憾的是，就在深圳日本小學生遇襲後，有人統計，在某平臺上圍繞日本學校的謠言仍然很多。

在蘇州事件之後，某賬號流量兩頭吃，煽動情緒的行為引起了廣泛的注意和批評，隨之，在平臺刪除極端民族主義賬號的行動中，被封禁了。不過，就在深圳日本學生被刺死之前，這個賬號又復活了。

比封禁更重要的是，平臺應該有分級功能，讓老百姓認識到，賬號與賬號是不一樣的。我以前說過一個方案，就是給賬號搞認證、打分。請大學、研究機構的教授、研究員，法律的、經濟的、新聞的、各種領域權威專家給這些賬號評分。他們會遵守國家政策，也有自己的學術體面。不至於給反民營企業、反資本、反市場的賬號打個高分，也不可能給戰馬、戰狼、戰虎們打個高分。

化解憤怒，除了不讓那些人吃到故意造謠的流量，更重要的是，讓很多東西公開化，消除神秘感。外國學校也可以主動走出來，與其他中國學校聯誼，公開舉辦活動，開設社交媒體賬號等等。無論如何，只要主動公開，一定能得到某種形式的回應，促進事情變得更加明朗。媒體，也應該向民眾解釋外國學校的歷史、作用，讓底層老百姓瞭解這些學校，消除神秘感，消除恐懼與憤怒。

總之，仇恨流量，危害極大，不可放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