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的秋天，朱日和基地的風帶著一絲涼意，卻也吹不散那片訓練場上瀰漫的硝煙味。我，作為導演部的一員，在這片土地上見證了無數場激烈的對抗，也經歷了無數個日夜的思考。
那年的演習，藍軍旅在作戰區域及周邊佈設了“地鼠”偵察兵。這些偵察兵兩人一組，像撒豆子一樣分散在紅軍的周邊，挖貓耳洞躲進去，只露一雙眼睛和儀器。他們的任務是獲取紅軍的情報，為藍軍旅的戰術部署提供支援。這些“地鼠”靈活得很，一旦被發現，馬上轉移陣地，紅軍很難捉到他們。
然而，紅軍也不是吃素的。他們很快發現了藍軍的偵察兵，組織了反偵察行動。那幾天，訓練場上就像上演了一場“貓鼠遊戲”，紅軍四處搜尋藍軍的“地鼠”，藍軍也想盡辦法躲避他們的搜捕。按照演習規定，紅藍雙方抓住對方的偵察兵，應送到導演部，不允許帶回自己的營房。但那次，一名藍軍偵察兵被紅軍抓住後，卻被帶回了紅軍的營房。我接到報告後，立刻趕到現場。看到那名偵察兵被蒙上眼睛，坐在紅軍營房的角落裡，我心中有些不是滋味。
我找到紅軍的指揮官，嚴肅地說：“按照演習規定，偵察兵被抓住後應該送到導演部，而不是帶回營房。”紅軍指揮官有些尷尬，解釋道：“我們只是想問問他一些情況，馬上就會把他送過來。”我點了點頭，心裡卻明白，這種小插曲在激烈的演習中難以避免，但也反映出規則意識的重要性。
這場偵察與反偵察的行動，引發了我們深深的思考。我們導演部一直在這場演習中扮演著“球場的裁判”，用規則衡量紅藍雙方的交鋒。然而，看著藍軍旅和紅軍在訓練場上激烈對抗，我開始思考：我們導演部，是不是應該做更多？
藍軍旅到底是訓練物件，還是訓練對手？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我。傳統上，藍軍旅被當作訓練物件，他們的任務是配合紅軍完成戰術演練，讓紅軍熟悉作戰流程。但實戰中，敵人會這麼配合我們嗎？顯然不會。我們意識到，藍軍旅應該成為訓練對手，用靈活多變的戰術去挑戰紅軍，逼迫他們提升應變能力。就像那些“地鼠”，雖然狡猾，但也逼得紅軍不得不提升偵察和反偵察的能力。
而導演部的角色，也讓我感到困惑。導演部有條件為藍軍旅傳送高畫質戰場態勢，它的多維偵察系統掌控了訓練場上所有參訓實體的位置、機動、火力、被毀等狀態的資料，戰場態勢一目瞭然。然而，導演部認為藍軍旅與紅軍一樣，同為訓練物件，應該自己去獲取情報，而不是由導演部直接“喂情報”。這種做法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訓練物件的定位，但卻忽視了藍軍旅作為訓練對手的實戰需求。正因為如此，藍軍旅指揮員不得不派出“地鼠”偵察兵，以獲取必要的戰場情報。我們希望導演部能成為“學校的老師”，為藍軍旅提供更多的戰役和戰術情報，讓藍軍部隊給紅軍制造戰場上更多的“難局、危局和險局”，檢驗紅軍的應對能力，提高訓練水平。
我清楚地記得，演習結束後，我們導演部和藍軍旅、紅軍的指揮官圍坐在一起復盤。藍軍旅的指揮官語氣堅定地說：“我們希望導演部能像外軍一樣，把藍軍定位為真正的訓練對手。在外軍的訓練體系中，藍軍不僅是參與訓練的一方，更是訓練環境的關鍵組成部分，就像電磁對抗和核生化威脅一樣，共同構建出一個複雜多變、貼近實戰的模擬環境。藍軍憑藉高度模擬的作戰能力和靈活多變的戰術策略，為紅軍打造出最接近實戰的對抗平臺。在外軍的訓練模式中，導演部與藍軍部隊之間有著一種微妙的默契：導演部不僅是規則的制定者，更是情報的隱形推手，他們可以‘名正言順’地向藍軍輸送關鍵資訊，從而激發紅軍應對複雜局面的能力，讓訓練真正貼近實戰要求。”我聽了之後，心裡明白，這是一場關於角色定位的博弈。
那年秋天的演習結束後，我站在朱日和基地的敖包山上，望著遠處的訓練場，心中滿是感慨。我們導演部一直在這場演習中扮演著“球場的裁判”，但也許，我們更應該成為“學校的老師”。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更好地引導藍軍旅和紅軍在訓練中不斷成長，為真正的實戰做好準備。
如今，我已經離開了朱日和基地，但那段日子卻永遠留在了我的記憶裡。每當我回憶起2014年的秋天，那些“地鼠”在草叢中閃爍的眼睛，紅軍士兵在訓練場上奔跑的身影，還有我們導演部那間總是燈火通明的指揮室，都會讓我心潮澎湃。那是一段關於對手與老師的故事，也是一段關於成長與探索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