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吳夢奇
來源 | 智合研究院
一次突破
6年前的3月，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的畢馬威“血洗”了歐洲創收排名前2的律所Fidal，一次性挖走了該所144名律師，對應損失約10%的律所創收。這起標誌性的挖人事件，被很多人視作會計所——甚至是廣泛意義上的替代性法律服務提供商（ALSP）“入侵”法律服務市場的里程碑之一。
數月後，畢馬威“登陸”上海，成為最後一家成立中國大陸地區合作律所的“四大”成員。彼時，四大在全球範圍推出各類“法律諮詢服務”，在諸如商業目標、法律科技、靈活資源、流程自動化、風險管理、文件管理和監管合規等領域提供建議。
根據湯森路透的估算資料，2019年ALSP的整體市場規模已經超過了百億美元。其中，獨立的法律流程外包商佔了70%以上的份額，提供諸如電子發現、文件審閱等單一事務或專案的基礎性工作。
6年後的3月，也是畢馬威，宣佈自己獲得了作為亞利桑那州 ABS（Alternative Business Structure） 運營的有條件批准，畢馬威表示，這標誌著第一家“四大”旗下的律師事務所開始為美國市場的法律客戶提供服務——即便這些服務存在著地域和服務型別上的諸多限制。
“替代性法律服務供應商（ALSP）、律師事務所、公司法務部門甚至是技術和軟體公司之間的界限，正在迅速模糊。”安永執行董事兼全球交付服務取證與誠信服務聯席主管希娜·巴姆赫拉尼（Heena Bhambhlani）在近一次專訪中表達出如是觀點。
這一發言的背景是美國部分地區政策的鬆口和ALSP市場規模的快速增長。本次畢馬威獲得許可的亞利桑那州即是目前全美允許律師和非律師共同分擔律所費用和所有權，以提高服務效率、擴大服務範圍的少數幾個州之一。具體而言，畢馬威獲得的是亞利桑那州ABS（Alternative Business Structure）運營的有條件批准，高等法院限制其不能為畢馬威或其成員所進行財務報表審計或鑑證的客戶提供法律服務。
根據希娜的說法，憑藉數十億美元的巨大市場規模和兩位數的複合年增長率，法律科技公司和ALSP在法律行業創新的大局中發揮著更大的作用。律所和公司法務部門也越來越多地意識到ALSP的價值，並借鑑他們的專業知識、成本效益和員工管理能力。
在希娜看來，過去5-7年間人們的認知有了大幅提升，越來越多的企業法務部門和律師事務所開始對諸如法務部門成熟度、下一代技術應用、三年技術計劃制定、如何實現組織變革和服務轉型等前沿話題表現出更加開放和靈活的態度。
當然，畢馬威能否引領其他“四大”仍取決於獲得許可後的實際成效。據傳德勤的管理層也在尋求手段拓展在美稅務和法律業務，但其全球稅務和法律服務負責人則表示德勤暫未考慮走畢馬威這條路子，可能還在觀望。
往日重現？
對國內律所來說，“四大”一度也曾是近在眼前的威脅。
如文首所言，2019年是個關鍵時間點，雖然資本市場領域的相關監管制度限制了“四大”在提供審計業務的同時也提供法律服務，但隨著畢馬威的入場，“四大”均在國內以“合作律所”的形式佈局法律服務領域：畢馬威旗下的上海睿威（2019年合作）、安永旗下的上海瑛明（2014年合作）、德勤旗下的上海勤理（2013年合作）、普華永道旗下的北京瑞柏和上海信柏（2015年合作）。
“四大”的“入侵”也是當時的熱點話題。當年年末的智合論壇2019上，時任畢馬威中國副主席龔偉禮、普華永道中國上海首席合夥人黃佳以及德勤中國區副主席葉偉文到場，和幾位頭部律所的主任/管夥有過一次對話，涉及到幾個熱門論題：“四大為什麼要做法律服務”“四大和律所，競爭還是合作”，等等。
根據龔偉禮的說法，2019年畢馬威的審計業務佔比從十年前的超70%滑落到不足50%，諮詢業務則已經佔到總收入的20-30%，原因則是“客戶碰到的問題都是複合的問題”“希望你能夠提供更多的東西”。
至於對律所的影響，討論結果更多傾向於“競爭居多，兩邊各有優勢”。天元律師事務所管理合夥人徐萍提到自己當時參與競標一個基金投資業務，但競爭對手和“四大”有合作，既有全球網路優勢，報價也比徐萍要低，最終勝過了徐萍。
“門口的巨人”實實在在，但彼時快速增長的市場體量並未讓矛盾走向最尖銳的發展方向。
當然，站在2025年回顧，我們可以說“四大”和律所的矛盾本身也沒機會走到足夠尖銳的時間點了——這場聲勢浩大的“競爭危機”在2021年戛然而止，2022年正式收尾。
2021年12月，還是畢馬威，其合作律所上海睿威宣佈退出畢馬威全球服務網路——在此之前，上海瑛明、上海瑞柏、上海勤理也紛紛宣佈退出對應“四大”的服務網路。2022年，以上幾家律所基本在7-8月間集中申請登出，為“四大”在國內市場的法律服務畫上了終止符。
雖然彼時“四大”均未披露原因，但多數猜測認為是因為監管方面的進一步嚴格。
2021年10月，朝陽區司法局釋出《關於做好律師事務所設立和管理環節突出問題清理規範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律所針對數個方面開展自查核查、組織整改，其中就涉及到境內外資本進入律師行業，例如：“外國會計師事務所控制中國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透過秘密併購協議約定律所主要合夥人放棄管理權，在管理上實現對律師事務所的緊密控制，在組織體系上達到高度融合，在業務方面緊密聯絡。”
說到底，“四大”在會計師行業已是龍頭級的存在，其諮詢機構屬性在進軍法律服務/替代性法律服務領域更是具備部分先天優勢，如不受到更嚴格的監管，市場必然受到各種衝擊。
文首提到的“挖角Fidal144人”事件便是典型的監管欠缺環境下“四大”對律所在體量層面的“降維打擊”。在挖角之前，Fidal尚和畢馬威維持著長期的非獨家合作關係，但當Fidal拒絕畢馬威的兼併/聘用要求後，後者就直接簡單粗暴不留情面地批次挖人。這次挖人使得當時能排全歐前2的Fidal元氣大傷，2024年的最新排名已經進不了Top10。
雖然畢馬威這次在美國市場開了個口子，但有中國市場的滑鐵盧在前，很難不保證某天“昨日重現”，在太平洋彼岸受挫——畢竟美國律所可是一直都視會計所為潛在對手來著。
反覆橫跳
當然，雖然在中美市場各有原因，“四大”在諸如英國、澳大利亞等市場仍是如魚得水，吃到了不少紅利。
根據ALM Intelligence的統計，2018年“四大”在全球範圍的律師人數加起來便已逼近萬人，在替代性法律服務市場也是和湯森路透爭奪頭名的存在。
但時間演進到2025年，“四大”已經很難再底氣十足地來一句“優勢在我”了。
“恒大造假”事發後，受罰的普華永道正逐漸淡出中國市場，僅2024年12月-2025年1月間就有66人“不再擔任合夥人”，有人甚至認為“五大”變“四大”的“安達信時刻”正在復刻——當然，細究的話，彼時安達信的業務和成員確實也大多併入了普華永道。
這是非法律服務層面的危機，法律服務層面的質疑聲其實只多不少。
有業內人士認為“四大”無法真正改變大律所主宰的法律服務市場格局，掌握不了頭部律所手頭的高階交易類、訴訟類資源，只能一定程度替代低端法律服務機構，在新興和下沉市場尋求有限的增量；
也有人認為“四大”在法律圈內外已經左右橫跳很多輪了，結果就是它們超脫不了審計行業的邊界，也做不到真正替代律所為客戶提供多環節法律服務——思路對了，路線錯了。
以體量優勢跨界打擊，看上去光鮮，實則全是問題。
好訊息是，雖然會計師和律師助理一樣，在各種預測“未來最易被AI替代的10種職業”中出鏡率居高不下，但普遍認為合夥人律師和高階會計師相對難以被替代，反而能很大程度上利用AI工具提效。
這意味著“四大”同樣可以借這輪AI技術革命的東風，完成內部結構和人員的最佳化精簡，成為最先享受到AI紅利的一個群體——只要他們能夠克服內部阻力。
屆時，率先完成內部架構技術雙升級的“四大”又可以跳回法律服務行業，對沒完成這兩項升級的律所來一次真正的“降維打擊”，即便客觀來看他們仍難以觸及高階複雜法律服務。
從這一層面來看，“四大”仍會作為一股左右法律服務未來發展的力量，在行業邊緣反覆橫跳——顛覆性幾乎沒有，存在感滿滿當當。
你覺得呢？
本文作者
吳夢奇
智合研究院資深研究員，關注行業動向與律所管理
參考資料
ALM Staff：“E&Y Executive Director: Boundaries Between ALSPs, Firms, In-House and Legal Tech ‘Rapidly Blurring’”；ALM；
“原因搞明白了！“四大”中國旗下律師事務所已全部退出“四大”全球組織！”，四大新鮮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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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 / 吳夢奇Scott編輯 / 顧文倩Aro
分類 / 原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