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婧琦
From 爸爸真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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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個朋友Chloe，簡直是留學生家長的“夢中情娃”：
她前幾年在美國Top10名校讀完碩士後，進入了某知名諮詢公司工作，剛畢業不久就年入百萬，還拿到了綠卡，成為了妥妥的高學歷精英。
可每次跟Chloe聊天，我都覺得好像在聽“鬼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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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每天從早晨6點工作到半夜1點是常事，有一次連續3天沒閤眼，還有一次，她因為壓力太大在辦公室暈倒被送急診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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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應付高強度的工作，Chloe和周圍很多同事一樣都在跑馬拉松，經常週日跑完幾十公里，週一馬上飛機出差，甚至有時工作到凌晨5點，她還會出門跑個“猝死跑”……
Chloe也覺得一直這樣下去不行，打算幹兩年攢點錢就換個工作，可在投簡歷和麵試時，她卻發現市場上的工作兩極分化很嚴重：要麼和現在的工作一樣，高薪但令人筋疲力盡，要麼就清閒但報酬低得養不活自己。沒奈何，Chloe只能繼續過著這樣的生活，她現在常說：
沒錯，如果說過去的有錢人意味著輕鬆悠閒的生活，那麼現在的精英階層則是“比你有錢還比你努力”，焦慮和辛勞似乎和高收入、好工作繫結在了一起。
如果想讓孩子繼續保持精英身份，不要階層跌落，更是要推著孩子從小就開始高壓學習，眼睜睜看著孩子心理問題發生率大幅度提高……難怪有人說現在“手握1000萬的爹媽，比10萬塊的焦慮多了”。
這樣的生活，究竟是哪裡出了問題呢？
最近，一批自己就是“精英”的藤校教授指出，問題的根源，可能就是席捲美國社會的“優績主義”（Meritocracy）。
耶魯大學教授丹尼爾·馬科維茨的《精英陷阱》第一個指出了這個問題，後來，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邁克爾·桑德爾的《精英的傲慢》也從另外的角度探討了優績主義的問題。
乍一看，很多人會疑惑：優績主義究竟有哪裡不好？它意味著一個人越有才能、越努力，獲得的報酬越多，用大白話來說，就是“擇優錄取”，“能者多得”啊！難道不是非常公平嗎？在新加坡，Meritocracy甚至成了國民價值觀。
但看完這兩本書，你會發現，優績主義由於自身的“陷阱”，註定無法維持最初的本心，不僅不再能發掘出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給所有人，包括精英階層和中產，都帶來了巨大的痛苦和焦慮——
■ 《風雨哈佛路》劇照
最近隨著美國社會對優績主義的討論日益熱烈，美國名校招生官們也開始反思優績主義的問題，前兩年哈佛等精英大學提出的“轉變潮流”（turning the tide）就是這一反思的結果。我們將書中優績主義和精英的理論加以總結，寫成本文。不知道中國讀者們，在閱讀的時候會不會感到有幾分像在“照鏡子”呢？
需要說明的是，《精英陷阱》書中提到的美國中產階層Middle class和中國的“中產階層”是有差異的，中國一線城市“中產”似乎更接近於美國“精英”，大家閱讀時注意分辨。
■ 《風雨哈佛路》劇照
優績主義為什麼會帶來不平等？
一個精英孩子長到18歲，得到的“投資”比窮孩子多1000萬美元……
優績主義誕生之初，看上去十分“根正苗紅”，極大改變了社會不平等。
1950年代，我們熟悉的那些名校，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的錄取還非常“唯血統論”，上流社會、校友的孩子只要提出申請，基本上就會被錄取，耶魯的錄取率高達90%。
直到當時的教育改革者決心打破僵化衰退的貴族階層，於是決定採納優績主義和相應的選拔標準：哈佛大學校長科南特率先在大學招生中啟用SAT來篩選獎學金申請者，普林斯頓緊隨其後，耶魯解僱了舊的招生團隊，開始致力於以學業成績而非家世血統作為招生標準……沒錯，“美國高考”SAT就是優績主義時代開始的發令槍。
這一教育改革成果斐然，到了1970年代，大批來自公立學校、家境一般的聰明孩子進入了“哈耶普”，超越了自己的階層，成為了領取高薪的新一代精英。
■ 《風雨哈佛路》劇照
到目前為止，優績主義還是窮孩子跨越階層的“爽文”，可你猜，當出身中產和下層的孩子們“上車”成為新的精英階層後，他們會怎麼做？
這群人深諳優績主義的遊戲規則，於是為了讓自己的孩子繼續能進入頂尖大學、維持精英身份，他們把大量的資源投入在了孩子的教育上面。
馬科維茨教授計算了一下，假設一名來自全美收入最高1%家庭的孩子與一名中產的孩子每年在教育上的投資差額都被取出來投入信託資金，作為父母去世後的遺產，那麼這筆錢足足有1000萬美元，相當於舊時的貴族父母留給孩子的遺產了。
更不用說，精英孩子在與人交談、閱讀、參加文藝活動、參觀博物館，接受體育教練指導等方面，比貧窮孩子要多出5000多小時，而貧困家庭的孩子則會多花8000小時來看電視或打遊戲……
試想，就算現在的中產和勞工階層也有聰明孩子，但他們要聰明到什麼程度，才能在大學申請時勝過1000萬美元+5000小時的投資差額呀？從此，“寒門再難出貴子”，他們失去了競爭力，再也沒有出頭之日了。
因此，雖然現在的美國名校強調“全面評價”，它們還是不知不覺被富人子女佔領了。芝大、斯坦福、麻省理工、杜克大學中，來自收入最高的1%家庭學生人數竟然比來自收入最低的50%家庭的學生人數還要多，哈佛和普林斯頓錄取的富裕學生與貧窮學生的比例達到25:1。
連作為精英教育代表的牛津劍橋都比美國藤校更“平等”：牛津錄取的藍領家庭學生佔比是哈佛4倍。
■ 《風雨哈佛路》劇照
優績主義本來意圖打破貴族血統論的不平等，卻無意中“複製”了一套新的不平等。
當然，為人父母都希望託舉自己的孩子過得更好，我們並不能指責精英自己的道德和行為有什麼問題，只能說這是優績主義社會的自身缺陷所導致的。而且，優績主義難道不是把更聰明、勤奮、有能力的人推上了高位嗎？這些人難道不會帶來整個社會的進步嗎？
馬科維茨教授給出的資料顯示：並非如此。優績主義讓精英“自我剝削”，讓中產“絕望而死”，引起社會的分裂和動盪，甚至也沒有提高社會生產力。優績主義之下，其實所有的人都是輸家。
■ 《風雨哈佛路》劇照
優績主義為什麼
把所有人都變成了輸家？
自我剝削的精英，“死於絕望”的中產，從童年開始996的不快樂的孩子
同樣都是不公平，貴族社會的階層傳承非常輕鬆，然而在優績主義的社會里，階層的傳承可太費勁了。馬科維茨教授一針見血地指出，精英和精英孩子們無法享受溫情脈脈的家庭生活，他們需要“以企業的模式來重構家庭，以職場的方式來經營家庭，以生產產品的方式來培育子女”。家庭成了生產人力資本的工廠。
因為精英子女無法直接繼承爸媽的好工作，只能透過考上頂尖大學來重新贏得精英地位，他們就無法享受無憂無慮的童年，每一次玩耍都“有目的”，被精心設計，用於學習知識或培養精英所必須的創造性思維。精英學校對學生要求嚴苛，初中每晚做3小時作業、高中每晚做5小時作業是稀鬆平常。
■ 《風雨哈佛路》劇照
結果，今天美國富人區高中生患抑鬱症和焦慮症的比例是全美平均水平2~3倍，吸毒酗酒比例比窮孩子還高。矽谷某高中的54%學生表現出了中度至重度抑鬱症，80%學生表現出中度至重度焦慮症；“宇宙中心”帕羅奧圖的兩所公立高中，學生SAT成績是全美前10%，每年都有40多人入讀斯坦福，但近10年來學生自殺率是全美平均水平4~5倍，其中有的學生會選擇臥軌自殺，有一名學生稱在教室每20分鐘就會聽到一次列車警笛聲，“就像《飢餓遊戲》中每當有小孩死去時傳來的隆隆炮聲”。
孩子從小承受這樣的壓力，無非是為了將來找到好工作做準備，可進入精英職場後，等待他們的卻是更加嚴苛的生活。
如今的工作，越來越兩極分化，分裂為“光鮮亮麗”和“暗淡無光”的工作。前者需要精心培育，工作內容複雜且報酬高昂，後者需要少量培訓，操作簡單且報酬低廉。然而光鮮亮麗的工作只是外表光鮮而已，精英工作者“買買買”的時候確實可以一擲千金、享受自由，但他們要付出的勞動，看上去卻有些“泯滅人性”。
■ 《風雨哈佛路》劇照
頂尖法學院畢業生進入的律師事務所通常要求一週工作60、80，甚至100小時，很多投資銀行業者一天工作17個小時，一週工作7天。摩根大通和DLJ的分析師們將自己的工作比作巴丹死亡行軍，比作苦奴，甚至比作集中營；
書中講了幾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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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紐約銀行業者有一次不顧鼻竇感染，搭飛機去見一位客戶，飛行途中耳膜破裂，最後在耳朵半聾又流血的情況下見了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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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員工在揭露亞馬遜的工作文化時說“我共事過的同事沒有一個人不曾躲在桌邊痛哭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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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女律師在會議時暈倒，後來她因為對工作“夠拼”而被升為了合夥人……
作者認為，不管收到多高的薪水，這樣的工作都在碾壓而非提升精英生而為人的精神。
而且，如果你想當精英，就只能選金融、管理、法律、醫學等幾個狹窄的職業領域，因為只有在這些領域才能獲得精英級別的收入。
萬一你天生興趣不在這些區域，而是想做老師、記者、工程師、藝術家……那麼，如果你真的去“追尋激情”（像美國名牌大學在招生時喜歡強調的那樣），或者想要“自我實現”（人本主義心理學認為這是人的最高層次需要），就要犧牲自己和孩子的精英未來。
需要中等技能、壓力沒那麼大、能夠取得“工作生活平衡”的工作哪裡去了？
它們消失了。
1998-2009年，對最高技能和最低技能的就業人口需求分別增長了25%和2%，而對較高技能的就業人口需求下降了1%，對中間技能的就業人口需求下降了15%。從1980年以來，大約1/4需要中等技能的工作消失了。
“卷不動”的中產，由此無事可做，變得十分清閒。但他們的清閒是失業的結果，他們的收入降低或增長很慢，和貧困階層越來越接近，付不起醫療和教育費用，只能用酒精和毒品來麻痺自己……如今的中產“被迫清閒”的程度，就和20世紀中葉由於性別歧視，女性勞動力“被迫清閒”的程度差不多。
《精英陷阱》成書時間是2019年的疫情前，然而此時美國中年人的死亡率已連續2年呈上升趨勢，過去，一般只有大規模戰爭、經濟崩潰或瘟疫才會造成這樣的情況。這是由於自殺、吸毒過量和酗酒導致的死亡率已與艾滋病死亡率大致相當，造成了總體死亡率上升。
美國曾經因為其人口眾多且豐裕的中產階層，成為全球國家羨慕的物件，也是社會經濟相對平等的象徵，但過去50年來，美國經濟基尼係數急劇上升，從0.38上升到了0.49，不平等程度從原本與挪威水平相當，到今天已經和印度差不多了。
■ 《風雨哈佛路》劇照
最後，非常諷刺的是，雖然精英擁有高技能，拼命工作，但他們除了給自己帶來了高收益，並沒有給社會帶來經濟增速或生產效率的提高。
比如，金融業可以說是優績主義的“旗艦行業”，但它的諸多創新並沒有降低金融中介的總交易成本或普通家庭所承擔的經濟風險，現代管理技能也沒有提高美國公司的整體表現。
1950~1973年，美國人均GDP平均每年增長2.5%，優績主義統治社會的1973~2007年，每年僅增長1.93%。1950~1969年，美國勞動生產力平均年增長2.4%，1980~2009年每年只增長2%……
諾貝爾經濟獎得主羅伯特·索洛說：
令人羞愧的是，在眾人都感受到科技革命為我們的生產帶來改變的同時，生產力增速卻不增反降。”
背後的原因，可能是中產的“被迫閒置”抵消了精英帶來的生產力提升，也可能是精英的努力工作並沒有帶來實際的結果。
■ 《風雨哈佛路》劇照
美國社會的“大撕裂”還有救嗎？
那麼，優績主義帶來的社會不平等，精英和中產之間的矛盾和撕裂，還有辦法改變嗎？精英“自我剝削”和中產“絕望而死”的命運，還有辦法改變嗎？
《精英陷阱》提出了兩個解決方案。
第一，美國名牌大學應該“擴招”，把優質教育帶給更多的普羅大眾，否則就應該對他們收稅。
美國名校都是作為服務公共利益的慈善機構在交稅，享受很多免稅和優惠措施，在如今富人子女佔領名校的情況下，無疑成了“富人避稅天堂”，有人指責哈佛、耶魯、普林斯頓其實都是“對沖基金”，只不過附設了大學。
最近一年普林斯頓的免稅額度，相當於給每個學生補貼了10.5萬美元，相較而言，新澤西州立大學羅格斯分校的公共教育支出只有每位學生1.23萬美元，而紐瓦克的埃塞克斯縣學院，對每位學生的支出是2400美元。
而且，在全美最富有的10%的大學裡，花在學生（基本都是富人子女）身上的每一美元教育費用，學生實際上只需支付20美分，而在最貧窮的10%的大學裡花在貧困和中產學生的身上的每一美元教育費用，學生需要支付78美分。最大規模的補貼反而流向了最富有的學生。
因此，如果學校和大學想要繼續享有稅收減免政策，他們就應該像真正的慈善公益機構那樣運作。哈佛的桑德爾教授在《精英的傲慢》中甚至提出，藤校招生可以“搖號”，也即抽籤錄取；而馬科維茨教授則希望藤校能夠“擴招”，也即以開放包容的態度教育大眾，降低入學申請的競爭程度和教育培訓的投入。
這樣，可以在不減少精英學生名額的情況下讓窮人子女也有機會就讀名校，而精英孩子也可以得到喘息之機，童年不必再過得那麼卷。
■ 《風雨哈佛路》劇照
第二，改變目前的經濟政策，推行最有利於中等技能勞動力和服務的生產方式。
首當其衝的是工資稅。
美國的現行稅收政策使中產及聘用中產的企業成了賦稅最重的群體，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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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工資10萬美元的中產家庭會面臨最高的總聯邦邊際稅率，而上層勞動者的稅率卻只有前者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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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家銀行招收20名中等技能信貸員，要交30.6萬刀工資稅，如果只招收1名年薪200萬美元的華爾街交易員，則只需交9萬刀工資稅，哪個更划算不言而喻。
因此，馬科維茨教授認為，需要改革現有的工資稅制度，不要讓中產來“補貼”精英。
還可以參考其他國家的經濟政策，比如德國和美國是全球僅有的兩個人口超5000萬、人均GDP超5萬美元的國家，但它教育和職場的發展方向和美國相反：
美國教育投資主要集中在精英群體和大學教育，實際上消除了職業培訓；德國卻在提供大學精英教育同時，也提供了高強度職業教育。另一方面，幾十年來，美國公司在對待投資和創新時大幅偏向於高技能勞動力，德國公司卻更注重投資給中等技能勞動力所主導的行業。因此，德國就沒有出現美國這樣的“優績主義暴政”。
《精英陷阱》這本書的最後一句話，我們所有人都很熟悉：為了推翻優績主義的暴政，全世界的勞動者——如今意味著精英和中產，應該聯合起來。精英會在仍然富裕的同時重獲自由，中產的能力不再會被浪費，恢復往日的繁榮與尊嚴。
他們失去的只是枷鎖，而贏得的則是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