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看到一則關於“無敵之人”的聊天記錄,順手在幾家網際網路社交平臺上搜索了這個關鍵詞,看到大量極端情緒,甚至煽動對社會施加暴力的留言。
基層民眾,經濟上的壓力,疊加個體的某些遭遇,可能出現極端情緒。傳統的社會管理模式是,先調查,後解決。三低三少,四無五失,這些調查當然必要。但調查的目的一定是需要幫助解決問題。傳統社會連結的紐帶是親情,隨著老齡化與少子化,以及因為基層男女比例失調帶來的大量單身情況,讓親情這個情緒穩定因素變少了。
情緒是會傳染的。網際網路上的極端言論,絕大多數時候,只是個體隨手一寫,人們在網上和網下往往都是兩面。但因為社交平臺的“演算法推薦”,難免一些群體長期處在極端情緒的包圍中,極少數人就可能把線上情緒釋放到線下。
作者此前建議過,要《對反社會人群應當儘快進行犯罪心理分析》,因為專業的群體性心理分析是能夠充分識別到反社會暴力犯罪的真實原因的。在適當時候,更應該在事後公開採訪這些犯罪人群,因為其中很大一部分,在犯下罪行後,都會十分悔恨。對具有潛在犯罪可能的人群而言,如果總是隻看到施加犯罪的那一幕,而看不到事後悔恨的那一幕,那隻會在他們心中增加“英勇”感。
作者這幾日閱讀了近些年國內的公開論文,十分遺憾地講,並未看到關於反社會人群暴力犯罪足夠深入的分析。有可能,此類分析是由專門機構在做,並未公開。作者認為,由於外部研究人員很難有機會直接面對暴力犯罪人群,難以獲得足夠多的樣本,因此公共安全部門,應當組織好足夠深入的研究,這是一件既專業又急迫的事。
同樣是經濟困境、生活困境,不同人的心理狀態是完全不同的,情緒也是完全不同的,選擇更是完全不同的。甚至可以這樣講,經濟狀況可能會是暴力犯罪的一個誘因,但往往都不是決定性因素。
從社會犯罪預防的角度而言,單純的“輿論批判”和強調“罪感”對預防犯罪有作用,但可能作用不大。因為犯下此類罪行的人,已經是在“內心確定”的前提下對無辜者施加傷害。
我們應當反思網際網路社交平臺充斥的大量暴力言論,甚至許多“無政府主義”言論,打著“道德和革命”的幌子,對人們產生的影響。比如,那些“要將資本家掛路燈”、強化“無敵之人”意識的影片和文章仍然大行其道,製作者大多數都是未經世事的年輕人,靠極端言論帶來的流量賺取收入,社交平臺在其中分一杯羹。如果一個普通人,長期處於這些網路輿論的煽動狀態下,那些小賣部的老闆、將子女送到公立學校唸書的老百姓,對他們而言都會變成“應當被掛路燈的資本家”。
還有一些個體的遭遇令人唏噓和憤怒,一些顯然的不公仍然存在。對基層就業者而言,包括對職校生而言,基本的勞動保護在某些地方仍然十分缺乏。在可見的未來,如何應對外需的下降,能否繼續靠極致的“內卷”去渡過難關?這是作者此前反覆提到的,需求側方案與供給側方案的交鋒仍將激烈。
上述個體遭遇和網際網路充斥的極端觀念結合在一起,經由社交平臺的放大,就會引起更大的化學反應,最終被個體點燃。
所以,作者的建議是:
1、當前大多數基層個體的經濟困境源於宏觀債務問題,微觀層面是債務鏈條斷裂導致的個體債務壓力。一方面,化債資金應當以更快的速度到位,這是還疫情期間居民側支出的債,相當部分是地方財政支出應付未付導致的,速度不快,問題更多;另一方面,對個體負債要進一步“減、緩”,一些不利於債務人群恢復生計的制度(例如過嚴的失信制度),需要儘快再次調整。自然人破產製度的立法太慢,長期債務壓力人群到底有多少,這個統計資料比其他很多資料可能更有意義。
2、網信部門和網際網路社交平臺應當對網際網路上充斥的極端言論進行全方位的清理。AI時代,有針對性地發現各種極端言論話題,效率應當是非常高的。如果AI連這個都做不到,是不是意味著泡沫實在有點大了呢?識別可能出現極端情緒的人群,透過演算法推送更加平和、溫情和理性的資訊,這是平臺完全可以做到的。另一方面,既然能夠組織起各種點讚的留言,為什麼就不能組織起各種反對極端言論的留言呢?大多數普通人只是會看留言,他們並不會主動留言,如果存在不同觀點,那人們就很難受到某種特定情緒引導,個別人走向極端的可能性就會下降很多。
3、社會減壓閥是大家一起共築的。昨天鳳凰網發表了一篇感人的文章《底層的互助:越來越多小餐館對無收入者免單》,這是中國的特色。歐美國家許多NPO在做的事,在中國大陸事實上是由個體來自發完成的。這種個體行為除了應當被宣傳外,更應當被制度鼓勵,在稅收減免等方面,應當給予充分的考慮。
我們不能寄希望於“天上掉餡餅”地解決反社會暴力問題,在可預見的未來一段時間,此類問題的“溫床”仍將存在。就像過去多年作者堅持的,在網際網路時代,每個人都是事實上的參與者,不可能只是一個旁觀者。每個人都應當盡己所能,去關心、理解和幫助那些看似與自己十分陌生,卻又息息相關的人。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