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羅那的“一個今天，一個明天”

"看看巴塞羅那，如果說它與西班牙或者歐洲其他城市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有個叫伊爾德豐斯·塞爾達（Ildefons Cerdà）的人。"

一位老爺車司機這樣介紹自己的城市。

讓巴塞羅那成為巴塞羅那

今天，巴塞羅那這座城市的名字往往和安東尼·高迪、巴勃羅·畢加索、胡安·米羅或者薩爾瓦多·達利緊緊相連，它被稱為高迪之城、畢加索藝術生涯的起點、胡安·米羅的故鄉。

《狂想之城》劇照

不少人對這座城市的第一眼震撼都來自它強迫症式的城市輪廓，500多個大小一致的方格織成的網格，像一張巨大的棋盤延伸向海岸。造就了巴塞羅那如此特殊的城市肌理的，就是紀錄片中那位老爺車司機口中提到的伊爾德豐斯·塞爾達（Ildefons Cerdà）。

1855年，擁有20萬人口的巴塞羅那是一座圈禁在圍牆之內，面積僅有2平方公里的中世紀城市。負責改造巴塞羅那的城市規劃師伊爾德方斯·塞爾達（Ildefons Cerdà）為這座城市設計了富有預見性的八邊形街區規劃，棋盤格式的街區保障每個人都享有有醫院、學校等公共資源同等的使用權利，寬闊的街道和每個“方格”的切角設計則預見了汽車時代的到來，極大提高了城市的運作效率。

塞爾達的特別之處在於，他並未拆除中世紀建築和街道，而是讓一座試圖引領新的生活方式的城市在圍牆外肆意生長，他讓巴塞羅那成為一箇中世紀和現代相結合的城市。

在他有遠見的城市規劃的推動下，一大批建築師登上歷史舞臺，為巴塞羅那賦予了每座城市都夢寐以求的東西：一個獨特的城市身份。

所有抵達巴塞羅那的人，幾乎都免不了在這座城市裡尋找高迪——一位和這座城市的名字緊緊連在一起的傳奇建築師。而尋找高迪的第一站，必然是讓建築師傾注畢生心血，如今依然尚未完工的聖家族大教堂。

140年的聖家族大教堂

巴塞羅那是一座電梯沒有關門鍵的城市，這裡的店鋪晚餐8點才剛開始，一座教堂可以修140多年。就像在西班牙聽到的最多的一句話是“Slowly”一樣，對於聖家族大教堂漫長的工期，高迪的解釋是：“我的客戶並不著急”。

在高迪眼中，一座教堂應該是繁複的、雄偉的、紀念碑式的建築。高迪將哥特式教堂與新藝術風格相結合，以聖經為史詩，以大自然為靈感，摒棄所有直線和平面，建築的每一面都有四座支撐塔樓，遠遠望去像千瘡百孔的巨大巢穴。

1883年，年僅31歲的高迪接受了一座修建了一半的新哥特風格教堂建築，當時，這座教堂的地下部分已經建好，但半路接手的年輕建築師決定完全改變原本的設計方案。

但直到1926年高迪因為車禍去世，聖家堂的工程只完成了不到四分之一，之後，這座教堂經歷了西班牙內戰、一戰、二戰、帝國的崛起和沒落、科技爆發…. 遭遇被破壞、被質疑、以及緩慢的修復和修建，這座被貼上「最知名爛尾樓」標籤的建築依然成為了世界上唯一一座尚未完工即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建築。

教堂內部（攝影：紀君）

時間回到三年前，當全世界被迫按下暫停鍵，從時間中走出來的聖家堂以一束劃破黑夜的柔和光芒，向每一位旅行者傳遞著終將重新踏足新世界的希望。

2021年，正值疫情席捲全球的特殊時期，12月8日晚間，沉寂無聲的城市上空，一顆「伯利恆之星」被點亮，和這顆十二角星一起被點亮的，還有聖家大教堂剛剛竣工的聖母塔塔身上的800扇窗戶。

在聖家堂先前公佈的度報告中曾確認，2026年，高迪逝世100週年，這座興建超過142年的建築全面完工。等待超過172米的耶穌基督塔樓落成後，聖家堂將成為世界上最高的教堂建築。

這簇閃耀於聖家大教堂頂端120米處的星光，意味著聖家堂第二高塔聖母塔的竣工，這是自教堂開工建設的139年，長達3個世紀的時間跨度裡，最重要的時間節點之一。（圖片來源 / basiczto Shutterstock）

桂爾公園

100多年前的“花園城市”

桂爾公園誕生的20世紀初，正是新舊世界交替的大變革時代，高迪的摯友兼贊助人艾烏塞比·桂爾伯爵（Eusebi Güell），既是一個富有的企業家，也是一個富有激情，追逐變革的理想主義者。他十分推崇英國人霍華德在《明天的花園城市》中提出的“花園城市”的構想，希望高迪將這一構想變成現實。

於是，桂爾在巴塞羅那郊外的佩拉達山買下大片荒地，計劃興建一個功能齊全、供中產階級居住的住宅區。按照高迪的規劃，這裡將修建60棟別墅，每一座房子都能看見大海和巴塞羅那的城市風貌，並遠離對健康造成威脅的城市工業。

《狂想之城》劇照

桂爾公園讓高迪逐漸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將自己的建築從傳統意義建築中的幾何規律中逃離出去，高迪將自然和建築有機結合，這裡的一切，道路、橋、護欄、長椅，都隨著山勢蜿蜒曲折，以流動的姿態構成詩一般的意境。

桂爾公園

遺憾的是，桂爾和高迪的組合並未讓”花園城市“的概念在二十世紀初引發大眾的共鳴，這個專案在當時甚至可以說是失敗的。由於選址偏遠，沒有方便達到的交通方式，這處房產專案陷入無人問津的窘境。

桂爾公園除了公共部分基本建成外，只建成了兩棟住宅，一棟是為桂爾本人設計的，另一棟由於沒有買家，桂爾贈送給了高迪。

雖桂爾公園在商業上是失敗的，但憑藉這個專案，37歲的高迪在建築界初露頭角，很快成為巴塞羅那上流社會炙手可熱的建築師，正值所有的歐洲城市向現代化城市轉型的檔口，巴塞羅那即將成為巴塞羅那，高迪也即將成為高迪。

“不和諧”也是一種和諧

在格拉西亞大道的西南側，四位現代主義建築大師在此相遇：安東尼·高迪（Antoni Gaudi）、路易斯·多梅內克·蒙塔內爾（Lluís Domènech i Montaner）、何塞·普伊赫·卡達法爾克（Josep Puig i Cadafalch）、安瑞科（Enric Sagnier），構成了巴塞羅那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這個街區的五幢建築全部建於20世紀初期，由於建築風格非常不同，而被稱為 “不和諧街區”。

巴塞羅那這座城市最擅長的，正是融合和展現這些獨具個性的美麗。

1900年的巴塞羅那，舊城牆被拆除，在新建的擴充套件區，格拉西亞大道是城市中最重要的街道。最富裕和最有影響力的資產階級人士紛紛這條大街上建造自己的房屋，格拉西亞大道很快成為巴塞羅那富有的新興資產階級們炫耀地位和財富的理想地點。

巴特羅之家Casa Batlló。坐落於格拉西亞大道43號，這裡原為建築師Emilio Sala Cortés於1877年所建。1903年Josep Batlló買下了這幢建築，並且聘請高迪對建築進行了重塑。為了成為這條街上不容忽視的存在，他的要求是“沒有要求，自由創作”。

高迪設計的巴特羅公寓成為“不和諧街區”最負盛名的建築。高迪用了兩年的時間，在不拆除原有建築的前提下，改造了巴特羅之家，於是，一座盤踞著”惡龍“的建築，從此成為“不和諧街區”最閃亮的明星。

屋頂用彩色瓷磚覆蓋著似鱗片便是傳說中的惡龍的龍背，而四方十字架則是聖喬治的寶劍。惡龍下的花瓣的小陽臺象徵著如花似玉的公主，在閣樓之下形似人類面骨的陽臺欄杆以及主廳窗外骨頭形狀的柱子，則是象徵那些慘遭惡龍殺害了的人們。

除了深深根植於加泰羅尼亞文化血液中的古老傳說，巴特羅之家也無處不在體現著這座城市的“海洋”屬性。在這棟房子的天井，除了由深到淺，彷彿深海到海面逐漸過渡的15000塊不同色調的藍色瓷磚之外，高迪還特意為梯欄杆設計了一種水紋玻璃，透過欄杆，房子像浸沒在海水中一樣富有詩意。

距離巴特羅之家不遠的一個街角，是54歲的高迪設計的最後一個私人住宅：米拉之家。

1905年一個偶然的機會，富商佩雷·米拉拜訪其父親的生意夥伴巴特羅，遇到正在幫巴特羅設計新家的高迪，於是請高迪一定也為他和即將結婚的妻子設計一幢新婚豪宅。與巴特羅不同的是，米拉之家沒有在原建築基礎上改造，而是拆除原建築後重建了一座新宅，這給於高迪更大的創作空間。

在一片罵聲中修建起來的米拉之家建成後依然備受爭議，流動的素色岩石外牆、廢鐵打造的海藻欄杆，米拉之家的“怪異”讓它被冠以“採石場”的別稱。

雖然如今很多人評價米拉之家是高迪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但這棟建築的誕生卻並不順利，甚至引發了不少爭議。

由於米拉之家的設計違反了當時的法律允許範圍，米拉夫婦為此支付高額的罰款以保障建築的合法化。後來，高迪和僱主米拉夫婦甚至鬧上了法庭。未能完全按照自己構想實現作品一度使得高迪幾乎放棄這個專案，雖然主體建築在1912年完成，但其中不乏建築師的妥協。

遺憾的是，直到高迪去世，米拉之家也未曾收到外界的肯定，甚至在他去世後的半個世紀，巴塞羅那人民依然不肯接受它。

濃縮在米拉之家這座建築上的爭議與妥協，也讓人對巴塞羅那這座“建築之城”刮目相看，縱使一座建築在當下不被理解，它依然值得被完好無損地儲存百年之久，等待時間對它做出評判。

巴塞羅那是幸運的，因為那裡誕生了高迪。高迪也是幸運的，因為他誕生在巴塞羅那。如今，提到巴塞羅那，大多人都會把這座城市和高迪繫結在一起，但在這座以建築作為城市名片的城市中，高迪並不能展示它的全貌。

當一把椅子

成為一個時代的標誌

在“巴塞羅那椅”誕生之前，沒有人想過，一把椅子可以成為一個新時代到來的標誌。回到1929年，這把今天被譽為二十世紀最具標誌性的椅子最初只是為展館陳列而製作。

1929年，巴塞羅那世博會，建築師密斯·凡·德·羅（Mies Van der Rohe）受邀設計德國館。

德國館的設計之初是在世博會上建造一座宏偉的巴洛克風格宮殿，以展示德國的藝術和文化。然而，由於一系列的問題，原計劃的宮殿未能按時完成。為了應對緊迫的局面，負責展館專案的專員認為，新的場館應該“向新的時代發出呼喚”，於是德國政府決定臨時改變計劃，委託建築界的極簡主義先驅密斯設計一座簡潔而現代的臨時建築。

與世博會上的其他展館作為展示空間的使命不同，密斯把巴塞羅那德國館理解為純粹的建築，建築本身即是展品。而一座建築作為展品迎接參觀者最佳的方式就是儘量以平淡的敘事口吻切入建築本質：空間、構造、模型和形態。

這座建成後佔地1250平方米的建築，僅有一個主廳、兩間附屬用房、兩片水池、一個名為《黎明》的少女雕塑和幾道圍牆組成，沒有任何多餘的裝飾。

可是由於要接待西班牙國王和王后，沒有傢俱可以匹配這座和古典歐式建築完全不同的極簡建築。這正是“巴塞羅那椅”的誕生契機。

作為建築師靈感的延伸，密斯設計了這把線條簡約，與整個建築呼應，但自身存在感也很強的椅子，詮釋了極簡線條下“尊貴的尺度”。

在這一屆世博會上，德國館連同“巴塞羅那椅”以簡約、先鋒的造型，讓同屆世博會上其他的建築黯然失色，也將建築徹底帶進一個全新的時代。

1930年，世博會結束後，德國館作為臨時建築被拆除，雖然這座展劃時代的建築曾進行過拍賣，但因為昂貴的造價而最終未能覓得買家，被拆除後輾轉運回了德國，但德國館帶給世界的震撼卻深深刻印在巴塞羅那人心中，以至於半個多世紀後的1983年，幾位西班牙建築師根據平面圖和黑白照片重新建造了德國館，這座從老照片中被複蘇的建築歷時三年於1986年建設完成，這一年，恰好是德維希·密斯·凡德羅誕辰100週年。

重建後的德國館，官方名稱被改為“巴塞羅那館”（Barcelona Pavillon）。

圖片來源 / Fundació Mies van der Rohe

如今，距離“巴塞羅那館”面世已經過去了40年，這座在建築史上擁有不可替代席位的展館不僅為巴塞羅那帶來一批又一批現代主義大師的朝聖者；而那把作為展館附屬而設計的“巴塞羅那”椅子，則流行了100年。它的每一次出現都印證了先鋒不僅僅是超越當下，同時，也在傳遞著設計者“少即是多”（Less is more）的哲學理念。

1999年，巴塞羅那榮獲英國皇家建築師學會（RIBA）頒發的皇家建築金獎，這是這一獎項自1848年頒發以來，唯一一次頒發給一座城市而非一位建築師。

此外，巴塞羅那還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為「2026年世界建築之都」，並作為第29屆世界建築師大會的舉辦地，主題「ONE TODAY, ONE TOMORROW」（一個今天，一個明天），探討該城市面向可持續性和建築環境未來的種種途徑。

無論昨天，還是今天，更或者明天，一代又一代的建築師以這座城市為靈感，讓巴塞羅那成為一座名符其實的“建築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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