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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修明
長期關注我的讀者都知道,我是一個反川人士,我認為特朗普是一個小人、惡人,在上篇文章中,我給了他弄臣國王的評價,認為他是個規則感淡薄、出爾反爾,卻想攫取最高權力的僭主。
但必須承認,特朗普也是個有天賦、有能力的人,只是他的天賦不在治國,而在推銷和宣傳,他是50年來最擅長操縱人心的政客,他對選民心理的把握,已經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今天,我就聊聊特朗普是怎麼操縱人心的。在論述他的技巧前,我先要給大家明確一個觀點,那就是大部分人是缺乏思考能力的,他們的思維模式是先畫靶再射箭,他們不是根據客觀事實決定自己的立場,而是先確定自己的立場,再去揀選有利於立場的事實。
就拿小粉紅來說,知識分子經常抱怨,自己不厭其煩的普及常識,但民眾往往充耳不聞,他們寧肯相信西方偽史論、相信盧克文和司馬南。
他們不明白,民眾看自媒體,不是要找一個“老師”,他們不需要自媒體改變他們的認知,他們只想讓自媒體將他們的立場合理化,誰能給民眾的立場更多論據,並用通俗的語言說出來,誰就得到擁護。
人民是固執的,人民不能被說服,人民只能被迎合或者被打服。在美國,自然無法打服人民,那就只能迎合人民。特朗普就是因為迎合了紅脖子的立場,得以登上權力巔峰。
特朗普深知,紅脖子的觀點本質是一種怨恨政治,紅脖子只想反對白左、精英和移民,他們只是單純的傾瀉憤怒,他們不是要建立新制度,而只想摧毀舊制度,他們表面愛國,實則對美國體制已經徹底失望。
特朗普意識到,只要他堅決反對白左,打擊紅脖子的敵人,他們根本不會在意自己說過什麼、做過什麼,任何對他的指控都會趨於無效。紅脖子只把他當作舊約中的居魯士,那個將猶太人從巴比倫手中拯救出來的異教君主。只要特朗普能打擊“上帝的敵人”,他品德再敗壞,也不關他們的事。

紅脖子是一群頭腦簡單、文化水平低、天然排外、慣於立場先行的“弱智選民”,代議制下,有什麼樣的選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客,為了迎合他們,特朗普自然要採取異於其他候選人的競選策略。
基於紅脖子的特點,特朗普採取了異於其他候選人的競選策略。
一是語言和行為接地氣。特朗普的演講用詞簡單粗鄙、缺乏內涵且慣於重複,相當於美國小學生的水平。連b站英語不好的中國學生,都能無障礙聽懂。這種粗鄙其實是特朗普精心打造的人設,特朗普出身精英家庭,曾在沃頓商學院受教,文化水平很高,他早年接受採訪語速飛快,用詞高階,與今天截然不同。
特朗普改變人設是為了競選,為了迎合低學歷的紅脖子,他故意將語言“幼稚化”,以確保他們理解,他甚至將原本白皙的皮膚曬成了“橘紅色”,讓自己看起來像個紅脖子。
2024年大選中,特朗普更是將親民發揮到極致,他親自到災區送水,到麥當勞打工,給粉絲花錢買冰淇淋,一邊買還一邊附上自己的口號“No tax tips”,瞬間拉近了與選民的距離,相比之下,哈里斯明明在麥當勞打工很多年,但卻沒有趁機表現,反而給了特朗普質疑他麥當勞工作經歷的機會。
這充分說明,雖然民主黨自稱代表底層和普通人,但他們對底層心理的把握遠不如特朗普。
二是口號炸裂,直接給選民一個標準答案。希特勒曾說“人民需要我告訴他們該做什麼”,大部分人沒有思考能力,他們需要超凡領袖給他們一個答案。那些建制派政客發言冗長,說話模稜兩可,而特朗普的口號則直切要害,選民一看就明晰他的意圖。
對移民問題,特朗普直接提出“build a wall”,對治安問題,特朗普說“law and order”,對稅收問題,特朗普說“No tax tips(取消小費稅)”,對物價,他說:“Trump low price,Harris high price”。
雖然特朗普並沒有成型的方案,政策本身也自相矛盾,但公眾本就沒有思考的能力,他們只需要政治人物給他們虛幻的安全感,其他政客德性較高,不願意把話說滿,公眾不會犧牲這種謹慎,只會覺得你心虛,特朗普大言不慚的誇下海口,反而讓選民認為“有男子氣概”。
當然,這些口號不是特朗普隨口說的,而是經過團隊精心篩選的,特朗普會把儘可能多的口號發到推特上,團隊會根據每條推特的資料決定使用哪個口號,只有轉發超過100的推文才會進入他們的選擇範圍。
就拿那句“build that wall”來說,其實特朗普最初的說法是“build that fence”,但經過幾輪測試,發現wall的效果更好,這才有了這句廣為人知的口號。

三是從不回應主流媒體的指控,一律以fake news回擊。特朗普是最不配合主流媒體的美國政治家,他幾乎處處和主流媒體作對,無論對方說什麼,他都以fake news回擊。
2015年,特朗普登上fox,主持人梅根問他為什麼經常發表侮辱女性的言論,特朗普沒有回應,反而回擊梅根對他有敵意,質問為什麼她不問其他候選人同樣的問題,指控她一定是受人指使。
2020年,面對媒體對他防疫政策的質疑,他完全不回應,只一句fake news了事。2020年、2024年大選,特朗普數次接受媒體的訪談,他也是不回應問題,而是對主持人進行人身攻擊,暗示她是受了利益集團指使來汙衊自己。
2015年起,他就給主流媒體打上了deep state和fake news的標籤,告訴選民他們都是受利益集團指使,沒有一句話可信。既然媒體都是不懷好意,帶有偏頗的政治目的,那他自然不需要進行任何回應,他對媒體的惡語相向不僅不是沒素質的體現,反而是反抗暴政的英勇行徑。

他的粉絲相信了他的說辭後,自動遮蔽了所有主流媒體的資訊,這也是為何無論特朗普做錯多少事,他們都不為所動的原因,因為他們只相信特朗普說的話,只要不是特朗普親口說的,那就都是謠言。
那麼為什麼粉絲會一廂情願的相信特朗普的說辭呢?因為他們早就確立了反對主流媒體的立場,早就篤定無論媒體說什麼都一概不信,他們一直反感城市精英掌握輿論話語權。
其實特朗普不是第一個嘲笑主流媒體的共和黨人,2008年,共和黨候選人麥凱恩的競選搭檔,阿拉斯加州長莎拉·佩林就經常在集會上嘲笑紐約時報等主流媒體,並稱上面都是屁話和謠言。每一次她嘲諷主流媒體,都會迎來陣陣歡呼,特朗普不過是沿著佩林的路線更進一步。
這條脈絡表明紅脖子早就對白左精英恨之入骨,這股仇恨已經持續了幾十年,只是沒有合適的人選充分調動這股仇恨。
四是特朗普擅長圍魏救趙,慣於使用比爛邏輯。2016年前,我們很少說美國大選是一場比爛的選舉,但2016年大選開始,世界人民就有了一個口頭禪,說是“美國大選是從兩個爛人中選出相對不爛的那個“。
也許,這句話並不是事實,特朗普確實是個爛人,但他的民主黨對手並不像他說的那麼壞,民主黨很大程度被特朗普妖魔化了。美國乃至世界人民對民主黨的印象,正是從特朗普上臺後迅速惡化的。
如果說希拉里還有一點問題,那拜登就是典型的正人君子,但一樣被特朗普說的體無完膚,哈里斯從政期間也沒什麼醜聞,但也被極右團體造謠是靠“當小三上位”。
特朗普在遭遇危機時,從不道歉或回應,而是用“對手更差”的說辭來轉移矛盾,比如2016年10月,媒體曝出2005年特朗普對女性的一段不雅談話,特朗普民調大跌,一度落後希拉里12%。
特朗普並沒有道歉,而是找出了被克林頓侵害過的女性,並召開會議讓她們指控克林頓。特朗普傳遞的聲音是“沒錯,我是不尊重女性,但我對手的老公更不尊重,而她選擇了三緘其口”。

(特朗普找到四名女性,指控克林頓性侵)
特朗普相信,相對自己品行的瑕疵,選民更憎恨白左精英的傲慢,只要自己堅決否認指控,不向媒體妥協,就能在比爛中勝出,選舉結果證明特朗普的判斷完全正確。
2024年,特朗普再次使用比爛邏輯。面對屬於溫和派、政策邏輯嚴密的拜登,特朗普攻擊他的年齡,渲染他已經無法正常履職,只是深層政府的傀儡。拜登退選,特朗普一度手忙腳亂,但他很快站穩立場,質疑哈里斯替代拜登的合法性,以此分化民主黨選民。
臨近大選的紐約麥迪遜集會,特朗普的支持者大罵波多黎各是垃圾島,一度危急選情,但特朗普很快抓住拜登指責特朗普選民是“垃圾”的失誤,自己開了垃圾車吸引眼球,以此轉移了公眾的注意力。
特朗普的長處從來不是闡述政策、解決問題,他沒有從政經歷,注意力只能維持幾分鐘,他缺乏解決問題的耐心和一以貫之的品質,多年的網紅生涯讓他習慣追逐流量、討好選民,相對於真的讓美國再次偉大,他更擅長給選民營造“美國再次偉大“的感覺。
2025年上任後,特朗普在政府改革、俄烏戰爭、關稅問題上全部爛尾(今天又取消了對中方加徵的關稅),顯示出他只是一個擅長騙術的魔術師,並沒有真本事。
特朗普這種弄臣國王能夠出現,和社交媒體帶來的政治參與擴大密不可分。
在亞里士多德眼中,大眾民主和專制一樣,都是最惡劣的制度,在他眼中,暴民和暴君的危害一樣巨大。
每一次政治參與的擴大,必然導致政治底線的降低,且在短期內必然導致社會動盪。貧苦大眾的生活如此絕望,他們迫切地想要打破現狀卻缺乏分析形勢的能力,他們必然會做出最激進、最具毀滅性的選擇。
法國大革命的過程如此血腥,離不開底層無套褲漢的參與,他們不顧現實,執著地要求處死國王、消滅貴族和教會,最終引來外國干預,導致數百萬人死亡。
奧地利作家茨威格回憶,在19世紀末只有資產階層有選舉權時,即使是最極端的反猶太政黨領導人,也不會提出驅逐猶太人的法案,在私下更是對猶太人十分恭敬,有資產的人天然傾向穩定,不希望社會動盪。但當20世紀初所有男性獲得選舉權後,立即出現了最激進的民族主義和反猶情緒,溫和的自由派式微,激進的共產黨和納粹黨登上舞臺。

(拿破崙戰爭後,歐洲享受了長期的和平)
每一次媒介的進步,都會帶來政治參與的擴大,法國大革命的爆發離不開報紙,一二戰的激進運動離不開報紙和廣播,民權運動離不開電視。社交媒體的出現將政治參與度拉到了史上最高。
皮尤研究中心就顯示,特朗普調動出了大量此前政治參與度較低的選民,他們因為特朗普第一次參與投票,這些選民因為文化原因,難以閱讀報紙,甚至電視對他們來說都過於高深,但推特和短影片的出現掃清了最後的障礙。
美國如今的社會動盪,不過是歷史的重演,只是這一次,我們無法確定,民主制度還能不能吸收新參與的選民,化解這股矛盾,讓自身更加強大。這次動盪,既可能是西方代議制民主的機遇,也可能是西方代議制民主的終結。
弄臣國王的出現,本身就標誌著人類進入了歷史的關鍵時刻,如果我們不能謹慎處理社交媒體和AI帶來的劇變,我們也許會失去我們創造的一切美好事物。茨威格的悲劇,未必不會發生在我們身上。(茨威格生在19世紀末歐洲獨霸世界的和平時期,但卻死於1942年的至暗時刻。)

(茨威格於1942在絕望中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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