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要活不起了”，如果你在社交媒體上搜索關於“內地中產搬去新加坡”的故事，很大機率會看到類似的抱怨：寬鬆的稅收政策、繁榮的就業市場、優質的教育資源、良好的公民素養，在諸多因素的影響之下，新加坡成為近幾年內地中產移居的熱門目的地之一。
但隨著新加坡的物價不斷上漲，當初帶著對於未來生活美好想象來到這裡的中產們，現在感受到的只有沉重的生活壓力與被迫的消費降級。
中產偏愛新加坡
Jolie一家在2019年搬來新加坡，當時她的丈夫獲得了一個在公司內部轉崗去新加坡分部的機會，年薪比在國內時翻了倍。再加上新加坡整體稅收較低，哪怕是在同等薪資條件下，在新加坡工作，員工實際到手的收入也會高於國內。更高的薪水、更明朗的發展前景，Jolie和丈夫權衡利弊後，決定舉家搬往新加坡。
新加坡的就業市場對於全世界各地的求職者來說，都有著很強的吸引力。全球有三千多家跨國公司將亞洲總部設在新加坡，更有超200名超級富豪在此設立家族辦公室。對於華人而言，與歐美國家相比，新加坡的語言環境、地理位置都有著無可替代的優勢。正因此，2020年後，在經濟環境、世界局勢的多重影響下，新加坡移民業務在國內的熱度一直高居不下。
在個人的職業發展之外，國際教育資源同樣是新加坡吸引內地中產的重要原因。阿傅在兩年前辭去了國內的工作，和女兒一起來到新加坡，成為了一名陪讀媽媽。來到新加坡之前，阿傅的女兒在國內一所公立小學就讀，儘管還是低年級的學生，但每天的作業已經讓女兒不堪重負，常常晚上九點還在開著檯燈學習。週末兩天，班裡的同學基本都會去上各種補習班，國學、奧數、英語，孩子玩耍、自我成長的空間被極度壓縮，家長也需要跟著在各種培訓班之間輾轉，雙方都苦不堪言。
當時學校裡的整體氛圍，在阿傅看來並不有利於孩子的健康成長。
學校給老師的壓力很大，老師給學生的壓力也很大，同學之間的同輩壓力同樣不小，我覺得女兒每天放學回家，心情都挺低落的，眼裡一點光都沒有。”
在搬來新加坡之前，阿傅想過送女兒去讀北京的國際學校，但考慮到語言環境、師資力量等問題，她還是狠下心來一步到位，直接和女兒一同去了新加坡的國際學校。阿傅看來，在學費方面，新加坡的國際學校和北京的國際學校差別不大。以新加坡第一梯隊的國際學校為例，英華自主中學、UWC世界聯合學院等一年的學費在4萬到5萬新幣之間（約合人民幣21-27萬）；在北京，第一梯隊的國際學校同樣需要每年20萬以上的學費。
在阿傅看來，與國內的情況相比，新加坡國際學校會更加註重師資的選擇，外教質量更高，學校裡的英語語言環境更好。更重要的是，比之國內，新加坡的教育模式拓寬了家長和孩子對於“成功”的理解。
“在北京唸書的時候，大家就是捲成績。每次考試，班裡考滿分的同學很多，哪怕孩子考99分，她仍然覺得自己不夠優秀。但在新加坡，你擅長運動、音樂、畫畫，或者你性格開朗、在小組作業裡表現得有領導力，都可以成為被誇獎的理由。”來到新加坡後，阿傅為女兒報的課外補習班從英語和奧數變成了網球和游泳，看著女兒又重新變得自信開朗起來，阿傅覺得自己確實作出了正確的決定。
年薪百萬
仍然存不下錢
與2019年相比，Jolie覺得新加坡最大的變化是物價越來越貴了，其中尤其以房租上漲最為明顯。
Jolie剛來新加坡時，這裡遍地都是2000-3000新幣的精裝修公寓，配備有花園、泳池、健身房、商場等各類生活設施，方便又舒適。與他們一家在上海每月近10000元的房租相比，新加坡的價效比甚至更高一些。再加上Jolie和丈夫的收入來到新加坡以後都有了顯著的提升，假期時三人常常去國外旅行，這樣的日子在她的記憶中閃著玫瑰色的光。
2020年開始，事情開始慢慢發生變化。最先改變的是房租，來新加坡一年後，Jolie和丈夫搬去了一間120平的公寓，室內空間比之前的房間大了不少，一家三口住起來也舒適了許多。搬來CBD的公寓後，Jolie見證了新加坡房租的飛漲，從4000新幣一路漲到了去年的7000新幣。迫於生活的壓力，在今年年初，Jolie和丈夫換了一間小一些的房子，居住空間小了，但租金壓力也減少了許多。
“我們現在住的公寓在面積、地段上都和最開始來新加坡時住的差不太多，但現在的房租是接近5000新幣，和之前相比直接翻倍了。”物價的上漲更多地體現在細碎的生活角落裡，一盒牛奶、一斤牛肉、一頓外食的價格都在漸漸上漲，就連水費、電費也一年比一年高，壓得Jolie和丈夫喘不過氣。
Jolie計算過，房租、全家的生活費、女兒國際學校的學費和課外補習班的費用，每月全家的花銷在1.5萬到2萬新幣之間。她和丈夫一年的收入在25萬新幣左右，再加上一些計劃外的支出，能存下的錢非常有限，甚至大大降低了家庭的抗風險能力。
作為陪讀媽媽的阿傅在經濟上承受的壓力則更大，丈夫在國內工作年薪百萬，但由於阿傅在新加坡陪讀無法工作，家裡的唯一經濟來源就是丈夫的收入。
100萬年薪在國內可以過得很舒適，但是在新加坡，只能說勉強夠生活吧。”
為了省錢，阿傅現在儘量減少和女兒外食的頻率，自己做飯每個月能省下至少1000新幣。明年，她計劃讓女兒透過AEIS考試去新加坡的政府學校唸書，每個月的學費不到1000新幣。這也是當下許多搬去新加坡的內地中產的共同選擇，新加坡的政府學校師資資源同樣優秀，只是需要透過每年兩次的AEIS考試才能獲得留學資格。
不過在阿傅看來，這也並非長久之計。“本地居民和國際學生去唸同一所政府學校，所需的學費差異很大。到了中學階段，本地居民的學費還是五六百新幣，但國際學生的學費是2000多新幣一個月，比第二梯隊的國際學校便宜不了太多。”
新加坡的下一站
對於大多數搬來新加坡生活的內地中產來說，這裡並不是終點，而更像是一塊通向未來的跳板。
在阿傅的計劃中，等女兒在新加坡唸完中學，她就會送孩子去歐美國家讀大學。
與之相比，Jolie一家的去留抉擇就要糾結許多。因為孩子的年齡還比較小，Jolie更傾向於讓她在新加坡唸完小學和中學，但新加坡水漲船高的生活成本和無解的身份問題讓她有了動搖的想法。
最近幾個月，Jolie和丈夫開始考慮離開新加坡，一方面原因是不想繼續忍受日益攀升的物價，另一方面則是不想繼續因為身份問題焦慮。在Jolie看來，這兩年一家人省吃儉用，生活水平其實下降了不少，為的就是能讓孩子在新加坡唸完中學。Jolie和丈夫從事金融行業，這幾年在國內的發展機會並不少，再加上父母的年紀漸漸大了，兩人都覺得回國不失為一個更有價效比和可持續性的選擇。
“我最近也瞭解了一些國內國際學校的情況，和新加坡的差距沒有想象中那麼大。我們帶著孩子回國唸書，不僅成本低，她也能更多地接觸到中文和我們的本土文化。我們倆都在看國內的工作機會，如果遇到合適的，就會考慮搬回國了。”
TALK 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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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Sissi Hua
撰文 Yuan
插畫 Ys
排版 KK
校對 Nina Z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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