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陳拙。
“一個人入職一家公司，就要成為公司的某種私產嗎？”
這是我最近看到的帖子，討論內容也和今天故事有關——競業協議。
競業協議這詞離挺多人很遠。一開始它範圍很小，一般是“兩高一密”高階技術、管理人才和需要義務保密的人才籤。要求也挺正常，公司支付對等的補償金，員工離職別帶著公司機密跳槽競爭對手，別給老東家添堵。
但直到今天，它幾乎成為大廠自我保護的標配，有時候也主動“咬人”。
去年，我的律師作者李不疑見到一起案件。
當事人違反了一份號稱最嚴苛的競業協議，賠償金額巨大。她一度想用“小聰明”躲避風險，卻還是被前公司抓到把柄。
李不疑接手這案子時，結局幾乎註定敗訴。但她還是想問：當權利和義務極不對等，我們到底是人，還是工具？
2024年6月，一段影片記錄下這樣的場景：一個女生毫無覺察地走進了鏡頭。她不知道有人正偷拍她。那鏡頭藏在手提袋底部，視角特別低，看著就讓人不安，簡直像在偷窺裙底。
她剛一冒頭，鏡頭立馬就開拍了，角度調得死死的，就為了把焦點牢牢鎖在她臉上。
等她走到閘機口，刷卡進去了，鏡頭才慢慢拉遠。最後，畫面就定格在了B廠那個大大的標誌上。
我這輩子頭一回見這種影片，當時就傻眼了。我脖子一直歪著，就著那偷拍的斜角，足足看了半小時。影片裡大部分是背影，偶爾也拍到正臉，但那角度，簡直就是色情狂乾的，還好她穿了長褲，不然就走光了。
“宮月在工作時間前往競爭對手公司的辦公地點，存在打卡操作。”
被偷拍的女生叫宮月，是我的委託人，她前東家說她違反了競業限制，要她賠50多萬，有零有整的，這影片是核心證據。
我正式接手這個案子，是在2024年9月。當時就覺得特別難辦。因為競業限制這種案子，企業勝訴率高得嚇人。更要命的是，還有這種偷拍的影片證據。
而我之所以接下這個燙手山芋，還得從那天說起。
那天，許久沒聯絡的師妹突然發來一連串求助表情：“師姐！江湖救急！！”她不常找我，我預感要有不好的事情發生。
小師妹在一家網際網路大廠做法務，每回發來資訊都是大事，這回也不例外。
“我們的員工被前司起訴違反競業限制，五天後開庭，師姐能不能幫忙出庭！”
競業限制很難搞，五天的工夫，熟悉案情、梳理證據都來不及，何況競業限制是少數企業勝訴率特別高的案子，贏面實在太小了。
對方還是我們城市赫赫有名的網際網路大廠A廠。
師妹還在央求我說：“師姐最靠譜了，幫幫忙吧。”為了讓我接下案件，她甚至承諾我，這個案子輸贏都不重要，只是走個流程而已。
我一下納悶了，打官司不就是為了輸贏嗎？難道要讓這個員工輸，直接賠錢？
我還是抱著打贏官司的預期，跟師妹交流更多的資訊，我問師妹為什麼這樣急？證據準備了嗎？
沒想到她說，當事人本人對這個案件也不看重，沒準備什麼資料，甚至以為自己現在的公司就能幫自己擺平這事兒。“我也才知道，她以為公司法務能替她出庭。”
說著，師妹迅速甩來一份證據目錄。
一天後，我確認和A廠打官司，和我們律所之間不會有利益糾葛，就答應了師妹。她立刻拉著當事人現在的公司，同樣也是網際網路大廠的B廠，來跟我聯絡。
最開始說話的，是B廠的法務主管。電話對面，法務主管聲音沉穩：“我們有一套應對競業限制的模板，不會佔用您太多時間。”
我剛還在想，確實是走流程，沒想到，這位主管卻說：
“我們將按照通用價格與您簽訂委託，雖然是替員工打官司，但是律師費由公司出，這是我們對員工的人文關懷。但是，我們不希望公司名字和員工姓名出現在同一份法律檔案中，我司不願捲入競業糾紛，我司的情況也需要您全程保密……”
說出一連串要求後，她問：“這種委託您能籤嗎？”
代付律師費的合同不算少見，按理說，只要公司和員工共同作為合同甲方就行，可是現在拆成兩份合同，為了合規要求，更麻煩了。
而且這位B廠的法務主管言辭間透著股不容置疑的強勢，讓我很不舒服。
明明只剩下四天，還有這麼多要求。我想直接拒絕，但一想到幫的是師妹，罷了，也許還能搏個長期合作機會。
就在那天，我和B廠簽約一份專項服務合同，幫他們搞定有關競業限制的法律諮詢，以及起草一些勞動仲裁的範本檔案，由他們向我支付律師費。
另外我與一位名叫宮月的員工簽訂代理合同，無償幫助宮月代理勞動仲裁案件。
簽完合同，我還在心裡感嘆B廠夠大氣，願意幫員工解決幾十萬金額的競業問題。但不讓我和宮月見面又顯得有些小氣，實在讓我搞不懂。
簽訂合同後，B廠的法務主管拉了一個聊天群，除了我和她，就是師妹。
我想讓當事人宮月也進群，瞭解一下基本事實，法務主管卻丟擲一個壓縮檔案。
“您看下材料，整理問題清單，我們聯絡員工，這樣效率高。”
我忍著不適，轉入下一個話題：“怎麼證明員工觸犯了競業協議呢？”
通常開庭前，雙方會互換證據，A廠的證據，已經透過宮月遞到這位法務主管手裡。沒想到，法務主管發給我足足二十份證據，包括宮月的勞動合同、離職前的交接檔案、《競業限制協議》、公司支付競業補償金的轉賬記錄。
更關鍵的是，還有那份捕捉宮月行蹤的影片證據。畫面裡，宮月出現在寫字樓的閘機口，往裡走，隨後鏡頭拉遠，定格在B廠的醒目標誌上。
顯然，A廠這是僱人偷拍的。
我開啟宮月的資料。她自國內985院校畢業，被A廠稱為“核心人才”，在那裡工作快九年，還簽訂了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意味著除非嚴重違紀，不然她可以一輩子留在A廠。
這麼好的工作，為什麼離職呢？
我更疑惑的是，這份《競業限制協議》幾乎涵蓋所有沾邊的企業，從電子商務到汽車，再到醫美，一共123家公司，簡直是史上最嚴的競業協議。
按理說，薪酬越高，競業限制越嚴格，補償金和違約金也就越高。宮月的違約金按照三倍年收入算，一共五十多萬，可是補償金，卻按基本工資計算，每月不到一萬。
這樣的競業限制，其實是每個月花一萬塊錢，讓這個員工消失在行業裡，潛臺詞就一句話：“離開我們公司，你就完蛋了。”
我腦子裡忽然閃過了一個念頭。
幾年前我做過另一個勞動仲裁的案子，當事人應聘管培生，身兼幾家關聯公司的職務卻只領一份工資。她忍受不下去，打算離職，公司卻丟擲一份戶口協議。
後來她徹底被戶口協議框住，賠不起賠償金，不敢離職，只能忍受低廉的薪水。
當時我對仲裁員說，總不能因為一個戶口，就幾年給這人最差的待遇，讓他根本不敢走吧。仲裁員一愣，似乎從沒思考過這點，最後給了我一紙勝訴。
或許宮月的案子，並不是員工違約那麼簡單，但真相怎樣，恐怕只有見到她本人才能知道答案。
我私信師妹，希望能和宮月單獨約電話。資訊剛發過去，法務主管立刻在群裡說：
“李律師，你看什麼時候方便？”
“宮月一起嗎？”我丟擲核心問題。
法務主管拒絕，理由是時間緊，任務重，法律專業人士對接效率高。
“那宮月本人是否出庭？”
“肯定不能。”
法務主管的回答沒有商量的餘地，甚至“貼心”地為我準備了一份代理模板，讓我就按照這個操作。
她越阻攔我與當事人見面，我越擔心。這份代理很可能偏離當事人的真實意願，對她也不公平，甚至更糟的情況是，宮月自己對風險和違約金的事都一無所知。
於是我擺出律師職業規範要求，不管怎樣，一定要見當事人。
估計是我的態度堅決，法務主管同意了，反覆叮囑我，要留意員工情緒。
雖然B大廠的法務總有點不近人情，但看上去他們還是挺愛護員工的。
那個週末，我和宮月約在律所見面。
宮月剛出差回京，到律所樓下，買了兩杯咖啡。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她。她斜分著頭髮，紮了個低馬尾，戴著一副透明方框眼鏡，鏡片很厚，穿著一身黑衣黑褲，顯得挺瘦。
簡單寒暄後，我直接切入正題：
兩個月前，宮月就收到仲裁的材料，裡面寫了提交證據時限，卻一直沒有提交證據呢？甚至因為聯絡不上，仲裁委還將開庭時間延期了。
我找出文書裡的《舉證須知》，遞給宮月，手指輕敲加粗的文字：“當事人在舉證期限內不提交證據的，視為放棄舉證權利。逾期提交的證據材料，本委審理時不組織質證，對方當事人同意質證的除外。”
意思就是，限期提交證據，超期作廢。
宮月的目光在那兩行字上掃了兩遍，看著我坦誠地說：“是公司法務說他們會處理，不用理會舉證時限。所以，還能提交嗎？”
“不能。”我覺得自己有點殘忍。
宮月好像並不失望，“我也有朋友做律師。我問過，這種案子一般都贏不了，交不交證據區別不大。”
的確，宮月的前公司，也就是A廠手裡掌握的證據很足。這起官司我們的贏面不大，但是面對五十萬的賠償，宮月依然很平靜，她為什麼一點都不著急呢？甚至都沒有問我一句，該怎麼辦。
面對毫無訴求的當事人，我一時竟不知該如何繼續，只好翻看和B廠法務的聊天記錄，試圖找到線索。
“B廠給我的話術是，您自行創業失敗後，在各地邊旅遊散心，邊找專案，無意間看到B廠的廣告，於是只是來了解一下情況，才被偷拍了？”
“您可以這麼說，法務和我談過話，沒問題。”
宮月的態度始終淡淡的，似乎這些與她毫不相干。
我索性扣住筆記型電腦，盯著她，嚴肅地問：“所以真實情況呢？我想聽聽，您自己怎麼說？”
“我？”宮月錯愕地瞪大眼睛，似乎毫無準備。
公司一直替當事人做決定，甚至讓當事人錯過舉證期，而當事人表現平靜，一點也不像要輸掉仲裁，賠償幾十萬的正常反應，這太奇怪了。
我故意拔高聲調：“您的意思是，明明知道兩家公司是競爭對手，自己有競業協議在身，前公司也在給您補償金，卻要光明正大地去B廠找專案？”
看見她被我的氣勢嚇到，我放緩語氣：“連我都說服不了，更別提仲裁員了。”
宮月深吸了一口氣，努力緩和情緒。
我接著說：“而且我看得出來，這並不是真相。”
“李律師，您得幫我想個更可信的話術。”她終於對我提要求了。
宮月入職A廠的時間，和我畢業的時間差不多，正是網際網路朝上走的年月。當時的她就像是被企業遠景這根胡蘿蔔吊著的驢，一口胡蘿蔔沒吃到，也有勁兒傻呵呵地拉磨。
她苦笑著說：“那幾年網際網路確實好，我跳進大廠，甚至接受降級。以為努力一兩年就有機會晉升，沒想到一等就是四年。”
說著，宮月掏出一個隨身碟，插進電腦，點開一張平緩的職位變化圖。
她用手指劃過那條直線，最終停留在2018年的位置。
那條直線，就是她人生中最寶貴的四年。
直到2018年，她終於得到晉升，但這晉升更像是加班四年換來的安慰。
她沒有團隊，依然是光桿司令，漲薪幾千塊，工作內容依然是過去那些，職位上也沒有發展潛力，對外接觸不到客戶。就連A廠的證據，也能證明這點——她的交接檔案全是資料。
我問她，怎麼沒考慮一下職業規劃。
宮月苦笑著告訴我，網際網路那幾年，就像個夢幻的泡沫，外行人只有羨慕的份兒，他們也活在幻覺裡，即使有職業規劃，也覺得不急，可以再等等。
這一等，又過三年，到了2021年合同到期，宮月第二次和A廠續簽，她終於如願轉崗到產品端。
轉崗後的工作更加辛苦。她一個月就得跑四五個城市，只要A廠有營業部的地方她就得過去一趟。
有一次，宮月連著給一線營銷人員講了兩天課，回程趕高鐵時，宮月在等候大廳睡到清場，最後還是工作人員核對車票才喊醒她。
她拎著箱子，住到高鐵站附近的快捷酒店，特意設定了一早五點的鬧鐘，趕次日最早一班車。
外人看來，大廠待遇好，其實是靠沒日沒夜出差和加班維持的。
更諷刺的是，隨著應屆生的薪資水漲船高，宮月在A廠幹了足足七年，薪資卻和應屆生差不多。她攤手苦笑：“這就是大廠光環，哪有外面想的那麼賺錢。”
“但是你也算如願換到心儀的崗位，為什麼要離職呢？”
宮月頓了頓，講出真正的原因。
“我答應我丈夫，工作搞定後就要積極備孕了。”
那是宮月結婚第三年，已經和A廠簽下無固定期限合同，準備考慮備孕，但是現在忙得天昏地暗，哪有心思備孕呢。
於是她和領導提出，調整工作節奏。
“我已經三十四歲了，再懷不上就算高齡產婦了。”
“領導，再這樣我老公就要和我離婚了。”
不管哀求還是搬出家屬，領導只有一句話：“那是你的個人問題，你得克服一下。”
說到孩子問題，宮月的情緒有點激動，忍不住和我吐槽：“我當時心裡就在咒罵，克服個屁，敢情你生完孩子了。”
2022年，疫情讓宮月出差頻率降低，但是日子並沒有好過。
宮月意外懷孕，孩子出生後，丈夫被裁員了。
她家住在北京房山，本來還欠著幾百萬房貸，現在加上孩子的開支，壓在宮月一個人身上，她喘不過氣。
丈夫一直很體恤她，現在主動承擔起照顧孩子的重任，每天也在投簡歷面試，她也沒法說什麼，只能咬著牙堅持。
可是自從她生完孩子，回到崗位，領導總會在月末拿著績效表拍在她桌子上，怒目圓瞪地問她，是不是想要調崗。
調到二線部門，基本就意味著打入冷宮，休想再回到一線。
宮月只能迴歸當年瘋狂出差的工作狀態。她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好起來，只能硬撐，撐住自己的小家。
疫情時出差回來，她都不敢進門，怕傳染孩子，只能住酒店。最讓她心疼的是，孩子先學會叫爸爸，她這個媽媽因為工作奔波，都快被孩子忘了。
“我女兒剛學會叫媽媽，我出差回來，她就不會叫了。”
說到這兒，她眼眶泛紅。
宮月終於扛不住，她和領導提了幾次招募下屬的計劃，領導把這事推到人力部門。
兩個月後，人力找到宮月，不提招人的事，給她升職加薪。這也就意味著，宮月的升職加薪，必須以一個人承擔幾個人的工作量為代價。
給宮月一個人漲薪，總比再招一個人的成本低，A廠的如意算盤打得真響。
但是一個人的精力總有極限，即使再漲薪，宮月也忙不過來。她總是出錯，偶爾要請病假，都被領導指著鼻子罵：“我看你是一孕傻三年。”
升職後第二個月起，宮月沒有再領到獎金和出差補貼，第三個月，甚至被扣了四千塊錢的缺勤。
“你沒聽說過996還能曠工缺勤吧？”宮月說。
宮月的工資中沒有加班補助一項，理論上，晚上六點後她都是自願留在辦公室的。以往這些時長可以適當補進早上遲到的時間，但是第三個月，她每次遲到十幾分鍾，都被算作曠工半天扣錢。
宮月終於承受不住，選擇離職。
我鼻頭一酸，心中沉甸甸的。升職竟成為壓垮宮月的最後一根稻草。
我從沒有過宮月的處境，眼前的她一直都是淡淡的樣子，唯獨錯過了女兒喊出的那聲媽媽時，苦笑著壓住眼角的溼潤。
就在宮月苦惱房貸、孩子的奶粉錢怎麼辦時，“救世主”出現了。
這個“救世主”就是B廠。
宮月離職後兩個月，突然接到獵頭電話。見面後，獵頭告訴她，“B廠看中你熟悉全流程，看中你對使用者需求的理解，你能幫他們少走彎路，快速搭建業務框架……
“總之，你就是B廠要找的人才。”
宮月心裡打鼓，嘟囔著對我說：“競業限制總不能把我的專業技能都清空吧，我只是憑自己的腦袋賺錢，沒拿他們一分一毫。”
不久，獵頭邀請宮月到B廠談，在樓下的咖啡廳裡，獵頭說：
“A廠同意給你升職的那一刻，已經想好找新人和怎麼趕你走了。”
這是獵頭的技巧，他在給宮月種心鉚，削減她的道德負罪感。但是他說得也沒錯，A廠最後給宮月升職，與其說是獎勵，不如說是精心佈下的局。
升職加薪，就是為了提高競業協議的違約金。
宮月這才想起來，以前那麼忙，天天喊她出去跑，離職前兩個月，都沒怎麼給她安排過出差，原來一切都有跡可循。
“離職時，我還把年會抽中的吉祥物手辦送給領導，簡直像個笑話。”
宮月搖著頭，發出一聲嗤笑。
獵頭繼續和她說：“我不知道該怎麼和你證明，但請你也相信我的專業度，我好歹在圈裡也有其他朋友，A廠有沒有在找人我還是知道的。”
對A廠心灰意冷後，宮月跟著獵頭，走進B廠的大樓。
以前在A廠，她每天機械性地打卡，趕班車、趕地鐵，從沒有好好留意過A廠的大樓。此時她仰望B廠大廈，感覺壯觀得有些不真實。
B廠的人力請宮月和獵頭一同進了會議室，沒聊多久，人力主管就叫來分管業務的老總，“我跟你說，挖到寶啦，你也一起來聽，這以後就是你的得力干將了！”
可是，業務老總只是面無表情地聽了一會兒，便點頭離開了。
宮月突然生出一種不好的預感，來之前她只想過來看看，此刻卻莫名湧起一股強烈的、想要爭取表現機會的衝動。
人力主管詢問她對工作的期待，宮月沒有提孩子，只說希望有好的上升通道。
人力主管當場拍板：宮月將獨立負責即將啟動的新板塊，擁有獨立招聘權，組建自己的小團隊。
當天，宮月就和B廠簽訂協議，即使專案需要在外地工作很久，與孩子和家人兩地相隔。
我捕捉到關鍵點，立刻問：“你在競業期，是怎麼籤的？”
原來B廠讓宮月借用她母親的身份簽約，薪酬通通打到她母親的銀行賬戶，還幫助宮月註冊一家個人公司用來繳納社保，甚至連違約金，B廠都替她想好了。人力主管讓她不必擔心，公司會為她搞定一切。
入職B廠後，宮月每天像做賊一樣，出入戴著口罩、帽子和墨鏡，直到夏天她熱得受不了，進大廈前摘掉口罩，被蹲點的私家偵探拍到關鍵證據。
“B廠很欣賞我，雖然不是管理崗，但是給了我不少人和資源來調動，在這裡我能幹自己想做的事情。”
原來這才是她如此淡定的原因。宮月堅信，一直支援她、看重她的B廠，一定會像承諾的那樣，替她搞定違約金。
臨走前，宮月說：“案子的事情就拜託您了，您和公司法務商量就行，我明天還得坐高鐵回去出差呢。”
看著她的背影，我嘆了口氣，希望她能如願吧。
見完宮月，距離開庭只剩一天，我爭分奪秒地整理證據。
首先，宮月是否該被如此嚴苛地競業限制？法律規定，只有掌握核心技術或擔任高管的員工才應受限，但宮月顯然不在此列，將她納入競業名單更像是圈套。
其次，被拍到出現在B廠就等於違約嗎？利用跟蹤、偷拍獲取違約證據，已形成大廠“圍獵”離職員工的黑色產業鏈。這類證據在勞動仲裁中常被輕易採納。
我甚至猜測，這套“捕獵”業務最初是由某大廠律師設計，然後外包給了私人偵探。
見到宮月前，我只是和B廠簽下委託的律師，像他們說的，走流程。
但是與宮月見面後，我的態度發生了轉變，我決定完全支援她，甚至將她放在B廠前面。每個職業女性都會面臨，如何平衡事業與家庭的拷問，但是平衡，不該意味著犧牲。
我把整理好的證據目錄和代理詞同步發給了B廠法務群和宮月。很快，我收到兩條几乎一模一樣的回覆：“收到，辛苦，沒問題。”“收到，確認，完全沒問題。”
一如既往，B廠和宮月都不關心代理詞的內容，彷彿這個案子與他們無關。
我心頭忽然湧起一股預感：提交這些證據，尋找新突破口，會不會只是我的一廂情願？
勞動仲裁的開庭室設在商場樓上，我沿著昏暗的樓梯抵達時，A廠律師已在場，是一位氣質平和的中年男士，戴著無框眼鏡，一看就是那種按部就班、不會節外生枝的型別。
他身旁還有一位腹部略微隆起的女士，從仲裁員的身份核實中得知，她是A廠的法務，負責監控庭審並彙報情況。
庭審一如慣例進行，直到我拿出準備好的證據，試探著拿給仲裁員和對方律師。
A廠律師習慣性地接下材料，愣了，推了推眼鏡，緊接著皺眉望向仲裁員，清清嗓子：
“李律師，你沒看到舉證期嗎？你這材料我們收不了。”
仲裁員瞥了一眼就扔在一旁，示意我自己拿回去。
我擺出一副“不懂行”的姿態，解釋平時很少做勞動仲裁，這次是幫朋友忙，程式上不周到的地方請多包涵。接著，我搬出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強調這些證據對案件結果至關重要，懇請仲裁員務必接受。
我一張娃娃臉，方便我擺出一副經驗不足、又想把案子辦好的誠懇新人姿態。
仲裁員看著我，從上到下快速描了一下，不耐煩地說：“那你問對方律師同不同意。”
我眼睛忽閃忽閃看著A廠律師。對方意識到我真在看他，一臉難以置信的表情，彷彿在說，你難道要我接受對我方不利的證據嗎？
他將我的證據往外推，我只得不情願地收回，再遞給他和仲裁員一份新的代理詞。
我早就做好另一準備，如果核心證據無法提交，就把它以圖片形式巢狀進代理詞。
A廠律師壓根沒看那份代理詞，估計是胸有成竹，懶得看。
庭審繼續，就在仲裁員核實宮月的基本資訊時，書記員冷不丁插了一句：“被申請人的代理詞裡有相關事實嗎？有的話我直接抄了，節省庭審時間。”
她一說完，A廠律師也拿起代理詞翻看起來，瞪大眼睛說：“仲裁員，她這是……在作弊嗎？”
仲裁員挑眉盯著我，順手拿起代理詞，“李律師，你要是這麼交材料，我可收不了。”
“這只是對我抗辯觀點的說明，不作為證據提交。”
我努力爭取，仲裁員只是深嘆一口氣，舉起代理詞遞到我面前，再次拒絕。
我的“小手段”都失敗了，只能撤開椅子，起身拿回來代理詞。
之後的庭審，我逐一質疑對方的證據，也適時向仲裁員陳情宮月的困境：
“宮月雖有高階職稱，但那只是虛名，不能因此將競業限制範圍擴大到她這樣的普通員工身上，這分明侵犯了她的擇業權！”
“違約金設定過高，雙方權利義務相差六倍，這種霸王條款已背離了競業限制對公司應有的保護邊界！”
“影片證據來源非法，系偷拍、跟拍所得，嚴重侵犯了宮月的個人隱私，理應排除！”
“而且，影片取證地點並非僅有B廠一家。申請人的證據根本無法證明宮月入職B廠，社保記錄反而清楚顯示宮月目前仍處於無業狀態。”
說到這裡，我揮手舉起那份未被接受的證據。
仲裁員終於忍無可忍，打斷庭審，將我拉到外面的樓道。
“李律師，我聽得出來你很想為當事人爭取，但是……“話沒說完，仲裁員嘆了一口氣，足足醞釀了四五秒鐘，才壓低聲音和我說：
“但是A廠在我們這裡一年幾百件這種案子，就沒有輸的，你可以去搜搜看。”
我哭慘的策略可能打動仲裁員了，通常來講，沒有仲裁員會在案件出結果前向律師透露自己的傾向。
我趕忙給宮月打電話，刻意把話說得重了，問她要不要調解。如果調解，可以談談違約金多少，也不會在裁決書裡落下她違約的事實，以後其他公司背調，對宮月更有利。
電話裡，宮月語氣平和，“李律師，我和公司談一下給您回電話吧。”
掛掉電話，我在走廊裡來回踱步，手機螢幕一滅，就立即點亮，生怕錯過宮月的訊息。
手機鈴響起，接到的是B廠法務主管的電話，“李律師，調解的事情您可以和A廠談，我們不會替宮月付違約金的，所以您能談得越低越好。”
“什麼！宮月說是公司付呀？”
我甚至懷疑，是不是自己搞錯了什麼。
“那是她以為。”B廠法務主管頓了頓，用極為冷漠的語氣說。
“公司的人力非常專業，並沒有在和她的合同中籤這一條。”
她彷彿專門為我留了震驚的空白時間，等我反應過來才接著說：“您是專業律師，這些技巧應該很熟悉了，這是公司優秀的引進人才案例。但是您也沒有必要和她講，協議也需要您為我們保守秘密。”
“嗯，明白。”我木然地回應著。
再撥打宮月的電話，已經關機。
我回到開庭室，先穩住仲裁員，推說金額過大，當事人情緒比較激動，需要和家裡商量，就沒有再接我電話了。
繼續開庭後，我預感到仲裁可能的結果，沒了一開始的銳氣，只是一味反對。
籤筆錄時，A廠法務走出去打了電話，對方律師看到，開口對我說：
“李律師，我建議您勸當事人調解，A廠的案子都是我們律所在做，像您當事人這種，被要這麼多違約金的一隻手都數得過來，您的當事人可能是得罪過誰，再打下去對她不一定有利。”
我當律師十年，很少見對手律師會為我的當事人著想。剛才庭上那點小摩擦，讓我有點不好意思，就禮貌性地低頭說了聲謝謝。
對方律師倒不介意，拿手機掃了微信二維碼，客氣地說：“隨時歡迎您的和解方案。公司法務懷孕了，不想費力盯著這個案子，如果能調解，我可以幫忙做做工作。”
庭審結束後，我獨自開車回律所，想找宮月溝通一下，但宮月卻怎麼也聯絡不上。
回程路上，我想了好久才明白，B廠法務吃定我出於職業道德一定會保守秘密，他們直接攤牌，要我把案子往死裡拖，好為B廠正在搞的新專案爭取時間。他們的算盤是，只要宮月在這期間把專案搭建好就行。
至於之後？就沒有之後了。 一旦專案完成，宮月就沒了利用價值，隨時可以一腳踢開。B廠表面上是幫她打官司，實際上只是想全程控制案件程序，為自己的利益服務。
想到宮月對B廠那麼信任，我心裡五味雜陳。
宮月為什麼聯絡不上？肯定有人授意她要關機，人為的切斷了聯絡。
巧合的是，“把案子往死裡拖”這個訴求，宮月也和我提過，她也想案子儘量進行的慢一些，如果勞動仲裁的結果不好，那就繼續走一審、二審。
她的心思是，只要A廠現在的領導還在，她就沒機會去談調解方案。離職後，前同事隱約向她透露了些事。
據說，前領導當時處於晉升關鍵期。可她負責的板塊遲遲沒出成績，錯過了最佳曝光期。領導因此沒能晉升，很可能把氣撒到了宮月身上。
宮月寄希望於時間拖得夠久，久到A廠的人事發生變化，換個領導沒準能更好談。
那一刻，我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懷疑。B廠和宮月的訴求竟如此默契，而我費心做的，卻似乎不被他們領情。看起來這是一個只有我費力往前衝，其他人都想往後縮的案子。
我感覺到自己的無力，只能不停打電話給仲裁員，希望她能施壓對方，降低賠償金額。
午休後，仲裁員分別給我和對方律師打了電話。對方律師甚至已經安撫好A廠法務，為宮月爭取到談判機會。
“李律師，我能做的就是把補償金算到稅後，違約金得讓當事人親自去公司道歉才行。”
仲裁員再次破例給我透了底。
我替宮月連連道謝，隨即把仲裁員主持下的調解意向發給宮月。
“收到，我和公司確認一下。”
宮月很快回復，看來B廠法務只是要求她在庭審期間關機。
但是在那以後，宮月始終沒有回覆我調解方案。仲裁員幾次來電，我都替她在哭窮。
直到上週，也就是仲裁期限的最後一週，仲裁員才打來電話，讓我親自去領裁決書。
回到仲裁庭，我領過裁決書，翻到最後一頁看了眼金額，感覺好像比想象中少了一些，趕忙翻回第一頁檢視A廠的訴求。
足足少了15萬！
這個結果是我沒有想到的，我坐到一旁仔細讀了起來，裡面有句話，讓我很扎心。
“在A廠對此不認可的情況下，宮月未提交證據予以證明，故本委不予採信。”
《裁決書》里根本沒提證據是因為超期才沒被接收，反而直接寫成了宮月沒有提交任何證據，作為宮月的律師，這句話，就像是在打我的臉。
算了。雖然《裁決書》避而不談我的付出，宮月也無從得知我為她爭取了什麼，但至少仲裁員最後那句“酌定”，替她減免了15萬的違約金。
這就是我作為她的律師，所能盡的最大努力了。
即便如此，餘下的賠償金對一個普通家庭而言，仍然是非常巨大的一筆。
宮月本來還欠著幾百萬房貸，生活壓力已經壓得她喘不過氣來，現在又多出幾十萬的違約金，這可能真的會摧毀這個過去一直堅強的姑娘。
回到律所，我掃描裁決書，發給宮月和B廠法務群，詢問他們關於起訴的意見。
宮月還是兩個字，“收到。”
手機鈴響起，是仲裁員的電話，“李律師，你問一下起訴還是調解？”
“調解？”我無法相信我耳朵裡聽到的詞，裁決書白紙黑字判了輸贏，還有得調嗎？
“對方律師和公司彙報了，如果你們不起訴，趕緊和公司調解。”
仲裁員見我沒接話，反而疑惑地又補了句解釋。
我明白了。勞動仲裁只是訴訟的前置程式，如果對結論不滿意，後續還能打官司。有些公司為了早點結案、省麻煩或省律師費，也樂意給員工適當讓步，趁早和解。
“還有機會嗎？”我聲調都提高了八度，“我馬上問宮月。”
“你怎麼還沒問她呀，這麼多錢……”
每一次應該衝著宮月的批評都衝著我來，我倒是也習慣了。
就像是好了傷疤忘了疼一樣，我又給宮月打去了電話，語氣難掩激動地勸她調解。
宮月還是那樣淡淡的，“我想想，和公司商量一下。”
這個傻姑娘，直到現在還以為公司會像當初口頭承諾那樣，為她支付這筆違約金。
我掛掉電話，立刻給師妹撥過去，問：“你們這兒，是不是有些事兒沒‘對齊顆粒度’啊？”
小師妹一聽，秒懂我想問啥，立刻給我上起一課，那派頭，活脫脫一個大廠人。
在他們這裡，人力部門早早就盯上了同行那些還沒辭職或者剛辭職的人才，發動獵頭，咔咔地把人給挖過來。
挖來了以後，變著法子地幫公司省錢，想辦法控制薪水，哄著員工高興，代付競業違約金這種事兒，只要能略過去，就一定會想辦法略過去。
一旦出了競業問題，就輪到法務部門出馬，直接判斷員工價值，價值不高的，直接按照耗材計算，和印表機邊上作廢的紙張沒有什麼兩樣。
“師姐，我入職培訓的時候，我們人力總可是親自給我們講過這課！當時宮月的合同，是被拿來當經典案例分享的！口頭暗示解決違約金，是沒有法律效應的！”
小師妹說這話的時候，顯得很有底氣。
沒辦法，在其位，謀其政。我以前做企業法律顧問的時候，也老被問到各種騷操作：怎麼才能把懷孕的員工辭退還不給賠償？怎麼才能不花錢把老員工最佳化？
諸如此類的諮詢，簡直是家常便飯。
只不過，現在我的屁股，坐到宮月這邊來了。
掛掉宮月的電話，我心裡就一個念頭：這網際網路大廠的“網”，根本不是什麼抽象的東西。它就是大廠的領導，還有那些獵頭、法務、人力部門，大家你一針我一線共同織出來的，一張圍獵宮月的，看不見的巨網。
看完這個故事，我想起之前一些人喜歡在社交媒體上曬網際網路大廠工牌、曬大廠周邊的事情。
那是一種骨子裡的驕傲。
李不疑也說，能在宮月身上看到網際網路大廠對她的影響，她會在講話時候不自覺地說到業務賦能、打法閉環、對齊顆粒度等等一些李不疑聽不太懂，但在網際網路行業中很流行的“黑話”。
曾經，成為大廠一分子，是讓人挺開心的事。這是好多普通人，包括宮月在內，默默奮鬥的動力。可是現在呢？
我時常在社交媒體上看到這樣的帖子：如何能夠讓孕婦主動辭職而不給賠償，如何清除成本高的老員工，這樣的故事每個白天每個黑夜都在交替發生。
對於宮月本人來說，五十多萬的賠償，不只是一個數字，更是壓在個體身上的一座山。這個被捲入糾紛漩渦的當事人，在兩個大廠的博弈中，她掙扎求生，試圖抓住一絲轉機，卻發現自己陷入了更深的羅網。
在這個時代，有許許多多宮月，我不想對他們的選擇給出什麼評價，只願這世界能對他們好一點，哪怕就那麼一點。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編輯：月半、迪恩
插圖：魚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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