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羅曉蘭
編輯 | 毛翊君
兩隻狗的“標準”
村裡一隻狗被毒死了。
狗主人做水產生意，凌晨出門幹活，狗就跟著叫。鄰居們睡不好，去提醒他，但說不過，也打不過，狗就遭了殃。狗主人懷疑，是旁邊開工程車的那戶人乾的，因為見過對方拿鐵鍬追他的狗。
報復開始了。這戶鄰居家挨著公共停車場，狗主人把水產車上的氧氣泵整夜開著，吵得鄰居幾天沒怎麼睡。雙方互不退讓，事情到了村委副書記劉磊那裡。按法律，狗主人可以報警，調監控，取證。劉磊回寧波該村之前，當過輔警，對這些再熟悉不過，知道還可以解剖狗屍體，查出更多線索。
雙方都四五十歲，劉磊喊他們“阿哥”。狗主人在菜場做生意，以前坐過牢，村民有些畏懼。劉磊去之前想著，對方死了狗，心情不好可以理解，反正好好說。
“你這麼靈，分貝控制得剛剛好，怎麼做到的？”他先跟狗主人套近乎。鄰居報警後，民警檢測氧氣泵分貝達不到噪音標準，除了那戶鄰居，周圍人幾乎不受影響。聽這阿哥“吹”自己認識派出所的誰誰誰，劉磊趕緊說，自己也跟對方熟。然後開始勸：你也沒看到對方下毒，萬一冤枉人家，人家可以告你。狗主人找了個條件：再讓我開3天氧氣泵，消消氣。劉磊同意了。
但開工程車的阿哥那頭行不通——要這樣我就拉石頭堵停車場的路。這個阿哥也脾氣衝，以前鬧矛盾推掉了別人家的圍牆，對方喊來兄弟打架，他打破了對方耳膜，自己斷了三根肋骨。
劉磊讀高中後就離開村莊，後來在外工作10年，這次才瞭解到，狗主人做生意得罪過不少人，以前因為狗的事，周圍鄰居就有意見。劉磊也懷疑鄰居不清白，下毒者可能有好幾家。
他提醒開工程車的阿哥，表明自己有刑偵手段，花兩萬塊解剖狗的遺體，去找賣農藥的追溯，就能清楚。嚴格按法律條文的話，如果行為人向私人場所他人所有的犬隻投毒，在犬隻價值較高的情況下，涉嫌故意毀壞財物罪；如果在住宅小區公共區域、公園等公共場所投放對犬類具有毒害性的物質，情節嚴重的，涉嫌投放危險物質罪。
他先和開工程車的阿哥說法律後果：你要是堵了路，派出所來人了就算我不說是你做的，但那麼多監控能看到，要關你幾天，還要罰錢。再用上關係攻略，“你一下把這裡停車的幾十戶人家得罪了，你女兒馬上要結婚了。”
其實，劉磊只知道這家有個女兒剛讀大學。不過從長遠的人情關係考慮，“以後女兒要辦婚禮沒人幫忙，女婿怎麼想你家？何況你為什麼拿鐵鍬追人家的狗，萬一打到不就拍死了？”阿哥聽了，只能再忍幾天。
像劉磊這類“法律明白人”的角色，目前有不少是由村幹部兼任。南方週末刊文介紹，以福建為例，在村一級的人員配置上，除村委幹部外，有普法志願者、村居法官、法律顧問和調解能手，這些人員承擔了宣講法律政策和調解糾紛的功能。熱心普法、調解，且具有一定法律素養的“法律明白人”，更有利於基層矛盾糾紛的及時化解。
對於這個身份，南陽師範學院法學院講師、中國法治現代化研究院特邀研究員李丹解釋，“法律明白人”首先得是明白人，熟悉鄉村正義和鄉村生活的基本邏輯，知曉鄉村日常糾紛最相關的法律——比如《民法典》，李丹曾在湖北一個“法律明白人”的辦公桌上，看到它被翻得卷邊。他主動向李丹自我介紹，還展示了相關證書。
至於他們的調解技巧，李丹按先後順序，總結出四個字：情—理—利—法。先打感情牌，再講道理，最後搬出他關切的問題。法律是後盾，不照搬法條，轉譯成百姓更容易懂的語言。至於要運用鄉土邏輯，還是走法律程式，李丹說，“百姓最不教條，符合我的利益、對我有利的，就會接受”。
●資料圖。源自東方IC
為何狗主人、劉磊不死磕真相，下毒者也只敢暗暗報復，李丹在當地調研後分析，村莊是熟人社會，要“面向未來”。調解藝術的核心在於保持相對模糊，不能明牌，給彼此留點面子，下得來臺，又把心裡的疙瘩解開了，才符合“長期互動的生活預期”。
後來，狗主人的第二隻狗也被毒死了。狗主人再次懷疑開工程車的鄰居，在停車場吵起來，給人迎面潑了水。接到電話，劉磊再次趕來。後來，他在村裡公開普法，專挑幾戶“嫌疑人”在場時大聲講：下毒搞不好要判個10年20年，毒死人的話你去坐牢，你的孩子將來考公、政審都過不了——下一代的未來是大家最關心的。
最終狗主人不願道歉，也沒深究——劉磊說，一隻死掉的土狗，還是不花錢弄來的，農村人不會花兩萬塊去解剖。
做生意得養“汪汪”，諧音“旺”。今年，狗主人養了第三隻狗，晚上放出門，被戳了一刀。兩家又鬧起來。前兩次事件後，劉磊專門把停車場的攝像頭調轉方向，正對著那個工程車鄰居家。
但監控顯示鄰居當晚沒出門。劉磊坦言，萬一真的是那鄰居做的，也會說攝像頭壞掉了——村裡都要講人情，事情壓下來，別人也會記得你的好，“如果矛盾激化，都是大老粗，事情捅出去了，還會引起家族火拼。”
不幸的是，狗送去外面的寵物醫院縫合傷口，店員打麻醉劑沒控制好量，狗沒救回來。出了村子，事情就不一樣了。醫院不肯賠錢，劉磊讓狗主人報案，最後寵物醫院賠了3000塊。
經過幾次“狗”事件，劉磊自認為積累了人脈。村裡要評比環境衛生，工程車那家看到有人偷公共場所的花，清潔工作不到位，還會給他提供線索。“像自己的合作伙伴一樣。”
狗主人那邊，上面發了東西，劉磊會親自送上門；對方也不時來找他喝茶。有次外村人和本村人發生爭吵，茶杯被摔壞，找到村委，狗主人擋在前面，用的是劉磊當時的話術：到派出所報個案，你們都要被抓走。外村人被唬住，事情就這麼解決了。
融入鄉土關係網
作為“晚輩”，34歲的劉磊從“人民調解員”到現在的“法律明白人”，懂得要想服人，得立威。
5年前，他剛回村任職，就碰到了刺頭。村裡有個原局長貪腐後出獄回來，以前佔地，蓋起比別人高的樓，現在要將圍牆加高成5米，再蓋棚。隔壁的年輕村民被擋光，找到劉磊去勸阻，原局長不搭理。李丹在該村調研時，也瞭解到這個案例，兩家人從父輩就因此積怨。
劉磊只能一邊上報給鎮政府，一邊讓村民給城管打電話舉報。在他的記憶中，城管來了，下達停工通知書，但原局長繼續弄——他在鎮上有關係，讓鎮領導聯絡年輕村民的老丈人，從中幫忙說情。
劉磊直接去現場跟他大吵——你想怎麼弄就怎麼弄，（要是）腦子有的了，就別帶著鎮裡的領導，領導都要給你害死。原局長也罵他沒帶腦子，多管閒事。要不是城管拉著，劉磊說，兩人都要幹起來了。他當時想，要等對方先動手，自己年紀輕，打回去也不吃虧。
那裡挨著老年活動室，二三十個老人出來圍觀，什麼都不做，就看熱鬧，劉磊有意要吵給他們聽。事後在村裡碰到老人，幾個老黨員也來村委瞭解原委，劉磊一一解釋，這是新政策，蓋房要找四鄰簽字，這些老人又幫忙宣傳出去。劉磊吵這一架，是讓大家看出來他是有原則的，即使對方有權勢也不怕。
架似乎吵贏了，原局長來找劉磊說好話，說自己坐了20年牢，情緒容易激動。劉磊的態度也柔和下來，上來就叫“阿叔”，說我也是為了工作，吵過就算了。“阿叔”卻話鋒一轉，還是要繼續施工，牆和棚子都要保留。
“你鄰居態度很強硬的，兩個都要拆，我幫你去說說，給你保留個棚。”劉磊最後這麼說。其實隔壁年輕人只要求拆牆，棚可以保留。這成了最終的結果。“農村弄房子你高一點我高一點，吵架很多，不把這個事吵掉，以後我都沒有話語權。”
村裡1000多人，劉磊記得，每月至少要處理二三十件大小糾紛。他對誰都喊阿叔、阿伯、阿哥，開展工作時也得注意話術，軟硬兼施。夏天時，有個70歲阿伯嫌隔壁的空調外掛機對著直吹，熱得去鬧，說不通，一榔頭敲掉了河邊的公共洗衣板、衣架——不讓鄰居用。
鄰居報警後，阿伯很淡定，錢沒有，你們把我抓走。民警和劉磊提前商量好了演戲，民警迅速給阿伯上了警用約束帶，劉磊下一秒來救場：“等一下，我再給阿伯說一下。”戲演完，阿伯賠了100塊，劉磊出面換了外掛機位置。
按幾個“法律明白人”的講述，他們調解的都是民事糾紛，且常和派出所合作。開展工作時，他們都有個共同點——柔性。在學者李丹看來，上來就講法律，容易被認為拿權威壓人，感情牌才是最好打的：你是我的長輩，我是來幫忙的。彼此沾親帶故，更能好好講。
依據2021年11月司法部、民政部等部門印發的《鄉村“法律明白人”培養工作規範》，這個職務可透過村民自薦或者村“兩委”推薦、考核來遴選，一般優先村幹部、人民調解員、駐村輔警、網格員、村民小組長、“五老人員”（老幹部、老戰士、老專家、老教師、老模範）。
為何法律明白人常由村幹部兼任，李丹介紹，他們處理日常工作和調解民間糾紛不衝突。此外，現在村幹部年輕化，更需要藉助法律辦事。
李丹常年在各地調研，關注基層矛盾調解，總結出鄉村矛盾高發有四點：土地（宅基地和承包地），鄰里（出行、噪音等），民間借貸以及婚姻糾紛。他發現，傳統鄉土中國的鄉紳已經消失，鄉賢、長老等民間權威也大大弱化，但另一方面，宗族或家族的力量仍然存在。
今年暑假，他在廣東潮汕地區調研，有幹部告訴他：“選舉期間，村裡的狗都能叫得累死”，因為宗族內串聯、拉票，頻繁走動。同一個社群，書記職位在兩個強宗大族之間輪流坐莊，為了相互制衡，副書記通常來自另一個宗族。
在廣東潮州，每個糾紛都牽扯到宗族勢力，當村幹部首先就得來自大姓。當地一個法律明白人陳鵬富本身是副書記，他此前擔任治安主任，今年53歲，在家族裡有一定輩份。社群近萬人，90%跟他一個姓。
●潮州某漁村。講述者供圖
法律與“合縱連橫”之間
南方週末報道，二十多年前，就有地方探索培養“法律明白人”，以期改變當地的鄉村社會治理格局，但主要是上大課、廣播喇叭、貼標語等宣傳形式。近幾年，他們更注重走入普通群眾的體驗，達到了一定效果——在江西撫州，2015-2019年，法律諮詢量同比增長54%，公共法律服務案件數同比增長 67%；2024年1-8月，福建龍巖市各級各類人民調解組織共調處矛盾糾紛28141件，調解成功28100件。
河南社旗縣曹灣村的李顯華當上“法律明白人”後，自學法律，每天中午守著電視看央視的《今日說法》，晚上看其他普法和百姓調解節目。學習效果體現在處理糾紛時。前不久，村裡兩個上小學的孩子被姥姥扔在了家裡，無人看管一週——年輕爸媽南下廣東打工，爺爺奶奶去世了，委託姥姥幫忙照顧，因為瑣事兩代人發生爭吵，姥姥一走了之。
李顯華先打電話給氣走老人的孩子爸爸，告訴他這是“遺棄罪”，對方一聽害怕了：“犯法不？”——“犯法，你們再不安排人管，我通知派出所給你立案。”對方趕緊給老人道歉，勸她回了家。
但現實中，仍有一些事情難以透過法律手段調解。李丹在河南村莊調研時，得知有個老頭續絃後去世了，老伴的親兒子不孝順，將這個養老包袱甩給了老頭的子女。後者沒找現任村幹部，而是求助了本村一個有威望的老人。
在葬禮之後，老人安排人給後媽的子女唱白臉：你媽在這裡，子女很孝順也沒虐待，現在他們不在家照顧不了，條件也一般，你們是不是可以領回去？另一方面，老頭的兒子兒媳唱紅臉，哭鬧沒錢。最後，老人站出來主持公道，讓這家人給後媽幾千塊的紅包，說以後還能走動。把問題暴露出來，有威望者軟硬兼施，“公道”才能順勢出場。
在潮汕地區，也有兩個單姓氏村莊因爭搶遊神路線大打出手，鎮政府也是請本地望族協助調停。李丹訪談得知，上世紀80-90年代，村民遇有糾紛會找家族長輩或村幹部解決問題，村民打架主要靠宗族力量進行內部調停。調停無果時，雙方用拳頭私了，要到遠離祠堂的村外、海邊去打架。按當地人的說法，同姓相殘有辱祖宗，所以要出村解決。
小姓氏在當地生存，要“合縱連橫”，李丹介紹。“合縱”指民俗活動上幾個小姓湊人氣。當地兩個大姓分別在正月初五、初八遊神，輪到小姓氏是初十了，場面本就不行，小姓氏間更要聯合。“連橫”是表面上誰都不得罪，暗地裡投靠大姓的某個家族。但兩個大姓間要是對峙起來，小姓原則上不捲入，因為誰都得罪不起。
●潮州某海鮮批發市場。講述者供圖
不過，宗族、長老、村幹部等權威普遍在減弱，李丹在調研時明顯感覺到，人口老齡化，市場經濟令威權減弱，全民刷短影片提高法律意識、“法律明白人”的工作等，都是其影響因素。
李丹認為，法律反倒又成為這些權威的武器，尤其是兼任法律明白人的村幹部。村民鬧矛盾後，村幹部按《民法典》給出法律意見，村民去諮詢律師後發現與村幹部的說法一致，其實反向強化了他們在老百姓心目中的權威。
他在湖北恩施調研時，有村小組長為了宅基地跟親姐產生矛盾，兩家挨著住，但十幾年不往來，也阻攔後代的交往。兩家之間的地界不清，當年寫的是從“路到豬圈邊”，多年過去，豬圈早已拆除，路成了兩條。村裡、司法所調解都沒用，最後逐級打官司到州中級法院。
但離婚糾紛一直是令人頭疼的問題。在河南的曹灣村，常有老人找上門，請“法律明白人”李顯華幫忙勸兒媳別離婚。離婚率越來越高了，李顯華感覺到，男女出去打工後有其他想法，就要離婚。女性提離婚的比例更高，但即使是男方被戴了綠帽，也不願離。當地彩禮二三十萬，男性覺得結婚成本太高。
大多數人不用走法律程式，李顯華介紹，女方為了方便二婚多數不帶走孩子，男方想留下自家的後代。也不存在財產分割，孩子都生了，按習俗不會退還彩禮。
每個村子幾乎都有十幾個離異的——李丹在重慶調研時，看到離婚案件的數量在鄉鎮法庭排第二，僅次於民間借貸。李丹說，四五十歲的農村夫婦離婚率也在增高，有時基層幹部還會派出離異男性去開導男方，講明單身的種種好處。
這些不是“法律明白人”能明白的問題。幾個村幹部坦言，有時調解糾紛得在下班後，基層公務繁雜，時間消失在各種表格、檢查裡。潮州的陳鵬富說，社群近萬人，只有22個工作人員，一個指令就要開會、幹活，“這件事還沒搞完，又有另外一件事”。
（應講述者要求，文中劉磊、陳鵬富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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